史学的世纪回望

历史学在十九世纪末所面临的位置，带有一种近乎悖论的张力：它越是接近自身的目标（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就越是清晰地暴露出"科学"这一身份内部尚未弥合的裂缝。十九世纪被后世称为史学的"世纪"并非偶然，从1789年到1914年的大约一个半世纪里，几乎所有后来被纳入"现代史学"范畴的制度遗产、研究方法和认知理想都在这一时期成型。普鲁士历史学派确立的研究规范、实证主义阵营对自然科学的效仿、史料批判方法（Quellenkritik）所形成的技术体系、以及大学体制对历史学职业化的吸纳，都为二十世纪的史学搭建了一座看上去相当坚固的舞台。然而，正当这座舞台接近完工之际，一些与其奠基逻辑并不完全合拍的批评之声已经从外部、从内部、从边缘、从中心同时升起。这些声音日积月累，最终在二十世纪中后叶汇成了一场持续影响至今的范式反思。

本章回望的不是十九世纪史学本身的成就，而是它在迈入二十世纪时所携带的"行李"与"伤口"。换言之，本章关心的问题是：史学带着什么样的自信与什么样的隐忧，跨过了1900年的门槛？这一问题构成了本书全部讨论的起点坐标。

十九世纪职业化史学的形成：大学教席、方法论与"客观性"的承诺

十八世纪后期的历史学，仍然是一种由教士、文人、退休官员共同承担的智识事业。撰写历史的并不一定受过专门训练，研究者与读者的界限模糊，作品的体例也游移于编年、批判、论辩与文学叙述之间。这种格局在十九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变的关键变量是大学，而改变的核心阵地是德国。

1820年代开始，普鲁士大学陆续设立专门的历史教席。大学在这一改革中并非简单地提供了一个新机构，而是引入了一套关于"史学究竟应当如何被做"的新规训。年轻的历史学生不再以撰写一卷关于某位君主的散文式传记为业，而是要在研讨班中接受原始档案的辨识训练，学会区分一手史料与二手史料，掌握辨别真伪、判断来源、追溯流传的方法。这一规训过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819年由冯·施泰因男爵主导创立的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这一工程的目的，是把散佚各处的中世纪原始文献按照严格的版本学方法整理出版。从制度层面看，它的意义远超过一个文献工程，它首次把"史料"从神学与法律学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确立了一种专业化的技术对象。

职业化进程并非线性推进。一个常被提及的转折点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代职任教。1825年，兰克在柏林大学的就职报告题目是《论近世历史学的诸种新特征》，正文中那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著名断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构成了如实直书这一口号的经典表述。兰克本人对这句话的含义有过多次修正，但作为一种标志性符号，它确实为整个职业化进程提供了最易传播的认知承诺：历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不是因为它套用了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是因为它采取了严格的史料批判法，并在此基础上克制地呈现"实际发生过的事"。

这种承诺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产生了三重效果。第一，大学教席的设立与研讨班训练使历史研究脱离了文学沙龙；第二，档案馆-大学-学术期刊三位一体的研究网络形成，使史料批判具备了可重复、可检验的技术基础；第三，专业化的职业伦理（即研究者首先对史料负责、其次对同行负责、最后才对一般读者负责）逐步建立起来。1859年创刊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以及同期英、法等国陆续出现的类似期刊，是这一进程在传播层面的标志。

法国与英国的职业化进程并非德国模式的简单翻版。法国的史学职业化更多地嵌入在公共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中，代表性事件是1880年代以来在各省设立的大学科学院与档案馆网络的系统性整合。英国的史学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保留着业余爱好者与教会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在19世纪末由牛津、剑桥改革派的努力部分地得到了修正。即使在这些差异显著的国家，"客观性"作为一个评价标准也已经普遍确立。所谓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绝对中立"（这一点兰克与同时代的德国学者都很清楚，价值判断在历史研究中无法也不应完全避免），它特指研究者应当能够让史料本身说话，研究者的主观偏好不应被不加检验地代入历史叙述。

兰克学派遗产的内部分化：史料批判与历史解释的张力

兰克本人的著述风格在十九世纪中叶发生了多次转变。早期作品如《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824）以恢宏的叙事为主，中期转向专题化的政治史与外交史，后期则更倾向于文化史与"世界史"的综合叙事。但作为范式的来源，他的核心遗产并不在于任何一部具体的著作，而在于他对历史方法所提出的那种带有逻辑约束力的主张：研究者在进入叙事之前，必须先经历一道严格的史料批判手续；只有通过批判手续的史料，才构成可叙述的事实。

