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的学术源流

第 1 章 选本的学术源流

杜斯特哈赫（Jalil Doustkhah, 1926-2011）所编阿维斯塔选本之所以在伊朗本土学界被视为不可绕开的参考文献，不是因为它在篇幅上最接近一份完整阿维斯塔的复原，而恰恰相反：它通过严格的取舍，把一份以仪式记录为主体的古代宗教文献，重新组织为可被波斯语读者作为哲学史原始材料来阅读的文本集合。这种筛选一旦落地，其影响便远超一份选本本身，它实际上规定了伊朗读者进入阿维斯塔哲学时所遭遇的文本边界。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杜斯特哈赫的取舍逻辑如何在二十世纪伊朗学术场域中生成，并以何种方式重塑了我们对阿维斯塔哲学的进入路径？为回答这一问题，本章分四步展开：回到杜斯特哈赫的学术传记与 1979 年之后德黑兰 Avestan 研究的政治-文化坐标；将其选本与韦斯特加德、格尔达纳、博伊斯三大西式校本作对照；剖析其取舍背后的诠释学偏好；并以 Yasna 31 与 Yasht 序列的具体案例说明选本对教义史叙事的引导作用。

1.1 杜斯特哈赫学术传记与本土 Avestan 学派的坐标

要理解一份选本，无法绕开选本编者本人所置身的学术制度环境。杜斯特哈赫 1926 年生于德黑兰，其学术训练主要在德黑兰大学完成，长期任职于伊朗国家图书馆（Ketābkhāneh-ye Melli）。这一机构位置具有特殊性：国家图书馆是伊朗境内阿维斯塔抄本、相关巴列维语文献与早期语言学工具书的主要存放地之一，这使他能够直接接触第一手材料，同时也使他远离大学系统的讲课任务，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本整理之中。这一机构位置后来在选本的形态上有直接回响：它是一部偏向图书馆式研究工具的选本，而非教学大纲式读本。

杜斯特哈赫并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在他之前，伊朗本土的 Avestan 研究已经经过约半个世纪制度建设。伊卜拉欣·普尔达沃德（Ebrahim Pourdavoud, 1895-1968）是这一传统的奠基者，他在德黑兰大学建立了阿维斯塔语言与文献课程，把《伽萨》翻译成现代波斯语，并试图为伊朗读者重建一份与西方阿维斯塔学相对应的本土学术词汇。普尔达沃德的遗产在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已经成为伊朗大学波斯文学与古代史研究的一部分。杜斯特哈赫的选本与普尔达沃德的传统存在明显的延续关系，但在编辑取向上又有所不同：普尔达沃德的翻译工作侧重于把阿维斯塔的若干核心文本以可读方式呈现给波斯语读者，而杜斯特哈赫的选本则更进一步，把这种可读性扩展到整个文本的编排顺序、章节命名与注释体系上，使选本获得了一种近乎"教科书"的稳定性。

1979 年之后德黑兰 Avestan 研究的政治-文化坐标非常复杂。革命政权对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文明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新政权带有强烈的伊斯兰认同，对祆教研究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伊朗民族主义话语又把前伊斯兰文明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加以征用。杜斯特哈赫的工作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完成的。他采取的策略是把阿维斯塔研究嵌入语言学-文献学的中性框架：选本以音位转写、词法注释、底本异文等学术性附录为基础，尽量避免神学-教义性评价，从而使作品能够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边界。这种策略的后果之一是选本在伊朗的大学课程里成为标准参考文献，但它的读者群体并不限于祆教信众或祆教学者，而是涵盖了伊朗古代史、波斯语古典文学、比较宗教学等多个领域。选本由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非宗派"地位：它既不被视为祆教信仰的圣经，也不被单纯视为博物馆文献，而是被作为现代伊朗学术的公共财产来流通。

