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坦莱是谁
第 1 章：温斯坦莱是谁
一个四十多岁的织布工，没有任何正规教育，从未踏入大学门槛，却在十七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掀起了一场小规模但影响深远的运动。当他扛着锄头和其他农民一起在荒地上劳作时，他的脑海中装着一个宏大的愿景：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让所有人都能靠自己的劳动生存。这个人就是杰拉尔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掘地派运动的发起者和最重要的思想家。
要理解温斯坦莱和他所代表的那段历史，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这个人究竟是谁？他的人生经历了什么，让他产生了那些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想法？理解温斯坦莱这个人，是理解整个掘地派运动的基础，而理解掘地派运动，则是理解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一条独特路径——它展示了一种被主流革命叙事所忽略的声音，一种从社会底层出发、要求根本性变革的力量。
从织布工到思想家：温斯坦莱的人生轨迹
温斯坦莱大约于1609年出生在英格兰南部，具体出生地点至今仍有争议。一种说法认为他出生在萨默塞特郡的威尔斯镇（Wells），另一种说法指向白金汉郡的某个地方。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他都是一个地道的乡野出身，这一点是确定的。他的父亲据推测是某个小农场主或工匠，家境谈不上富裕，但也不至于赤贫——这种不上不下的家庭处境，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温斯坦莱日后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
按照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惯例，年轻人会在十几岁时被送去学习一门手艺。温斯坦莱选择的是纺织业，成为一名织布工。这门手艺在当时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毛纺业是英格兰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从东盎格利亚到西郡，无数家庭靠纺织为生。成为一名织布工，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庞大的行业网络，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和社会地位。
年轻时的温斯坦莱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所知甚少。那个年代的普通人不写日记，他们的形象主要存在于他人的记录中，而温斯坦莱在发迹之前显然不是那种会被旁人注意的人物。但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行业状况推测：作为一个学徒和后来的熟练织布工，他的生活围绕着织机展开——穿梭的线轴、嗡嗡作响的经纱、日复一日的劳作。他可能像其他同行一样，在某个城镇租一间小作坊，或者受雇于某个布商，在人家的工坊里干活。
二十多岁时，温斯坦莱离开家乡，南下伦敦闯荡。伦敦是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也是毛纺业的中心，对于一个有野心的年轻织布工来说，那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他开始在伦敦从事布料生意，这是他人生中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根据温斯坦莱后来在著作中的自述，他在伦敦的生活虽然算不上富裕，但能够养家糊口。他结了婚，有了家庭，过着当时普通工匠典型的生活。
然而，1640年代初期，灾难降临了。温斯坦莱的生意破产了，他失去了一切，被迫申请救济。关于这段经历，他本人在《圣殿的正义》（The Tirming of the Temple，1649年）一书中有简短的回忆：“在此之前，我曾试图靠做小买卖为生，但上帝让我变得无力、无助，最终我在伦敦沦为接受救济的穷人。”这段话透露的信息很重要：一个曾经自食其力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维持基本生计，被迫依靠公共慈善度日——这种从正常生活坠入困境的体验，对温斯坦莱此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破产和贫困迫使温斯坦莱离开伦敦，回到了农村。他大概是在萨里郡科不罗姆（ Cobholm）附近的某个地方落脚，这里后来成为掘地派运动的核心区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边挣扎谋生，一边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温斯坦莱从小可能就接触清教徒的宗教思想，但真正的信仰转变发生在1648年前后。根据他的记述，那段时间他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上帝究竟想要人怎样生活？他在自传性质的文字中描述了一种近乎神秘的体验：在长时间的祈祷和阅读《圣经》之后，他感到上帝直接对他说话，指引他理解了某些关于人类本性和社会组织的真理。
这种精神转变的时间节点大约在1648年末到1649年初。新年刚过，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英格兰陷入了短暂的震惊和狂欢——国王被处死，这在基督教欧洲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温斯坦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开始以一个宗教导师和激进思想家的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
1649年4月，他发表了处女作《圣殿的正义，或对巴比伦野兽的清醒认识》。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末日预言的味道——《圣经》文本中的意象被直接搬用到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中。温斯坦莱在文中宣称，上帝命令他向英格兰的统治者和牧师们传达一个信息：他们所建立和维护的私有财产制度是邪恶的，是对上帝律法的违背。他宣称英格兰的贫困、失业、社会动荡，都是因为人们背离了真正的基督教原则，建立了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罪恶秩序。
