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与他的时代

干宝与他的时代

翻开《搜神记》，迎面而来的不是帝王将相的赫赫武功，也不是经史子集的微言大义，而是一连串光怪陆离的故事：人死复生、鬼魂复仇、狐狸修炼成精、墓中自动演奏的琵琶。这些故事在今天读来，大多会被归入“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的范畴，贴上“虚构”的标签便不再深究。

但这本书的作者干宝，不是民间说书艺人，不是寺庙里的僧侣，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朝廷史官。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里，史官承担着记录当代历史、保存档案文献的重任，他们的文字要经得起后世的检验，真实性是史书最基本的生命线。一个史官为什么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记录这些在当时主流文化圈里也不太被严肃对待的鬼神故事？他难道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搜神记》的文本，还得把目光投向它的作者——干宝，以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历史人物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做选择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创作，都深深刻着时代的烙印。干宝之所以成为干宝，《搜神记》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都必须从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那段天崩地裂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从史官到“志怪小说之父”：干宝其人其事

干宝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并不算强。如果你在二十四史里找他的名字，最主要的记载来自《晋书》卷七十二的专传，篇幅不到五百字。这点史料对于写一部详尽的人物传记来说远远不够，但透过这些零散的记录，我们依然能够拼凑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干宝字令升，大约生于西晋泰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65年到274年之间。他的籍贯是魏郡（今天的河南北部一带），后来迁居到新蔡郡（今天的河南东南部）。关于他的生年，学界有不同的推测，但大致可以确定他是在西晋前期出生、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

干宝走上仕途的时间不太清楚，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记录是他被州郡举荐为“著作郎”这个官职。著作郎是干什么的呢？这是古代中央政府里负责编纂史书的一个职位，东汉时期设置“兰台”作为收藏图籍档案的机构，后来演变为专门的史官系统。魏晋时期，著作郎已经成为标配的史官岗位，其主要职责是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起居注）以及当代的重要政治事件，编纂成正式的国史。干宝能够得到这个职位，说明他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文化圈已经有一定的声望和资历。

《晋书》本传里有一段关于干宝为什么要编纂《搜神记》的记载，这件事常被后来的研究者引用：

干宝的父亲去世了，干宝担心家中宠妾会因悲伤过度而死，就让母亲把父亲的宠妾单独安置在墓里守丧。结果没想到那个宠妾竟然从坟墓里爬了出来，说干宝的父亲阴魂不散，在地下生活得很好，还让家人送东西下去。这个故事如果只是民间传说倒也罢了，但干宝显然对此深信不疑。更巧的是，干宝的兄长曾经得了一场重病，气息全无，家人正准备办丧事，结果过了好几天他又活过来了，说自己看到了“天地间鬼神之事”，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这两桩亲历或家族内部的口传经历，显然对干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会把这种“死而复生”的故事当作偶发的异常现象，或者干脆以讹传讹不予理会。但干宝不同，他选择了认真对待这些超自然的信息，并在后来以此为出发点，编纂了一部专门收录神奇怪异故事的集子。

干宝后来在东晋朝廷里的官职一路升迁，做过散骑常侍——这是皇帝身边侍从顾问一类的高级别职位，能够参与机要事务，接近权力核心。他还担任过太常卿，这是主管朝廷礼仪祭祀的部门长官。按照《晋书》的说法，干宝在任期间“性好阴阳之术”，对占卜、祭祀、鬼神之事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志怪小说之父”这个称号，是后人赋予干宝的。《搜神记》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汉魏六朝志怪小说集，在它之前虽然也有《山海经》《穆天子传》《列仙传》之类的神怪题材作品，但它们要么更像是地理博物志或神仙传记，要么篇幅有限，不像《搜神记》这样形成了一个有意识搜集、整理、编纂的系统性工程。干宝确立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大规模收集民间流传的鬼神故事，用史书的体例加以编排，在每条记录后注明出处来源，让这些“怪力乱神”的内容获得一种类似史书的可信度。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是相当有开创性的，也为后世的《幽明录》《列异传》《搜神后记》等作品树立了标杆。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这个概念在魏晋时期和今天的意思完全不同。那时的“小说”指的是相对于经史子集“大道”而言的街头巷语、琐碎言论，属于不入流的边缘文类。干宝以史官的身份和声望来编纂这样一部作品，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坚持。他的出发点可能并不是要开创什么新文体，而是真心相信这些神异故事值得被记录下来——这一点是理解《搜神记》的关键所在。

