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林顿与他的海洋共和国

第 1 章：哈林顿与他的海洋共和国

1656年冬天，詹姆斯·哈林顿将一份手稿交给了印刷商。这份手稿的扉页上写着两个字：大洋国。一部关于理想共和国的政治论著，就这样在一个奇特的时间节点诞生了——彼时英格兰正处于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之下，任何关于政体的讨论都暗含风险，而公开鼓吹共和制度更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哈林顿为何要在这个时刻献出这部作品？他究竟想在这本书中回答什么问题？

要理解这些，我们需要回到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回到那个充满战争、处决、独裁与理想主义的动荡年代，走进一个叫詹姆斯·哈林顿的乡绅的思想世界。

一个清教徒乡绅的知识旅程

1611年，詹姆斯·哈林顿出生于英格兰诺福克郡的厄普顿庄园。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家庭，家境殷实但并非显赫贵族，在英国社会结构中属于“中间阶层”的上层——他们承担着地方治理的职责，却不参与中央权力核心。这种社会位置深刻影响了哈林顿日后的政治视角：他既熟悉基层社会的运作逻辑，又对高高在上的王权始终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

哈林顿的父亲是清教徒，这一宗教背景对塑造他的思想世界至关重要。清教精神强调信徒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反对对《圣经》教义的任何人为阐释，这与英国国教的权威体系存在深刻矛盾。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哈林顿，很早就接触到了一种自主思考宗教与世俗事务的精神传统。他后来写道，真正的宗教信仰必须是“理性的选择”，而非“习俗的盲目服从”——这种观点既反映了清教内部理性主义倾向的影响，也为他日后将理性原则引入政治分析埋下了伏笔。

1626年，十五岁的哈林顿进入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学习。这段大学经历对他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17世纪的牛津是英国知识生活的中心，各种政治神学思想在此交汇碰撞。哈林顿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教育，广泛阅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古典政治哲学家的著作，同时也接触到了培根的实验哲学和霍布斯的早期思想。这些古典与现代的思想资源在此刻汇聚，为他日后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智识工具。

1636年，二十五岁的哈林顿开始了他长达数年的欧洲游历。这段经历彻底开阔了他的视野，也是理解他日后政治思想的关键切入点。他首先来到低地国家，彼时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刚刚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正处于政治与商业的繁荣期。荷兰的成功实践向哈林顿展示了一种可能性：没有国王的共和政体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运转得相当良好。在阿姆斯特丹，他亲眼看到商业贸易如何将一个原本贫瘠的地区改造成欧洲最富庶的金融中心，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一套相对平等的政治法律制度。

随后，哈林顿游历了瑞士联邦、日内瓦共和国，最终抵达意大利。在佛罗伦萨，他深入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接触到马基雅维利等政治思想家的作品。他还在威尼斯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存在了超过一千年、长期以共和体制治理自身的海上强国，给哈林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威尼斯模式告诉他，一个没有世袭君主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长久的政治稳定与文明繁荣，前提是建立恰当的制度安排。

欧洲之行结束后回到英格兰的哈林顿，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只知道埋首经典的地方乡绅。他带着一套关于共和政治的初步构想，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敏锐观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此时的英格兰正处于查理一世的统治之下，而这位国王即将把国家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战。

革命时代的政治光谱

要理解哈林顿为何要写《大洋国》，必须首先理解他生活时代的政治格局。17世纪的英格兰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涉及王权与议会的权力之争，更触及了国家政体的根本性质。

1640年，长期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爆发。这场革命的发展轨迹极其复杂，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从表面上看，革命最初的目标是限制国王的权力、确保议会的权威，但随着斗争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被卷入其中，诉求也变得越来越激进和多样化。

在光谱的一端，保皇派坚定地支持国王的权力，认为君权神授不可动摇，他们最终在军事失败后流亡海外。在光谱的另一端，长老派、独立派、平等派、掘地派等各种政治宗教派别则构成了议会阵营的内部光谱。长老派希望保留国王但实行议会主权；独立派主张各教区完全自治，不接受任何高于地方教会的宗教权威；平等派提出了成年男性普选权的激进诉求；掘地派则进一步要求土地的平均分配。这些派别之间的分歧往往比他们与保皇派的分歧还要尖锐。

