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屠格涅夫

认识屠格涅夫

一个人为什么能写出影响世界的作品？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通常与他的生活经历、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对人性的观察与思考密切相关。伊凡·屠格涅夫是一位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写下《父与子》的作家，这部作品至今仍被全球读者阅读和讨论。要理解这部小说为什么能够诞生，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它的作者——了解他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他的家庭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他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长大，以及他如何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些看似分散的信息，实际上构成了理解《父与子》最坚实的基础。屠格涅夫的个人经历与这部小说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我们这一章要重点探索的内容。

童年的记忆与家庭的影响

1818年的深秋，在俄国奥廖尔省的一片广袤土地上，一座古老的庄园里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这个婴儿就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他将在这个世界生活六十五年，并在身后留下《父与子》《罗亭》《猎人笔记》等一系列不朽的文学作品。

想象一下十九世纪初俄国贵族庄园的样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屠格涅夫成长的环境。在那个时代，一个拥有数千亩土地和数百名农奴的地主家族，生活是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里有自己的磨坊、烘房、纺织作坊，甚至有自己的教堂。仆人成群结队地在走廊里穿梭，农奴们在田间劳作直到日落，而庄园的主人则坐在宽敞的客厅里品茶、读书、谈论时事。这样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同，但它构成了屠格涅夫认识世界的最初场景。

屠格涅夫的父亲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是沙俄军队的退伍骑兵军官。在那个等级分明的时代，贵族身份意味着荣誉、特权，也意味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叶戈尔算不上一个精明的庄园管理者，他对经营土地和与农奴打交道都缺乏兴趣，更喜欢安静地看书和散步。屠格涅夫后来回忆父亲时，用了“温和”“善良”这样的词汇，这说明在儿子眼中，父亲是一个宽厚但略显软弱的形象。

相比之下，屠格涅夫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则是一个性格强硬得多的女人。她出身于另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因此继承了丰厚的嫁妆和大量的土地。瓦尔瓦拉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阅读法文和德文原版书籍，这在她那个时代的俄国女性中相当罕见。然而，她的脾气暴躁而多变，对待子女的态度时而严厉得近乎残酷，时而又流露出出乎意料的温柔。

屠格涅夫后来在自传体散文和私人信件中多次提及母亲的复杂性格。他记得母亲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也会因为某个仆人的小失误而施加严厉的体罚。但同样是这个女人，会在深夜为生病的孩子朗诵诗歌，会在家庭教师面前维护子女的尊严。这种爱恨交织的母子关系，在屠格涅夫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印记。他在日后创作《父与子》时，显然从这段童年的记忆中汲取了养分——小说中父亲与儿子之间那种充满张力却又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系，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对自身家庭关系的文学转化。

童年的屠格沃夫还见证了俄国农奴制最真实的面貌。每天清晨，当他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会看到农奴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向田地。他们住在破旧的木屋里，全家人的衣服加起来可能只有两三件完整的外套，孩子们的脸上常常带着营养不良的苍白。屠格涅夫后来写道，他从小就觉得这种制度“不太对劲”，但作为一个贵族子弟，他最初并不清楚这种“不不对劲”究竟意味着什么。真正让他开始严肃思考农奴制问题的，是他后来接触到的书籍、遇到的人物，以及走出庄园后看到的更广阔世界。

庄园生活还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另一个宝贵财富：对大自然的深厚感情。他从小就喜欢在森林里散步，观察鸟类筑巢，聆听风吹过白桦林的声音。这些童年的自然体验成为他日后写作的重要素材。在《父与子》中，我们能读到许多对俄罗斯田野、河流、夏夜和秋晨的细腻描写，这些文字的源头正是屠格涅夫在童年庄园中积累的感性记忆。

求学之路与欧洲之旅

1827年，屠格涅夫九岁那年，全家从奥廖尔省的庄园迁到了莫斯科。这座古老的城市是俄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与乡下庄园的宁静生活完全不同。莫斯科有宽阔的广场、宏伟的教堂、繁忙的集市，以及来自俄国各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屠格涅夫在这里开始了系统的正规教育。

当时的俄国贵族教育主要教授古典语言、历史、文学和数学。年轻的屠格涅夫在莫斯科一所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注册入学接受了严格而全面的教育。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俄语，还学会了法语和德语——这两门外语在他日后的创作和翻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屠格涅夫在求学期间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尝试写诗，并广泛阅读俄国和欧洲的文学作品。

