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没有王法的世界
第 1 章 走进没有王法的世界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正中间。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没有交警亭，没有摄像头，连一块"停车让行"的标志牌都没有。四个方向的车流不断汇入，行人也在车缝之间穿行。按照大多数人的直觉，这里应该早就撞成一团废铁了。可奇怪的是，全球范围内有大量这样的"无控路口"，它们每天吞吐上万辆车，却几乎没出过严重事故。司机们靠眼神、靠手势、靠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让这台没有指挥官的机器运转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这个画面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违反了几乎所有人从小被灌输的一个常识——社会必须有政府、有警察、有法律、有强制力，否则就一定会乱。
但这个常识真的经得起推敲吗？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到处都在做"无政府"的实验。朋友聚餐后大家凑钱付账，没有人被强制要求掏多少；大学宿舍里公用洗衣液用完了，下一个用的人会主动买一瓶新的补上；班级值日表排好之后，没有人盯着大家扫地，也很少有人会故意耍赖。这些事情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没有任何外部权威在背后强制执行，全靠参与者自己协商、自己执行、自己监督。
这就是本书要追问的核心问题：没有政府、没有警察、没有强制力，社会到底会不会乱？ 如果答案是"不会"，甚至"未必乱"，那我们就必须重新理解"秩序"这个词——秩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法律文本，也不是某个国王或总统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一种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
接下来的这一章，先带读者做几件事：从生活里的小实验出发，识别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无政府秩序"；接着戳破一个常见的文化偏见，让大家意识到"必须有政府管"其实是现代国家的思维惯性；然后介绍一本1930年代出版、至今还在加印的人类学奇书——《努尔人》；最后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它的作者埃文思-普里查德，走进一个没有国家、几乎没有警察的非洲部落，看看他们到底凭什么活得不乱。
把这几件事做完，读者就会发现：原来"秩序"这件事，远比想象中复杂。
一、我们天天都在做的"无政府"小实验
从一个你大概率经历过的场景说起。
大一新生军训结束，几个同学约着去校外吃火锅。十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点了满满一桌菜，吃了两个小时。账单出来，1380元。如果严格按"AA制"算，每个人应该掏138元。可问题来了：小李多点了一份毛肚，小王喝了四瓶啤酒，老张基本只吃了蔬菜。如果真的要计较，每个人该出多少？这时候没人会真的掏出计算器一项项核算，更不会有人举手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火锅分摊委员会来监督"。大家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谁多点的东西多出几块，谁喝了酒少出几块，剩下的凑个整数，几分钟就把账结完了。
这件事看起来很平常，但它涉及一个深刻的政治学问题：没有强制权威的情况下，一群人怎么就某个资源分配达成了一致？ 人类学家早就研究过这种现象，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自发秩序"——秩序不是某个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机构颁布的，而是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自己长出来的。宿舍里的洗衣液是这样补上的，班级值日表是这样运转的，朋友聚餐的AA也是这样完成的。这些场景里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没有合同，但事情办得妥妥帖帖。
再看一个更普遍的例子。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遇到过"四个方向都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不是那种有交警站岗的路口，而是连交警都没有、连临时指挥牌都没有的那种。司机们到了路口会怎么做？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减速、观察、跟对面车道的司机对个眼神，然后某一方先走，另一方接着走，整个过程顺畅得就像排练过一样。
要描述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机制：每位司机都在心里做了一次"博弈"。每个人都在揣测其他几个人会怎么做，然后根据别人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揣测不是靠法律逼出来的，而是靠一种"如果我不让别人先走，我也走不了；如果我每次都抢，别人下次也不会让我"的心理计算。
这种心理计算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先到的先走，或者通过眼神和手势协商谁先走。这个规则没有写在任何地方，没有警察来监督，但大家都遵守，因为它符合所有人的利益。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研究过大量类似的小群体资源分配问题，她发现人类在面对共同资源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规则，而不是陷入"所有人抢所有人"的混乱。她凭这项研究拿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把这些例子再扩大一点。豆瓣上有个小组叫"信任的进化"，里面记录过一件小事：一个网友在地铁站捡到别人遗失的U盘，里面存着设计师的工作文件。她没有占为己有，而是按U盘里的资料联系到失主，把东西寄了回去。这件事里没有任何机构强迫她这么做，她完全可以把U盘格式化据为己有，也不会有人追责。但她选择了归还。
