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家的史学史

史学返观录

第一章 史学史家的史学史：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的学术路径与方法论自觉

历史学家书写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行为。当一位史学史家试图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撰写一部批判性反思之作时，他面临的核心张力在于：如何在呈现历史学发展脉络的同时，保持对自身立场和方法的清醒自觉？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正是这种自我反思的产物。本章的任务是追问：伊格尔斯如何定位自己在史学史书写中的角色？他的德裔美国双重学术背景如何塑造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批判性取向究竟意味着什么？理解这些问题，将为后续各章的分析奠定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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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莱比锡到布法罗：一位史学史家的学术养成

理解伊格尔斯的史学史书写，首先需要还原他的学术养成轨迹。1929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伊格尔斯，青年时代经历了纳粹政权的兴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战后，他在汉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接受历史学训练，师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学派的学者，亲炙德国历史主义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强调历史理解（Verstehen）的独特性，将历史学视为与自然科学根本不同的人文科学，追求对历史世界中人类意图和意义的深度把握。

然而，伊格尔斯并未止步于德国历史主义。1950年代移居美国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一步研修，接触到美国新史学（New History）的冲击，尤其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所倡导的批判性史学传统。这一传统质疑传统史学的排他性权威，强调历史书写本身的历史性和建构性。在美国，伊格尔斯还深受鲁道夫·吕贝尔特（Rudolf Lüpert）等流亡学者的影响，他们带来欧洲大陆史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与美国史学界的主流方法形成对话。

这种双重学术背景对伊格尔斯的史学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既理解德国历史主义内部的问题意识——历史理解如何区别于自然科学解释——也熟悉美国新史学对传统叙事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对史学与社会政治语境的关系格外敏感。当他后来写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时，这种跨语境的知识视野使他能够超越单一史学传统的局限，从比较的视角审视二十世纪历史学的发展。

伊格尔斯本人的学术生涯也与二十世纪史学的几次重大转向形成交织。1960年代，他在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并逐渐转向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研究。1970年代以来，他系统研究德国历史主义的演变，出版了《德国历史主义批判》（*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等多部著作。这些研究使他积累了对德国史学传统的深刻理解，同时也形成了他审视这一传统的批判距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才有能力在1990年代完成对二十世纪全球史学的综合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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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写作语境：为何需要一种批判性自我反思

伊格尔斯写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并非偶然。这部1993年出版、1997年修订的著作，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之中。理解这一语境，是把握全书问题意识的前提。

从学术语境看，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历史学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危机。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长时段社会史范式逐渐显露局限，文化史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下强势复兴，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挑战日益尖锐，计量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等跨学科方法论实验也面临重新评估。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界普遍产生了一种自我反思的需求：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究竟走向了何方？当前的方法论困境从何而来？

与此同时，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知识版图。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使得重新审视二十世纪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伊格尔斯作为亲历二十世纪德国历史沧桑的学者，深感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回应这一时代剧变。他的批判性反思不仅指向史学内部的方法论问题，也指向史学与政治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关系。

从个人学术积累看，伊格尔斯此前已对德国历史主义、美国新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分别进行过深入研究。这些专题研究为他的综合审视准备了条件，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个方法论难题：如何将分散在不同国别史学传统中的发展脉络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叙述框架？伊格尔斯的选择是建立一种批判性史学史（critical historiography）的书写范式，这与传统的描述性史学史形成鲜明对照。

传统描述性史学史的典型做法，是以国别或流派为单元，逐一介绍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学发展，按时间顺序排列重要史家、著作和学派。这种写法注重材料的完整性和叙述的条理性，但缺乏内在的问题意识和批判视角。史家的立场、方法的预设、书写与权力的关系，往往被隐没在客观中立的表象之下。

伊格尔斯所倡导的批判性史学史则不同。他明确宣称，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二十世纪历史学撰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而是提出一系列关于这一世纪史学发展的判断。为此，他选取了三个核心问题作为组织全书的基本框架：历史学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进程；历史解释中客观性观念的演变；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共同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在二十世纪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如何界定自身、又如何回应外部挑战？

