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与他的时代

狄更斯与他的时代

为什么要和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交朋友

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每天在黑漆漆的皮鞋油工厂里工作十二个小时，贴着机器弯腰曲背地给瓶盖贴标签。他的父亲因为欠债被关进监狱，母亲和弟妹们住在债务人收容所里。这个孩子每周只能挣六先令，其中大部分要交给父母，自己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他的整个世界就是工厂的墙壁、胶水的臭味和永远贴不完的瓶盖。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查尔斯·狄更斯。一百七十年后，他的头像印在英国新版五十英镑纸币上，全世界无数读者为他的故事流泪鼓掌。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个在工厂里咬着牙熬过童年的少年。

这本书要带你读的是狄更斯最钟爱的一部作品——《大卫·科波菲尔》。在开始逐字逐句分析小说文本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写的自传体小说，值得今天十五六岁的你花时间去读？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大卫·科波菲尔》写于1850年，距今整整一百七十五年。书中的英国社会结构、街道风貌、日常用语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可能在Netflix上看惯了节奏飞快的剧集，在社交媒体上刷惯了十五秒一条的短视频，面对一本七百多页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难免会想：这本书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去了。因为狄更斯在十九世纪写的那些东西——贫穷如何碾轧童年、权力如何欺压弱者、一个人如何在支离破碎的生活里重新站起来——这些事情并没有随着蒸汽机和马车一起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副面孔继续存在。而狄更斯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告诉我们这些道理，而在于他用故事让你感同身受。当你对大卫·科波菲尔的遭遇揪心落泪的时候，你其实正在体验一百七十年前那个真实世界的重量。这正是文学最珍贵的力量：它能跨越时间，把陌生人的苦难变成你自己的感受。

接下来的四节内容，将从四个维度为你的阅读之旅铺设地基：狄更斯本人的童年如何成为他写作的原材料；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如何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素材与愤怒；他的社会批判意识如何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介入现实的写作使命；以及《大卫·科波菲尔》这本小说本身是如何诞生的。

从贫民窟到文坛巨匠：狄更斯的人生轨迹

童年的伤口与文学的种子

1812年2月7日，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的一个海军职员家庭。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部的一个小职员，收入微薄却爱好虚荣，喜欢带着全家出入教堂和社交场合——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生活方式最终把一家人拖入了债务的深渊。

狄更斯后来在自传中把自己的童年分为两个阶段：“有记忆之前”的幸福时期和“有记忆之后”的苦难时期。这个分界线大约在他四岁时画定——此后，家庭的经济状况像一辆刹车失灵的马车，一路下坡再也没能回头。

十岁那年，狄更斯全家从朴茨茅斯搬到查塔姆，他在那里上了一所不错的文法学校，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鲁滨逊漂流记》《天方夜谭》和费尔丁的《汤姆·琼斯》。这段短暂的校园时光在他心中种下了对文学的终生热爱，也让他第一次体验到知识可以打开一个怎样的世界。然而好景不长，父亲的债务问题彻底爆发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约翰·狄更斯欠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被法庭判决关入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狄更斯的母亲带着比查尔斯更小的弟妹们住进了监狱，以便一家人在这个肮脏狭窄的地方挤在一起生活。十二岁的查尔斯则被单独留在外面，他寄居在一位远房亲戚家中，每周从父亲微薄的生活费里挤出六便士作为自己的食宿费用。

那个亲戚——一个名叫拉芬斯克的鞋油作坊主——恰好需要一个帮手。十二岁的狄更斯就这样走进了工厂：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七点，中间只有一个小时吃饭。他的工作是把黑色鞋油膏装进小瓶子，贴上标签，再把瓶子整齐地码进木箱。工厂里通风极差，弥漫着氨水和黑灰的气味，他的衣服和手指永远是脏兮兮的黑色。

多年以后，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写过一座令人窒息的工厂，那里的孩子“像虫子一样被关在地下”。但那部小说是他三十五岁以后写的，而真实的那段经历发生在他十二岁到15岁之间——那是一个人价值观和情感记忆形成最关键的几年。他后来形容那段日子是“我生活中最漫长、最黑暗的一段”。每天晚上回到阁楼住处，疲惫得吃不下东西，只想倒头睡去。但真正让他感到绝望的，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被抛弃的感觉。他觉得自己被父母遗忘了，丢在了这个散发着臭气的角落里，无人问津。

有一幕场景在狄更斯的一生中反复出现：他站在查塔姆的一条街道上，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自己却穿着沾满鞋油的工装裤，意识到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堵无法穿透的墙。这种被排斥、被剥夺的深刻感受，后来成为狄更斯写作最核心的动力。