天崩地裂的时代：西晋末年的乱局与东晋的偏安

干宝为什么会相信鬼神存在？为什么会对记录这些超自然事件如此执着？仅仅用个人的宗教信仰来解释是不够的。要真正理解干宝的创作动机，必须把他放回他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让无数人丧失对现实的信心、被迫转向精神世界寻找答案的时代。

西晋建立于公元265年，结束了从东汉末年开始的近百年分裂局面。司马氏家族通过高平陵之变夺取曹魏政权，又经过几年时间消灭蜀汉、平定东吴，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历史时刻——从黄巾起义算起，中原大地已经战乱了近百年，百姓渴望安定，士大夫渴望秩序。但西晋的统一来得太快、太容易，根基并不稳固，各种深层矛盾被掩盖在短暂的表面和平之下，很快就会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首先是皇位继承问题引发的内战。晋武帝司马炎选择了一个智力平庸的儿子司马衷作为继承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惠帝。晋惠帝那句“何不食肉糜”的昏话可能是后世编排的，但他确实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朝政大权很快被皇后贾南风把持。贾南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她先是在公元291年利用楚王司马玮除掉了辅政的外戚杨骏，然后又以谋反的罪名杀掉司马玮，独揽大权。这个事件引发了连锁反应，各地藩王意识到中央权力出现了真空，纷纷起兵争夺，八王之乱就此爆发。

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个藩王轮番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原地区陷入了空前的混战。这场动乱的规模远超后人的想象：数十万军队在洛阳、长安一带反复厮杀，城市被焚毁，农田被荒废，饥荒和瘟疫接踵而至。据史书记载，在八王之乱最激烈的时期，两京（洛阳和长安）地区的人口锐减，道路上白骨堆积，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干宝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大约出生于八王之乱开始之前，但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都在这场浩劫中度过。战乱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毁灭，更是一种深层的精神创伤：当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可以用如此残暴的方式展开，当儒家的仁义道德和社会秩序在血腥的政变中被践踏殆尽，普通人该用什么来维系自己对世界的信任？

八王之乱还没有完全平息，一场更大的灾难就降临了。公元311年，也就是永嘉五年，匈奴刘聪的军队攻破洛阳，俘虏了晋怀帝，焚烧了皇宫和城池，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永嘉之乱”。三年后，刘曜再次攻破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出城投降，西晋正式灭亡。整个北方中原地区陷入了五胡政权的混战之中，汉人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大量民众被迫南渡长江避难。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士族的支持下称晋王，次年正式即皇帝位，建立东晋政权。长江以南的地区成为汉族政权的最后据点，北方则陷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十六国纷争。

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士大夫来说，现实的崩塌是全方位的。儒家一贯强调的“天命”和“因果”观念在八王之乱中遭受了严峻的考验——那些公然违背道德准则的野心家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步步高升，而忠诚善良的人却往往死于非命。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基本信念被动摇了，士大夫们急需一种新的精神框架来解释眼前的乱象。

佛教和道教的传播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佛教带来了因果轮回的观念，能够解释为什么好人今生受苦——那是因为前世的业力；道教的丹药方术和神仙信仰则给人们提供了超越死亡的可能性。在东晋时期，玄学清谈和佛道思想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名士们一边谈着老庄的自然无为，一边在私下里热衷于占卜祭祀、寻求长生不老之术。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面孔，其实反映了时代深处的焦虑和迷茫。

干宝的史学训练要求他记录真实、讲究实证，但他的个人信仰又在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超越日常经验的幽冥之力。父亲的宠妾“从墓中复生”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是一种精神异常导致的幻觉或谎言，但在干宝的认知框架里，这恰恰证明了死后世界的真实存在。兄长“看见鬼神”的经历，则让他确信，阴间和阳间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渠道。换句话说，干宝并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乡野村夫，而是一个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的知识分子。他的“志怪”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在乱世中重建意义感的尝试。

史官与信徒：张力中的《搜神记》

一个训练有素的史官，为什么会认真对待那些荒诞不经的鬼神故事？这个问题困扰了后来的无数研究者。要回答它，必须仔细分析干宝身上那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史官与信徒、理性与迷信、记录与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

先说史官训练对干宝写作《搜神记》的影响。魏晋时期的史官制度已经相当成熟，著作郎编纂国史需要遵循严格的体例和程序。每一条记录都要注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来源必须是可靠的档案文献或亲历者的口述。干宝长期在史官系统里工作，这种职业习惯必然会影响他的写作方式。