这种主张对后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确实为历史学提供了其他学科所不具有的严格性，任何一段叙述都必须能够回溯到一组被识别的史料，这一原则至今仍是职业史学家的基本职业伦理。另一方面，这种主张也在理论上埋藏了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史料批判所保证的是"事实陈述的可靠性"，但它并不能保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同样可靠。换言之，研究者可以确立"某份敕令写于1111年"，但要论证"这份敕令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神圣罗马帝国早期的政治意图"，则已经超出史料批判本身的工作范围。

这种内部张力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陆续发展。普鲁士历史学派内部就研究范围问题产生过实质性争论：黑格尔主义者如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倾向于将历史纳入一种思辨体系，普鲁士学派主流则坚守经验性的史料工作，两派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史的一条主要线索。在法国，实证主义传统（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在史学领域的追随者，如查理·瑟诺博斯）则试图用一套来自自然科学的归纳法来重塑史学的程序。"史料批判法"与"实证归纳法"在方法论细节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在对"客观性"的承诺上却高度一致。

这种一致并非巧合。它来自一种更为深层的、带有时代共识特征的信念：现代学术的合法性来自对经验材料的尊重，而对经验材料的尊重又来自对社会启蒙的信任。兰克的"如实直书"在十九世纪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并不仅仅因为它出自一位成功的历史学者，更因为它能够与当时形成的关于"科学""客观""进步"等概念群构成一个语义上的整体。一旦这一语义整体在二十世纪初被重新审视，兰克传统自身也将无法独善其身。

世纪之交的裂痕：历史主义、狄尔泰与尼采的挑战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三个来源不同的批评声音几乎同时出现，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削弱着兰克传统的不疑之处。

第一种声音来自历史主义这一概念自身的内部悖论。所谓历史主义，简言之，是指历史学家应当把自己所研究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信念都放到它自己的语境中去理解。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克罗茨等人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过类似的原则。问题是：当历史主义被贯彻到底时，它会导向一种看起来难以维持的相对主义，既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一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进步"？这一悖论在德国哲学家恩斯特·特罗尔奇那里得到了系统的处理。特罗尔奇在《历史主义及其问题》（1922）中明确指出，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在抗拒自然主义的同时，已经把自身推入了一种文化的困境：它在方法论上成功了，却在价值问题上失去了方向。

第二种声音来自"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方法论反思。威廉·狄尔泰在1883年出版的《精神科学导论》中，系统地区分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结构。狄尔泰承认历史学在方法上有其特殊性，但他并不因此就支持一种彻底的反实证主义立场。他所主张的是：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亦即人及其历史性的存在，具有一种"内在经验"的维度，这种维度不能被还原为自然科学的因果说明。狄尔泰的弟子、新康德主义学者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和威廉·文德尔班进一步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立场：历史学之所以与自然科学不同，不是因为方法粗糙，而是因为它所处理的是与价值相关联的具体文化现象。

第三种声音来自一位完全不在学院体系内部的批评者弗里德里希·尼采。1874年，他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对历史学的过度专业化提出了可能是十九世纪最尖锐的诘问。尼采并不否认史料工作在技术层面的合法性，他反对的是把历史学变成一种无目的的知识积累。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不断地为过去招魂，而不能从过去中抽取出一种能够塑造当下生活的意义，那么这种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创造"而言就是有害的。尼采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的史学反思中不断被重新提起，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历史学的工具化"问题给出了极为有力的诊断。

这三种声音的合力，在二十世纪初逐渐演变为一场广泛而持久的"历史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在不同的国度和学科分支中有着不同的名字：德国史学称之为方法论之争，法国年鉴学派的早期代表则称之为"史学科学的革命"，英美世界更多地把它纳入"史学的科学地位"的讨论框架。但无论名称如何不同，它们共同指向的核心问题是：十九世纪所形成的那套"客观性话语"是否还能完整地解释二十世纪的历史研究。