要把握这一点，需要把杜斯特哈赫选本放入更广的二十世纪伊朗本土学术地图中。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伊朗本土东方学-语文学运动，特征是以伊朗学者在德黑兰大学为基地，建立与欧洲传统相对应的伊朗语传统。这一运动在 1950-1970 年代达到高峰，1979 年革命后部分中断、部分延续。杜斯特哈赫属于延续的一支，他的选本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学术运动的延续性产物，但又是它的特定表达方式：通过对选本结构的精心安排，把前一代学者的学术理想固化为可流通的文本形态。换言之，普尔达沃德时代积累的学术资本，最终通过杜斯特哈赫的选本这种具体形态进入了伊朗大学课程系统。

1.2 与三大西式校本的对照

把杜斯特哈赫选本放进世界阿维斯塔学术史，必须先处理它与三大西式校本的关系：丹麦学者尼尔斯·路德维希·韦斯特加德（Niels Ludvig Westergaard, 1815-1878）1852-1853 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Zendavestae: or the Religious Books of the Zoroastrians》；德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尔达纳（Karl Friedrich Geldner, 1852-1929）1886-1896 年在斯图加特分三卷出版的《Avesta: Die heiligen Bücher der Parsen》；以及英国学者玛丽·博伊斯（Mary Boyce, 1920-2006）1984 年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Zoroastrianism》。三者性质各异，但都构成了杜斯特哈赫的对照系。

韦斯特加德的校本是最早的印刷校勘本。它的底本主要是十八世纪从波斯-印度地区流向欧洲的抄本，特别是 1771 年进入哥本哈根的一份重要抄本（K 类抄本系统）。韦斯特加德工作的局限性是当时可用的抄本数量有限，校勘主要建立在有限比较的基础上。但他的工作有两项遗产：一是首次以印刷形式确立了阿维斯塔文本的稳定形态，把原本只在巴列维语转写中流通的文本，固定为带有拉丁字母转写与梵文比较词汇的学术语料；二是他所提出的 Stammbaum（祖本谱系学）方法，后来成为阿维斯塔文本批评的标准工具之一。韦斯特加德的成就在于"首次定型"，而不在于"全面校勘"。

格尔达纳的校本是西式校本的真正标准。格尔达纳能够利用的抄本范围远超韦斯特加德：他不仅使用了哥本哈根的 K 类抄本，还使用了孟买祆教帕西社区保存的多份抄本，特别是 Mf 类抄本。格尔达纳校本分三卷：第一卷包含 Vendidad 与 Yasna 1-21；第二卷包含 Yasna 22-72 与 Yasht；第三卷包含 Visperad、Khorda Avesta 选段与其他片段。格尔达纳校本的关键贡献是把古阿维斯塔（Old Avestan）与新阿维斯塔（Young Avestan）的语言学区分系统化，并把文本批评的体例固定下来：在印刷正文之外，提供抄本异文、词法分析与少量翻译评论。格尔达纳校本在二十世纪几乎成为全球阿维斯塔学界的参考底本，所有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翻译、注释与词典工作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

博伊斯的 1984 年著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前两者。她自己也称之为资料汇编（sourcebook），而不是校本。博伊斯的编辑理念是：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文本的形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格尔达纳等人解决，下一步需要做的是为学术读者提供一个可直接使用、附有详细注释与英语翻译的文本集合，以便更深入地讨论祆教的历史与思想。博伊斯的《Textual Sources》按主题排列文本，而不是按抄本传统的顺序。这种编辑方针与杜斯特哈赫的选本在某些方面有趋同之处：两者都不是为复原完整抄本系统，而是为特定读者群体提供筛选过的文本。

