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的文学奇迹

荒野之爱

一部小说在出版之初被评论家称为“扣人心弦却又令人厌恶”，被指责“缺乏正常的情感”“病态”“粗野”，却在数十年后被公认为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种从被唾弃到被神化的剧烈转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学现象。《呼啸山庄》正是这样一部作品。1837年冬天，当艾米莉·勃朗特用笔名埃利斯·贝尔出版这部小说时，她大概不会想到，这本书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坛掀起如此巨大的争议，更不会想到一个多世纪后，它将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中被反复阐释、不断重读的经典文本。

理解《呼啸山庄》的“伟大”，首先需要回到它诞生的历史现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深受时代审美趣味、文化主流价值观以及文学批评传统的塑造。要回答“为什么是《呼啸山庄》”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它放回1837年前后的英国社会与文坛语境中，理解它从何处来，又为何在诞生之初遭遇那样的评价。

一、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文化语境

1837年对英国历史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公主登上王位，开启了英国历史上以她名字命名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通常被界定为1837年至1901年，这是一个英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彻底改变了英国的面貌，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结构发生深刻重组。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英国文学也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几个显著特征。首先是对“体面”和“道德”的强调。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充满道德焦虑的时代，中产阶级价值观强调家庭责任、宗教虔诚和社会礼仪。文学被赋予了道德教化的功能，作家被期待在作品中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狄更斯的小说虽然批判社会现实，但始终保持着对道德完善的信念；萨克雷的讽刺作品虽然辛辣，最终也指向人性的救赎；就连勃朗特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也必须让女主角在道德上无可指摘，最终以体面的婚姻作为结局。

其次，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趣味倾向于“可控的情感”。这并不是说读者排斥强烈的情感表达，而是说他们期待情感有一个秩序感——爱恨情仇最终应该在道德框架内得到安放，悲剧应该有意义，混乱应该被最终澄清。简·奥斯汀的小说之所以在维多利亚时代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情感被优雅地处理、被社会规则所约束的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呼啸山庄》的出现显得格外突兀。小说以约克郡荒原为背景，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希斯克利夫这个角色——一个被收养、被侮辱、被剥夺了爱情和财产的孤儿——他的情感炽烈到近乎疯狂，他的复仇冷酷而彻底，他对凯瑟琳的执念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这些元素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趣味形成了明显的张力。当代读者可能会被这种情感的纯粹性和力量所震撼，但在当时的许多评论家看来，小说缺乏道德上的清晰度，人物行为缺乏合理的心理动机，结局也缺乏应有的秩序感。

《批评时报》1848年的一篇评论这样写道：“整部小说弥漫着一种阴郁而粗野的气息……作者似乎刻意追求一种令人不安的效果，却不惜牺牲真实性和趣味性。”《北英杂志》的评论更为严厉：“我们很难理解这样一部作品是如何被允许出版的。它的粗野和令人厌恶之处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文明的读者很难从中获得任何愉悦。”这些评价并非孤例。在最初几年里，评论界对《呼啸山庄》的态度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否定态势。

但仅仅把《呼啸山庄》的不被理解归因于时代审美的差异是不够的。1837年的英国文坛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女性写作的合法性边界。艾米莉·勃朗特是维多利亚时代少数几位以严肃文学创作闻名的女性作家之一，而她的写作恰恰触及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写作的诸多禁忌——狂暴的情感、不受约束的性张力、拒绝顺从的女性形象。理解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勃朗特家族独特的文学氛围。

二、勃朗特家族的文学传统与姐妹间的创作互动

把《呼啸山庄》仅仅视为艾米莉·勃朗特个人天才的产物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这部小说的诞生深深植根于勃朗特家族独特的文学环境，而艾米莉的创作也与她的姐妹——尤其是夏洛蒂和安妮——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要理解《呼啸山庄》，就必须理解这个奇特家庭中生长出来的文学世界。

勃朗特家族的故事本身就带有某种传奇色彩。1816年出生的帕特里克·勃朗特是爱尔兰人，凭借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后来成为约克郡哈沃斯地区的一名穷牧师。勃朗特牧师的妻子安妮·勃朗特是一个有着相当文学修养的女性，她给孩子们带来了最初的文学启蒙。不幸的是，1821年安妮·勃朗特因癌症去世，留下了六个孩子和一大堆书籍。孩子们的童年在哈沃斯牧师住宅那座灰暗的石头房子里度过，周围是荒凉的约克郡荒原，父亲是他们主要的文化接触来源，书籍和想象力构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主要内容。

