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海德格尔相遇
与马丁·海德格尔相遇
我们先从一个所有人都经历过的时刻开始。
想象你站在某个人的葬礼上。那个人是你至亲的人,或者是你多年的挚友。在这个时刻,所有常规的安慰话语——“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突然显得如此空洞。你想表达的东西,那些真正在你心里翻涌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这些现成的句子说出来。你感到语言在你嘴边打转,却怎么也抓不住那个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你“词穷”了。
或者设想另一种场景:你经历了一件极为深刻的事情——一次顿悟,一次突如其来的领悟,某种难以言说的生命体验。它可能发生在一片海边,一次深夜的独处,或者某次与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你被深深触动了,你想要把这种感受告诉一个亲近的人。你开始说,但说着说着,你发现语言越来越苍白。它没有把你真正想要传递的东西带出来,甚至可能扭曲了它。
这不是偶发的失语,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日常经验。语言是我们最熟悉的工具,我们用它思考、表达、交流,但恰恰是这些看似平常的时刻,让我们意识到语言并不像工具那样召之即来。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想说某个东西,但找不到词;或者说出了某个词,但那个词并不真正是“我的”词,它早已被用滥了,失去了力量。
这些时刻,我们通常简单地归结为“表达能力不足”。但海德格尔会追问:事情真的只是这样吗?当我们“词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语言为什么会失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某些时刻,某些东西“本该”可以说出来,却找不到途径?
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语言学或心理学的课题,但海德格尔把它们变成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他的思考中,语言绝不仅仅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与存在本身有着深刻的关联。这个判断听起来很大胆,甚至有些神秘。我们将在本书中一步步追溯它的来由,检验它的含义,并思考它对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启示。
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难进入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写作风格独特,术语体系复杂,思考的路径常常出人意料。但他的问题意识——他为什么要提出那些问题,为什么要那样提问——其实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我们前面提到的“词穷”体验,恰恰是进入海德格尔思考的一个入口。
在正式展开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海德格尔问题意识的时代背景。哲学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每一个重要的哲学转向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处境。海德格尔之所以提出那些问题,是因为他感知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危机。
时代的精神困境:科学理性无法回答存在问题
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思想界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动荡。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00年前后,会发现一个表面繁荣、内里却暗流涌动的图景。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物学——取得了惊人的突破。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力学体系的完善,电磁理论的统一,这些成就让人们对科学理性抱有前所未有的信心。
在这种氛围下,许多人相信,所有真正的问题最终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哲学如果不能提供像科学那样可靠的结论,似乎就应该被“整合”进科学之中,成为科学的附庸。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兴起,正是这种思潮的典型代表。它的核心主张是:只有能够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而“存在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类问题,因为无法被经验证实,所以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
然而,这种自信很快就遇到了挑战。
首先是科学本身的问题。1900年前后,普朗克提出了量子概念;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1920年代,量子力学建立,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揭示了微观世界的根本不确定性。这些物理学革命表明,牛顿式的确定性和机械论世界图景并不能涵盖全部实在。科学认识本身是有局限的,它并不像它的追随者所宣称的那样,是通往绝对真理的道路。
但更深刻的挑战来自哲学内部。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追问是“存在是什么”——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家们试图把握存在的根本性质,给出关于“存在”的终极解释。但海德格尔发现,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它们都预先假设了“存在”是一个可以被定义的概念,一个可以被把握的对象,然后着手去描述它的属性。柏拉图说存在是永恒不变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说存在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康德说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这些回答各有不同,但都在以“对象化”的方式理解存在。