把这三者与杜斯特哈赫选本并列对照，可以看到四种不同的编辑立场。韦斯特加德与格尔达纳是档案式编辑，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近一份能够代表抄本传统的稳定文本；博伊斯是研究式编辑，她的目标是为已经具备背景的研究者提供便利；杜斯特哈赫是哲学-历史式编辑，他的目标是为伊朗读者重建一份可作为思想史原始材料的文本。这种编辑立场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四者的文本边界：档案式编辑的边界由抄本传统决定，研究式编辑的边界由研究主题决定，哲学-历史式编辑的边界则由"何为阿维斯塔哲学"这一预设决定。

| 编辑立场 | 文本边界 | 主导价值 | 代表作品 | |---|---|---|---| | 档案式（韦斯特加德） | 抄本系统可复原者 | 抢救与初定 | Copenhagen 1852-1853 | | 校勘式（格尔达纳） | 全面覆盖抄本系统 | 完整与精确 | Stuttgart 1886-1896 | | 研究式（博伊斯） | 主题所需文本 | 研究便利 | Manchester 1984 | | 思想史式（杜斯特哈赫） | 哲学可读性筛选 | 思想史可进入性 | Tehran 二十世纪后半叶 |

四个校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谱系图表示：

```mermaid flowchart TD MS[抄本传统 18-19世纪] --> W[Westergaard 1852-1853] MS --> G[Geldner 1886-1896] MS --> P[二十世纪伊朗本土学派] W --> P G --> P W --> Bc[Boyce 1984] G --> Bc P --> D[Doustkhah 选本] Bc --> D ```

图 1-1：四大校本的学术谱系

这张图显示杜斯特哈赫选本的双重起源：它一方面继承了十九世纪欧洲校本的成果，通过格尔达纳的标准化与博伊斯的资料化编辑理念传递；另一方面又经由二十世纪伊朗本土学派的中介，即普尔达沃德以降的伊朗阿维斯塔研究传统。这种双重起源是杜斯特哈赫选本编辑立场的物质基础：它既不是单纯的欧洲学术延伸，也不是孤立的本土创造，而是两者的具体合成。在合成过程中，伊朗本土学派对"哲学可读性"的要求逐步胜出，这正是杜斯特哈赫选本与博伊斯《Textual Sources》在编辑倾向上趋同而与格尔达纳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1.3 取舍逻辑与诠释学偏好

杜斯特哈赫选本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具有诠释学后果的部分，是它不收的内容。一份选本往往通过它收入的文本说明它重视什么，通过它不收的文本说明它剔除什么，而剔除的部分在许多情况下比收入的部分更具有诊断价值。

从可观察到的选本结构看，Gathas 与其直接相关 Yasna 章节处于选本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 Yasna 28-34、43-51、53 等被认为与查拉图斯特拉直接相关的章节在选本中占有核心篇幅。这一选择显然是把阿维斯塔作为思想史来呈现：查拉图斯特拉的诗体是阿维斯塔中最具哲学可读性的部分，把它作为选本的核心是合理的。但这一选择的代价是 Yasna 1-8（祭祀启请文）等更具有仪式功能的段落被相对压缩。读者在选本中接触阿维斯塔的第一印象，将不再是"祭祀礼拜的开端"，而是"一位先知的诗体发言"。

Vendidad 的收录偏向宇宙论与物质起源段落。Vendidad 在传统抄本系统中是一份以律法-净化仪式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其篇幅冗长且具有高度仪式性。杜斯特哈赫选本中保留了其中涉及创造之始、二元对立起源、死者之路等具有思想史意涵的段落，而压缩或省略了大量律法细节。这一取舍显著改变了 Vendidad 的整体面貌：原本以律法汇编面目出现的 Vendidad，在选本中变成了宇宙论-末世论文本。其中 Fargard 19 关于亡灵审判的段落，以及 Fargard 1-2 关于恶灵侵入物质世界的段落，因其与善恶二元论的直接关联而被保留；而 Fargard 8-9 关于洁净仪轨的具体规定则被大幅压缩。