这种"归还"的行为，背后是一套看不见的机制在支撑：我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里，名声是有价值的。一个人今天占了一个小便宜，可能会在下次丢东西时付出更大的代价；反过来说，一个人今天做了一件靠谱的事，下次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也愿意帮他。这种"互惠"机制不需要合同，不需要警察，只需要大家相信"明天还会见面"。社会学家把这叫做"重复博弈"——只要人们预期未来还会打交道，今天的诚实就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例子太小儿科了：朋友AA、宿舍补洗衣液、捡到U盘归还，这些算哪门子的"秩序"？充其量只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事而已。
但其实，这些小事里藏着一个关键洞察：秩序的规模问题，不是性质问题。 一群朋友能凑钱吃饭，一群室友能分担洗衣液，那么扩大到一栋楼的邻居能不能商量垃圾怎么扔？一个村子的村民能不能协调灌溉用水？扩大到一千人、一万人、十万人呢？
这个"扩大"的跳跃，正是本书想带读者完成的。从宿舍里的洗衣液，到一个非洲部落的治理方式，本质上是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规模。理解了小规模的"无政府秩序"，再去理解大规模的非国家秩序，就有了基础。
这一小节想留下的核心结论是：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讨论"无政府会不会乱"，我们自己就是活生生的实验数据。 每天都有无数个没有警察盯着的场景，被无数普通人用协商、默契、互惠和面子给顺利解决了。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对"无政府=混乱"这个等号提出了质疑。
二、人类学的"常识陷阱"：为什么我们觉得"必须有人管"
既然我们已经见识过那么多"无政府"的小实验，为什么绝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没有政府管，社会一定会乱"？
答案藏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从出生起，我们就生活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里。上学有老师管，上班有领导管，开车有交警管，租房有合同管，吵架了有法院管。这个环境让我们形成了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直觉——任何秩序都必须是某个权威自上而下施加的。如果突然告诉你"社会可以没有国家"，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但这种直觉本身，是文化教化的产物，不是人类的本能。
人类学家长期研究过大量"无国家社会"，也就是没有正式政府、警察、法院的群体。比较有名的包括非洲的努尔人、提维人，北美的某些原住民部落，东南亚的高地居民，新几内亚的一些族群，以及历史上欧洲、北美、中东的游牧群体。这些社会的人口从几百人到几十万不等，分布在地形复杂、与外界接触有限的区域。
让人意外的是，这些社会大多数都没有陷入混乱。
我先举一个反直觉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研究过一个叫"赞米亚"（Zomia）的东南亚高地地区。那里生活着上千万人口，分成几百个没有文字、不同语言的群体，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形成过任何中央集权的国家。不是说他们没能力建立国家，而是他们主动选择不建立。
斯科特发现，这些群体的祖先大多是平原上被国家政权追捕、压迫、征税的难民。他们逃到山里之后发现一件事：没有国家，反而活得自由一些。 国家收税、国家征兵、国家征粮、国家强迫服劳役——这些都是国家能做的事，但前提是老百姓跑不掉。逃到山里之后，没有人能从他们身上征税，没有人能强迫他们的孩子去当兵。代价是失去了很多国家能提供的便利，比如统一的法律、军队的保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但对一个宁愿要自由也不要便利的群体来说，这个交换是划算的。
Zomia的案例说明了一件事："必须有国家"不是人类的本能，而是一种策略选择。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是有效的；在另一些条件下，没有国家反而活得更好。这两种可能性都真实存在过，不是哪个现代人脑子里的"幻想"。
再举一个更细的例子。心理学家对4到6岁的孩子做过一个经典实验，叫"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是这样的：A和B两个人分一笔钱，比如100元。A提出一个分配方案，B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接受的话，按方案分钱；拒绝的话，两个人一分钱都拿不到。
按照严格的理性人假设，B应该接受任何大于零的方案，因为拿到1元总比0元好。但实验结果非常一致：当A提出的方案太不公平（比如只给B 10元或20元），B宁愿一分钱不要，也会拒绝。 4岁的孩子就会表现出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偏好。
这个实验跟"无政府秩序"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它说明人类天生有一种"公平感"。即使没有人强制执行公平规则，人们也会因为不公平而做出惩罚行为，哪怕惩罚自己也受损。这种"宁愿自己受损也要惩罚不公平"的心理，是维持合作秩序的深层基础。
换句话说，我们以为"必须有人管"是因为人类本性混乱、自私、不可信。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实验恰恰相反：人类有一种被进化塑造出来的、对公平、合作、互惠的偏好。这种偏好不需要警察来强制，它内置在每个人的神经回路里。
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现象值得提。人类学家在南美洲的雅诺马马人（Yanomami）部落做过长期田野调查。这个部落以"好战"著称，村子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极少发生"无差别暴力"。也就是说，暴力是有规则的：不能偷袭对方妇女和孩子，不能攻击正在睡觉的人，战斗中有严格的距离控制。违反这些规则的人，会被自己人看不起甚至驱逐。