翻开《搜神记》，我们会发现它在形式上极力模仿史书的风格。全书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故事，从远古神话一直记到作者生活的当代；每条记录都有相对明确的年代标记；很多故事后面还附有出处说明，比如“出《博物志》”“出《列异传》”“干宝父有所宠奴婢”等。这种编纂方式让《搜神记》看起来更像是一部“鬼神纪年”，而非单纯的消遣读物。

干宝在《搜神记》序言里明确表达了他的编辑原则。他说自己编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娱乐读者，而是为了证明“神道之不诬”——神怪之事并非虚妄。这句话很重要。它说明干宝在主观上是把《搜神记》当作“信史”来处理的，他不是在创作虚构故事，而是忠实记录那些他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这些事情的内容涉及幽冥世界，超出了日常经验的范畴。

这种态度和今天的科学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我们会用“是否存在”来判断一条信息的真伪，但干宝的判断标准不同。他相信这个世界是“形神合一”的，肉体死亡之后，精神（魂魄）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人与鬼神之间虽然有阴阳之隔，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感知和交流。这些信念不是干宝的发明，而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认知。《搜神记》里记载的那些故事，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亲友的转述、当代的传闻、甚至官方的档案——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来源都是可靠的。

干宝父亲的宠妾“从墓中复生”这件事尤其值得分析。按照《晋书》的记载，那个女人在墓中待了十几年，不仅没有死，还能够和外界交流，说出地下世界的日常生活。干宝的母亲派人去查看，发现墓穴完好无损，女人也没有挨饿的迹象。这个故事在今天会立刻被归入“虚假信息”的范畴，但在魏晋时期的认知框架里，它提供了一个无法轻易否定的证据：墓穴完好说明不是偷盗或劫持；女人存活说明确实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维持她的生命；她的叙述则是关于死后世界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不必认同干宝的判断，但需要理解他做出这种判断的逻辑链条。对于一个相信鬼神存在的时代来说，这类“目击者证词”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干宝不是不知道这些故事听起来很荒诞，他只是认为荒诞不等于虚假——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就像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一样。

史官的训练还让干宝在编纂时格外注重材料的来源可靠性。他不会凭空编造故事，每一条记录都要有出处可查。《搜神记》里引用了大量的前代典籍，如《山海经》《汉书》《搜神记》的前身《搜神记》（可能是另一部同名作品），以及当时流传的各种志怪集子。干宝像史官校勘档案一样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筛选和整理，最终形成了一部体例严谨、内容丰富的志怪汇编。

这种做法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张力：一方面，干宝的理性训练让他重视证据和出处；另一方面，他的信仰框架又让这些“怪力乱神”的内容获得了进入历史记录的资格。如果没有这种张力，《搜神记》可能会是另一副模样——或者更接近于纯粹的宗教宣传品，或者更接近于粗制滥造的流言汇编。正是史官身份与信徒身份的共存，让干宝能够以相对严谨的方式处理那些在当时看来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题材。

这种张力在后世的评价中也留下了痕迹。有人称赞干宝“记事质朴”，保留了珍贵的古代传说和民俗资料；也有人批评他“好奇尚异”，偏离了史官的正当职责。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会发现这种理性与信仰的纠缠其实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史官记录鬼神，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相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试图在传统儒学之外寻找意义资源的精神探索。

《搜神记》的成书与流传

现在我们来说说《搜神记》这本书本身——它是什么时候写成的，经过了怎样的流传过程，今天的读者能看到的是它的原貌还是后人的修改本？

关于《搜神记》的成书时间，史料里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学界一般推测是在东晋建国初期，也就是公元317年到322年之间。这个推测有几条线索可以佐证：其一，干宝担任著作郎正是在这个时期，编纂史书是著作郎的本职工作，《搜神记》可以被视为他工作之余的“副业”；其二，《搜神记》的内容下限截止到西晋末年，没有涉及东晋以后的事件，说明它在东晋建立后不久就完成了；其三，东晋第一位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曾经下诏让干宝“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这个诏令很可能就是《搜神记》编纂的直接契机。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搜神记》的诞生就不是一个文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文化工程。干宝受皇帝之命搜集整理神怪故事，这在今天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魏晋时期却是完全正常的做法——朝廷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天文历法、卜筮祭祀、祥瑞灾异等事务，鬼神信息是政务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臣向皇帝汇报某地出现了祥瑞或者灾异，和汇报一场战役的结果，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如实记录政治运转中遇到的情况。