这一问题框架的选取本身就是一个立场宣示。伊格尔斯拒绝将历史学的发展视为一个自然演进的线性过程，而是将其理解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多种力量——学术内部的逻辑、知识时尚的变迁、社会政治的需求、技术手段的革新——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理解预设了史学史书写的批判性介入，而非消极的旁观记录。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带有明显的跨大西洋比较视角。他对德国、法国和美国三种主要史学传统的并置考察，既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背景，也体现了一种方法论自觉：二十世纪历史学的发展不能仅从单一国别的视角来理解，不同传统之间的交流、竞争和相互影响同样构成历史学演进的重要动力。这种比较视野贯穿全书，是理解伊格尔斯史学史书写特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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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史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从客观呈现到问题意识的建构

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实践的方法论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问题先于叙述。 传统的描述性史学史往往从材料出发，以“谁写了什么”“哪个流派兴起了”“哪项方法论突破发生了”的方式组织材料。伊格尔斯则明确从问题出发：为什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经历了这些特定的发展？哪些因素推动了变化的发生？变化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可以辨识的逻辑或趋势？这种问题导向的写法使他的史学史始终保持着分析性的张力，读者不仅能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能思考为什么会发生、意味着什么。

第二，比较作为方法。 伊格尔斯多次强调，将德国、法国、美国等不同史学传统置于比较框架中考察，目的是揭示各自的预设和局限，深化对历史学学科本质的理解。比较不是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为了打破单一视角的封闭性，暴露那些被本传统内部成员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例如，通过将德国历史主义与法国年鉴学派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这两种历史学自我定位之间的张力。

第三，反身性自觉。 批判性史学史的第三项原则涉及书写者自身的立场。伊格尔斯从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他自己作为一位在德国和美国都接受过训练的学者，其书写视角必然带有特定的印记。他在书中多次反思自己的立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特定传统的解读。这种反身性自觉并不削弱论证的力量，反而增强了它的可信度。读者被邀请作为对话者参与判断，而非被动接受一个自称客观的叙述。

第四，语境化原则。 伊格尔斯坚持将史学思想的发展置于其产生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加以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将史学思想化约为社会政治条件的直接反映——他反对这种简单化的历史决定论——而是说，史学思想的选择性、其被接受或拒斥的方式，都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存在关联。年鉴学派在法国的兴起与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有关；德国历史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昌盛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相连；美国新史学的兴起则回应着进步时代的民主化诉求。这些关联的揭示，使历史学的思想史不再是一套封闭的专业话语，而是更广阔历史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这四项原则如何具体运作，可以考察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分析。在描述性史学史的框架中，历史主义可能只是被定义为一种强调历史发展特殊性的哲学倾向，辅以几位代表性学者的生平介绍。但在伊格尔斯的批判性框架中，历史主义首先被作为一组需要追问的问题：这一传统的认识论预设是什么？它对历史客观性的理解如何？它与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它在二十世纪面临哪些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何处、又如何被回应？通过这种问题化的处理方式，历史主义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标签，而成为一系列有待深入分析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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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史学的三次重大转向：一个分析框架

在伊格尔斯的史学史叙事中，二十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可以被概括为三次相互关联但又性质不同的重大转向。把握这三次转向，是理解全书内容结构的关键。

第一次转向：从历史主义危机到新史学的兴起（1900-1950年代）。 这一转向的核心是历史学学科的自我革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传统达到鼎盛，但同时也暴露出内在的局限。历史主义强调对个别事物和独特事件的把握，追求所谓“如实直书”的客观叙述，但在解释层面相对薄弱。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兴起，历史学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应运而生。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社会科学化的取向、对长时段和结构史的强调，代表了历史学回应外部挑战的一种路径。

