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诗人的登场

第1章：1593年的伦敦，一个诗人的抉择

1593年3月或4月的某一天，威廉·莎士比亚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拿起羽毛笔，在一张对开纸上开始书写一段关于爱与死亡的诗行。这个选择的直接后果，是人类文学史上第一首用英语写作的色情-教育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的诞生。但在此刻，我们不知道那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是怀揣着艺术野心，还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我们甚至不知道他花了多长时间完成这首诗——也许是几周，也许是几个月。

但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这位年轻的剧作家刚刚在伦敦戏剧界站稳脚跟的时候，他选择暂时放下剧作，转向诗歌创作。

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答案要从1593年的伦敦说起。

瘟疫笼罩下的伦敦城

1593年的伦敦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拥有大约二十万人口，是英格兰最大、最拥挤、最具活力的都市。泰晤士河穿城而过，河上帆樯林立，将伦敦与英格兰南部和欧洲大陆连接起来。河北岸是繁华的城区，街道狭窄而喧闹，店铺、作坊、酒馆鳞次栉比。河南岸则是环球剧场、幕帷剧场等演出场所的所在地，每逢演出日，成千上万的观众从城市各处涌来。

但1593年的伦敦笼罩在一层不祥的阴影之下。瘟疫——腺鼠疫——正在城市中肆虐。

腺鼠疫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通过老鼠和跳蚤叮咬传播。这种疾病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周期性爆发，每一次爆发都会夺走大量生命。感染腺鼠疫后，患者首先会在腹股沟或腋下出现痛苦的淋巴结肿胀，随后出现高烧、呕吐和皮肤溃烂。大多数患者在感染后三到七天内死亡，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到九十。

1592年末，瘟疫开始在伦敦蔓延。到1593年初，疫情急剧恶化。根据当时的记录，1593年3月的一周内，伦敦教区登记的死亡人数达到数百人。整个城市笼罩在恐惧之中，人们紧闭家门，尽量避免与他人接触。富有的市民纷纷逃离城市，前往乡间别墅躲避。剧场、教堂和公共集会场所被关闭。空气中弥漫着醋和草药燃烧的气味，人们相信这些气味可以驱散瘟疫。

瘟疫对剧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剧场是民众娱乐的主要形式，也是剧作家和演员谋生的根本。环球剧场、幕帷剧场、玫瑰剧场等演出场所每天可以吸引上千名观众。但瘟疫期间，伦敦市政当局和枢密院会下令关闭所有剧场，以防止疾病通过人群聚集传播。

这种关闭是强制性的。1593年4月，枢密院发布命令，关闭伦敦城内所有剧场，禁止任何公开演出。命令宣称，由于瘟疫肆虐，公众集会“极易导致疾病传播和上帝的惩罚”。违反命令者将面临严厉处罚。

这不是伦敦剧场第一次因瘟疫关闭，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1590年代，瘟疫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袭击伦敦，导致剧场关闭。1592年剧场曾因瘟疫关闭，1593年再次关闭，直到1594年疫情缓解才重新开放。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基时，瘟疫再次爆发，剧场又关闭了两年多。此后的1610年代和1620年代，类似的模式反复出现。

对于依赖剧场收入为生的剧作家和演员而言，瘟疫关闭是致命的打击。没有演出就没有收入，而伦敦的生活成本并不低廉。一个剧作家如果不能写戏，就意味着没有薪水；如果没有薪水，就意味着难以维持生计。

1593年的莎士比亚正处于这个困境之中。他大约在1588年前后抵达伦敦，开始在剧场从事各种工作——也许是搬运工、服务员、跑龙套演员，逐渐成长为可以独立创作剧本的剧作家。到1590年代初，他已经创作了若干早期戏剧，在伦敦戏剧界建立了一定的声誉。但他的根基并不稳固。他没有贵族庇护，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剧作家的微薄薪水。当1593年瘟疫来袭、剧场关闭时，他的经济来源被切断了。

怎么办？莎士比亚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赞助制度：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经济

要理解莎士比亚在1593年的选择，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在今天几乎消失但在伊丽莎白时代至关重要的制度——贵族赞助制度。