原书《搜神记》的规模相当大。据《晋书》本传记载，干宝原本编纂了三十卷，内容极其丰富。但问题在于，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散佚。古代的书籍主要靠手抄复制，传播效率很低，战乱、火灾、虫蛀都可能造成整部书的毁佚。到了唐代，《搜神记》还可以看到完整的三十卷本，但宋代以后就开始残缺不全了。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搜神记》主要有两大版本系统。一个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秘册汇函》本，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这个版本只有四百多条故事，大约是原书规模的三分之一左右。另一个是清代《学津讨原》本，收录的故事更少，但文字可能有更早的来源。此外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引文，可以帮助后人拼凑出原书的部分内容。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干宝的《搜神记》并非六朝时期唯一的同名作品。实际上，“搜神”这个标题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命名方式，类似于今天的“奇闻异事汇编”。除了干宝的书之外，还有其他人的《搜神记》在流传，只是大多已经亡佚。当我们在古代文献中看到引用“搜神曰”的地方，需要根据上下文判断究竟是干宝的书还是别的书。

到了近代，《搜神记》迎来了一个新的研究热潮。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影印本，将这部书重新带入普通读者的视野。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汪绍楹校注的《搜神记》点校本，这是目前最通行的权威版本。汪绍楹的工作非常扎实，他汇集了各种版本的异文，参照了大量的古代类书和史籍引文，对原书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和标点。这个版本后来多次重印，成为学界和普通读者阅读《搜神记》的基础文本。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搜神记》成书与流传时间线 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 : 各种神怪故事在民间口头流传 265年 : 西晋建立 291-306年 : 八王之乱 311年 : 永嘉之乱，洛阳沦陷 317年 : 司马睿建立东晋，干宝受命编纂《搜神记》 317-322年 : 《搜神记》约在此期间成书，共30卷 约600年 : 唐代仍可见30卷完整本 960年后 : 宋代开始残缺 1600年 : 明代《秘册汇函》收录残本（约400余条） 1921年 :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出版 1957年 : 中华书局汪绍楹校注本出版 至今 : 中华书局版为最通行权威版本 ```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搜神记》需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并非原貌，而是后人从《法苑珠华》《太平广记》等类书中重新辑录拼凑的结果，编次也和原书不同。其次，《搜神记》里的故事来源复杂，有的是干宝本人的亲历或亲闻，有的是前代典籍的摘录，有的可能是当时流传的民间传说，干宝在编纂时做了程度不等的润色和改动。最后，《搜神记》的文字虽然不算艰深，但涉及大量古代的名物制度、历史典故和方言俗语，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很容易产生误解。选择一个好的校注本，配合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是进入这部书的必要准备。

本章小结

回到开头的问题：一个史官为什么要记录“不存在”的事情？通过这一章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干宝的《搜神记》并不是一时兴起的消遣之作，而是时代、个人经历和职业身份共同塑造的结果。

干宝是一个生活在大动荡时代的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彻底摧毁了传统社会秩序的表面繁荣，也让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儒家道德秩序的信念产生了深深的动摇。当现实世界充满了无法解释的荒诞和残酷，人们很自然地会把目光投向幽冥世界，寻找超越性的解释框架和心理安慰。干宝的父亲宠妾“从墓中复生”的家族故事，以及兄长“看见鬼神”的濒死体验，在这个时候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干宝又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史官。史官的职业要求他记录一切重要的事件和信息，包括那些涉及鬼神的异常现象。他不是不知道这些故事的荒诞性，但他选择相信——不是因为盲目，而是因为他认为理性无法否定幽冥世界的存在。他用史书的体例来编纂《搜神记》，注明出处、标注时间，让这些“怪力乱神”的内容获得一种类似史书的庄重感。这种做法体现了理性与信仰在特定时代的和解与共存。

《搜神记》的成书大约在东晋建国初期，带有半官方色彩，后来经历了严重的散佚和后人的辑佚整理。今天的读者看到的版本只是原书的残篇，但依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神怪故事和民俗资料。

那么，干宝记录的那些“鬼神之事”，在他自己看来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它们对于一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将是下一章讨论的重点——我们将深入《搜神记》的文本世界，看看干宝究竟记录了哪些类型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是如何被讲述和编排的。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干宝的“志怪”写作究竟要达成什么目的，以及它为什么能够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