1649年1月30日，英格兰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在欧洲历史上，被处死的国王并不罕见，但查理一世是第一个以叛国罪被正式审判并处决的君主。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声明：它宣告了“王权神授”观念的破产，同时也意味着英格兰将不再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同年5月，英格兰共和国宣告成立，由一个被称为“残缺议长”的下议院残余继续执政，奥利弗·克伦威尔则实际掌控着军队和国家权力。

然而，共和国的日子并不好过。1650年代初期，议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军事与文职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克伦威尔先是以“护国公”的名义实行军事独裁，后来干脆解散议会，开始直接以军事手段治理国家。到了1656年哈林顿动笔写作《大洋国》的时候，英格兰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独裁体制之下——名义上废除了国王，实际上却出现了一个比国王权力更大的军事独裁者。

这种局面让许多原本支持革命的共和主义者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们推翻了王权，却发现取而代之的并非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共和制，而是一种新的专制形式。问题出在哪里？哈林顿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革命者们虽然在军事上击败了保皇派，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统治”以及“如何统治”的制度问题。他们只是用一批新的人来取代旧的国王，却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真正保障自由的宪政框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林顿拿起了笔。

一个时代之问：谁来统治，如何统治？

1656年的英格兰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政治焦虑。一方面，旧秩序已经被彻底打碎，国王的权威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新秩序迟迟无法稳定建立，各种势力此起彼伏地争夺权力。对许多有识之士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英格兰未来的政体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保皇派自然希望恢复君主制，但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背景下，这种诉求显然缺乏现实基础。议会派则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恢复君主立宪，有人主张建立贵族共和，有人则倾向于更彻底的民主政体。各种方案莫衷一是，整个国家缺乏一个关于未来政治秩序的共识。

哈林顿写作《大洋国》的直接动机，正是要回应这个时代之问。他在书中虚构了一个由“奥尔墨克”这位立法者所创建的理想共和国“海洋国”，并详细阐述了这套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但这本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想象——哈林顿明确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英格兰提供一份改革方案。

那么，哈林顿认为英格兰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他的答案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主张。

第一个主张是关于政治稳定的基础。哈林顿通过研究威尼斯、荷兰等共和国家的历史，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政治稳定的关键不在于谁来统治，而在于统治是否建立在“均衡”之上。这里的“均衡”指的是土地与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布状态。他提出了著名的土地法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人手中，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政体形式，事实上的寡头政治或君主专制都不可避免；只有当土地和财富在社会中广泛分散时，真正的共和政治才有物质基础。

按照这一理论，英格兰之所以长期处于王权统治之下，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主要集中在王室和贵族手中。革命虽然推翻了国王，但如果不解决土地分配的根本问题，任何新的政体都难以持久。因此，他在《大洋国》中设计了详细的法律方案，规定任何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一定限额，超出部分必须出售或分配给他人。这套土地法成为他整个政治制度设计的基石。

第二个主张是关于政治参与的方式。哈林顿既反对君主专制，也对直接民主持保留态度。他设计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混合政体”，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组合。具体而言，他提出将全体公民按年龄分为三组：青年组负责提出法律，中年组负责审议法律，老年组负责执行法律。这套被称为“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既保证了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又通过分权和制衡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值得注意的是，哈林顿并不是在真空中构建他的理论。他在《大海国》中多次回应同时代人的关切，试图证明他的方案既能够满足平等派等激进力量对政治平等的诉求，又能够安抚保守派对秩序和稳定的需求。他希望证明，一个真正设计良好的共和政体，既不会像王权那样导致专制，也不会像无政府状态那样导致混乱。

在这种理论建构中，哈林顿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对话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与霍布斯的对话：两种理性主义的对立

