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迟到的杰作
一本迟到的杰作
1938年春天，一本题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小册子从费城印行，作者是一位名叫罗伯特·金·默顿的青年社会学者，时年二十七岁，刚刚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这部著作并非由任何主流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是被收进比利时裔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费城一手创办的《奥西里斯》丛书中，作为单卷专著印行。印数极少，估约千册上下，没有书评关注，没有会议讨论，也没有被任何主流社会学摘要转载。它就这样悄然消失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等待了三十五年才被重新捞起。
这就是默顿这本著作的奇特命运。一本在它问世时被完全忽视的薄册子，在1970年代却被追认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而到了1990年代，一群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科学技术研究"（STS）的年轻学者再度把它翻开，这一次是为了批判它、超越它、并从中提取新的理论资源。一个文本的命运曲线，恰好折射出一整门学科的诞生、成熟与自我反思的全部节拍。
要理解这本著作今日的位置，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它诞生的那个具体时刻，把193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的真实生态摆在桌面上。
一、1938：奥西里斯丛书中消失的奠基之作
1938年的美国社会学界，正处于一种奇特的张力之中。一方面，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已经统治美国社会学近二十年，威廉·托马斯、乔治·赫伯特·米德、罗伯特·帕克这些名字定义了"城市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人力生态学"的研究范式，整个学科的兴奋点集中在都市生活、移民同化、犯罪与越轨这些具体的、可以用田野调查方法把握的社会议题上。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活动，似乎完全不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之内——它属于哲学史家或科学史家的工作范围，与社会学的实证传统相距甚远。
另一方面，在东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另一股力量正在集结。哥伦比亚的林德夫妇（罗伯特与海伦）用《米德尔敦》（1929）开启了"社区研究"的新范式；哈佛的皮蒂里姆·索罗金则试图用宏观欧洲与宗教的多变量统计来重建社会学的理论野心。默顿的博士导师就是索罗金和塔尔科特·帕森斯。前者教会他用量化与历史结合的方式处理大尺度社会变迁，后者则把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传统引入美国，并通过结构功能主义把它重新编码。
默顿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36年，题目后来演变成这本《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它的核心论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而是要回答一个社会学问题：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何以兴起？默顿的野心不是描述科学发现本身，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来考察，考察它与同时期的宗教观念、经济结构、教育组织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
《奥西里斯》丛书的创办人乔治·萨顿，是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从比利时流亡到美国后，在1936年创办了这份专业期刊，专门发表科学史的专题研究。默顿的著作之所以被这套丛书接纳，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呈现的是一种历史叙事——它讨论的是十七世纪英格兰皇家学会、清教文化与工匠传统的关系；但在内容上，它使用的完全是社会学的方法与概念框架。这种跨学科的特质，决定了它的尴尬处境：科学史家觉得它"太社会学"，社会学家觉得它"太历史"，结果两边都没有真正认领它。
更关键的是，1938年的美国学界正处在即将卷入二战的紧张氛围中，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局势与新政政策上。一本讨论三百年前英格兰清教徒如何影响科学建制的小册子，被忽略几乎是注定的。默顿自己在后来的回忆中坦言，当年他"从未期待这本著作会产生任何显著影响"——这句话里有自嘲，也有几分苦涩的真实。它就这样沉睡了三十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少数图书馆的书架上落满灰尘。
不过，文本可以被埋没，思想的种子却不会。一个青年学者在1930年代打下的概念框架，一旦遇到合适的学术气候，就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芽。默顿在随后三十年里没有再写一本类似的著作，而是转向了更细致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医学社会学、角色理论、参考群体、官僚结构——但他关于"科学作为社会制度"的核心思路始终潜伏在这些研究中，等待一个可以重新浮出水面的时机。
二、默顿的学术起点：哈佛、索罗金与帕森斯之间
要理解这本著作为何以这种特殊形式出现，必须先理解默顿本人的知识谱系。1910年出生于费城一个斯拉夫移民家庭的默顿，本科阶段就读于坦普尔大学，原本的兴趣是文学与哲学，但在大三时偶然选修了索罗金的"社会理论"课程，从此改换方向。他后来多次回忆这次"偶然的转向"——一个原本想当作家的人，被社会学对"宏大理论"的承诺吸引，转而走上了实证研究的道路。
