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的政治与文化语境
第 1 章：编纂的政治与文化语境
一部类书的诞生，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行为。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下诏编纂《太平广记》，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完成，全书五百卷，引用古籍三百余种，涵盖汉魏至宋初的野史、小说、传记、志怪等各类文本。这部耗时三年有余的大型文化工程，为何出现在此时此地？李昉、徐铉、扈蒙等编纂者怀揣着怎样的文化意图？他们在"小说"与"正史"之间做出何种取舍？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从编纂时的政治语境中学术背景中去寻找。本章将依次考察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太宗朝的文治政策、编纂者的学术谱系，以及"小说"概念在宋初的内涵演变，从中揭示《太平广记》编纂的深层动因与文化意涵。
一、政治形势与文化整合
理解《太平广记》的编纂，必须将其置于北宋初年的政治语境中考察。太平兴国年间，北宋的统一战争尚未完成，南方的吴越国和北方的北汉仍然游离于版图之外。与此同时，新生政权面临着确立合法性、收拾人心的迫切任务。正是在这一政治形势下，编纂大型类书被赋予了远超学术本身的意义。
赵匡胤建宋之初，主要精力用于统一战争。"陈桥兵变"建立的宋朝，本质上是军事政权的延续，如何从"马上得天下"转向"文德致治"，是赵宋皇室面临的长期课题。太宗赵光义即位后，这一转型加速推进。太平兴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统一战争仍在继续，南方的吴越国和北方的北汉尚未归附；其二，太宗本人的皇位合法性存在争议，"斧声烛影"的传闻在士大夫中流传不绝。
太宗需要在武功之外寻求合法性的支撑，文化政策成为自然的选择。《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太宗曾对宰相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这句话集中概括了太宗朝的基本国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编纂大型类书被赋予了多重政治功能：向文人阶层展示"文治"成就，向天下宣示"太平"景象，同时收编五代以来流散的文人士大夫。
五代十国期间，北方战乱频仍，文化典籍遭受严重破坏。相比之下，南方的吴越国、前蜀、南唐等政权相对稳定，文人士大夫多聚集于此。太宗下诏编纂《太平广记》，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因是收编这些人才。当南方文人士大夫看到朝廷重视文化建设、编纂大型典籍时，自然会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化收编工程。
太宗朝的文化政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政治形势紧密联动。开宝七年（974年），宋军进攻南唐；开宝八年（975年），南唐灭亡。随后，吴越国、福建陈氏、清源军等割据势力相继归附。如何处理这些地区的文人士大夫，成为太宗朝的重要课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大量南方文士被召至开封、进入馆阁的事例。这些士大夫中，许多人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学才能，是编纂大型类书的理想人选。《太平广记》的编纂班子中，徐铉来自南唐，扈蒙来自后晋，他们正是这一文化整合政策的受益者和参与者。
类书编纂在传统中国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按照主题分类编排大量文献，是帝王"治理"能力的象征。曹丕命人编纂《皇览》，隋炀帝修《长洲玉镜》，唐代有《艺文类聚》《初学记》，这些类书的编纂，无不与"文治"相关联。类书将分散的文献整合为统一的体系，本身就具有政治隐喻——象征着"天下一统"。从这个角度看，太宗选择编纂类书而非其他类型的文献，正是看中了类书这种"整合"与"统一"的象征意义。
二、编纂者的学术谱系与编纂理念
任何文化工程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者身上。《太平广记》的编纂者主要是李昉、徐铉、扈蒙等人，他们在五代至宋初的学术版图中各有定位，其学术背景和文学观念深刻影响了这部类书的面貌。
李昉是整个编纂工程的主持者，《宋史》有传。他生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入宋后受到赵匡胤的重用。李昉的学术特点是"博闻强识"，尤长于史学和文献整理。太宗朝，李昉长期担任翰林学士，是太宗身边的核心文臣。他主持编纂的文献除《太平广记》外，还有《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和总集。《太宗实录》本传称其"小心谨慎，寡言语，号为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因循守旧。相反，李昉在文献编纂中表现出相当的开阔视野和包容态度。
徐铉来自南唐，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与其兄徐锴并称"大小徐"，以研究《说文解字》著称。徐铉入宋后受到太宗的赏识，参与了《太平广记》的编纂工作。他的专长在于文字训诂和文献校勘，这为《太平广记》的文字质量提供了保障。《宋史·徐铉传》记载他"性简淡寡欲，学问渊博"，这种学术气质与李昉的"博闻"相呼应，共同构成了编纂班子的学术底色。