问题在于,存在不是某个东西,不是一个可以站在对面去打量和定义的对象。当你问“X存在吗”的时候,你预设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某物站在“存在”这一边或“不存在”那一边。但存在本身不是“某物”之一员,它是使“某物”成为“某物”的那个东西。这个“让某物存在”的活动,这个“敞开”的发生,往往被传统哲学遗忘了。
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叫作“存在的被遗忘”。这不是说哲学家们不知道有“存在”这回事,而是说他们在追问存在问题的时候,总是不知不觉地把存在降低为“存在者”来处理。他们在存在的门口绕来绕去,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那扇门。
这个诊断有什么用?它有什么用?这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挑剔。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遗忘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当我们把一切都当作“对象”来把握的时候,当我们用科学的量化思维来理解世界的时候,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山川河流不再是我们栖居的家园,而变成了待开发的资源;他人的面孔不再是值得敬畏和应答的显现,而变成了可以被计算和分析的数据。存在者被技术性地摆置,控制和效率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这种状况在20世纪愈演愈烈,以至于海德格尔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它:座架(Gestell)。座架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指技术思维对整个时代的主导。它是一种命运,把一切都纳入可计算、可控制、可优化的框架之中。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海德格尔重新追问“存在”的意义。他不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要揭示:为什么“存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被遮蔽了?这种遮蔽如何发生?我们能否重新开启对存在的发问?这些追问关乎的不只是哲学的深化,而是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栖居的根本问题。
这就是海德格尔思想的问题意识。他在后期一次演讲中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论题之一。但要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需要先看看他的思想是如何走到这里的。
海德格尔的思想轨迹
1889年,马丁·海德格尔出生在德国南部黑森林地区的一个小镇梅斯基尔希。他的父亲是当地天主教堂的工匠,家庭并不富裕,但宗教气氛浓厚。海德格尔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对神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09年进入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这是理解他早期思想背景的重要线索。
天主教神学中有一种悠久的传统,试图用理性来把握信仰的内容,用概念来阐述启示的真理。年轻的海德格尔在这条路上遇到了困难——他发现某些东西是理性无法触及的,或者说,用理性概念来把握的东西,总是在某个地方留下了缺口。这种挫败感促使他转向哲学。
1915年,海德格尔以一篇关于中世纪逻辑学的论文获得大学教职。但真正改变他思想方向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
埃德蒙德·胡塞尔是20世纪哲学的一座高峰。他在1900年代创立的现象学,其核心主张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回到事物本身。传统哲学试图在经验材料之上构建抽象的概念体系,而胡塞尔认为,这种做法恰恰遗忘了事物向我们显现的方式。真正的哲学应该悬置一切预设,专注于现象本身——事物是如何被给予意识的,是如何在经验中呈现自身的。
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听过胡塞尔的讲座,被深深吸引。1920年代,他前往马堡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核心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这部著作正式出版,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存在与时间》的副标题是“对 Being(存在)的时间性解释”。海德格尔在这本书里做了一件看起来奇怪但其实非常根本的事情:他追问的不是“什么是存在”,而是“人这种存在者是如何与存在发生关联的”。传统形而上学从存在者入手,试图通过分析存在者的属性来把握存在,但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应该从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人——入手,追问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他把人这种存在者称为此在(Dasein)。Dasein 是德语词,字面意思是“在那儿”“去存在”。海德格尔用这个词来指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它不仅存在,而且对自身的存在有所领会,能够追问自己的存在意义。
《存在与时间》的主题极为丰富,但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此在的存在方式是操心(Sorge)。人不是一块石头,不是被动地在那儿存在,而是始终已经在操心着什么,始终已经投向了某个方向。这种操心不是心理活动,而是存在论结构——它意味着此在始终已经在“去存在”的过程中,始终已经展开了与世界的关联。
在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中,有一个关键环节:语言。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指出,语言是此在“展开自身”的一种方式。人通过语言来理解世界,来与他人交道,来筹划自身的可能性。语言不是外在的工具,而是此在存在方式的组成部分。