第二次转向：从社会科学历史学到文化史的复兴（1960-1980年代）。 这一次转向发生在新史学内部，但也构成了对新史学的反思和修正。1960年代以来，以计量史学和社会史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在西方史学界占据主流，其方法论预设是：通过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学可以提升自己的解释能力，实现从叙述向解释的跨越。然而，这一取向在1970年代以后逐渐受到质疑。批评者指出，计量社会史过度关注抽象的结构和趋势，忽视了历史行动者的主观经验和意义建构；过度依赖理论模型，导致历史学失去了自身的学科特性。与此同时，在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语言、符号和话语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文化史为旗帜的新取向——有时被称为“新文化史”——异军突起，成为19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史学趋势。

第三次转向：从宏大叙事到多元主义（1990年代至今）。 这一次转向涉及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和学科合法性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民族国家和宏大叙事的危机、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兴起，使得历史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伊格尔斯注意到，当代历史学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边是专业化分工的持续深化，各专门史领域日趋精细；另一边是跨学科整合的冲动，渴望重新找到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平台。与此同时，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在记忆研究和公共史学的推动下，历史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

这三次转向并非截然分离，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叠加和交叉。例如，年鉴学派在法国的发展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其内部也经历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三代的演变；文化史的复兴也不是简单地否定社会史，而是对它的补充和修正。伊格尔斯的分析框架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揭示这些复杂性，避免将历史学的演变简化为直线式的“进步”或周期性的“时尚”。