1931年默顿进入哈佛社会学系读研，这是他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当时的哈佛社会学系同时拥有两个巨人：皮蒂里姆·索罗金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索罗金代表的是一种宏大、野心勃勃的历史社会学传统——他在《社会与文化动力学》（1937-1941）中试图用数学方法处理几千年的文明史；帕森斯则代表另一种理论野心，他在1937年出版《社会行动的结构》，把韦伯、帕累托、涂尔干、马歇尔这些欧洲思想家编织成一套行动理论框架。这两位导师对默顿的影响是双重的：索罗金教会他如何处理大尺度的历史-文化材料，帕森斯则提供了概念工具。
默顿博士论文研究的核心概念"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正是从韦伯那里经帕森斯中转过来的术语。这个词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中处于关键位置，韦伯用它来描述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既非简单因果、又非偶然巧合的复杂关系。帕森斯在1930年代翻译韦伯著作时，把它稳定地译为"elective affinity"，并把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自己的学生圈。默顿则把它借用来分析清教价值观与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建制之间的多变量关系——这是一个后来被证明极富生产力的概念移植。
但默顿生平的贡献不仅是把这个概念从宗教社会学搬到科学社会学，他还发展出一整套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研究纲领。所谓"中程理论"，是介于帕森斯那种宏大体系与芝加哥式纯粹经验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既不像宏大理论那样追求包罗万象的体系性，也不像田野研究那样停留在具体描述上，而是要发展出可以应用到不同经验领域的、可检验的、可修正的中尺度命题。中程理论的纲领在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之间逐步成熟，并通过默顿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以及他主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1942-1971）得到系统推广。
把这套中程理论的成熟过程与1938年的那本小册子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1938年的默顿其实还停留在博士论文阶段，他的问题意识是从索罗金的"文化动力学"那里来的，他使用的方法是历史-文献式的，他得出的结论带有浓厚的"价值决定论"色彩。但到了1960年代晚期，当他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当他的中程理论纲领已经在学界落地开花之后，他回望1938年的自己，会觉得那本小册子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具体结论，而在于它最早示范了"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这一研究纲领的可行性。换句话说，这本著作的奠基性，不在于它回答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它提出了什么问题——把科学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来研究、用多变量方法分析价值与建制的互动、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追踪制度变迁的轨迹。这些提问方式，比任何具体答案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后来半个世纪的科学社会学。
这也是为什么伯纳德·巴伯在1970年为重版撰写长篇导读时，会特别强调这本著作"作为问题域的开创者"而非"作为结论的提出者"的意义。巴伯写道，默顿自己后来也部分修正了1938年的某些判断（例如对清教影响的比重、对皇家学会角色的评估），但这种自我修正本身，恰恰体现了一个成熟学者应有的品质——把自己的早期作品看作可修订的命题，而非不容质疑的教条。
三、1970：第一次复活与科学社会学的制度化
默顿这本著作的第一次"复活"，发生在1970年。那一年，纽约的霍华德·费蒂格出版社推出了重印本，扉页上除了默顿自己撰写的新前言外，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同事伯纳德·巴伯撰写的导读。这次重印并非偶然事件，它是1960年代晚期美国社会学界整个"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成熟的产物。
1960年代是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子学科正式确立的十年。这门学科的核心议程包括：科学作为一种职业（scientific profession）的社会结构、科学共同体的分层与奖励系统、科学知识的传播模式、科学家的角色行为与越轨。默顿自己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奠基性论文，例如1942年的"科学规范的结构"（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 CUDOS 的四个规范：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1957年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争"（系统分析了科学奖励系统中的紧张）、1968年的"马太效应"命名（讨论科学界声誉分配的不平等）。这些论文构成了"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的核心文本。
但与此同时，默顿自己也意识到，他1938年的那本小册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深层、也更困难的问题——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非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社会结构），它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与经济宗教政治的关系，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1960年代成熟的科学社会学，主流是"科学共同体研究"，聚焦于科学家之间；而默顿1938年提出的，则是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史问题。1960年代后期，默顿开始有意把他的早期著作与他晚期的科学社会学整合起来，重新强调"宏观层面"的研究。