改变命运的时刻出现在两三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狄更斯的父亲从监狱获释，一位有钱的亲戚资助了这家人。十五岁的狄更斯终于得以离开工厂，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学徒。他靠自学掌握了速记技能，后来成为一名议会记者，专门报道下议院的辩论。这份工作让他每天接触政治精英和权力运作的细节，同时也磨炼了他捕捉细节、快速记录的写作能力。二十岁出头时，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短篇故事。1836年，二十四岁的狄更斯出版了《博兹特写集》，次年《雾都孤儿》问世，一举成名。

从工厂的童工到伦敦最受欢迎的作家，狄更斯的人生跨越了惊人的社会阶梯。这个“逆袭”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样本：他靠什么完成了这场跨越？答案是两样东西——阅读和写作。在工厂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是书本让他保持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而后来成为记者和作家的经历，则让这种想象变成了现实。从这个角度看，狄更斯的人生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世界把你的门焊死的时候，什么能帮你打开一扇窗？

童年的文学转化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狄更斯几乎从不正面描写自己童年的工厂经历——他在日记、书信和公开场合都极少提及这段往事。然而在他创作的所有小说中，那段经历的痕迹无处不在。

《雾都孤儿》中的小奥利弗·特威斯特在济贫院忍饥挨饿，在棺材铺当学徒，被逼着去偷窃；《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孩子们在可怕的学堂里被毒打；《董贝父子》中那个被关在工厂地下室的孩子；《远大前程》中郝维辛小姐那阴森诡异的宅邸——所有这些场景的底层，都站着一个十二岁时蜷缩在阁楼里、闻着鞋油味道入睡的少年。

这种转化模式在文学创作中极为常见，也极为重要。一个作家的个人经历不会直接变成小说中的情节——如果那样的话，小说就变成了回忆录。真正发生的是一种更复杂、更深刻的“消化”过程：记忆被分解、被重构、被赋予新的形状，最终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故事里。狄更斯童年的核心体验——被抛弃感、饥饿、屈辱、被剥夺感——被他的天才赋予了千百种化身，渗透进他笔下每一个受苦的孩子的命运之中。

理解这一点，对阅读《大卫·科波菲尔》至关重要。因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大卫，从出生到童年的经历，几乎就是狄更斯本人经历的翻版：大卫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改嫁后被继父虐待，最终在他年幼时就郁郁而终。大卫被送去做童工，后来沦为酒馆侍者，最后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成为作家。这条人生轨迹和狄更斯的经历高度吻合。狄更斯自己也说过，《大卫·科波菲尔》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孩子”——这是他第一次在小说中如此直接地面对自己的过去，第一次用虚构的外衣包裹最真实的记忆。

但这并不是说大卫就是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存在——他更善良、更幸运、更容易得到帮助。而狄更斯在现实中遭遇的那些粗粝、丑陋、充满暴力的经历，则被分散到了小说中其他角色的身上：残忍的默德斯通先生对应着狄更斯童年里那个令人厌恶的监护人，恶劣的萨伦学堂对应着他曾经短暂上学的那所学校，摩德斯通和奎尔普这些人物身上则凝结了现实中更多的苦难和黑暗。狄更斯把自己的人生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创造了一个既真实又虚构、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世界。这种“半自传”的写作方式，是理解整部小说的关键入口。

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被忽视的大多数

工业革命下的童年消亡

狄更斯之所以把童年创伤写得如此惊心动魄，是因为他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儿童处境最为恶劣的时期之一。如果不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狄更斯的愤怒如此强烈，为什么他的小说中充满了那么多被虐待、被遗弃、被迫劳动的孩子。

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工业革命。蒸汽机驱动的纺织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矿山上轰鸣的机器取代了手工劳作，城市人口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工业化的浪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这些财富的分配极度不均。工厂主和矿主的金库越来越满，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家庭却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对于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童年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

英国议会在1833年才开始通过《工厂法》，规定禁止纺织工厂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在此之前，五六岁的孩子在矿井下爬行、在纺织机旁值夜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即使在法律实施之后，所谓的“禁止”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工厂主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普遍雇用整条“童工链条”——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在机器旁边干活。孩子们每天工作十四个甚至十六个小时，报酬只有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矿山的状况更加触目惊心。1842年的《矿业法》调查报告揭露了大量令人发指的细节：五岁的女孩被用绳子绑在运煤车厢上，在低矮的巷道里爬行拖拽；七八岁的孩子被要求在黑暗的矿道里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因脊椎压迫而终身畸形。报告中有一段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证词：一名矿工的孩子被问到他是否想念阳光，他茫然地回答说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太阳了。

债务监狱与学徒制：维多利亚底层的两个缩影

狄更斯本人的家庭就亲历了维多利亚时代另一种糟糕的制度——债务人监狱。英国当时允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起诉的人被关入专门监狱，一直关到还清债务或者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为止。问题在于，很多债务人本来就因为贫困而无法还债，他们被关进监狱后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只能在里面坐以待毙。