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勃朗特姐妹独特的文学气质。她们从小就开始进行“童年写作”，编织各种幻想世界，各自创造出复杂的虚构王国。夏洛蒂创造了“安格利亚”王国，艾米莉创造了“贡达尔”王国，安妮创造了“冈达尔”王国。这些虚构世界后来成为她们成年后创作的重要资源。事实上，《呼啸山庄》中许多细节——地名、人名、甚至某些情节元素——都可以追溯到艾米莉童年时期的“贡达尔”写作。

1820年代末期，勃朗特家的两个大女儿——玛丽亚和伊丽莎白——相继因结核病去世。这一悲剧给幸存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使得勃朗特姐妹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成年后，三姐妹都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846年，她们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使用的是男性化的笔名：柯勒·贝尔（夏洛蒂）、埃利斯·贝尔（艾米莉）和阿克顿·贝尔（安妮）。诗集销量惨淡，但这是她们作为职业作家身份的首次亮相。

三姐妹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有趣的分化和呼应。夏洛蒂的《简·爱》于1847年出版，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小说虽然有其激进之处，但总体上遵循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常规结构——女主角经历磨难，最终获得体面的爱情和社会认可。安妮的《艾格尼丝·格雷》也于同年出版，是一部更为温和的作品。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虽然出版时间相近（1847年12月），但在气质上与两位姐姐的作品形成了强烈反差。

更值得关注的是三姐妹之间微妙的文学互动。据说，当《呼啸山庄》的手稿完成后，夏洛蒂曾阅读并提出意见。在艾米莉创作这部作品期间，她正在写作《简·爱》。两部作品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对照——《简·爱》中的爱情最终导向婚姻和稳定，《呼啸山庄》中的爱情却走向毁灭和疯狂；《简·爱》中的女性声音清晰而坚定，《呼啸山庄》中的叙述却层层嵌套，由多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轮流讲述。这些差异并非偶然，它们反映了三姐妹对文学、情感、女性处境等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方式。

《呼啸山庄》中，凯瑟琳有一段著名的独白：“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就是我——他的灵魂和我的灵魂本质上完全相同。”这种灵魂的融合与同一，在夏洛蒂的《简·爱》中是不可思议的。简·爱虽然深爱罗切斯特，但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道德主体性，从未说过“我就是你”这样的话。艾米莉笔下的爱情是吞噬性的、超越个人的，它否定个体边界的存在，这种对爱情的极端理解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理解勃朗特家族的文学传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约克郡荒原本身对这个家族的影响。哈沃斯牧师住宅坐落在荒野边缘，孩子们从小就在这片荒凉而壮美的土地上奔跑。荒原的意象——狂野的风、寂寞的石楠花、变幻的天气——深刻影响了勃朗特姐妹的写作。艾米莉对荒原的描写被公认为文学史上最为出色的自然书写之一：“旷野的狂风在茅屋四周呼啸”——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沉浸式呈现，不是旁观式的风景描写，而是身体性的、情感性的融入。在艾米莉的笔下，荒原不是背景，而是与人物命运融为一体的存在。

三、19世纪批评界的毁誉参半

《呼啸山庄》1847年12月出版后，批评界的反应迅速而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评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并非如某些后来叙述所暗示的那样是一边倒的否定。理解这种复杂的批评接受史，对于把握《呼啸山庄》的经典化过程至关重要。

持肯定态度的评论者看到了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旁观者》杂志1848年写道：“《呼啸山庄》是一部奇特而有力的作品。阅读它的过程中，你会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放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无法不想起它。”《弗雷泽杂志》的一篇评论虽然批评了小说的某些方面，但也承认“它包含了一些我们读过的最具原创性和最富想象力的段落”。这些评论预示了后来评论界对《呼啸山庄》的重新评价。

然而，否定性的声音在当时占据主流。《季度评论》1848年发表的长篇评论最具代表性。评论者抱怨小说“缺乏正常的情感”，人物行为“令人厌恶”，叙事“不连贯”，结构“混乱”。评论的结论是：“这部作品既没有愉悦也没有教益，不值得认真读者的关注。”《北英杂志》的评论更为尖刻，将小说与当时一些粗制滥造的“低俗小说”相提并论，认为它利用“耸人听闻”的情节来吸引读者。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本身就值得分析。为什么一部小说能够同时引发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答案在于《呼啸山庄》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成规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叙事结构的问题。《呼啸山庄》采用了极为复杂的嵌套式叙事结构。故事由房客洛克伍德以第一人称叙述，但他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核心故事由女管家耐莉·迪恩以第三人称讲述。在这个框架内，叙述者不断转换，不同人物的声音和视角相互叠加。这种叙事手法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即使是萨克雷这样的创新者——也大多采用相对直线的叙事方式。《呼啸山庄》的叙事结构要求读者在不同的声音和视角之间保持警惕和判断，这种阅读体验对于习惯传统叙事的读者来说是不适的。