这本小册子的发行量和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但它引起了注意——不是当权者的注意，而是同样对现状不满的普通民众的注意。一群来自伦敦东南部罗瑟莱兹（Rotherhithe）的贫苦农民和织布工找到温斯坦莱，表示愿意追随他的号召。他们一起商量出了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前往萨里郡的圣乔治山（St. George's Hill），在那里的公有荒地上开垦种植，实践土地共有的理想。
1649年4月10日，温斯坦莱带领大约十来个追随者来到圣乔治山，开始了他们的大胆实验。他们带着锄头和犁，在曾经属于某个地主的荒地上劳作，种下萝卜和豆子等作物。他们宣布这块土地现在是公有的，任何人都可以来耕种、收获。这一刻，掘地派运动正式诞生了。运动很快蔓延到温莎、伊尔斯利（Epsom）、科不罗姆等地，据估计高峰期有数千人参与。
接下来的两年是掘地派运动的高潮和衰落期。温斯坦莱在运动中扮演着精神导师和主要发言人的角色，他不停地写作、发表宣言、与批评者辩论。1650年，他发表了最重要的著作《自由法，或真正的治理之基础》（The Law of Freedom in a Vision），这是一本系统阐述其政治和经济思想的著作，比他此前的小册子更加成熟、更加理论化。他在书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废除私有财产，土地公有，人人通过劳动为生，没有贫富分化，没有剥削压迫。
然而，运动很快遭遇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地方政府、地主、乃至议会都认为掘地派是秩序的威胁，他们遭到驱逐、殴打、诉讼。到1651年，大多数掘地派社区已经被摧毁，温斯坦莱也被逮捕入狱了一段时间。出狱后，他继续写作，但再也没有组织类似的大规模行动。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日期和地点，史料记载并不清晰，大约在1660年前后，他在家乡附近默默死去。
一个曾经的织布工，因破产而陷入贫困，因贫困而转向宗教思索，因宗教思索而产生激进的政治理想，最终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土地革命——这就是温斯坦莱的人生弧线。他不是那种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又试图逆流而上的普通人。正是这种普通性，让他的故事格外值得关注。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温斯坦莱的人生轨迹与时代背景
1609 : 出生于英格兰南部 童年与学徒期 成为织布工
1630-1640 : 伦敦时期 从事布料生意 建立家庭
1640-1648 : 危机与转变 1640 : 英国内战爆发 生意破产 陷入贫困 接受救济 经历宗教觉醒
1649-1651 : 运动时期 1月30日 : 查理一世被处决 4月10日 : 圣乔治山掘地运动开始 发表《圣殿的正义》 运动扩展至多处
1650 : 发表《自由法》 运动遭遇镇压
1651 : 被捕入狱 大多数掘地社区被摧毁
1652-1660 : 晚年 继续写作 1652 : 发表《真正的Leviathan》 约1660 : 默默去世 ```
十七世纪英格兰：温斯坦莱脚下的土壤
要理解温斯坦莱为什么会在1649年喊出那些口号，我们必须先了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一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织布工，为什么会产生废除私有财产这样激进的想法？答案不在书本里，而在温斯坦莱亲眼所见的英格兰社会中。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而是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矛盾在特定历史节点的集中爆发。理解这些结构性背景，是理解温斯坦莱思想的钥匙。
圈地运动与农民流离
从十五世纪末开始，英格兰就一直在经历一个被称为"圈地运动"（Enclosure）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曾经公有或集体使用的土地，被有权势的地主圈占为私有财产。公有土地上的农民，原本可以在这些土地上放牧、采集柴薪、捕鱼、捡拾收割后的残余（这些权利被称为"公共权利"，common rights），突然发现自己被排斥在这些传统生活方式之外。
圈地运动在都铎王朝时期就开始了，但在十七世纪加速推进。特别是在中部和东部英格兰，大量土地被圈围起来，转作利润更高的牧羊场（为毛纺业提供原料）或私有农场。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成为租地农场主的雇工，要么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要么沦为乞丐和流浪汉。
温斯坦莱在伦敦破产后，可能亲眼见过这种无地农民的惨状。十七世纪的伦敦是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但城市的扩张速度远远跟不上涌入的人口。大量的贫民窟、流浪汉、乞丐成为伦敦的常态景象。温斯坦莱自己就曾沦为接受救济的穷人，这种体验让他对底层人民的处境有了切肤之痛的理解。
等级社会与不公
十七世纪英格兰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大约人口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是贵族和乡绅（gentry），他们拥有大部分土地，在地方事务中拥有巨大影响力。之上是极少数的主教和高级教士。再往下是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自耕农、商人和工匠，即所谓的"中间阶层"。但最底层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雇工、仆人和无产者，他们挣扎在生存线上，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这种等级结构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法律和政治上的。上议院（Lord's）由贵族和主教组成，下议院的选举权被严格限制——只有拥有一定价值土地的人才有投票权，而这个门槛排除了绝大多数男性。普通农民和工匠对国家政策没有任何发言权。宗教方面，英国国教是官方宗教，但清教徒、非国教派别和天主教徒都面临各种限制和歧视。