扈蒙是幽州安次人，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任职，入宋后参与修纂《旧五代史》。他以文学知名，尤其擅长写文章。扈蒙的加入为编纂班子增添了史学维度，他参与编纂的《旧五代史》是宋初最重要的官修史书之一。
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经历了五代乱世，见证了政权更迭和文献散佚，对文化传承有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同时，他们在新朝获得重用，对宋太宗怀有知遇之感。这种双重身份——既是文化的传承者，又是新政权的受益者——决定了他们在编纂《太平广记》时的基本立场：既要尽可能广泛地保存文献，又要服务于新政权的政治需要。
李昉等人在编纂《太平广记》时体现了明确的文献学理念。首先是"广"的原则，即广泛搜集，不拘一格。《太平广记》引用的古籍达三百余种，上起两汉，下至宋初，涵盖了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其中大量引用的是正史不屑收录的"小说家言"。这种"广"的态度，与李昉一贯的学术风格一致。其次是"慎"的态度，即在校勘整理时谨慎从事。《太平广记》的引文大多完整保存了原作的面貌，即使内容涉及神怪荒诞，也照录不误。这种态度使得《太平广记》成为保存古代小说文献的宝库，许多原著早已亡佚的文献，正是通过《太平广记》的引用才得以窥见其吉光片羽。
编纂大型类书在当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体例和流程。以《太平广记》为例，编纂工作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环节：首先，根据太宗旨意确定收录范围和分类体系；其次，由编纂者分头搜集文献、抄录原文；然后，对抄录的文本进行初步整理，按类编排；接着，由专人校勘文字、订正谬误；最后，由李昉总其成，撰写序言，呈进御览。这套流程体现了宋初官修图书的基本范式，也说明了为何类书编纂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广记》的编纂与稍后完成的《太平御览》在旨趣上有所分工。《太平御览》侧重引用经史典籍，定位更接近传统类书；《太平广记》则以收录小说文献为主在当时是一个创新之举。这种分工反映了李昉等人对"小说"文献价值的重新评估——在他们看来，"小说"虽然地位不及经史，却是了解社会万象、考察人情风俗不可或缺的材料。
三、"小说"概念在宋初的内涵演变
《太平广记》以"小说"为名，但这里的"小说"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相去甚远。要理解这部类书的收录标准和编排逻辑，必须回到宋初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小说"概念的内涵演变。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指的是浅薄的言论，与"大达"相对，含有贬义。西汉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这是最早将"小说"作为文献类型名称使用的记录。班固《汉书·艺文志》进一步将"小说家"列为诸子十家之一，置于最后，并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这一定义为"小说"在后世文献分类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它是一种来自民间、价值有限的文献类型，但"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即其中偶有可取之处。
魏晋南北朝是"小说"概念演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内容涉及鬼神迷信、历史轶闻、社会风习等。《四库全书总目》将这类作品归入"子部·小说家"，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属。这一分类方式直接影响了《太平广记》的类目设置。
唐代是小说文体的重要发展期。传奇小说如《莺莺传》《李娃传》《柳毅传书》等，以其完整的叙事结构、细腻的人物描写，标志着文言小说文体的成熟。但与此同时，"小说"在目录学中仍然属于"子部·小说家"，地位在经史之下。宋初编纂《太平广记》时，"小说"主要指志怪、传奇以及各类野史杂传，涵盖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散文、笔记等多种文体。
《太平广记》的分类体系反映了宋初对"小说"范围的界定。全书分为九十二大类，下辖一百五十余小类。大类包括"神仙""女仙""鬼""神""精怪"等神怪类，"名贤""廉吏""贞烈""义侠"等人物类，"报应""释教""道教""杂录"等杂类。这种分类方式既沿袭了传统的目录学框架，又根据收录材料的具体情况有所调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广记》收录了大量涉及鬼神、因果、符箓等内容，这些在现代看来属于"迷信"或"荒诞"的部分，恰恰是当时"小说"概念的核心内涵。
《太平广记》大量收录神怪内容，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儒家正统学者认为，圣人以"不语怪力乱神"为准则，编纂者收录这些内容有失体统。但李昉等人坚持己见，认为"小说"的功能在于"广见闻、资考证"，即使是神怪内容，也反映了社会观念和民间信仰，具有认识价值。这一争论涉及如何看待文献类型的价值判断问题，最终以编纂者的立场获胜，《太平广记》得以完整保存了这些"非正统"的内容。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宋初对"小说"概念的界定相对宽泛，几乎将一切非经史的叙事性文本都纳入"小说"范畴。这与宋代理学家强调的"格物致知"有一定关联——理学家认为，天下万物皆有其理，"小说"虽然记载的是琐碎奇异之事，但其中同样蕴含着天理人欲的运行规律。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广记》的大规模收录行为，既是文献学意义上的"广博"取向，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格物"精神的体现。