赞助制度是伊丽莎白时代文学创作的经济基础。在一个没有现代版权制度、没有公共文学资助、没有商业出版稳定市场的时代，诗人要靠什么生活？答案是贵族庇护人的慷慨。

贵族赞助的逻辑很简单。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不仅是政治和军事领袖，也是文化和品味的塑造者。资助文学艺术是贵族展示文明修养、获得社会声望的重要方式。一个有教养的贵族会豢养诗人、乐师、画家，作为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渴望获得资助的诗人则将自己的作品题献给贵族，以换取金钱或其他形式的回报。

这种赞助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题献。翻开任何一部伊丽莎白时代的诗集，我们几乎总能在卷首看到诗人写给庇护人的献词。在这些献词中，诗人用极度夸张的言辞赞美庇护人的美德、智慧和慷慨，同时谦卑地表示自己才疏学浅，只能以这首小诗聊表敬意。

以托马斯·德克纳姆为例。这位诗人在1599年出版诗集《镜之屋》时，将作品题献给博学的罗伯特·塞西尔伯爵。献词写道：

> “我谦卑地将这部作品献给您——我这贫乏的才智所能产出的最好果实——恳请大人以仁慈之心接纳它，如同您在往昔许多场合向我展示的恩惠一般。”

这番话暗示了赞助关系的存在：庇护人曾经“展示恩惠”，诗人以作品回报。换句话说，题献不是空洞的礼仪，而是经济交换的象征。诗人献上作品，庇护人给予金钱或其他形式的资助。

当然，赞助制度并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它涉及复杂的情感、义务和社会网络。一个庇护人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持续多年，双方建立起师友、合作伙伴甚至朋友的关系。马娄、本·琼森、斯宾塞等著名诗人都与贵族庇护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有些庇护人甚至资助诗人完成大学教育。

对于像莎士比亚这样刚刚起步的剧作家而言，进入赞助网络意味着获得经济保障和社会认可。但赞助并不是自动给予的。诗人需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吸引庇护人的注意。而这种展示，往往需要通过出版作品来实现。

1593年的出版机会

瘟疫关闭了剧场，但打开了一扇新的门——出版。

在1590年代的伦敦，出版业已经相当发达。1557年，玛丽一世女王授予书商公司皇家特许状，赋予该公司对书籍出版和发行的垄断权。这项特许状意味着只有书商公司的成员才能合法地在英格兰出版书籍，其他任何人私自印刷都将面临严厉处罚。书商公司控制了书籍的审批、定价和质量，维护着出版秩序。

伦敦的书商主要集中在泰晤士街和舰队街一带，那里店铺林立，是英格兰出版业的中心。威廉·霍尔、约翰·丹尼尔、理查德·费尔德等印刷商的名字出现在无数书籍的扉页上。

书籍的印刷数量通常在1000到1500册之间。印数不算大，但考虑到识字率和购买力，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书籍的定价通常在几便士到几先令之间，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也许能买得起一本便宜的 pamphlets，但要购买一部装帧精美的诗集，则需要花费相当于一周甚至一个月工资的金额。

书籍市场主要由几类读者构成：贵族和富有的乡绅会购买装帧精美的对开本或四开本书籍；中产阶级的市民会购买价格适中的平装书；平民百姓则主要消费便宜的小册子和通俗读物。

对于诗歌而言，市场是有限的。大多数读者更偏好戏剧、通俗文学或宗教作品，对长篇叙事诗的需求相对较小。但这也意味着，一旦一首长诗成功吸引读者，就可能获得相当可观的销量和再版机会。

1593年，伦敦出版界正酝酿着一股新的潮流。1590年代见证了“诗歌复兴”的开端，一批年轻诗人开始用新的风格创作长诗，试图将古典传统与当代趣味结合起来。斯宾塞的《牧人月历》（1590）和《仙后》（前几卷出版于1590年）激发了人们对诗歌的兴趣。奥维德、维吉尔等古典诗人的作品被重新翻译和改编，读者对古典神话表现出浓厚兴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首精心写作的长篇叙事诗有可能获得成功。而莎士比亚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机会。

莎士比亚的早期创作轨迹

要理解1593年莎士比亚的选择，我们还需要了解他的早期创作轨迹。

关于莎士比亚1590年代初的具体活动，我们知道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但可以确定的是，到1592年，他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剧作家了。那一年，罗伯特·格林——一位潦倒的剧作家和 pamphleteer——在一本攻击剧作家的小册子中提到了莎士比亚。格林写道：

