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汤显祖
第 1 章:走进汤显祖
一个剧作家的文字,能跨越四百年继续被阅读、被演出、被讨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汤显祖(1550—1616)就是这样一位剧作家——他在明代万历年间写下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合称"临川四梦"),至今仍在中国乃至世界戏剧舞台上反复上演,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观众。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这位四百多年前的临川才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时代如何塑造了他,使他能够写出《牡丹亭》这样一部关于"情"的伟大作品?本章结束时,读者将能够独立绘制一张汤显祖生平时间轴,并尝试用简练的语言向他人介绍这位剧作家。
第一节:临川才子的一生轨迹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晚年自署"茧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他出生于江西临川城内(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汤尚贤是一位重视儒学的读书人,母亲吴氏出身当地望族。汤家虽非显赫的官宦世家,却世代以读书为业,家中藏书相当丰富。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汤显祖,五岁即能对句吟诗,十二岁已经能够写作较长的文章,其早慧的程度在乡里颇有声名。
要理解汤显祖的人生道路,必须先理解明代读书人的上升通道——科举制度。科举是朝廷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通过乡试者称"举人",通过会试和殿试者称"进士"。中举意味着取得了参加京城会试的资格,中进士则意味着获得了进入官僚体系的正式资格。这条道路是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汤显祖从小便在父亲的指导下研习儒家经典,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隆庆四年(1570年),二十一岁的汤显祖在江西乡试中考中举人,取得参加京城会试的资格。中举是人生一大喜事,按照惯例,举人通常在三到五年内能够通过会试、殿试,成为进士。然而,汤显祖的进士之路却异常曲折,这一曲折与当时政坛的一场风暴直接相关。
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权倾一时,正在为自己的儿子张嗣修铺设仕途。据明代文献记载,张居正曾示意汤显祖依附于其门下,许诺让他在会试中高中。汤显祖不愿以依附权贵换取功名,婉拒了张居正的拉拢。万历四年(1576年)和万历五年(1577年),他两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病逝、朝政格局发生变化后,汤显祖才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会试中考中进士,此时他已经三十四岁。从二十一岁中举到三十四岁中进士,他等待了整整十二年。这段漫长的等待,使他对科场与官场的运作方式有了清醒的认识。
中进士之后,汤显祖并未立刻获得显赫的职位,而是被安排到南京担任太常寺博士。太常寺负责朝廷祭祀礼仪,太常寺博士是一个品级不高、事务不多的官职,主要从事文书工作。对于胸怀抱负的汤显祖而言,这显然不是理想的起点。但正是在南京的几年间,他有机会接触到江南地区丰富的戏曲演出和文学活动,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日后从事戏剧创作奠定了基础。他在南京期间写下了《紫钗记》的初稿,并与晚明思想家李贽有过间接的思想接触。
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的人生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他借当年天象异常之机上疏,借古讽今批评朝政。这一行为触怒了执政的大臣,结果他被冠以"浮躁"之罪,贬谪到广东徐闻县担任典史。典史是县衙中负责文书与治安事务的小官,品级极低,远在京城数千里之外的雷州半岛。汤显祖在徐闻任职约一年多时间,虽然职位卑微,却尽心尽力地为当地百姓办事,并在当地兴办学校,推广文化教育。这次被贬的经历让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让他对官场的黑暗有了更深的体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汤显祖被调任浙江遂昌知县。知县是一县之最高行政长官,比典史的品级高出许多。在遂昌五年,他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政策,例如抑制豪强兼并、减轻赋税、兴办教育,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但官场的倾轧令他深感疲惫,加之对朝政的失望,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正式向朝廷提出辞呈,归隐临川老家,从此专心从事戏曲和文学创作,不再复出为官。
归田之后的近二十年,是汤显祖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牡丹亭》正是在万历二十六年完成,这部作品凝聚了他对"情"的深刻思考,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不朽地位。在此后的岁月里,他还创作了《紫钗记》定稿、《邯郸记》《南柯记》等作品,连同《牡丹亭》合称"临川四梦"。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汤显祖在临川家中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下表以时间轴的形式呈现汤显祖一生中的六个关键节点,帮助读者建立对这位剧作家生平的基本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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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条时间轴可以看出,汤显祖的前半生几乎都在科举与仕途的辗转中度过。从中举到中进士,他等待了十二年;从初次为官到归隐,他在官场中沉浮了十五年。四十一岁之后,他用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专注于创作,终于完成了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光芒的"临川四梦"。这一生命节律本身便蕴含着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一个人终于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他会把精力倾注到哪里?汤显祖用行动给出了回答——他把全部才华献给了戏曲。
第二节:晚明社会的大背景
要理解汤显祖的写作,必须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年间(1573—1620),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构成了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现实土壤。