如果要在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找到一条与哈林顿最具对话关系的脉络，汤玛斯·霍布斯是绕不开的名字。这两位思想家都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时代，都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分析政治问题，都对自然状态和人类本性作出了基本假设，但他们最终得出的政治结论却截然不同。

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发表于1651年，正值共和国成立初期。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在自然状态中，人类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残忍和短命的”。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人与生俱来的竞争本性——每个人都在与他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由于缺乏共同权威来裁决争端，这种争夺必然演变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摆脱这种悲惨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的方式，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一个主权者，由这个主权者来维护秩序和安全。霍布斯认为，这个主权者可以是君主、议会或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够有效维护和平，他就是支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他倾向于认为君主制是最有效率的政体形式。

对哈林顿而言，霍布斯的这套理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它完全忽略了财产分配对政治的影响。在霍布斯的框架中，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主权者来维持秩序，具体谁拥有多少土地和财富，似乎并不重要。但哈林顿通过历史研究和自己对当代政治的观察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财富的高度集中必然导致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无论名义上的主权者是谁。如果英格兰真的按照霍布斯的逻辑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那么最终得到的结果将不是和平与秩序，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也许比君主制更糟糕，因为它还缺乏传统和合法性来约束权力。

这正是哈林顿提出土地法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他要证明，政治秩序的真正基础不在于一个强大的主权者，而在于社会内部的均衡状态。如果财产分配失衡，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长久维持稳定——要么是底层革命推翻现行秩序，要么是上层寡头垄断全部权力。真正的共和政治必须从解决财产分配问题入手，否则一切关于法律、制度和权利的讨论都只是空中楼阁。

两人的另一个重要分歧涉及公民美德的地位。霍布斯对人性的看法相当悲观，认为大多数普通人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天然倾向于服从权威。对他而言，政治秩序的建立主要依赖于对惩罚的恐惧和对死亡的逃避。相比之下，哈林顿虽然同样承认人性中自私和竞争的一面，但他对公民美德的培养持更乐观的态度。在他的理想共和国中，公民教育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道德培养，普通人完全可以成为有公共精神、积极参政的合格公民。

从方法论上说，两人都是理性主义的倡导者，都主张政治理论应该建立在对人性的理性分析之上，而非诉诸传统或宗教权威。但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哈林顿表现出比霍布斯更浓厚的历史意识。他花了大量篇幅研究威尼斯、荷兰等共和国家的历史经验，试图从中提取可资借鉴的制度要素。这种历史进路让他的理论与现实政治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不像霍布斯的理论那样呈现出某种超历史的抽象性。

理解哈林顿与霍布斯的分歧，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大洋国》的理论定位。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个理想国家的想象，更是对当时流行的霍布斯式政治观念的反驳。哈林顿试图证明，除了君主专制和军事独裁之外，还存在一条通向自由与稳定并存的政治道路，而这条道路的钥匙就藏在恰当的制度设计之中。

从手稿到出版物：一部书的社会生命

《大洋国》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故事。与许多政治论著不同，这本书在正式出版之前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手稿传阅时期。

哈林顿在1656年完成初稿后，并没有急于将其付梓。他采取了一个相当谨慎的策略：先将手稿送给一批政治精英和知识界的朋友阅读，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批最早的读者包括一些议会议员、独立派领袖以及他在伦敦社交圈结识的知识分子。通过这种传阅方式，哈林顿既收集到了有价值的反馈，也在一定范围内为这本书做了预热宣传。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反复提及的事情：哈林顿将一份手稿送给了护国公克伦威尔本人。根据当时的记载，克伦威尔读完手稿后召见了哈林顿，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克伦威尔问哈林顿，这个大洋国里有没有国王？哈林顿巧妙地回答：没有，因为任何王国都无法与大洋国相比——言下之意，真正的海洋国根本不需要一个国王来统治。这次对话的结果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克伦威尔对这本书颇为欣赏，也有人认为他只是出于好奇。无论如何，克伦威尔最终没有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这本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就已经是一种默许。