1833年，十五岁的屠格涅夫进入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这所大学是俄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当时进步思想的传播中心。别林斯基、赫尔岑等后来对俄国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曾在这所大学学习或任教。在大学的课堂上，屠格涅夫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关于自由、平等、理性的观念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大学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学生社团活动，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讨论文学和哲学问题，这些经历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大学毕业后，屠格涅夫面临着许多俄国贵族子弟都会遇到的选择：是进入政府部门谋一个稳定的职位，还是继续追求文学和学术的理想？屠格涅夫选择了后者。1838年，二十岁的他获得了母亲的允许，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

这次欧洲之行彻底改变了屠格涅夫的人生轨迹。他先后游历了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每到一处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在德国，他访问了大学城，听取了哲学讲座，开始接触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在法国，他观看了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在舞台上的呈现，深刻感受到了文学艺术的巨大感染力。在英国，他亲眼见证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工厂烟囱林立、铁路四通八达、新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屠格涅夫在巴黎的经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黎是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各国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国际交流圈。屠格涅夫在这里结识了法国女歌唱家波琳娜·维亚尔多，两人相识后很快坠入爱河，这份感情持续了四十多年，尽管他们从未正式结婚。波琳娜的歌唱事业需要经常在欧洲各地巡演，屠格涅夫选择陪伴在她身边，由此获得了大量旅居欧洲的机会。这段经历使他对西欧社会有了比同时代大多数俄国人更深入的了解，也使他的世界观更加开放和包容。

欧洲之旅还给屠格涅夫带来了一个重要认识：俄国与西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西欧，他看到的是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活跃的公民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相对平等的人际关系。而在俄国，专制统治、农奴制度、思想禁锢仍然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这种对比让屠格涅夫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俄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坚持自己的传统特色，还是学习西方的发展模式？这个问题不仅是屠格涅夫个人的困惑，也成为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而这场争论最终以不同形式反映在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中。

走上文学道路与《猎人笔记》

1841年，二十三岁的屠格涅夫从欧洲回到俄国。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他在彼得堡的政府部门谋得了一个低级职位，但这并非他真正想要的生活。屠格涅夫很快意识到，官僚体制的繁琐事务和虚伪应酬正在消磨他的文学才华。他陷入了创作的困境，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完成任何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这段低谷期对屠格涅夫来说既是痛苦的，也是必要的。他在彼得堡的文学圈子里活动，与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成为朋友。别林斯基是俄国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批评文章犀利而深刻，对推动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要用手中的笔真实地描绘俄国社会，反映农奴制度的黑暗与农民生活的艰辛。

1847年，屠格涅夫的命运发生了转折。这一年，他开始在《现代人》杂志上连载《猎人笔记》系列短篇小说。《猎人笔记》由多篇独立的故事组成，讲述一个爱好狩猎的贵族青年在俄国各地旅行打猎时的见闻。每一篇故事看似在描写自然风光和狩猎活动，实际上却深刻揭示了农奴制度下农民的真实处境。

试想这样一个故事场景：猎人走进一片麦田，看到一个农奴少年在麦垛下睡着了。这个少年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脸上却带着纯真的微笑——他在梦中或许正在享受一顿丰盛的食物。猎人没有惊扰这个少年，而是静静地站在一旁观察，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酸楚。这样的场景在《猎人笔记》中反复出现，屠格涅夫用平静而克制的笔调描写农奴的苦难，但他不直接评论、不慷慨陈词——恰恰是这种含蓄的叙述方式，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

《猎人笔记》中的一个人物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白净草原》里那群在篝火旁讲述鬼故事的农村少年。这些少年与贵族子弟一样聪明、敏感、有想象力，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决定了——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接受教育、阅读书籍、思考人生的意义，而只能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劳作，直到死去。屠格涅夫通过白净草原上少年的故事，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一个人的才能与他的社会地位完全无关的社会里，真正的平等和正义何在？

《猎人笔记》的连载持续了数年，最终汇集成一部完整的作品集。这部作品使屠格涅夫一举成名，也让他成为俄国文学界的一面旗帜。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由于公开批判农奴制，屠格涅夫得罪了俄国上流社会的许多保守人士，甚至一度被沙皇政府禁止出版作品。讽刺的是，屠格涅夫本人也是贵族出身，他批判的农奴制正是他所属阶层的特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矛盾的身份——作为既得利益者却站出来批判既得利益——贯穿了屠格涅夫整个创作生涯，也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复杂性和深度。