其次是情感表达的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批评强调“得体”和“克制”。强烈的情感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前提是它被优雅地包装在道德框架内。希斯克利夫对凯瑟琳的爱——那种吞噬一切的、拒绝妥协的爱——在当时的评论家看来是“失态的”“不体面的”。《呼啸山庄》中的情感不是被社会规范所约束的情感，而是原始的、超越社会边界的情感。这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品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再次是道德模糊性的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通常提供清晰的道德判断。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报，即使在悲剧结局中，读者也能感受到某种道德秩序的存在。《呼啸山庄》没有提供这种道德清晰度。希斯克利夫的复仇是残酷的，但他同时也是受害者；凯瑟琳的背叛是致命的，但她自己的痛苦同样真实；故事的结局——两个幽灵在荒原上手牵手行走——是一个开放性的、无法用道德语言定义的意象。这种道德模糊性让当时的读者感到不安。

1848年12月19日，艾米莉·勃朗特因结核病去世，年仅30岁。这位天才女作家在自己作品的影响尚未被充分认识时就离开了人世。她大概不会知道，一个多世纪后，《呼啸山庄》将被誉为“英语文学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将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将激发无数研究论文、学术著作、艺术改编和影视作品。艾米莉的姐姐夏洛蒂后来整理出版了《呼啸山庄》的第二版，并在序言中为妹妹的作品进行了辩护，但这部作品在她有生之年始终未能获得广泛认可。

四、20世纪的经典化过程

如果说19世纪的批评界对《呼啸山庄》态度冷淡甚至敌意，那么20世纪则是这部作品“经典化”的关键时期。到了20世纪中叶，《呼啸山庄》已经被公认为英语文学的巅峰之作，与《傲慢与偏见》《简·爱》《米德尔马契》等作品并列，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个经典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型为重新评价《呼啸山庄》提供了可能。20世纪初，以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利维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批评家开始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审视文学作品的价值。伍尔夫在1927年发表的《〈呼啸山庄〉的回归》中写道：“《呼啸山庄》是一部更具野心的作品，比《简·爱》更伟大、更具原创性。”她敏锐地指出，艾米莉·勃朗特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情感状态”，这是一种比传统现实主义更为激进的艺术追求。形式主义批评不再仅仅以道德标准和读者接受度来评判作品，而是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这为重新评价《呼啸山庄》打开了空间。

其次，20世纪的文化氛围为接受《呼啸山庄》提供了更有利的土壤。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自信。社会动荡、价值相对化、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这些文化转向使得现代读者更容易欣赏《呼啸山庄》中的情感力量和道德模糊性。希斯克利夫这个角色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读作“病态”的象征，在20世纪却被读作“激情的化身”——一种超越社会规范、拒绝妥协的个人力量的象征。

再次，学术研究的深入为《呼啸山庄》确立了经典地位。1948年，辛德尔·G·托马斯出版了《〈呼啸山庄〉：一种解释》，这是第一部严肃的学术研究专著。之后，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从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后殖民批评、 eco-criticism等各种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阐释。1965年，结构主义批评家米克·巴尔甚至将《呼啸山庄》视为叙事学研究的范本。这种学术关注度本身就是经典化的重要标志。

《呼啸山庄》的经典化还受益于大众文化的接受。1939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版《呼啸山庄》，威廉·惠勒执导，劳伦斯·奥利弗和费雯·丽主演。电影的成功使得这部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虽然电影对原著进行了相当大的改编——例如删去了小说的后半部分，淡化了复仇线索，加强了浪漫线索——但它确实帮助《呼啸山庄》进入了大众文化的视野。此后的多部影视改编、舞台版本、音乐剧、歌剧等艺术形式，进一步巩固了这部作品的文化影响力。

五、小说的革命性突破

分析《呼啸山庄》何以成为经典，最终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这部小说在多个层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惯例构成了突破，这些突破不是标新立异的噱头，而是服务于作品的深层艺术追求。理解这些突破，有助于我们把握艾米莉·勃朗特原创性的本质。