温斯坦莱的著作中充满了对这种等级制度的批判。他特别痛恨的是两种人：贵族和地主（他称之为"压迫者"）以及牧师和教士（他称之为"假先知"）。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类人的贪婪和自私，建立和维护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贵族和地主通过圈占土地，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据为己有；牧师和教士则通过解释宗教教义，为这种剥削制度提供精神上的合法性。
宗教冲突与政治动荡
如果仅仅是社会和经济不公，还不足以催生温斯坦莱这样的激进思想。温斯坦莱之所以能够大胆喊出废除私有制的口号，还因为整个英格兰社会正处于一种特殊的"话语开放"状态——内战和革命打破了传统的禁忌，人们敢于讨论、质疑那些以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1642年到1651年的英国内战，彻底撕裂了英格兰的政治和社会。议会派与保皇派、长老派与独立派、清教徒与国教徒，各派力量之间不断组合、分裂、斗争。在这种动荡中，一些原本不可想象的想法开始有人公开提倡。王权被质疑，教会的权威被动摇，关于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讨论空前热烈。
温斯坦莱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登场。他的激进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土地公有、所有人平等——在1649年之前可能无人敢公开提倡，但在此刻，虽然仍然是非主流，却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异端声音。可以说，温斯坦莱的激进主义既是对社会不公的回应，也是政治动荡所创造的机会窗口的产物。
具体案例：从公有土地到私有农场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温斯坦莱的愤怒来源，让我们考察一个典型的圈地案例。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英格兰中部北安普顿郡的科宁斯比庄园（Cothill Manor）经历了一次典型的圈地过程。原本属于庄园全体居民的公有草地和荒地，被庄园领主圈围起来，转作私有农场。原本在这些土地上享有公共权利的农民，突然失去了放牧、采集等传统谋生手段。
历史记录显示，科宁斯比的大多数普通农民在圈地后陷入贫困。一些人沦为租地农场主的雇工，收入微薄且不稳定；一些人流入城市，成为伦敦和其他市镇的流浪人口；还有些人铤而走险，偷猎被圈围土地上的猎物，或者破坏圈地的篱笆，因而被投入监狱或遭受体罚。
这种故事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不断重复上演。温斯坦莱可能没有读过关于科宁斯比的具体记录，但他一定听说过、见过、经历过类似的故事。他的愤怒正是源于这种亲眼所见、耳濡目染的社会苦难。当他后来在《自由法》中写道"英格兰的土地被少数人霸占，而大多数人沦为奴隶和乞丐"时，他说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而是他所生活的那个英格兰的现实。
思想的诞生：《自由法》背后的历史契机
1649年4月，温斯坦莱发表了《圣殿的正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他的思想真正成熟、真正系统化的标志，是次年出版的《自由法，或真正的治理之基础》。要理解这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不仅要了解温斯坦莱的个人经历，还要理解当时英格兰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正是这些事件，为温斯坦莱提供了思想的原料和表达的语境。
查理一世的处决：打开潘多拉盒子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广场被处决。这个事件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在基督教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合法的君主被自己的臣民送上断头台并公开处死。即使在英国历史上，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一刻，英格兰陷入了集体性的震惊和分裂。
对于温斯坦莱和他的追随者来说，查理一世的死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这个事件证明了最高权力并非不可撼动。长期以来，英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认为君主权力来自上帝（"君权神授"），质疑国王就是质疑上帝。但现在国王已经被杀死了，这种神圣性被打破，人们突然发现政治秩序是可以被根本性地改变的。
温斯坦莱抓住了这个历史时机。他在《圣殿的正义》中明确将处死查理一世与他自己的激进主张联系起来。他的逻辑是：如果国王可以被推翻，那么建立在这个国王之上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秩序——包括土地占有方式和财产制度——也同样可以被推翻和重建。处死国王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温斯坦莱要做的是把盒子里的激进可能性充分释放出来。
掘地派运动与《自由法》的关系
1649年4月10日开始的掘地派运动，既是温斯坦莱思想的实践，也是他写作《自由法》的直接动因。当温斯坦莱带领一群贫苦农民在圣乔治山开垦公有土地时，他们面对的不只是地主的反对，还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质疑和批评。
有人说掘地派是盗贼，偷窃地主的财产；有人说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试图颠覆一切秩序；还有人从宗教角度攻击他们，说他们是异端或疯子。温斯坦莱需要为自己的行动辩护，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他的做法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自由法》就是在这种辩护需求下诞生的——它不是书斋里的玄思，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的产物。
《自由法》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英格兰现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批判，温斯坦莱详细分析了为什么私有财产制度是不正义的，为什么现有的法律维护的是压迫者的利益。第二部分是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温斯坦莱勾勒了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分化、人人通过劳动为生的共同体蓝图。这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批判是建设的前提，建设是批判的目的。