《猎人笔记》成功后，屠格涅夫继续创作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和戏剧。《罗亭》塑造了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却缺乏行动力的“多余人”形象，《贵族之家》描写了俄国贵族阶层的衰落与新兴力量的崛起。这些作品使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为“俄国文学三巨头”，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最具争议性、也最能体现屠格涅夫对代际关系思考的，是1862年出版的《父与子》。

十九世纪俄国的时代风云

要理解《父与子》，我们还需要了解屠格涅夫生活的那个时代。十九世纪的俄国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社会，旧的秩序正在动摇，新的思潮正在萌发，而这种社会剧变正是文学创作的肥沃土壤。

十九世纪初的俄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农奴制社会。全国2300多万人口中，超过百分之九十是农奴——他们不是自由的公民，而是依附于地主的“活的财产”。农奴可以被买卖、赠送、甚至当作赌注输掉。一个地主可以决定农奴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与谁结婚、有几个孩子。一句谚语说：“俄国有两个主子——沙皇和地主。”农奴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子女几乎不可能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然而，从十八世纪末开始，西方的启蒙思想开始渗入俄国知识阶层。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虽然被俄国沙皇视为洪水猛兽，但在进步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向俄国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专制的根基正在松动，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

到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知识界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思想流派。第一派被称为“斯拉夫派”，代表人物包括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等。他们主张俄国应该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回归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的传统俄国家园。这些知识分子推崇东正教、村社共同体和俄国古老的村社制度，认为这些才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瑰宝，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不适合俄国的国情。

第二派被称为“西化派”或“西方派”，代表人物包括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他们认为俄国的落后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俄国的出路在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这些知识分子不反对俄国的民族传统，但主张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俄国的现代化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并非简单的“进步vs保守”或“正确vs错误”。两派都有真诚的爱国者，都希望俄国变得更好，只是在方法和路径上有不同见解。这种思想交锋构成了十九世纪俄国精神生活的主旋律，而《父与子》正是在这个思想语境中诞生的作品。

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以俄国的惨败告终，彻底暴露了农奴制军队的腐朽落后和专制制度的积弊丛生。战后，整个俄国社会都在反思：为什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战场上屡遭败绩？答案几乎是明摆着的——农奴制度窒息了这个国家的活力。当西方列强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建立起现代军事体系的时候，俄国仍然靠农奴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枪炮。

战败的耻辱最终推动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1861年，沙皇签署法令，正式解放全国农奴。这是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但改革并不彻底——农奴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却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土地，许多人在“解放”后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贫困。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的不满情绪在暗流涌动。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知识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不满足于渐进式的改良，他们要求彻底否定一切旧有权威，包括传统道德、宗教信仰、现行法律，甚至艺术和科学本身。虚无主义者认为，在一个充满谎言和虚伪的社会里，唯一可信的就是个人的理性判断和直接经验。这种激进思想在当时俄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拥有大量追随者，他们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人生。

《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罗夫就是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年轻、聪明、藐视权威，对一切都抱着批判的态度。他宣称艺术毫无价值，自然美也不过是“人类的自我欺骗”。他只相信科学和医学——能够实际解决人类痛苦的知识。这种极端立场自然会激怒保守派和传统知识分子，但同时也吸引着那些对现实不满、渴望变革的年轻读者。

《父与子》的诞生与争议

1860年，屠格涅夫开始动笔创作《父与子》。此时他四十二岁，已经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作家，但《父与子》将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也将把他卷入一场激烈的舆论风暴。

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两代人的冲突展开。年轻的主人公巴维尔·基尔萨诺夫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医学院学生，出身于一个拥有农奴的贵族家庭。他利用暑假回到乡下的父亲家度假，在那里他遇到了父亲阿尔卡季的朋友——一个名叫巴扎罗夫的客人。巴扎罗夫出身平民，与巴维尔年龄相仿，但思想观念截然不同。巴维尔虽然对贵族生活有些厌倦，但仍然保持着对艺术、诗歌和优雅生活的天然亲近；巴扎罗夫则完全否定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只有科学和实际效用才值得追求。

两位年轻人的相遇引发了一场场激烈的辩论。巴维尔为贵族传统辩护，认为艺术和美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巴扎罗夫则嘲笑这种观点，认为那是没落阶级的矫揉造作。这些对话表面上是在讨论抽象的哲学问题，实际上却折射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真实争论——是坚守传统还是拥抱变革？是渐进改良还是彻底革命？