但《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海德格尔原本计划写两大部分,每部分三章,但只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前两章就中断了。关于为什么会中断,有多种解释,包括外部的政治环境压力(纳粹时期),以及内部的思想转向需求。
从1930年代开始,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把此在的时间性分析作为追问存在的主要路径,而是转向了另一种追问方式: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
“存在历史”这个概念不太好理解。海德格尔用它来指:存在本身如何发生、如何显现、如何隐匿的历史。不是存在者的历史,而是存在自身的“事件”史。在不同的时代,存在以不同的方式“给出”自身。古希腊早期的 Φύσις(physis,自然、涌现),中世纪的creatio(创造),现代的Gestell(座架),这些是存在给出自身的不同“方式”或“命运”。
在这种新的视角下,语言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语言不是人创造的工具,而是存在“自行言说”的方式。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讨论语言,他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住处之中。”人在语言中栖居,而语言不是人的财产,而是存在的馈赠。
这个时期的海德格尔,其写作风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存在与时间》虽然艰深,但论证结构相对清晰;而后期著作如《哲学论稿》《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则以格言式的、断片式的方式展开,有时像诗,有时像谜语。这让他的后期思想更加难以进入,但也更加丰富和开放。
下面这个时间线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关键节点: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简图 1909-1915 : 弗莱堡大学神学学习与初期学术工作 1915-1920s : 转向现象学,师从胡塞尔 1927 : 《存在与时间》出版 : 追问此在的时间性存在结构 1930s : 思想转向 : 从此在分析转向存在历史 1935 : 演讲"艺术作品的本源" : 追问艺术与真理的关系 1946 : 《关于人,语言与表象的谈话》 : 后期语言哲学的重要文本 1950s : "诗意的栖居"概念 : 技术时代的人的生存方式 ```
这个时间线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不遵循线性进步的模式,前后期之间有深刻的连续性,也有明显的断裂。《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并没有被后期思想抛弃,而是被重新放置在一个更开阔的视域中。我们可以把后期海德格尔看作是对《存在与时间》未竟事业的另一种回应——不是放弃追问存在问题,而是在一个新的方向上重新发问。
对于初读海德格尔的读者,我有一个建议:不要急于弄懂他的每一个术语和论证。先把握他的问题意识——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和他描述的现象有什么关联。当你对“词穷”这样的日常经验有了更深的感受,对现代技术世界有了更多的反思,你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就会自然生长出来。
“词穷”的体验:日常语言困境揭示的哲学问题
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提到的“词穷”体验。我们通常把它当作一种遗憾——想说却说不出,这似乎是表达能力的欠缺。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个经验,会发现它揭示了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想一想“词穷”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说“我词穷了”的时候,我其实在说: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我想把它说出来,但它没有变成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有某种领会,它在我心里,但它无法被语言捕捉,无法被语言“端出来”。
这意味着,在语言失效之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对某物的领会。我领会到了某种意味,某种重要,某种需要被表达的东西。只是这个领会尚未采取语言的形式。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区分:领会和表达。我们通常认为,思维在先,表达在后——先想清楚了,然后说出来。但“词穷”的经验恰恰质疑了这种先后关系。在某些情况下,领会恰恰是通过语言发生的,甚至,领会本身就是语言性的。或者说,有些领会,它的内容恰恰是“语言无法把握的那个东西”——这个悖论指向了语言和我们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区分了两种言谈方式:话语(Rede)和闲言(Gerede)。闲言是用大家都用的话来说大家都说的事,它听起来可能头头是道,但其实滑过了事情本身。你可以用一堆时髦的概念来谈论一个话题,而实际上没有真正触及它。闲言的危险在于,它让人们以为已经理解了某事,而实际上理解的只是空洞的“说法”。
而话语则是对事情本身的回应。当我真正想要把某事说清楚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寻找词语,不得不“措辞”——这个过程可能很艰难,但正是这种艰难表明,我在试着让事情本身通过语言显现出来。
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词穷”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有意义的——它可能意味着我正在面对一个无法轻易言说的深度,而不只是表达能力欠缺。但有些“词穷”则不同:我其实什么都没有领会到,只是在那里装模作样,一旦要落到具体的东西上,就说不出话了。这种“词穷”暴露的是领会本身的空洞。
这个分析对理解我们日常的语言生活有直接的启发。我们每天说那么多话,写那么多文字,有多少是在“话语”,有多少只是在“闲言”?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那些朗朗上口的评论,当我们用几个固定的表情包回应所有情境,当我们用“太卷了”“绝绝子”这类网络用语概括一切复杂感受——这些语言行为有多少是真正的领会,有多少只是习惯性的滑过?
这不是要我们放弃日常语言,而是要我们意识到语言有高下之分。有些言说是在“说话”,有些只是在“发声”。海德格尔不会简单地赞美诗、贬低日常语言,但他会追问:在这种语言行为中,存在是否敞开?事物是否作为它自身被带向语言?