> “因为这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扮自己，在演员的皮囊下包装了一颗虎狼之心。”

这是现存最早提到莎士比亚的文献。虽然格林的语气充满敌意和嫉妒，但他的提及本身就说明了莎士比亚当时已经足够有名，值得被点名攻击。

1590年代初，莎士比亚创作了多部早期戏剧。根据学术界的共识，他的早期作品包括《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部、《理查德三世》、《错误的喜剧》等。这些作品大多改编自英格兰历史或古典喜剧，显示出莎士比亚驾驭戏剧语言的初步才能。

1592年的瘟疫关闭打断了他的戏剧创作。那些原本可以写给环球剧场或幕帷剧场的剧本，现在无人问津。莎士比亚需要新的收入来源。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转向了诗歌——具体来说，是一首关于爱与死亡的长诗。这首诗的题目是《维纳斯与阿多尼》。

1593年4月，莎士比亚完成了这首诗的写作，将其题献给一位名叫亨利·里奥谢思利的年轻人——南安普顿伯爵三世。这位伯爵年仅二十岁，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和首席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的外孙。他英俊潇洒，学识渊博，是伦敦社交界的宠儿。

在献词中，莎士比亚写道：

> “只是献给我的主公南安普顿的作品——如果我有什么值得您垂顾的东西，那就是这些低劣的诗行；但既然这诗是我所有，我就把它献给阁下您，愿您的美名与这诗同垂不朽。”

他还写道，这首诗是他“从您的羊群中借来的一只羊”——这句话暗示，莎士比亚接受过南安普顿的资助，或者至少收到了他的礼物。

1593年夏天，《维纳斯与阿多尼》由印刷商约翰·丹尼尔出版，以对开本形式发行，封面上标注着作者的署名。这是莎士比亚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作品，也是他第一部署有全名的作品。

案例分析：一部长诗的诞生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维纳斯与阿多尼》的诞生过程。

这首诗讲述了一个经典的罗马神话故事：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疯狂地爱上了俊美的少年阿多尼斯，但阿多尼斯对她毫无兴趣，他只热爱狩猎。一天，阿多尼斯外出狩猎，维纳斯恳求他不要去，警告他野猪的危险。阿多尼斯不听，在狩猎中被野猪咬死。维纳斯赶到时，阿多尼斯已经倒在血泊中。她悲痛欲绝，将阿多尼斯的血变成了银莲花。

这个故事来自奥维德的《变形记》——一部在罗马时代成书的神话诗集，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广泛阅读和改编。莎士比亚直接翻译或改写了奥维德的原文，将其转化为英语长诗。

但为什么选择这个故事？莎士比亚的选择有多个考量。

首先是市场因素。奥维德的神话题材在1590年代的伦敦很受欢迎，本·琼森、马娄等人都曾改编奥维德的故事。选择一个读者熟悉且感兴趣的题材，可以降低市场风险。

其次是赞助考量。南安普顿伯爵是一位博学的年轻人，精通古典文学。将一首基于古典神话的长诗献给他，既展示了诗人的学识，也符合赞助人的品味。

第三是艺术考量。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故事涉及爱、欲望、拒绝、死亡——这些主题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莎士比亚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才华，描写爱情的魅力、拒绝的痛苦、死亡的恐怖。

1593年《维纳斯与阿多尼》的出版是一个商业上的成功。诗作出版后迅速售罄，随后几年内多次再版。据统计，在莎士比亚在世期间，这首诗再版超过十次，成为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相比之下，他的大多数戏剧剧本在他生前从未以书籍形式出版。

这个成功并非偶然。莎士比亚在诗中展示了精湛的语言技巧和心理描写能力。他用优美的十四行诗节（rhyme royal）写成全诗，语言华丽而流畅，心理刻画细腻入微。他笔下的维纳斯既可笑又可怜，她对阿多尼斯的纠缠让人既同情又感到荒诞。这种复杂的处理方式使诗作超越了一般的情色描写，获得了持久的文学价值。