四、文治政策与图书编纂工程的互动
太宗朝的文治政策是理解《太平广记》编纂背景的另一关键维度。太宗在即位之初即确立了"文德致治"的治国方针，图书编纂工程是这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宗实录》详细记载了太宗朝文治政策的各项举措。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宗下诏修《太平广记》；同年，另诏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这三大类书的同时编纂，展示了太宗朝文化建设的气魄。《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太宗的话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虽不及古，然天下事无大小，皆留心其间，期于致治而已。"这段话表明，太宗将文化建设视为与武功同等重要的治国手段。
太宗朝的文治政策包含多个层面。开科取士、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是笼络文人的直接手段。《宋史·选举志》记载，太宗朝科举录取人数远超太祖朝，许多出身寒微的士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极大地增强了文人士大夫对新朝的好感。编纂图书是另一层面的手段。《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的编纂，向天下士子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宋朝不仅重视武功，同样重视文治；读书人的学问和才能在宋朝有用武之地。
太宗朝还设立了一系列文化机构，为图书编纂提供制度保障。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设崇文院，作为收藏和整理图书的专门机构。崇文院下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负责图书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宋史·职官志》记载，崇文院的藏书"名目繁伙，不可胜计"，其中许多书籍是从五代战乱中抢救出来的。《太平广记》的编纂就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下进行的。
太宗本人对图书编纂工程极为关注。《太宗实录》记载，太宗多次亲自过问编纂进度，甚至亲自参与校勘工作。《太平御览》编成后，太宗"日读三卷"，可见其重视程度。这种自上而下的关注，既是政治支持的体现，也是编纂工作高效推进的保障。
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看，太宗朝的图书编纂工程是五代以来文化重建努力的延续。五代战乱导致北方文化遭受严重破坏，大量典籍散佚。宋朝建立后，修补文化断层成为紧迫任务。《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编纂，是为了重建史学传统；《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的编纂，是为了保存和整合文献资源。这些工程共同构成了宋初文化重建的整体布局。
图书编纂与政治合法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太宗通过支持编纂大型类书，向精英阶层展示了自己的文化抱负和治理能力。《太平广记》收录的内容跨越了汉魏至宋初的漫长时段，引用了数百种文献，这种规模的编纂工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示——它向天下表明，宋朝有资源、有能力、有意愿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对于那些在五代乱世中颠沛流离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一个信号：宋朝值得信任，值得投入。
五、编纂过程的制度运作与文本生成
将视线从宏观背景转向具体的编纂过程，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政治意图如何转化为文本形态。《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一项高度制度化的文化工程，其运作模式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编纂工作的启动源于皇帝的诏令。《宋史·太宗本纪》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保存了相关记录：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宗下诏，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中书舍人徐铉等编纂《太平广记》。诏令明确了编纂的宗旨和大致范围，但具体的体例设计、材料取舍，则由编纂者自主决定。这种"上有所好，下有所为"的分权模式，是宋初官修图书的典型特征——皇权提供支持和监督，学者负责具体操作。
编纂班子的组织形式体现了明确的层级分工。李昉作为总领，负责把握方向、协调进度、最终定稿。徐铉、扈蒙等人分别负责不同类目的编纂工作。另有大量的抄写人员、校勘人员参与其中。《宋史·徐铉传》提到，徐铉在编纂《太平广记》时"与同事分类编纂，凡三年而书成"。这种分工协作的模式，使得大规模的文献整合成为可能。