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是伦敦最臭名昭著的一座。狄更斯的父亲在那里被关押了三个月。狄更斯在自传中写道，那段探视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监狱里阴暗潮湿，到处是绝望的眼神和生锈的铁栏杆。犯人们的家属——包括狄更斯的母亲和弟妹们——可以住在监狱的外区，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一家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潮湿的墙壁上爬满了霉斑。

狄更斯后来把债务人监狱写进了《大卫·科波菲尔》。小说中米考伯先生一家的遭遇，正是狄更斯自己家庭那段经历的投影：米考伯先生在债务的压力下崩溃痛哭，他的孩子们忍饥挨饿，最后一家人不得不搬进监狱。在维多利亚时代，债务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羞辱——负债者被视为道德败坏的人，他们的孩子也因此蒙受社会歧视。这种“父债子偿”式的社会偏见，在小说中被狄更斯以冷峻而充满同情的笔触剖析得入木三分。

另一种在当时极为普遍、对儿童伤害极大的制度是学徒制。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就建立了“济贫法”体系，其中一项措施是将贫穷儿童送到工厂、矿山或慈善机构当学徒，名义上是让他们学习一技之长，实际上是把他们变成廉价甚至免费的童工。维多利亚初期，大量来自济贫院的儿童被送到棉纺厂和煤矿当学徒，他们的“师傅”——也就是工厂主——享有法律上的绝对权威，可以随意体罚这些孩子。

狄更斯在自己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揭露了学徒制的残酷。《雾都孤儿》中的奥利弗被送去做棺材铺学徒，挨饿受冻。《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在摩德斯通·格林学校里遭遇的体罚，以及他后来被送去当酒馆侍者的经历，都是这种制度的文学折射。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并不满足于仅仅描绘这些苦难，他还通过人物命运展示了另一个事实：这些孩子的遭遇，并非因为他们天生愚笨或道德败坏，而完全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了错误的社会阶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孩子的出身几乎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能读多少书、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和什么人结婚——所有的通道都被社会等级制度牢牢封死。

狄更斯对这些制度的批判，使他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改革推动者之一。他的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上至贵族下至工人都读他的作品。当他在《议会之窗》里详细描述济贫院儿童的真实处境时，整个英国社会都被震动了。虽然狄更斯不是社会学家，他没有提出系统性的改革理论，但他用文学的方式做了一件社会学论文做不到的事情：他把抽象的统计数据变成了活生生的人，让读者无法再对这些孩子的苦难视而不见。

文学介入现实：狄更斯的社会使命感

一个作家的双重身份

狄更斯身上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特征：他既是那个时代最会讲故事的人，也是那个时代最勇敢的发声者。他可以把一个情节写得妙趣横生、悬念迭起，让读者欲罢不能；与此同时，他又毫不犹豫地在故事里插入对社会丑恶现象的猛烈抨击。

这种“双重身份”并不是狄更斯刻意为之，而是他作为作家的核心特质——他把讲故事本身看作一种社会行动。

让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个逻辑。一个小说家在十九世纪能做什么？报纸杂志是主要的公共舆论工具，但普通工人和农民很少能接触到这些媒体。议会掌握立法权，但选举权被严格限制在有产者手中。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儿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体系中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渠道。他们不能投票，不能上街抗议（那会被警察逮捕），甚至连读写能力都不具备。

然而小说不一样。狄更斯的作品在《笨拙周刊》《格里塔杂志》等刊物上连载，每期发行量动辄达到数万份，读者从王公贵族延伸到店员和工匠阶层。他的小说被大声朗读给全家人听，在酒吧和茶馆里流传。“阅读狄更斯”在维多利亚时代是一种跨越阶级的共同文化经验。换句话说，小说是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公共领域”之一，而狄更斯是那个领域里最耀眼的一盏灯。

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拥有的这种力量。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狄更斯说：“我相信，我对社会的影响力比任何一位政治家都要大，而且我以一种更直接、更持久的方式影响着人们。”这不是狂妄，而是一种自觉的使命感。

文学如何改变现实

狄更斯的社会介入不是抽象地说教，他把批判融入了具体可感的人物和故事。这种手法的力量在于：它绕过了读者的理性防线，直接击中情感。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维多利亚时代有一项臭名昭著的制度叫“债务连带”——如果一个商人欠债不还，他的家人也可能被投入监狱。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描写了一个商人家庭因债务问题而家破人亡的过程。他没有写一行数据分析，没有列一张统计表格，但读完之后，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对这项制度产生强烈的厌恶和反感。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不告诉你该怎么想，它让你自己去感受。