1593年的成功为莎士比亚打开了新的可能性。随后，他又创作了另一首长诗《鲁克丽丝失贞记》（1594），同样题献给南安普顿伯爵。这首诗讲述了一个不同的罗马神话故事——美丽的鲁克丽丝被罗马王子塔昆努斯强暴，随后自杀身死。这首诗同样获得了商业成功，在莎士比亚生前再版七八次。

更重要的是，这两首长诗确立了莎士比亚在伦敦文学界的地位。1594年瘟疫消退、剧场重新开放后，莎士比亚不仅重返剧场，而且成为了最受观众欢迎的剧作家。他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剧团“宫务大臣供奉剧团”，与理查德·伯比奇等优秀演员合作，创作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等一系列杰作。

但这一切都始于1593年那个暂时离开剧场的决定。如果不是瘟疫关闭了剧场，莎士比亚可能会继续写戏，不会转向诗歌创作。瘟疫是催化剂，赞助制度是条件，南安普顿伯爵是机遇——三者缺一，《维纳斯与阿多尼就不会诞生。

本章小结

这一章讲述了1593年伦敦的历史背景，以及莎士比亚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创作了《维纳斯与阿多尼》。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部作品诞生的条件。

瘟疫是直接的触发因素。1592至1594年的腺鼠疫大流行迫使伦敦剧场关闭，切断了莎士比亚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剧场无法演出的情况下，他需要寻找替代的收入方式——诗歌创作和出版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

赞助制度提供了经济保障。在这个没有现代版权和公共资助的时代，贵族庇护人的资助是诗人创作的重要支撑。莎士比亚通过题献作品给南安普顿伯爵，获得了进入赞助网络的机会。庇护人的慷慨使诗人能够在瘟疫期间维持生计。

出版市场提供了传播渠道。1590年代伦敦出版业的发展，以及诗歌复兴的潮流，为长诗的出版创造了可能。莎士比亚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将自己的才华转化为可以出售的商品。

这三个因素——瘟疫、赞助、出版——共同构成了1593年伦敦的文化生态。《维纳斯与阿多尼》的诞生，是个人选择与时代条件互动的结果。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创作者的选择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他们需要谋生，需要获得认可，需要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创作者也不是被动地受制于条件，他们能动地选择、调整、创造，在既有条件下寻找可能性。

理解文学，需要理解它诞生的历史语境。1593年的瘟疫、赞助制度、出版市场——这些不是文学的“背景装饰”，而是构成文学本身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些历史条件，就没有《维纳斯与阿多尼》。

接下来的章节将深入分析《维纳斯与阿多尼》的文本本身。我们将细读这首诗的语言、结构、主题，考察莎士比亚如何将奥维德的拉丁文原文转化为英语诗歌，如何处理爱与死亡的主题，如何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将始终是我们分析的核心框架。

本章小结

这一章讲述了1593年伦敦的历史背景，以及莎士比亚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创作了《维纳斯与阿多尼》。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部作品诞生的条件。

瘟疫是直接的触发因素。1592至1594年的腺鼠疫大流行迫使伦敦剧场关闭，切断了莎士比亚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剧场无法演出的情况下，他需要寻找替代的收入方式——诗歌创作和出版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

赞助制度提供了经济保障。在这个没有现代版权和公共资助的时代，贵族庇护人的资助是诗人创作的重要支撑。莎士比亚通过题献作品给南安普顿伯爵，获得了进入赞助网络的机会。庇护人的慷慨使诗人能够在瘟疫期间维持生计。

出版市场提供了传播渠道。1590年代伦敦出版业的发展，以及诗歌复兴的潮流，为长诗的出版创造了可能。莎士比亚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将自己的才华转化为可以出售的商品。

这三个因素——瘟疫、赞助、出版——共同构成了1593年伦敦的文化生态。《维纳斯与阿多尼》的诞生，是个人选择与时代条件互动的结果。

理解文学，需要理解它诞生的历史语境。1593年的瘟疫、赞助制度、出版市场——这些不是文学的“背景装饰”，而是构成文学本身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些历史条件，就没有《维纳斯与阿多尼》。

接下来的章节将深入分析《维纳斯与阿多尼》的文本本身。我们将细读这首诗的语言、结构、主题，考察莎士比亚如何将奥维德的拉丁文原文转化为英语诗歌，如何处理爱与死亡的主题，如何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将始终是我们分析的核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