材料来源是编纂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太平广记》引用的文献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崇文院等官方藏书机构收藏的典籍；二是编纂者本人的私家藏书；三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抄本。考虑到五代战乱后文献散佚严重，编纂者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寻访和征集文献。《太平广记》引用的一些稀有文献，可能来自南方士大夫的进献或编纂者的个人收藏。
编纂过程中的文本取舍体现了明确的编辑方针。《太平广记》的收录标准并非纯粹的文献价值，还包含了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考量。例如，关于佛教、道教的内容被大量收录，这既反映了唐宋时期宗教文化的兴盛，也体现了朝廷对宗教事务的关注。关于忠臣、孝子、节妇的内容占据相当比例，这显然是为了配合教化人心的政治需要。编纂者在选择材料时，并非完全以文献的完整性或趣味性为标准，而是综合考虑了政治正确性、道德示范性和文献代表性。
文本的编排方式同样蕴含着编纂者的意图。《太平广记》采用分类编排的方式，将内容相近的材料归入同一类目。这种编排方式便于检索，符合类书"备检阅"的工具性定位。同时，分类本身也是一种知识秩序的建构——它反映了宋初学术界对知识的分类标准和价值排序。例如，"神仙""女仙"等类目的设立，表明编纂者承认神仙信仰的合法性；"报应""释教""道教"等类目的设立，表明编纂者对宗教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些分类选择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判断。
编纂完成后的进呈和颁布程序同样值得注意。《太平广记》成书后，李昉等人将其进呈御览，太宗审阅后批准颁行。这一程序赋予了《太平广记》官方权威的地位——它不仅是学术成果，更是皇帝认可的文化工程。官方地位的确立，对《太平广记》的流传和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编纂语境与文本解读的关系
理解《太平广记》的编纂语境，最终是为了更准确地解读文本。编纂背景的知识能够帮助读者识别文本中的隐含信息，判断编纂者的真实意图，避免以现代观念曲解古人的编辑方针。
以《太平广记》的分类体系为例。书中设立了"神仙""女仙""鬼""精怪"等类目，专门收录神怪故事。如果不理解宋初的学术语境，读者可能会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迷信内容"或"荒诞故事"。但如果回到编纂语境，就会发现这些类目的设立有其内在逻辑：它们反映了唐宋时期社会各阶层对神仙信仰、鬼神观念、因果报应等议题的普遍关注。编纂者收录这些内容，并非因为他们相信神怪实有，而是因为这些内容是了解当时社会观念的重要窗口。从这个角度看，分类本身是一种认识论选择，而非信仰表态。
又如，《太平广记》大量引用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这些文本中有许多涉及政治隐喻的内容。例如，一些志怪故事以神怪为外衣，实际上影射现实政治；一些传奇作品借男女之情，表达对仕途蹭蹬的感慨。如果不具备相关的历史语境知识，读者可能会将这些作品当作纯粹的"消遣文字"而忽略其深层意涵。
编纂语境的知识还能够帮助读者判断文本的可靠程度。《太平广记》引用了大量已经亡佚的古籍，这些引文是研究原著内容的重要依据。但编纂者在引用时是否做了改动？引文与原著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结合编纂者的学术态度、当时的校勘水平、文本的流传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例如，如果某部原著在宋代已有多种版本流传，《太平广记》引用的是哪一种？如果编纂者对某一类内容有特殊偏好，是否会影响其取舍？这些细节问题，都需要在具体分析中逐一考察。
理解编纂语境还能够帮助读者识别文本中的"官方声音"与"个人声音"。编纂者李昉等人有其个人的学术立场和文学趣味，但他们的编纂工作是在皇权授意下进行的，代表的是官方立场。这意味着《太平广记》选择的材料、设立的类目、呈现的面貌，都带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印记。但与此同时，编纂者又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他们可以在官方框架内表达自己的学术判断。如何区分这两种声音，是深入解读《太平广记》的关键。
本章小结
《太平广记》的编纂是北宋初年政治形势、文化政策与学术传统综合作用的产物。太宗朝面临的政治课题——确立政权合法性、笼络文人士大夫、整合南北文化——决定了图书编纂工程的启动时机和基本定位。"文德致治"的政策导向，为编纂工作提供了政治支持和资源保障。李昉、徐铉、扈蒙等编纂者以其博闻多识和开放态度，使得《太平广记》成为一部收录广泛、内容丰富的类书。宋初对"小说"概念的宽泛界定，为神怪内容的大量收录提供了学术依据。
理解编纂语境对于进入《太平广记》的文本世界至关重要。编纂者的文化意图、当时的学术背景、政治形势的影响，共同塑造了这部类书的面貌。不了解这些语境，就难以准确判断编纂者的编辑方针，难以识别文本中的隐含信息，难以理解某些看似"不合理"的收录选择。
后续章节将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考察编纂语境如何在具体的文本层面发挥作用。我们将分析《太平广记》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文本，考察分类体系如何影响文本的呈现方式，探讨编纂者在材料取舍中遵循的内在逻辑。通过这种从语境到文本的分析路径，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部类书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