范式遗产与世纪焦虑的交织：1900年前后的史学地形

为使上述讨论的总体地形更直观，下图以双层结构呈现1900年前后史学领域的张力关系：

```mermaid flowchart TD A["十九世纪史学遗产"] --> A1["兰克学派<br/>如实直书"] A --> A2["实证主义传统<br/>孔德-瑟诺博斯"] A --> A3["史料批判法<br/>Monumenta Germaniae"] B["世纪之交挑战"] --> B1["历史主义危机<br/>特罗尔奇-相对主义"] B --> B2["狄尔泰反思<br/>精神科学"] B --> B3["尼采批判<br/>生活的视角"] C["1900 史学门槛<br/>遗产与隐忧并存"] --> A C --> B ```

上层的"遗产"与下层的"挑战"在世纪之交同时存在，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二十世纪史学反思的直接出发点。这一张力并非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而是同一学术传统内部不同承诺之间所产生的不协调。它既要求历史学严格立足于经验材料，又要求它对人的存在具有解释力；既要求它保持一种去价值化的客观外观，又要求它在民族、政治、文化的现实议题中承担必要的判断责任。要消解这一张力，仅靠方法论的修补是不够的，十九世纪形成的整套学术想象，都将在二十世纪被重新审视。

伊格尔斯的视角：从德国流亡到北美的跨文化审视

本书的核心立场，来自一种带有跨文化经验的史学观察。本节将简要交代这一立场的来源。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2017）是德裔美国历史学家，1926年生于汉堡。他的早期教育在汉堡完成，后因纳粹政权的压迫，于1938年随家人流亡美国。伊格尔斯在纽约州的弗洛伊德赫姆学院初学文学和历史，后在路易斯安那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接受系统的史学训练。这一经历使他对德国传统与北美传统同时具有"内部人"的认识与"外部观察者"的可能，这一双重身份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发挥着持续作用。

伊格尔斯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主要从事德意志帝国时期思想史的研究。他完成的博士论文以及后续若干著作，主要讨论的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文化与世界观，这与后来他在史学史上的主要成就显然不同。从1960年代开始，伊格尔斯系统地转向史学史与方法论的领域，并在这一方向上逐步确立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伊格尔斯在史学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与H.T.帕克合编的《国际历史科学手册》，以及他在1975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德国遗产》（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后者是本书将要反复回到的核心理论文本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内部矛盾进行了系统的重构：他对兰克传统保持了高度的尊重，但他同样明确指出，这种传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西斯主义危机中所暴露的缺陷，亦即它在面对政治权力时缺乏必要的价值判断能力，是此后史学反思的一个重要源头。

这种带有跨文化经验、具有思想史和方法论双重训练、并能对德意志历史主义传统进行内部反省的视角，是本书立场的根本来源。读者在本书中读到的每一个判断、每一次材料选择，都将以伊格尔斯式的史学史研究方法作为底色。但本书并不仅仅是对伊格尔斯的转述。本书试图将他所开启的问题进一步向前推进，包括把二十世纪史学的种种转型放置到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中：职业化进程的全球化、科学化的技术转向、文化转向的兴起、当代叙事的回归，以及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冲突与借鉴。

本书的解读路线图：十五章的问题序列

在进入对二十世纪史学的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本书的整体结构与阅读路径做一个交代。本书共包含十五章，按主题可大致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第一章至第三章）属于"起点坐标"。本章节处于第一层次的开端，已就十九世纪的史学遗产与世纪之交的危机给出一个概观。接下来的两章将分别讨论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内部张力，以及同一时期社会科学对史学的渗透。这三章共同构成了一个"出发前的地形图"。

第二个层次（第四章至第六章）属于"范式转型"。这一部分将分别讨论年鉴学派的崛起、社会史的兴起与计量化转型、以及文化转向。这三章构成全书的重心。

第三个层次（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属于"跨地域的拓展"。这一部分将分别讨论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史学的本土路径、北欧与英国的经验、德国史学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及亚洲地区（日本、中国、印度）的史学现代转型。

第四个层次（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属于"反思与展望"。这一部分将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史学处境、后殖民史学与多元现代性、当代叙事的回归与新史料技术的挑战，以及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对二十一世纪史学可能走向的若干判断。

本书的每个章节都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每个问题都会明确指出该问题在既有史学史脉络中的位置，并提出一种可证伪的处理方式。如果本书的某些论点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读者应当能够从论证过程本身清楚地看到错误产生的位置，而不是只能从结论出发去猜测。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的核心理问：史学带着什么样的自信与什么样的隐忧跨过了1900年的门槛？自信来自它的制度化成果：大学教席、研讨班、史料批判法、客观性承诺、跨欧洲的职业网络。隐忧则来自它内部尚未弥合的若干矛盾：客观性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史料批判与历史解释的分离、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范式分歧、以及历史主义自身所蕴含的相对主义阴影。

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曾在二十世纪中叶留下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人的科学是人性的科学。"从表面上看，这句话带有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色彩，似乎与十九世纪专业史学的客观主义并无直接关系。但费弗尔写下这句话时，正在向德国古典历史主义发起他那场影响深远的反对。这句话的实质，是把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牢牢地锁在"人"的位置上，而非"史料"或"方法"的位置上。这一立场构成了本书贯穿始终的思想路标。

这些隐忧在二十世纪并不必然走向毁灭性结局。它们可能转化为更细致的反思，像狄尔泰所做的那样；也可能转化为对历史学更彻底的否定，像尼采所做的那样；还可能转化为新的研究范式，像年鉴学派所做的那样。第二章将聚焦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内部这一具体的张力。在兰克遗产所产生的所有反思中，"如实直书"既是出发点，也是二十世纪史学争议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