随着故事的推进，巴维尔和巴扎罗夫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友谊。他们虽然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却在彼此身上发现了值得尊重的特质。巴维尔钦佩巴扎罗夫的坦率和坚定，巴扎罗夫也开始对巴维尔产生好感。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在小说结尾发生了悲剧性的转变：巴扎罗夫在一次意外中感染了伤寒，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虚无主义运动的象征——那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父与子》1862年出版后，立即在俄国社会引发了巨大争议。保守派读者和批评家被小说激怒了——他们认为屠格涅夫在丑化俄国贵族阶层，抬高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形象。更令保守派愤怒的是，小说结尾那个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竟然赢得了大多数读者的同情，而正面的贵族形象巴维尔却显得软弱无力。一些批评家甚至指责屠格涅夫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俄国人”。

另一方面，激进派的反应同样复杂。一方面，他们欢迎小说对贵族阶层的批判和对虚无主义者的描写；但另一方面，许多激进派读者对小说的结局感到不满——为什么巴扎罗夫必须死去？为什么作家不给虚无主义者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他们认为屠格涅夫的立场不够坚定，他描写的巴扎罗夫实际上是被削弱了的虚无主义形象。

面对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屠格涅夫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只是想忠实地记录他所观察到的人和事，并非要宣传某种政治主张。然而在当时的思想气候下，任何试图保持“中立”或“客观”的立场都很难得到认可。《父与子》成为屠格涅夫文学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作品，也是让他付出最大代价的作品——保守派从此视他为叛徒，激进派也对他心存芥蒂，这直接导致他晚年在俄国的处境日益艰难。

但历史最终证明了《父与子》的价值。这部小说被翻译成欧洲主要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认为它“艺术地再现了俄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直到今天，《父与子》仍然被视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被列入各国学校的必读书目。这部作品的持久生命力恰恰证明了它的深度——它不仅仅是对十九世纪俄国的记录，更是对人类社会代际冲突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刻洞察。

屠格涅夫的写作风格

屠格涅夫之所以能写出《父与子》这样伟大的作品，与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密不可分。了解他的风格特点，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

首先，屠格涅夫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文字优美、流畅、富有诗意，读他的小说如同聆听一段舒缓的音乐。他的风景描写尤其出色——俄罗斯的森林、草原、河流在他的笔下仿佛有了生命。他写道夏夜：“空气清新而湿润，隐约可以闻到花香和干草的气息，星星在天空中闪烁，村庄那边传来一阵阵蛙鸣。”这样的段落让人如临其境，很难相信这些文字诞生于一百五十多年前。

屠格涅夫风格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的客观性和克制感。他很少在叙述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或价值判断，而是让笔下的人物自己去说话、自己去做选择。当巴扎罗夫和巴维尔展开激烈辩论的时候，屠格涅夫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一方是对的”，他只是忠实地记录双方的论点，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种写法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相当罕见——当时的大多数作家都喜欢在作品中扮演“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告诉读者应该如何理解情节和人物。屠格涅夫的客观立场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多义性和开放性，不同立场、不同阅历的读者可以从同一个故事中读出不同的含义。

第三个特点是人物塑造的深度和复杂性。屠格涅夫从不把笔下的人物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即便是他最批判的对象——比如农奴制度或虚无主义——他也能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人性逻辑。在《父与子》中，巴扎罗夫是一个令许多人反感的角色，但屠格涅夫同样描写了他的善良、真诚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巴维尔是一个贵族子弟，但屠格涅夫同样展现了他的思考、困惑和对真诚友谊的渴望。正是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使屠格涅夫的人物具有了跨时代的普遍意义。

最后，屠格涅夫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家。他长期旅居欧洲，与巴尔扎克、乔治·桑、福楼拜等西欧文学巨匠交往密切，深受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但他同时保持着俄罗斯作家的独特气质——对自然和土地的深沉热爱，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性幽微之处的细腻观察。这种东西方文化素养的融合，使他的作品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本章小结

我们在这一章里跟随屠格涅夫的生命轨迹，从他的童年庄园走到莫斯科的大学校园，从欧洲的游历之旅走到文学创作的起点。屠格涅夫之所以能写出《父与子》，绝不是偶然的。

从个人经历来看，屠格涅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环境中：暴躁而严厉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