1659年，《大洋国》正式出版，此时距离哈林顿完成初稿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里，英格兰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他的儿子理查德继任护国公，但很快就在军队和议会的双重压力下被迫下台。英格兰陷入了短暂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在1660年迎来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查理二世重新登上王位。

在这种动荡的背景下出版《大洋国》，哈林顿显然有自己的考量。护国体制的崩溃给了他一个机会窗口——一方面，旧秩序的失败证明了军事独裁道路的不可行，人们对替代性政治方案的需求空前强烈；另一方面，复辟尚未完成，关于国家政体的讨论在技术上仍然可能。这种微妙的政治时机选择，显示了哈林顿作为一位政治知识分子的现实感。

《大洋国》出版后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一方面，许多读者对这本书中描绘的共和理想深感兴趣，认为它为英格兰的未来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另一方面，保守派和保皇派则对这本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它是对君主制的公然挑战，是对现有秩序的煽动性攻击。

复辟王朝建立后，哈林顿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作为一位公开支持共和政治的知识分子，他面临着来自新王朝的压力。但他采取了一个聪明的策略：通过强调自己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重视，来与激进的共和派和革命派划清界限。他反复声称，自己的目标不是推翻现存政府，而是在任何政府形式下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表述方式帮助他在复辟时代维持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大洋国》在17世纪后期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出版，对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曾阅读过这本书，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跨时代的传播证明了哈林顿理论的持久价值——它不仅是对17世纪英格兰政治困境的回应，也为后来者思考政治秩序与自由的关系提供了经典参照。

通过哈林顿的生平与著作，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他们试图用理性为政治导航，却发现现实政治的波涛远比理论预设更加汹涌。但即便如此，这种努力本身仍然是有意义的。正是因为有人愿意去想象、去论证、去争辩“另一种可能”，历史的演进才不会沦为纯粹的力量博弈。

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哈林顿为何要在1656年创作《大洋国》？答案现在已经比较清晰了。这是一个身处时代漩涡中的知识分子对根本政治问题的回应——面对王权的专断与革命的混乱，他既不愿倒退，也不愿盲动，而是试图找到一条理性与经验并重的共和之路。他相信，恰当的制度设计可以驯服人性的自私，保障公民的自由，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信念贯穿着《大洋国》的每一页，也构成了理解这部作品的核心线索。

以下时间轴展示了哈林顿生平与17世纪英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对照：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哈林顿生平与时代背景 1611 : 哈林顿出生于诺福克郡厄普顿庄园 : 查理一世即位 1626 : 进入牛津大学林森学院 1636-1646 : 游历欧洲，考察威尼斯、荷兰等共和国 1640 : 长期议会召开，英国革命爆发 1649 : 查理一世被处死，英格兰共和国成立 : 哈林顿回国，开始参与政治讨论 1651 : 霍布斯《利维坦》出版 1653 : 克伦威尔解散议会，建立护国体制 1656 : 哈林顿完成《大洋国》初稿 : 将手稿送给克伦威尔 1658 : 克伦威尔去世 1659 : 《大洋国》正式出版 : 护国体制崩溃 1660 :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即位 ```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追溯哈林顿的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初步回答了理解《大洋国》的核心问题。我们看到，哈林顿的清教家庭背景塑造了他的理性主义倾向，牛津教育让他接触了丰富的古典与现代思想资源，而长达十年的欧洲游历则让他亲眼见证了共和政治的实践可能。17世纪英格兰的革命与动荡为他提供了思考政治问题的现实素材，克伦威尔护国体制的失败则让他深感制度设计的紧迫性。

哈林顿与霍布斯的对话揭示了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政治进路：霍布斯强调主权者的强制力是秩序的前提，哈林顿则坚持认为社会内部财产的均衡分布才是稳定的基础。这一分歧深刻影响了两人对政体形式的不同判断，也为我们理解《大洋国》的核心主张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背景。

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对《大洋国》文本本身的分析。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考察哈林顿在这部作品中提出的土地法理论、混合政体方案以及公民教育思想，评估这些理论主张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意义，并思考它们对当代政治思考的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