狄更斯最擅长的手段之一，是把读者“变成”小说中的孩子。想象一下你是《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大卫，五六岁，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给一个冷酷的商人。你每天在继父的阴影下战战兢兢地生活，唯一的依靠——女仆佩葛蒂——也不得不离开。当你终于有机会倾诉自己的委屈时，迎来的却是更严厉的惩罚。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几乎会本能地感到愤怒和心痛。不是因为狄更斯在喊“社会制度很糟糕”，而是因为你通过大卫的眼睛看到了那种孤独和恐惧，那种面对成年世界压迫时的无能为力。

这种“情感代入”的写作策略，在狄更斯手中被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深知，如果直接批评政府和社会，读者可能会筑起一道心理防线，觉得“政治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他们在一个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那么这种防御就瓦解了。读者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变成了亲历者。

狄更斯的社会批判也体现在他的行动中。1846年，他参与创立了一份激进的周刊《每日新闻》，公开支持童工保护立法。在连载《荒凉山庄》期间，他组织义演筹资为伦敦东区建造工人住宅。他还多次公开朗读自己的作品——这些朗读会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慈善活动，所得收入全部捐给穷苦儿童。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可能并不稀奇，但在十九世纪，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需要相当的勇气和社会担当。

当然，狄更斯的社会批判也有他的局限性。他对穷人的同情往往伴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笔下的穷人常常被描绘得过于温顺、善良，仿佛他们的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被“上等人”欣赏的特质。他对激进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更相信道德感化和社会改良，而不是结构性变革。这些局限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即使如此，他所做的事情在十九世纪仍然是超前和勇敢的。阅读他的小说，同时也是在阅读一个时代最敏锐的良心如何运作。

《大卫·科波菲尔》的诞生：教育、疗愈与一部小说的成形

一本写给女儿的书

《大卫·科波菲尔》的创作始于1849年秋天，完成于1850年秋天，历时整整一年。这部小说的诞生，背后有两层紧密交织的动机。

第一层动机是教育。狄更斯的女儿查尔斯（小名“查理”）在1849年时大约八岁，正在进入需要大量阅读的年纪。狄更斯是一个极其投入的父亲，他对女儿的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为她编写阅读教材，带她看戏，给她讲故事。当他开始构思《大卫·科波菲尔》时，最初的设想就是写一部“教育小说”——用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向女儿传递他最珍视的价值观：善良、正直、勤奋、同情心，以及面对逆境时永不言弃的韧性。

在维多利亚时代，“教育小说”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类型。从卢梭的《爱弥儿》到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再到菲尔丁和理查逊的早期实验，这一传统的基本信念是：通过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可以最有效地展现一个理想人格的形成过程。狄更斯接过了这个传统，但他没有把它变成一本枯燥的道德教科书。他做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把道德教育包裹在一个让人笑中带泪的故事里。

第二层动机是疗愈。1849年，狄更斯的父亲刚刚去世两年。在整理父亲遗物的过程中，狄更斯重新面对了自己的童年——那段他一直刻意回避、不愿公开谈论的岁月。父亲在世时，狄更斯从未向他提起过自己在鞋油工厂的那段经历，父亲也从未主动提起。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而这种沉默在父亲去世后变得更加沉重。

写作《大卫·科波菲尔》，某种程度上是狄更斯与自己童年的一次和解。他终于可以把那些压抑了二十多年的记忆——饥饿、孤独、恐惧、被抛弃的感觉——变成文字。在小说中，大卫·科波菲尔的童年经历与狄更斯本人的经历高度吻合，但经过艺术加工后，那些苦难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在现实中，狄更斯是一个在黑暗中独自挣扎的孩子；但在大卫的故事里，这个孩子最终获得了救赎——他遇到了善良的佩葛蒂、找到了爱他的姨奶奶、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和使命。狄更斯在现实中没能得到的温暖和治愈，他通过大卫·科波菲尔这个角色得到了。

这个“写作作为疗愈”的维度，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最显著的是大卫与姨奶奶贝西·特洛伍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狄更斯在童年最孤独的时刻没有遇到这样一个无条件接纳他的长辈。但在小说中，姨奶奶在所有人都不相信大卫的时候，选择相信他；在他最贫穷无助的时候，给予他庇护和关怀。这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狄更斯对“如果有一个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对我说'孩子，我支持你'，事情会不会不一样”这个假设的文学回答。

出版与最初的反响

《大卫·科波菲尔》从1850年5月开始以连载形式在《 Bentley杂记》上发表，每两周一期，一直持续到1850年11月。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流行的长篇小说发表模式——作者在刊物上连载，读者分期购买——也是狄更斯最熟悉的创作节奏。

连载模式有一个有趣的“互动”效果：读者的反馈会直接影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