Yasht 的选择同样具有明显的偏好性。Yasht 一共 21 篇，分别献给不同的神祇与神圣存在。杜斯特哈赫选本保留了其中与重要神祇如 Mithra（Yasht 10）、Tishtrya（Yasht 8）、Verethragna（Yasht 14）、Ābān（Yasht 5）相关的若干 Yasht，但放弃了若干地方性或次要神祇的 Yasht。这种取舍背后隐含着一种主流神学叙事：选本把 Yasht 序列重新组织为以中央神祇-善神为骨干的神祇学论述，而不是一份 21 位神祇的目录。地方性神祇的 Yasht 在抄本传统中常常具有重要的崇拜学意义，但在选本中被简化为对善神系统的注释。

Khorda Avesta 与日常祈祷文本基本被排除。Khorda Avesta 是祆教日常礼拜用的汇编，内容包括多种短祷文、净化仪轨、节庆颂歌。杜斯特哈赫选本几乎不收录这一部分。这一取舍的效果是明显的：选本中的阿维斯塔不再是一份日常宗教生活的指南，而是一份宗教思想的文献汇编。读者由此获得了一个"思辨起来的阿维斯塔"，但失去了一份"礼拜起来的阿维斯塔"。

把这些原则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种清晰的诠释学偏好：杜斯特哈赫选本倾向于把阿维斯塔作为一份哲学-神学-宇宙论文献来呈现，而不是作为一份宗教实践-仪式生活文献来呈现。这一偏好与他的读者期待有关：他所面向的伊朗读者多半是通过现代大学课程接触阿维斯塔的，他们更倾向于把阿维斯塔作为思想史材料来阅读。选本通过省略仪式细节、强化宇宙论与伦理-神学段落，恰恰回应了这种读者期待。

但是，这种诠释学偏好有其代价。Vendidad 中关于净化仪式的详细律法、Khorda Avesta 中关于日常祈祷节奏的指示，本身就内含着思想史意义：它们反映了祆教对物质世界、对身体、对日常行为的特定理解。杜斯特哈赫选本把这些内容剔除之后，读者得到的是一份思想起来更顺畅的阿维斯塔，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份生活起来更厚实的阿维斯塔。这正是选本作为一种编辑行为必然具有的张力：任何筛选都在创造便利，也都在制造损失。

1.4 案例：Yasna 31 与 Yasht 序列的位置对比

要使上述分析获得具体性，需要以 Yasna 31 与 Yasht 序列为例，说明四本之间的位置差异如何重塑了文本的诠释空间。

Yasna 31 在传统阿维斯塔中是 Yasna 整体礼拜流程的一部分，紧接在 Yasna 30（《Gatha Ahunavaiti》的最后一首）之后，开始新的宗教-礼仪单元。Yasna 31 的文本包含著名的 Ahuna Vairya 祷文，并随后发展出一段以二元选择（the Dual Choice）为主题的神学议论：原初的两只灵（mainyu）相遇，一位选择善，一位选择恶；听者面临决断，最终结果根据每人选择而定。这一段文本在阿维斯塔哲学史上具有核心位置，因为它是祆教二元论伦理最经典的文本依据之一。

韦斯特加德与格尔达纳都把 Yasna 31 放在 Yasna 整体的连续礼拜序列中，连续编号 31，从而保留了它在仪式中的位置。在这两本中，读者读到 Yasna 31 时，前文是 Yasna 30 的诗体祈祷，后文是 Yasna 32 的牛之歌（Geush Urva）。Yasna 31 的二元选择被夹在礼拜诗歌之间，其文本意义与仪式意义相互渗透，读者很难把这一段独立抽离出来作为哲学命题来阅读。

博伊斯的处理则不同。她的《Textual Sources》按主题单元组织，Yasna 31 的二元选择部分被独立提取出来，作为讨论祆教二元论伦理的一个完整文本单元。在博伊斯本中，Yasna 31 不再是 Yasna 整体礼拜序列中的一节，而是祆教二元论这个主题下的一个独立范例。读者在博伊斯本中接触 Yasna 31 时，前文已是关于 Ahura Mazda 与 Angra Mainyu 原初对立的导论，后文则是关于末日审判与个体选择的延伸段落。