正是在这种学术语境下，伯纳德·巴伯承担起了"复活"1938年这本著作的具体工作。巴伯是默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长期同事，也是科学社会学这一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科学与社会秩序》出版于1952年，是默顿派科学社会学的早期经典）。巴伯1970年撰写的那篇长篇导读，不仅梳理了默顿这本著作的学术背景，更把它重新定位为"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巴伯在导读中指出，这本著作在1938年之所以被忽视，并非因为它的论点有误，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学界尚未准备好接受"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这样的提问方式；三十年后，社会学界已经准备好了——不仅准备好了，而且迫切需要这样的研究。
这次重印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让1938年这本小册子进入了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与默顿其他著名论文一起成为"科学社会学经典"的核心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也让默顿有机会在新的前言里反思自己早年的工作，做出了若干修正。默顿在1970年新前言中明确承认，他1938年的论证过于强调了清教价值对科学的直接影响，低估了其他因素（特别是经济与政治的世俗化力量）的独立作用；他同时指出，"选择性亲和"在他1938年的使用中，还带有较强的"因果导向"色彩，而后来的版本则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种多变量的"共变关系"——价值与建制在不同层面同时变化，但它们之间的连接机制是复杂的、非线性的。
1970年的重印，标志着默顿这本著作第一次被学界正式"追认"。从此以后，"默顿1938"成为科学社会学文献中一个固定的引用坐标，无论后来的学者是赞同它、修正它还是批判它，都必须从它开始。换句话说，它从一本被忽视的小册子，变成了一个必须被回答的"经典问题"。
四、1990年代：STS兴起与第二次复活
1970年的复活主要发生在社会学界内部。但默顿这本著作的第二次、也是更深刻的复活，发生在1990年代的"科学技术研究"（STS）领域。这里的"复活"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1990年代的年轻学者重新阅读默顿，不是为了接受他的结论，而是为了诊断他的盲点，并从中提取新的资源。
1990年代STS的兴起，与几个重要的学术事件密切相关。首先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代表人物有大卫·布鲁尔、爱丁堡学派（巴恩斯、布鲁尔、亨利）、柯林斯等人，他们主张把科学知识本身（而非仅仅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纳入社会学分析，挑战传统的"科学知识是理性活动的产物"这一默认假设。这一立场后来被称为"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在科学哲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其次是1980年代以来"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的兴起，代表人物有布鲁诺·拉图尔、史蒂文·夏平、西蒙·谢弗、卡林·诺尔-塞蒂纳等人，他们通过民族志方法深入科学家的日常工作场所（实验室、实验台、田野点），揭示"自然事实"如何通过具体的社会过程被生产出来。第三是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成熟，拉图尔、卡龙等人把非人实体（仪器、标本、文本）也纳入社会学分析，挑战传统的"人类中心"假设。
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对默顿1938年的著作构成了双重冲击。第一重冲击是认识论层面的：默顿1938年的研究仍然预设了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合理的，他关心的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如何被清教文化所推动；而SSK和实验室研究则主张，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包括十七世纪那些被视为"自然事实"的东西）也是社会过程的产物，不能用"知识社会学"的方式悬置其内容而只研究其社会背景。这种"对称性原则"（principle of symmetry）对默顿的整个研究纲领构成了根本挑战。
第二重冲击是方法论层面的：默顿1938年的方法是历史-文献式的，他依赖的主要是已出版的科学史文献、清教布道词、皇家学会档案等二手材料；而1990年代的实验室研究则要求社会学家亲自进入实验室，做长期的参与式观察。这种方法论上的"民族志转向"，使得1938年的研究看起来像是某种"前民族志"的、距离遥远的宏观历史研究。
尽管如此，1990年代的年轻学者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默顿。相反，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阅读他。夏平与谢弗在《利维坦与空气泵》（1985，中译本2016）中，重新解读了十七世纪英格兰关于真空的争论，把这场争论还原为一场关于"实验哲学"如何确立其合法性的政治过程。这本书虽然很少直接引用默顿1938年的具体结论，但它的核心问题域——十七世纪英格兰的实验文化如何兴起、科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形式如何获得社会承认——与默顿1938年的提问高度重合。区别在于，夏平与谢弗不关心"清教文化是否推动了科学"，他们关心的是"实验知识的合法性如何通过具体的社会过程被建构"。换句话说，他们继承了默顿的问题，但用全新的方法论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拉图尔的《科学在行动》（1987，中译本2004）则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激活了默顿的问题。拉图尔通过追溯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如何"在行动中"被建构，展示了科学知识、仪器、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纠缠。他虽然没有专门讨论默顿的著作，但他的问题框架——把科学视为一个由人、仪器、文本、自然对象共同构成的"网络"——与默顿1938年的某些直觉（特别是关于科学作为社会建制的观点）形成了微妙的对话。
