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其人其学
库兹涅茨其人其学
经济增长研究在20世纪中叶曾经历过一次沉默的分裂：少数研究者坚持从历史数据与统计序列中提炼理论命题，多数则试图将增长现象纳入一般均衡或动态优化的形式框架。前者的代表人物中，西蒙·库兹涅茨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中心位置。然而,所谓"从数据出发"的传统,在经济学主流叙事的重构过程中,经常被压缩为一组结果性发现——库兹涅茨曲线、长波、发达国家增长史——却较少被还原为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选择。理解库兹涅茨的不可替代性,关键在于理解这种选择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它在何种知识背景下与其他传统构成对立。本章沿着库兹涅茨的学术传记展开,试图回答一个具体问题:他作为经济学者与统计学者的双重身份,如何决定了他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提问方式?
一、流亡路径与哥伦比亚的经济统计学训练
西蒙·库兹涅茨1901年生于俄帝国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成长于十月革命前后的动荡年代。这一时间与地理坐标对理解其学术倾向至关重要:他在一个统计数据长期残缺、官方统计服务于行政而非认识目的的国家度过少年时代,对统计数字的可靠性与可比性问题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1922年随家人移居美国时,库兹涅茨已22岁,在俄方学校受过完整的人文学训练,但经济学方面的积累近乎空白。这构成一个与同代美国经济学家迥异的起点:他没有浸淫于19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文本传统,反而保留了欧洲大陆学者对历史与制度语境的偏好。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库兹涅茨受到两股学术力量的塑造。其一是韦斯利·米切尔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传统,这一传统将经济波动视为可观察、可分解、可计量的经验对象,反对把经济周期简化为某种先验结构的派生物。其二是哥伦比亚统计系当时在美国极为活跃的数理统计训练,包括弗雷德里克·米塞斯(Frederick C. Mills)等人所倡导的"统计经济史"路线。在1920年代中后期,这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它要求研究者在处理经济现象时同时具备历史敏感性与统计纪律。库兹涅茨192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商品价格波动的统计测量,论文题目本身已经预示了他日后的工作路径——不是去构造一个解释波动的理论模型,而是先去确立"波动究竟如何被测量"这一更基础的问题。
这段训练对他方法论倾向的影响,可从两个具体侧面加以把握。第一个侧面是关于时间序列的认识论。米切尔传统认为,经济现象以年为单位的连续观测所形成的"动态记录",其首要价值不在于支持某种先验理论,而在于构成研究者与现象之间的中介——通过系统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时间序列,研究者能够识别出哪些现象是跨情境稳定的,哪些是局部与偶然的。这种观念与20年代后期在欧洲大陆流行的"理论驱动型历史"截然不同。库兹涅茨在哥伦比亚期间曾接触过韦伯、桑巴特等人的著作,但他最终没有走向那种以理论类型(理想型)统摄史料的路线,反而更接近德国历史学派内部统计派的做法——重视数量证据的内在结构。
第二个侧面是关于"国民收入"概念的理解。当时的英美主流经济学,国民收入更多被视为一个会计恒等式的右端项,而非一个可独立观测的统计对象;在马歇尔—庇古传统里,国民收入核算服务于福利经济学命题,本身并不具备认识论上的独立地位。但米切尔—柯林斯(Wesley C. Mitchell and Willford I. King)早在1915—1922年间就开辟了另一种理解:国民收入作为若干分项之和,其内部结构(工资、利润、租金、折旧)的变化构成对经济活动自身状态的最直接描述。这种理解的核心主张是:统计体系先于理论判断,只有当国民收入的分项数据达到足够的内在一致性与跨期可比性时,我们才能合理地讨论"经济是否增长"以及"为谁增长"等问题。这一立场在1920年代并未被普遍接受,但库兹涅茨已经把它内化为自己的研究前提。
二、1930年代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体系的奠基工作
1930年代初,库兹涅茨主持的国民收入研究对美国经济统计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工作最初以NBER内部研究项目的形式展开,后因美国商务部为应对大萧条而急需可靠的经济总量数据,被纳入官方统计体系。从1934年起,商务部以库兹涅茨的估算方法为基础,定期发布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系统化国民收入官方统计的工业国。这一时间节点的意义常被低估: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1936年)之前,美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由库兹涅茨所奠基的统计基础设施,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统计先行于理论"的案例。