叙事结构的实验是《呼啸山庄》最显著的形式特征。小说采用四层嵌套的叙事框架：房客洛克伍德阅读耐莉·迪恩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耐莉本人和其他人物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又引出更早的故事。这种复杂的叙事结构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它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制造了一种“历史感”，仿佛我们读到的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另一方面，多重过滤的叙述方式使得每个事件都被不同的视角所折射，读者被迫在不一致的叙述中做出判断。这种叙事策略挑战了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叙述者权威，要求读者成为更主动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对自然书写的革新是《呼啸山庄》的另一重要贡献。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通常将自然环境作为背景或点缀来处理——在情节需要时提供场景描写，平时则退居幕后。艾米莉·勃朗特的方式完全不同。在她笔下，荒原不是静止的背景板，而是与人物命运深度交织的存在。暴风雨、严寒、荒凉——这些自然元素不只是环境描写，它们是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情感状态的延伸。小说开篇，洛克伍德描述荒原上的环境：“狂暴的西风吹过山岗”——这种“狂暴”与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状态形成了呼应。在艾米莉的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共生的、同一的关系。这一处理方式在20世纪的环境批评中获得了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生态意识”的早期表达。

女性声音的大胆表达是《呼啸山庄》第三项重要突破。凯瑟琳这个角色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境中是不寻常的。她既不是传统小说中天使般的女性形象，也不是简单的荡妇角色。她野心勃勃、充满活力、拒绝顺从，她对希斯克利夫的爱和对埃德加·林顿的婚姻选择之间的张力，展现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女性内心世界。她宣称“我就是希斯克利夫”的那段著名独白，是对父权制婚姻制度的一种隐晦挑战——她通过声称与希斯克利夫的同一性，否定了通过婚姻成为另一个男人的附属品的可能性。这种对女性主体性的表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是极为罕见的。

对爱情本质的激进探索是《呼啸山庄》第四个突破领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爱情通常被定义为通往婚姻的路径，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即使在夏洛蒂·勃朗特自己的《简·爱》中，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关系最终也以合法的婚姻收场。《呼啸山庄》对爱情的处理完全不同。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是毁灭性的——它摧毁了凯瑟琳的健康和生命，摧毁了希斯克利夫的人性，摧毁了画眉田庄和呼啸山庄两代人的幸福。这种爱情不是建设性的、导向社会认可的力量，而是吞噬一切的、拒绝妥协的激情。小说没有为这种爱情提供救赎性的结局，两个主人公最终在死亡中找到了他们活着时无法得到的结合。这种对爱情的极端化处理，在维多利亚时代是惊世骇俗的，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震撼力。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呼啸山庄》的创作与接受历史 1818 : 艾米莉·勃朗特出生于约克郡 1821 : 母亲安妮去世，童年写作开始 1820s-1840s : 三姐妹共同创作“贡达尔”等虚构世界 1846 : 勃朗特姐妹自费出版诗集 1847 : 《简·爱》《艾格尼丝·格雷》出版 1847.12 : 《呼啸山庄》出版，艾米莉30岁 1848.12 : 艾米莉因结核病去世 1848 : 评论界毁誉参半，负面评价占主流 1927 : 伍尔夫发表《〈呼啸山庄〉的回归》 1948 : 第一部严肃学术专著出版 1939 : 好莱坞电影版上映 20世纪中叶 : 《呼啸山庄》确立经典地位 现在 : 被译为数十种语言，研究专著众多 ```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怎样的地位？它的伟大之处在哪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关键洞察。首先，《呼啸山庄》的“伟大”不是先验的、超越历史的本质，而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和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冷漠甚至敌意，与20世纪以来对它的重新发现和高度评价，都同样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而非对作品“客观价值”的发现。

其次，《呼啸山庄》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惯例的多层面突破。在叙事结构上，它采用了激进的嵌套式叙述，挑战了传统小说的权威性；在自然书写上，它创造了人与自然共生的新范式；在女性声音表达上，它塑造了复杂而矛盾的女性主体；在爱情主题上，它探索了超越社会规范的激情本质。这些突破不是标新立异的技巧展示，而是服务于作品深层情感和哲学追求的必要手段。

再次，《呼啸山庄》的经典化过程揭示了文学评价的复杂性。一部作品的价值不是由单一的“正确”标准决定的，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批评家、学者不断对话、协商、重读的结果。这种复杂性提醒我们，对任何经典作品的理解都应该是开放的、未完成的——每一次重读都可能发现新的意义。

接下来的章节将深入《呼啸山庄》的文本世界。我们将从小说复杂的叙事结构开始，追踪艾米莉·勃朗特如何通过独特的叙述策略创造了一个既真实又超现实的文学空间。然后，我们将聚焦小说中两个核心角色——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分析他们作为文学典型的独特性，以及支撑他们行为和选择的心理动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小说如何通过这两个角色及其关系，展开对激情、复仇、阶级、性别等主题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