以下时间线图表试图展示伊格尔斯学术生涯与二十世纪史学发展的交叉关系。这种交叉不是偶然的：一位史学史家的学术养成，与他所书写的历史时期之间，总存在某种共振或张力。

```mermaid flowchart LR subgraph Timeline["伊格尔斯的学术生涯与二十世纪史学"] direction LR A["1929"] --> B["1950s"] B --> C["1960s-1970s"] C --> D["1980s-1990s"] D --> E["1993-2000s"]

A1["出生于德国汉堡<br/>亲历纳粹时代"] --> B1["移居美国<br/>接触美国新史学"] B1 --> C1["转向史学理论研究<br/>深入德国历史主义研究"] C1 --> D1["比较史学史研究<br/>出版《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D1 --> E1["持续修正与反思<br/>跟踪当代史学新动向"]

A2["历史主义鼎盛期"] --> B2["新史学兴起<br/>年鉴学派成熟"] B2 --> C2["计量史学与社会史<br/>主导地位"] C2 --> D2["文化史复兴<br/>后现代主义冲击"] D2 --> E2["全球史与多元主义"]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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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体案例：伊格尔斯对年鉴学派的批判性审视

要具体理解批判性史学史是如何运作的，不妨考察伊格尔斯对年鉴学派的分析。年鉴学派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运动之一，其核心期刊《年鉴》自1929年创刊以来，始终是国际史学界的方法论风向标。传统的描述性史学史对年鉴学派的处理，通常从其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生平事迹开始，依次介绍三代领导人的学术贡献，最后以“年鉴学派的影响”收尾。这种写法当然有其价值——它提供了必要的事实信息和材料线索——但它没有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年鉴学派为什么会在法国出现？为什么它能够持续保持影响力？它在当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伊格尔斯的处理方式则不同。他首先追问年鉴学派兴起的语境条件：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创造了新型的学术体制环境；法国学术界对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感情绪提供了思想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社会对历史知识的公共功能产生了新的期待。在这一语境中，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们既反对传统实证史学的狭隘经验主义，也警惕德国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抽象玄思，试图在两者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后来被概括为“历史社会科学”。

接着，伊格尔斯分析了年鉴学派内部的分化和演变。第一代年鉴学人强调总体史的理想和对传统政治史的批判，但这并不必然导出后来的计量取向。第二代领导人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将长时段和结构史的概念系统化，使年鉴学派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理论表述，但这种表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强调结构和趋势的历史学如何处理事件和行动？第三代领导人转向心态史和文化史，既是对计量史学的反思，也是在新的知识语境中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

在伊格尔斯看来，年鉴学派的故事不是一部简单的成功史或影响史，而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和选择困境的演进史。他的批判性审视揭示了这一史学运动的多面性：它既是法国学术传统的产物，也是对德国史学霸权的回应；它既推动了历史学的科学化，也在某些时刻阻碍了历史学对人类经验复杂性的关注；它在法国国内获得了巨大影响力，但在向其他国家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变形和误读。

这种分析方式的价值在于：它使读者不仅了解了年鉴学派“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它“为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对于希望深入理解二十世纪史学的读者来说，这种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历史学的当代困境——计量方法与叙事方法的张力、解释与理解的张力、结构与事件的张力——都已经在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中以浓缩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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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延伸思考：批判性史学史的限度与可能

在充分肯定批判性史学史的价值之后，也有必要指出它面临的内在张力。

首先是全面性与选择性之间的张力。任何一部史学史——无论声称多么“批判”——都必须做出选择。伊格尔斯选择了德国、法国和美国三个主要传统作为考察重点，对英国、意大利、东欧等地区的史学发展着墨有限。这种选择反映了他的学术背景和语言能力，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史学的主流格局。但这也意味着：印度、中国、日本等非西方史学传统几乎完全缺席于他的叙事。在全球史日益成为主流的今天，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值得反思。

其次是判断与描述之间的张力。伊格尔斯明确宣示自己的批判性立场，这使他的史学史充满问题意识和分析力度。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风险：他的判断是否可能过度形塑了他对材料的组织方式？他在批判历史主义客观性观念的同时，是否也低估了这一传统的内在复杂性？他对计量史学的评价是否受到当时反计量思潮的影响？这些问题并不否定批判性方法的合法性，但提醒读者保持对话的姿态。

第三是历史学与元历史学之间的张力。当历史学家开始反思历史学本身的历史时，他实际上同时在两个层面工作：在第一个层面，他是一位史学史家，致力于呈现二十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脉络；在第二个层面，他是一位历史哲学家，试图回答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问题。这两个层面的工作可以相互促进，但也可能产生混淆。当伊格尔斯讨论历史客观性问题时，他究竟是在描述二十世纪史家的实际看法，还是在论证自己的认识论立场？读者需要仔细辨别。

这些张力不是批判性史学史的致命缺陷，而是它的内在特征。任何一种史学史书写方法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区别只在于是否自觉地承认并回应它们。伊格尔斯的贡献在于，他为读者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方法论工具，使后者能够更自觉地评估他的判断，也更自觉地形成自己的看法。

对于那些希望将批判性史学史方法应用于实践的读者，这里提供一个简要的评估框架。在阅读任何一部史学史著作时，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维度提出问题：

材料选择方面：这部著作选取了哪些史学传统、哪些史家、哪些著作作为考察对象？这些选择反映了作者怎样的预设和偏见？遗漏了什么？

问题框架方面：这部著作的组织原则是什么？它试图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一致的回应？

语境重建方面：作者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背景信息，使读者能够理解特定史学思想产生的条件？语境重建是否过度决定或过度稀释了史学思想的复杂性？

判断形成方面：作者对所考察的史学传统做出了怎样的评价？这些评价的依据是什么？读者是否同意这些依据及其运用方式？

反身性自觉方面：作者是否承认并反思了自身立场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反思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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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作为史学史家的学术养成轨迹，考察了他的双重学术背景——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与美国新史学——如何塑造了他的问题意识。通过分析《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写作语境，本章阐明了这部著作为何以及如何采用一种批判性的史学史书写范式。这种范式的核心在于问题先于叙述、比较作为方法、反身性自觉和语境化原则，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与描述性史学史截然不同的学术旨趣。

本章还介绍了伊格尔斯对二十世纪史学的三次重大转向的分析框架：从历史主义危机到新史学兴起，从社会科学历史学到文化史复兴，从宏大叙事到多元主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