库兹涅茨在这一时期的统计工作包含若干技术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方法论选择。第一,他对"产出"概念采取了严格的市场交易定义,排除实物报酬、家务劳动、自给性生产等非货币化活动。这一选择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在1930年代,它意味着对既有估算实践的重大修改——尤其是对农业产出的处理。库兹涅茨坚持按市场价值估价,即便这会低估家庭农场对总产出的贡献,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严格遵循市场交易边界,才能保证国际比较与跨期比较的逻辑一致。第二,他将资本形成总额区分为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货变动,并为后者单独建立了基于企业调查的统计序列。这一区分在后来的国民账户体系(SNA)中得以保留,但在当时,它要求对企业的会计记录进行系统整理,工作量极为庞大。第三,他对政府支出采取了"按用途而非按主体"分类的原则,即把政府活动视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来源,这一处理方式后来成为国民账户体系的通行做法,但在当时需要面对来自财政学界的质疑——后者倾向于把政府视为不同于私人部门的特殊主体。
这些技术选择看似具体而琐碎,实际构成了库兹涅茨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一块基石:他相信,关于"经济是什么"的最深层判断,往往蕴含在最基础的统计定义之中。换言之,选择如何度量,就是选择如何提问。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反复出现:当他研究经济增长时,他对"产出"和"投入"的界定,他区分"产品增长"与"服务增长"的方式,他对"人均"与"总量"的不同偏好,都直接源于1930年代所形成的统计直觉。1953年他在《经济变化》(Economic Change)一书中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分——前者为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后者涉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其实正是这一统计直觉的概念化表达。
更值得注意的是,库兹涅茨在商务部工作期间,始终保持着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距离。凯恩斯本人在1930年代曾访问美国,与库兹涅茨有过直接接触,但两人的合作仅限于数据使用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库兹涅茨拒绝把国民收入核算视为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附属工具,他坚持认为统计体系应保持对各种理论解释的中立性。这一立场使他在战后宏观经济学争论中处于某种尴尬的边缘位置:凯恩斯主义者把他视为有用的数据供应者,却难以把他纳入理论阵营;反凯恩斯主义者则把他视为政府干预的统计同路人,同样没有认真对待他的方法论主张。库兹涅茨在1950年代回顾这段经历时,曾以"统计与理论之间存在未跨越的鸿沟"概括自己的处境。
三、NBER协作机制与经验研究范式的形成
理解库兹涅茨的工作方式,不能离开NBER这一独特的学术机构。NBER成立于1920年,由米切尔等人发起,其组织模式与美国大学经济系有本质差异:它不授予学位,不承担教学任务,核心活动是组织跨机构、跨学科的研究者对长期经济数据展开协作研究。这种结构带来两方面的方法论后果。其一,NBER内部形成了以项目为中心的研究组织方式,每个大型项目通常由一位资深学者牵头,配备若干全职研究员,辅以大量兼职访问学者。库兹涅茨在1930—1940年代主持的国民收入研究、资本形成研究、收入分配研究,都遵循这种项目结构。其二,NBER的研究产出以专著和工作论文为主,而不以期刊文章为主,这一出版偏好使得研究者更倾向于在单一项目内展开长时段、系统性的论证,而不是追求短期可发表性。
NBER的协作机制对库兹涅茨的方法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最关键的是,它强化了库兹涅茨对"团队生产的数据序列"的依赖。库兹涅茨本人在统计技术上未必是当时最顶尖的专家(在抽样调查与指数理论方面,他更多地依赖雷蒙·珀尔曼、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同事的工作),但他具备一种稀缺的综合能力——能够把不同来源、不同方法、不同口径的统计序列整合为内在一致的长期数据档案。这种能力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尤其重要,因为增长研究的核心对象恰恰是跨数十年的总量与分量数据,而这些数据在原始状态下往往支离破碎、定义不一、覆盖不全。库兹涅茨的工作流程,通常是先花大量时间整理与协调既有统计,再以整理后的数据为基础,展开对长期趋势的描述与比较。这种"先整理后解释"的次序,是他研究范式的标志性特征。