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带到日常的阅读和写作中,会发现它很有用处。读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这些文字是在真正回应事情本身,还是在用现成的说法滑过事情?写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问:我是在复制我已经知道的东西,还是在通过写作来让某件事变得清晰?
“词穷”不是耻辱,而是信号。它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在那里,有些门需要被推开。
理解语言问题需要的方法:现象学视角与思想的耐心
海德格尔的问题方式来自一个传统,这个传统被称为现象学。理解现象学,是进入海德格尔思考的前提之一。
现象学不是什么现成的结论,而是一种看的方式。胡塞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但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直接经验比抽象理论更好,也不是说应该抛弃理性、拥抱直觉。它的核心主张是:我们在追问任何问题之前,都已经有一个“事情是如何显现给我的”这样一个前设。哲学的任务是系统地审视这个前设,描述事物显现的方式,而不是跳过去直接宣布它们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到一张桌子。常识会说:有一个桌子在那里,它是一个固体对象,有颜色、形状、质地,等等。但现象学会追问:这张桌子是如何被给予我的?它不是直接跳进我的意识里的一张图片,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知觉活动、空间感知、身体移动,被一点一点地揭示出来。而且,这张桌子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中性的客体,它已经是“书桌”“工作的地方”“需要清理的表面”——它已经在我的生活世界中有了一个位置。现象学要描述的正是这个层面:事物在我们周围显现的方式,我们与事物打交道的原初样式。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这种方法推进了一步。他不仅描述事物如何显现给意识,而且追问这种显现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在显现者背后,是否有一个更原初的“让显现”发生?这个追问把他带向了“存在”的问题。
对于初学者来说,现象学的训练其实不需要特别的仪式。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试着对某个熟悉的东西做一次“悬搁”——先不要给它贴标签,先不要说它是“手机”“椅子”“咖啡杯”,而是试着描述它在你面前显现的方式。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真正去看的时候,这个东西比你以为的要复杂得多得多。这种看的方式,不需要任何哲学知识,只需要一种愿意让事物按其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的态度。
海德格尔的写作风格是出了名的晦涩,这常常让初学者望而却步。《存在与时间》的第一段话就是例子:“'Descartes' [即笛卡尔] 'vindication' of the cogito sum as the so-called 'indubitable' position of the 'ego' has become a doubtful insight to us today.”(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辩护,这种所谓的“无可怀疑”的立场,今天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可疑的洞见。)这个句子结构复杂,充满了专业术语,对于没有背景的读者来说几乎是不可穿透的。
为什么会这样?海德格尔不是故意为难读者。他的概念体系是为了表达那些在日常语言中难以表述的东西而构建的。他需要一些术语来标记那些在传统哲学中被遗漏的区分。如果我们因为语言艰深就放弃,我们就无法进入他的问题。
这需要一种耐心。海德格尔在一次讲座中说过:“思想的事情不允许仓促。它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多时间。”阅读海德格尔不是一次速成的学习,而是一个缓慢浸润的过程。你不需要在第一次阅读时就理解所有内容。你可以先把书放下,去过你的生活,然后在某个时刻,那些曾经困惑你的地方,突然开始有了回响。
这并不意味着阅读海德格尔完全不需要方法。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建议。
首先,从具体段落开始,而不是从头到尾硬啃。找一段让你觉得有共鸣的文字,反复读它,试着理解它为什么这样说。不要急着把它和已知的东西挂钩,先让它本身说话。
其次,注意海德格尔的遣词。他经常使用德语词而不是拉丁语或希腊语——这是有意为之的选择。他用Dasein而不是“人”或“主体”,用Sorge而不是“关怀”或“焦虑”,这些选择背后有他的考量。当你遇到这样的术语时,不要急着翻译成日常用语,而是思考这个德语词在日常使用中的含义是什么,海德格尔用它是要强调什么。
第三,联系你自己的经验。海德格尔描述的那些存在结构——操心、沉沦、本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对每个人都有切身关联的现象。当你读到关于“常人”的分析时,试着想想你自己的生活;当你读到关于死亡的先行决心时,联系你对死亡的领会。这种联系不会自动产生理解,但它是理解生根的地方。
最后,不要孤立海德格尔。阅读他的同时,可以了解一些背景:德国哲学传统(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