思想资源：清教末世论与英国传统
温斯坦莱的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他借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资源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最重要的资源是清教徒的宗教思想，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末世论和激进潜力。
十七世纪的清教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而是包含各种派别的复杂现象。其中一些派别持有非常激进的观点：他们相信《圣经》预言英格兰将成为一个新的以色列，一个被上帝拣选的国度；他们期待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以及随之而来的末日审判和千禧年王国；他们认为当前的教会和国家都是腐败的，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摆脱这些腐败机构的控制，自行组织敬拜上帝的团体。
温斯坦莱深受这种激进清教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圣经》的语言和意象俯拾即是：他把英格兰比作《旧约》中的以色列，把压迫者比作埃及法老，用末日预言的语气宣布对当权者的审判。但温斯坦莱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圣经》文本，而是将其与英格兰的现实处境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革命神学。
除了清教思想，温斯坦莱还借鉴了英格兰的"公共权利"（common law）传统以及某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英格兰普通法传统中，公有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合法权利，圈地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权利的侵犯。温斯坦莱将这种法律传统与宗教激进主义相结合，主张公有土地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法律上也是英格兰人传统权利的体现。
《自由法》的核心主张
《自由法》究竟说了些什么？简而言之，温斯坦莱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主张。
第一个主张是关于私有财产的。温斯坦莱认为，土地私有制是英格兰一切罪恶的根源。私有财产制度使少数人能够占有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自然资源，并通过这种占有来控制和剥削大多数人。他写道："英格兰的土地被少数领主霸占，就像一条大鱼吞下了一条小鱼，领主们吞下了公共的土地。"要消除贫困和不公，就必须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第二个主张是关于政治的。温斯坦莱认为，政府的正当目的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福祉，而不是维护少数压迫者的特权。他批评现有的法律和政府都是为压迫者服务的工具，因此是邪恶的。真正的政府应该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之上，保障每个人"维生"（living）的权利——即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存必需品而不被剥削的权利。
第三个主张是关于宗教的。温斯坦莱坚持真正的宗教不应该与政治分离，敬拜上帝意味着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他批评那些只关注灵魂救赎而忽视社会正义的基督徒，认为他们误解了基督教的核心信息。在他看来，上帝的律法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准则，也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
这三个主张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激进政治纲领。温斯坦莱不仅批判现状，还提供了替代方案；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当前的社会是不正义的，还描绘了正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正是《自由法》以及温斯坦莱全部著作的突出特点。
时代的异声：温斯坦莱思想与主流话语的关系
温斯坦莱的思想在十七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是异端——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异端（尽管他的某些说法确实触怒了正统派），而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异端。他的主张与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同时又深深嵌入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语境。理解温斯坦莱思想的这种"边缘中的主流"位置，是理解他的历史意义的关键。
与平均派（Levellers）的异同
1647年到1649年间，英格兰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激进力量是平均派（Levellers，有时也被翻译为"平等派"）。平均派的核心诉求是扩大选举权、实行法治、取消国王和上议院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相当激进，要求将下议院的选举权扩展到大部分成年男性。
温斯坦莱与平均派有过接触，甚至一度希望联合行动。但两人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平均派虽然要求扩大政治权利，但并不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他们追求的是机会平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参与的平等），而不是温斯坦莱所主张的财富均等。在温斯坦莱看来，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