1990年代的这次"复活"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它催生了大量关于默顿1938年著作的批判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哈里·柯林斯的工作，他把默顿的著作重新解读为"知识社会学经典"的一个范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默顿未能走通的那一步——把社会学方法真正贯彻到科学知识的内容层面。柯林斯认为，默顿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科学的外部社会史"的层次，没有真正进入"科学的内部知识生产"。这一判断对不对可以另说，但它准确把握了1990年代STS的核心焦虑。
五、破除误读：默顿不是"清教徒创造了科学"的论断者
普通读者——包括许多专业读者——对默顿这本著作最常见的误读，是把它简化为一个粗暴的"清教徒创造了科学"的命题。这种误读在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中流传极广，甚至出现在一些科普读物里，被作为"宗教与科学关系"的简化版答案加以引用。
这种误读的形成有多重原因。第一，默顿1938年的论证确实讨论了清教价值观与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建制之间的紧密关系——他考察了清教对经验研究的推崇、对功利主义的强调、对自然神学的重视、对"召唤世俗职业"的肯定，以及这些价值如何与同时代科学家的实际工作伦理相互支持。从字面上看，这种论证的确容易给人一种"清教催生了科学"的印象。第二，默顿自己也在文中使用了若干颇有煽动性的表述，例如他强调"清教对科学的兴趣构成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建制合法化的重要文化资源"——这句话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很容易被读成"清教直接导致了科学的产生"。第三，默顿的论证被后来的科学史家（包括部分默顿学派的后学）进一步简化，用来支持"宗教改革是现代科学诞生的必要条件"这类更强的主张。
但只要认真阅读默顿1938年的原文，就会发现这种简化是不准确的。默顿的论证实际上分成了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层"（value level）：默顿讨论的是清教的某些特定价值观——特别是"经验-实验的"、"功利-实用的"、"理性-系统的"价值倾向——与同时代科学家的研究伦理之间的"亲和关系"。这一层次的论证没有声称清教"创造"了科学，而只是声称清教的某些价值倾向与科学研究所需的价值倾向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契合。
第二个层次是"建制层"（institutional level）：默顿讨论的是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建制（包括皇家学会、伦敦咖啡馆里的科学沙龙、各种实验哲学学会）的实际社会构成，他指出在这些建制中，清教徒占了显著比例，特别是清教牧师、清教家庭出身的绅士、以及受清教教育影响的大学（特别是剑桥的清教学院）。这一层次的论证也没有声称清教"创造"了科学，而只是指出清教徒在科学建制中的"代表性过剩"。
第三个层次是"动力层"（dynamic level）：这是默顿论证的核心，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读的地方。默顿在这里使用了"选择性亲和"这个概念，来说明清教价值与科学建制之间如何通过一系列中间机制相互强化。他列出的中间机制包括：清教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促成了新型大学与学院的出现，这些教育机构反过来又为科学提供了制度化的训练场所；清教的"召唤"伦理把世俗职业（包括科学研究）合法化为"上帝赋予的使命"，这为科学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清教的功利主义倾向推动了应用科学的发展，使得科学活动更容易获得社会资助。这些机制都不是简单的"清教→科学"的因果链条，而是一张复杂的、多向的因果网络。
换句话说，默顿的论证是典型的"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他关心的是不同变量（清教价值、教育建制、经济结构、政治形势、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动力）如何在不同层面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的兴起。"清教"在这个模型中只是一个变量，不是唯一的、甚至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变量。但它是一个显著的、值得解释的变量——这就是为什么默顿把它作为分析的切入点。
更进一步说，默顿的论证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涵：他真正要论证的不是"清教造就了科学"，而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需要特定的文化条件才能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这一论点对于理解后续三百年的科学史（包括十九世纪德国科学的崛起、二十世纪美国科学霸权的形成）都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默顿的真正奠基性贡献，不在于他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的具体判断，而在于他示范了"如何把科学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来研究"这一研究纲领。
六、本书的导读立场：经典重读与当代议题的双向照亮
这本《在教堂与实验室之间》将以默顿1938年的著作为起点，但不会止步于默顿的文本本身。本书的野心是要做一次"双向照亮"的阅读——一方面用默顿的方法论遗产去照亮当代的科学社会学议题（包括科学争议、专家信任、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