NBER传统还塑造了库兹涅茨对"经验规律"的特定理解。米切尔曾明确反对从个别时间序列中抽象出所谓"经济周期一般理论",他认为任何关于周期的概括都必须建立在跨国家、跨行业、跨时间的比较之上。库兹涅茨承袭了这一立场。在他的经济增长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经验规律"的两层理解:第一层是描述性的,即在某一特定数据集合内,某些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统计关系(例如储蓄率与人均收入的关系);第二层是比较性的,即在跨国数据中,某些关系在结构上呈现出一致性,但在数值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两层理解的区别非常关键:第二层明确承认规律的有限性,认为规律的边界条件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这与后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倾向于从单一最优化模型中推导出普适的"收敛律",而库兹涅茨从一开始就对这种普适性持怀疑态度。
库兹涅茨与NBER的协作还体现在他对数据公开性的坚持。NBER在1930—1940年代整理的大量原始数据,在战后逐步向学界开放,这一做法与美国统计局系统的封闭传统形成对比。库兹涅茨本人在1971年与伊丽莎白·达克汉姆合著的《各国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中,专门设置了大量附录,完整呈现13个发达国家在数十个变量上的长时段序列。这种数据公开的伦理,在当时并不普遍,它部分源于NBER的私立机构性质,部分源于库兹涅茨本人对"可重复性"的内在尊重——他相信,任何关于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命题,最终都必须经得起独立研究者使用原始数据进行的复核。
四、方法论分歧:库兹涅茨与同时代主流的张力
库兹涅茨的学术身份,在战后经济学迅速形式化的背景下日益显得难以归类。他与熊彼特共享对长期动态与创新过程的关注,但与熊彼特不同,他从未试图构造一个涵盖企业家精神、金融周期、创造性破坏的宏大理论体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1)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都体现了一种以理论统摄史料的雄心;库兹涅茨则把这种雄心视为过早的封闭。他对熊彼特理论的态度,可从他1954年发表的评论中略见端倪:他承认熊彼特抓住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但批评其理论过于依赖企业家心理这一难以观测的变量,从而难以接受系统性的经验检验。
与凯恩斯主义主流的距离则更明显。1940—1950年代,库兹涅茨并未参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内部争论(例如消费函数之争、流动性陷阱之争、菲利普斯曲线之争),他的研究兴趣始终落在长期增长与结构变迁上。但这种"不参与"并不等于"无判断"。库兹涅茨在1950年代后期关于"高就业下储蓄—投资缺口"的讨论,实际上构成了对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框架的隐性批评。他认为,如果一国经济处于长期增长状态,则储蓄与投资之间不会出现凯恩斯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反而会出现持续的资本形成压力。这一观察直接源自他对美国国民账户数据的长期整理,它提示库兹涅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在面对长期增长时,可能需要根本性的修正。
与制度学派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库兹涅茨对凡勃伦、康芒斯等老制度学派保持某种智识上的同情,他承认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坚决反对制度学派对统计方法的轻视。在他看来,凡勃伦式的修辞批判虽然富于洞见,但缺乏可证伪的经验内容;而他自己所追求的,正是一种能够容纳制度因素的、统计上严格的分析路径。这一立场在1953年的《经济变化》中得到明确表达:他承认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人口变动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但他坚持这三者都必须以可观测的统计量度来加以界定,否则讨论将失去学术约束。
对库兹涅茨方法论立场的最严峻考验,出现在1950年代后期新古典增长理论崛起之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年的文章,通过一个简洁的总量生产函数框架,把技术进步作为"残差"识别出来,实现了经济增长研究的形式化转向。这一转向的成就无可否认,它把经济增长理论从历史叙事提升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数学结构。但库兹涅茨对此始终保持审慎。他承认生产函数作为描述工具的便利,但质疑其作为解释工具的有效性。在他看来,索洛模型所识别的"技术进步残差"本身就是一个黑箱——它把库兹涅茨本人长期追踪的那些具体创新活动(铁路、电力、化工、内燃机、抗生素)统统压缩为一个数字。库兹涅茨1966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讲《经济增长的更替一面》(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可被视为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次系统性回应:他用大量跨国数据展示,所谓"技术进步残差"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表现出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本身需要解释,而新古典框架对此并无能为力。