杜斯特哈赫的选本倾向于博伊斯的处理方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杜斯特哈赫选本中，Yasna 31 的二元选择段落被进一步独立化：它往往以独立小节的形式出现，配有详细的波斯语翻译与神学注释，甚至可能被前置到 Yasna 30 之前，作为祆教伦理思想的导论来阅读。这种位置处理，使得二元选择从 Yasna 序列中被抽离出来，获得了作为思想史独立章节的存在。读者接触阿维斯塔哲学的第一站，往往不再是《Gatha Ahunavaiti》的诗体礼拜，而是 Yasna 31 的伦理命题。

Yasht 序列的处理也有类似情形。21 篇 Yasht 在抄本传统中按特定顺序排列，这种顺序主要反映了孟买抄本 Mf 与德黑兰抄本系统的传统，并不必然具有强烈的神学逻辑。格尔达纳保留了这种顺序，因此他的 Yasht 部分是按传统顺序呈现的 21 篇赞歌。博伊斯则按主题重新组织 Yasht，把与某一主题相关的 Yasht 段落集中到同一主题单元之下。杜斯特哈赫选本则倾向于折中：保留若干核心 Yasht，但省略若干次要 Yasht，并对保留部分按某种神学重要性进行排序。这种取舍在读者经验层面的后果是：原本作为 21 位神祇完整赞歌集的 Yasht 序列，在杜斯特哈赫选本中变成了核心神祇-善神颂歌选。

把这两种处理放在一起观察，可以看出一致的诠释学策略：杜斯特哈赫选本通过位置-顺序的调整，把原本嵌入礼拜序列的文本片段独立化为思想史章节，从而使读者在选本中体验到的阿维斯塔，是一份按主题组织的思想史材料汇编，而不是一份按抄本传统排列的礼拜文献集。

进一步看，Yasna 31 与 Yasht 序列的位置差异，其最终影响不在文本本身，而在教义史叙事上。当 Yasna 31 被独立化为二元选择主题的章节时，读者会自然地把祆教伦理理解为一种以原初两只灵为开端的二元选择论，而 Yasna 30 的诗体礼拜意义则相对淡化。当 Yasht 序列被重新组织为核心神祇赞歌时，读者会把祆教神祇学理解为一种以中央神祇-善神为骨干的有序结构，而不是 21 位神祇的并列集合。这两种调整都在引导读者的教义史想象：它们不是在被动记录文献，而是在主动塑造读者对祆教思想的整体图景。

具体到 Yatha āhu vairyo（Ahuna Vairya）这一段祷文，在抄本传统中它本是一段可单独重复使用的短祷，但在杜斯特哈赫选本中它被嵌入 Yasna 31 的注释之中，作为二元选择段落的引子而出现。这种编排意味着读者接触 Ahuna Vairya 的第一语境不再是日常礼拜，而是思想史讨论。选本通过这种位置安排，事实上在影响阿维斯塔文本在伊朗当代文化中的"被记忆方式"：它不再仅仅是一段被反复诵读的祷文，而首先是一段被反复讨论的哲学命题。

本章小结

本章把杜斯特哈赫选本放回二十世纪伊朗学术-文化场域，揭示了其编辑立场背后的多重作用力。从杜斯特哈赫本人在国家图书馆的机构位置，到普尔达沃德以降的伊朗本土学术传统，再到 1979 年之后德黑兰 Avestan 研究所处的政治-文化张力，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一份可被作为思想史原始材料阅读的阿维斯塔文本。与韦斯特加德、格尔达纳、博伊斯三大西式校本的对照显示，杜斯特哈赫选本的取舍逻辑既不是单纯的完整校勘，也不是单纯的研究资料汇编，而是以哲学可读性为筛选标准的思想史重构。Yasna 31 与 Yasht 序列的具体案例进一步表明，选本通过位置-顺序的调整，主动引导读者形成特定的教义史叙事。

这种分析对后续章节的意义在于，当我们进入第二章讨论阿维斯塔语本身的语言学限制时，我们所使用的文本已经是被杜斯特哈赫的取舍所塑造的文本。这意味着我们所谓的阿维斯塔哲学，首先是一种经过筛选的呈现，而不是未经编辑的原始材料。把握这一点，是进入阿维斯塔哲学之善恶问题讨论的基本前提：任何对善恶二元论的解释，都必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