最显著的变化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十六世纪后期,随着白银货币在全国的流通、海外贸易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许多工商业繁荣的市镇在江南地区兴起。苏州、松江、杭州、临川所在的抚州都成为商品集散地。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将各种赋役合并为银两征收,进一步促进了白银的流通和市场的整合。经济的活跃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一阶层的兴起,催生了新的文化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士大夫专属的诗文经典,而希望看到反映自己情感和生活的内容。戏曲、小说、民间说唱等通俗文学形式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著名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都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汤显祖的戏曲创作,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
与经济变化相伴的是思想的解放。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1472—1529)创立的"心学"逐渐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王阳明主张"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强调每个人内心都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必完全依赖外在的经典和权威。这一思想在万历年间进一步分化,形成了多种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学左派。王学左派以王畿、王艮及其后学为代表,强调"心"的自然觉醒,重视人的真实情感和欲望。这一思潮与商品经济的兴起互相激荡,形成了晚明独特的思想氛围——重视个性、肯定欲望、追求真情,对传统儒家伦理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思想解放的另一面是道德危机的出现。万历后期,朝政日益腐败,皇帝长期怠政,官员结党营私,社会风气奢靡放纵。这种整体性的道德滑坡引起了部分士大夫的忧虑,他们认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心学的流行导致了"世风日下""人欲横流"。汤显祖本人就处在这种矛盾之中:他一方面肯定人的真实情感,肯定"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官场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堕落深感不满。这种张力,正是《牡丹亭》思想深度的来源——剧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正是被压抑于深闺之中的真情化身,她的觉醒与反抗,是对虚伪礼教的有力控诉。
值得关注的是,汤显祖生活的临川地区,既是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心学传播的重要据点。明代心学大家陈献章(白沙先生)的弟子湛若水曾在江西讲学;王阳明的后学也多次到抚州一带活动。汤显祖本人曾在南京、太常寺任职期间接触王学左派的思想,并拜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为师。罗汝芳(1515—1588)是王学左派的重要人物,以讲学于乡里著称,他的"赤子之心"思想对汤显祖影响深远。这种地域和思想的浸润,使汤显祖对"情"的理解有别于正统儒家,而更接近于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
第三节:"至情说"的思想渊源
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核心观念是至情说——他认为"情"是宇宙人生的根本,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也是文学艺术最应该表达的对象。这一观念并非汤显祖的凭空创造,而是吸收了晚明思想界多个源流的结果。
第一个源头是阳明心学。王阳明强调"心"的觉醒,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能够直接感知是非善恶。这一观念打破了朱熹"格物致知"那种依赖外在经典的认识方式,把认识的根源回归到人的内心。汤显祖继承了这种"向内看"的思维方式,但他进一步把"心"聚焦到"情"上。在他看来,"情"是"心"最真实、最活跃的部分,比抽象的"理"更根本。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写道:"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意思是说,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都源于"情",诗歌是"情"的自然产物。这种将"情"提升到本体的位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转折。
第二个源头是李贽的"童心说"。李贽(1527—1602)是晚明思想界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曾因思想异端被捕入狱,最终在狱中以剃刀自刺而死。他提出的"童心说"主张:人一生下来就有一颗纯真无瑕的"童心",随着年龄增长,读书识字、接受教化,这颗"童心"反而被污染、丧失;文学创作应该回归"童心",表达人最真实的想法和情感。李贽对汤显祖的影响是直接的——据记载,汤显祖在南京任职期间曾阅读李贽的著作,并深受触动。李贽那种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对真实情感的肯定,成为汤显祖"至情说"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三个源头是徐渭的个性张扬。徐渭(1521—1593)是晚明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性格狂放不羁,行事异于常人。他在戏曲、诗文、绘画方面都有独创性的贡献,提出"本色说"——主张文学应该像说话一样自然,反对雕琢堆砌。汤显祖曾在南京与徐渭有过交往,对其人格和创作都深表钦佩。徐渭那种不顾世俗眼光、坚持艺术个性的精神,成为汤显祖追求"至情"的人格榜样。徐渭一生坎坷,最终在贫困潦倒中去世,这使汤显祖对一位杰出艺术家在时代中的命运有了更深的感受。
第四个源头是达观禅师的"情禅"。达观禅师(1543—1604),俗姓沈,名真可,字达观,号紫柏,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他主张"佛性即在情中",认为真正的解脱不在于压抑情感,而在于悟得情感背后的本性。达观禅师与汤显祖交往密切,从万历年间开始,两人多次通信讨论佛理与文学的关系。达观禅师那种"以情悟道"的观念,为汤显祖的"至情说"提供了宗教哲学的维度。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达观禅师因"妖书案"被诬陷入狱,次年死于狱中。汤显祖闻讯悲痛万分,写下《叹达观》等悼念之作,感叹这位亦师亦友的高僧之死。