值得指出的是,库兹涅茨与同时代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歧,主要不是关于"哪些变量重要",而是关于"如何证明这些变量重要"。库兹涅茨从不否认储蓄率、人力资本、技术扩散的重要性,但他坚持认为,这些变量的重要性只能通过跨国、长时段的系统数据比较来确立,而不是通过一个优化模型的均衡条件来推演。这种立场并非反理论,他本人在1960年代也曾提出若干理论假说(例如关于产品生命周期与贸易结构的假说),但他始终坚持,任何理论假说必须与一组经过严格整理的统计序列相对应,理论不能脱离证据单独成立。这一立场在当时的美国经济学界并不孤立,阿瑟·刘易斯、华尔特·罗斯托、罗伊·哈罗德等人都部分分享,但库兹涅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这一立场贯彻到了一种近乎执拗的程度——他拒绝在数据尚未充分整理之前构造任何重大理论,即便这意味着他在理论辩论中始终处于后发位置。
五、坐标定位:库兹涅茨在思想史中的位置
把库兹涅茨置于20世纪经济思想史的坐标系中,可以看到若干清晰的对立轴。在"理论先于数据"与"数据先于理论"的轴上,库兹涅茨明确站在后者一边,与同时代的萨缪尔森、索洛、阿罗等人形成对照。在"个体最优化"与"总量行为"的轴上,库兹涅茨更接近后者,这使他对微观基础的强调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经济增长的许多关键特征是总量层面的,不必要也不应该被还原为个体决策。在"形式化"与"叙述化"的轴上,库兹涅茨倾向于后者,但他并非拒绝数学,而是拒绝那种不与数据对话的纯粹形式化。在他与弗里希、廷伯根等人的交往中,他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进展表示尊重,但他对计量模型在长期增长问题上的有效性始终持怀疑。
库兹涅茨与熊彼特的关系在思想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两人均在某种程度上把创新置于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但处理方式截然不同。熊彼特把创新理解为企业家个体的创造性行为,由此推导出资本主义终将被"创造性破坏"瓦解的宏大叙事;库兹涅茨则把创新理解为可在统计上分解的过程(新产品的扩散、新设备的采用、新生产方法的推广),由此推导出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若干经验规律(高储蓄率、高资本产出比、稳定的高投资率)。这两条路径在战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熊彼特传统在演化经济学、创新研究中延续,库兹涅茨传统则在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长时段历史研究中延续。但应注意,库兹涅茨路径的延续并不顺利——它对数据的严苛要求、对理论简洁性的主动放弃,使它难以在追求"可发表性"的现代学术体制下扩张。
在库兹涅茨学术生涯的后期,他对自身方法论的自觉反思愈发明确。1966年的主席演讲中,他提出了若干后来被广泛讨论但从未被他本人充分展开的概念:例如"经济时代的更替"(economic epoch),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可能在结构上区别于此前的所有经济增长形式;又如"增长的政治与文化承载量",指出高速增长可能与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相联系,这些条件本身并非自动生成。库兹涅茨在这些讨论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克制:他拒绝把假说提升为理论,坚持让每一个命题都对应具体的统计证据。这种克制在战后经济学日益追求理论雄心的氛围中,反而成了他最具识别性的学术特征。
本章小结
库兹涅茨学术身份的形成,贯穿一条清晰的逻辑链:俄国少年时代的统计敏感、哥伦比亚的统计—历史双重训练、1930年代国民收入核算的奠基工作、NBER项目制下的经验研究实践,共同塑造了一种以数据为先、以整理为重、以跨国长时段比较为基本方法的研究哲学。这种哲学使他在战后形式主义兴起时处于边缘位置,但也使他获得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若干不可替代的经验性洞见。他与同时代理论家的分歧,主要不是关于哪些现象重要,而是关于哪些论证方式能够确立现象的重要性。这种分歧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证据与理论关系"的方法论分歧,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库兹涅茨个人,延伸至此后整个经济增长研究的方法论格局。
进入第二章,我们将考察库兹涅茨工作的时代背景——1945—197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界,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达到顶峰、新古典增长理论崛起、计量经济学技术突飞猛进,而库兹涅茨本人正在为撰写《各国经济增长》做数据准备。这一章将分析,在一个对历史数据兴趣下降、对形式模型兴趣上升的学术氛围中,库兹涅茨为何仍然坚持以十几年的耐心整理多国长时段数据,以及这一选择背后所隐含的、关于经济学知识性质的更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