综合以上四个源头,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至情说"。他认为,"情"不是儒家所说的需要克制的小欲,也不是佛道所说的需要超脱的妄念,而是宇宙间最根本的力量。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爱到深处,活着的人可以为情而死,死去的人也可以因情复生。这段话正是《牡丹亭》的灵魂所在: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与柳梦梅终成眷属。这种对"情"的极致推崇,是晚明思想解放潮流在文学领域的集中表达。
第四节:贬谪徐闻与书生风骨
要理解汤显祖其人,理解他的人格特质,最好的途径之一是考察他在逆境中的选择。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因上疏论政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他在贬谪期间写下的文字,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这位剧作家的风骨与胸襟。
事情的起因是万历年间的一场政争。当时,朝中围绕立储、用人等问题形成了若干派系。汤显祖虽然只是南京太常寺的一个小官,却对朝政的种种弊端深感不满。他借当年天象出现异常之机上疏,借古讽今,批评朝廷用人不当、政治混乱。这道奏疏触怒了执政的大臣,结果他被冠以"浮躁"之罪,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徐闻县担任典史。典史是县衙中负责文书和治安的小官,品级很低,对一个三十多岁的进士而言,这种安排近乎羞辱。
赴任途中和到达徐闻之后,汤显祖给朋友们写下了多封信件。这些信后来收入他的文集《玉茗堂全集》,成为研究他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写给达观禅师的几封信尤其值得注意。信中谈及自己被贬一事,汤显祖写道:被贬谪并非他所愿,但他并不后悔上疏,因为他所说的都是事实;他也不害怕贬谪,因为偏远之地正可以安顿身心,做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他写道:"生平大意,在乎为百姓做些实事。"——一个被朝廷贬谪的官员,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百姓的疾苦,这种胸襟确实令人敬佩。
在徐闻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汤显祖虽然职位卑微,却做了几件对当地有长远意义的事。第一件是兴办学校。徐闻地处海隅,文化教育落后,汤显祖到任后鼓励当地子弟读书,并亲自为他们讲授经义。据清代地方志记载,他在徐闻"建学校、置学田",对当地文教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第二件是改善风俗。徐闻当地有一些不良风俗,例如溺婴、械斗等,汤显祖撰写告示、劝诫百姓,希望移风易俗。第三件是修桥铺路,改善当地交通。这些事虽然琐碎,却是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更难能可贵的是,汤显祖在徐闻期间写下的文字,并没有流露出颓废或怨恨的情绪。相反,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雷州半岛虽然偏远,但海天一色的景色让他心旷神怡;与当地百姓的接触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面貌。这种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在屈辱中保持尊严的态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贬谪徐闻之后,汤显祖被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五年,他继续推行惠民政策,并开始构思《牡丹亭》。可以说,正是这一连串的政治挫折和人生沉浮,使他对"情"的理解更加深刻——他看到了人在困境中对真情的渴望,看到了真情可以超越生死的力量。《牡丹亭》里杜丽娘那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执着,与汤显祖本人的生命体验是相通的。一个亲身经历过贬谪的剧作家,才能写出那样深入骨髓的"至情"。
实践活动:制作"汤显祖小档案"
本章提供的实践活动包含两部分,目的是帮助读者将本章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第一部分是"汤显祖小档案"时间轴。请读者准备一张白纸或笔记本,根据本章第一节的内容,亲手绘制一条从 1550 年到 1616 年的人生时间轴,标注以下六个关键节点:出生(1550)、中举(1571)、中进士(1583)、谪徐闻(1591)、告归(1598)、逝世(1616)。在每个节点旁边,用一两句话写下这个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例如"中进士"旁边可以写"三十四岁考中进士,开始仕途"。完成之后,将这条时间轴与自己家的某位长辈的人生轨迹做对比,记录两个生命时间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第二部分是"向家人介绍汤显祖"练习。请读者尝试用大约五十个汉字,向家人或朋友介绍汤显祖。可以参考以下示范,但应尽量用自己的语言:
"汤显祖是明代著名的戏曲家,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他一生坎坷,中举后等了十二年才中进士,做官不顺,最后弃官归乡专心创作。他写的《牡丹亭》感动了无数人,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
完成这两个活动后,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向一个完全不了解中国戏曲的朋友介绍《牡丹亭》,你会怎么说?请把你的回答写下来,并尝试说明理由。
本章小结
汤显祖的一生,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个读书人典型而又不典型的生命历程。说他"典型",是因为他走过了那个时代读书人普遍走过的人生道路——读书、中举、考进士、做官;说他"不典型",是因为他在仕途最不顺的时候选择了弃官归田,在别人忙于应酬的年纪埋头写作,最终写出了《牡丹亭》这样的杰作。
要理解汤显祖,必须同时理解三个层面。第一是他个人的生命轨迹——科举的蹭蹬、官场的沉浮、归田后的创作爆发;第二是他所处的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心学的风行、思想解放与道德危机的并存;第三是他的思想渊源——阳明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徐渭的个性张扬、达观禅师的情禅,这些思想资源共同构成了他"至情说"的来源。这三个层面相互交织,使《牡丹亭》不只是一个爱情传奇,更是一部反映晚明思想解放潮流的伟大作品。
本章结束时,读者已经获得了理解《牡丹亭》所必需的基本背景知识。但还有一个问题尚未回答:《牡丹亭》这种以唱曲和念白为主的表演形式究竟是怎样一种艺术?它从何而来?下一章,我们将走进中国戏曲的传统——从元杂剧到明代传奇,从关汉卿到汤显祖,看一看《牡丹亭》这一类戏曲作品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成为中华文明独特表达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