听起来很矛盾对吧？一个"没有政府的部落"，居然还有这么细致的战争伦理。但这就是人类学家们几十年来反复发现的事实：没有国家不等于没有规则。 只不过这些规则不叫法律，而叫习俗、礼仪、禁忌、面子。它们不靠警察执行，靠的是群体压力、神灵信仰、亲属关系和长期重复博弈的预期。
我自己在读到这些案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原来"必须有人管"这个想法，不是来自对人类本性的观察，而是来自对现代生活的经验归纳。我们之所以这么强烈地相信"必须有政府"，是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有政府的世界里，而不是因为我们比较过有政府和没有政府两种情况。
这种盲点在学术上有个名字，叫"文化决定论偏差"——把本文化里的现象当作普遍真理，把别的文化的做法当作"例外"或"落后"。人类学这门学科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不断戳破这种偏差，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为的"天经地义"，其实只是"我们这儿的天经地义"。
理解了这一点，再去看"没有政府的世界到底乱不乱"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本身的问法就有问题。它预设了一种结果（一定乱），然后等待证据去证实。但真实情况是，证据恰恰是混合的——有混乱的，也有秩序井然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而是去理解：在什么条件下，无政府的秩序会维持得很好；在什么条件下，它会崩溃。
这本书后面的章节，会慢慢展开这个分析。
三、1930年代写的一本书，凭什么到现在还在卖
这一节我想介绍一本书。
它叫《努尔人》（The Nuer），作者是一个英国人类学家，名字叫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E.E. Evans-Pritchard）。这本书的田野调查工作在1930年代完成，1940年正式出版。距今已经80多年，但它从来没有绝版过——牛津大学出版社每隔几年就会重印一次，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是几乎所有大学人类学系的必读书目。
一本写非洲部落的社会调查，凭什么能在80多年后还有这么多人读？
因为它回答了一个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到底靠什么维持秩序？
为了理解这本书的分量，先回到它的时代背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的学术主流受一种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影响，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一条线发展的：原始部落 → 酋邦 → 封建王国 → 现代民族国家。这条线暗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高低"：现代国家是高级的，原始部落是低级的。原始部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国家，是因为他们"还不够格"。
这个观点听起来荒谬，但在当时是被广泛接受的。甚至一些早期人类学家也都这么认为。20世纪20年代，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就曾经说过，原始部落里的秩序"靠的是每个人对魔法和巫术的恐惧"——意思是，原始人不理解自然现象，所以发明了巫术来"管理"社会，本质上是用迷信替代了法律。
埃文思-普里查德对这种思路不满意。
1930年他前往苏丹南部的努尔人（Nuer）地区做田野调查。努尔人是当时非洲东部一个比较大的族群，主要以养牛为生，人口大约几十万。他们没有国王，没有常设军队，没有正式的法律，没有警察，也没有文字。从欧洲人的视角看，他们几乎是"无组织"的典范。
但埃文思-普里查德在那里待了将近三年之后，得出了一个让学术界震惊的结论：努尔人不仅不"原始"，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中央集权的国家更"民主"。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我们需要先理解他观察到的几个核心现象。
第一个观察是：努尔人的社会结构以"裂变宗族"为基础。一个家族往下传，分成几个儿子，每个儿子又往下分，几代之后就形成一个庞大的树状结构。这个结构里没有"顶端"——没有人位于所有人之上，所有人都是某个家族树上的一个节点。这跟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或总统位于顶端）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个观察是：努尔人有一种叫"豹皮酋长"（kuaar muon）的角色。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威严，但它的实际权力小得可怜。豹皮酋长的主要职责是处理跟神圣事物有关的事务，比如举行祭祀、调解宗教纠纷、给新生的孩子命名。他们没有权力下达命令，没有权力征税，没有权力征兵，也没有权力惩罚违反规则的人。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他可以拒绝听酋长的话，酋长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这种"酋长"听起来像不像一个笑话？一个没有任何强制力的酋长，靠什么维持秩序？答案藏在第三个观察里：努尔人的秩序不是靠"自上而下的命令"维持的，而是靠"自下而上的协商"维持的。
当两个村子因为水井、草场或者新娘发生纠纷时，他们会怎么处理？不是去找一个权威来裁决，而是双方坐下来谈。谈的过程中，双方会搬出家族谱系，找到彼此的共同祖先，然后沿着谱系往前推，推到某个节点，发现"哦，原来我们几百年前是兄弟"。这个发现本身往往就能化解矛盾——既然是兄弟，就不应该为了一点小事打起来。如果谈不拢，纠纷可能升级成武力冲突，但即使打起来，规则也很明确：不能杀对方的女人和孩子，不能用毒箭，打完了如果一方认输，另一方不能继续追杀。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亲戚，所以才给面子嘛。"对，这正是关键所在。对努尔人来说，"亲戚关系"不是一种血缘描述，而是一种政治语言。 它告诉你：哪些人可以信任，哪些人不可以攻击，哪些资源可以共享，哪些纠纷可以通过对话解决。
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被一个细节打动过。埃文思-普里查德记录了一个案例：两个努尔人因为一头牛的归属发生纠纷，闹到了村子里。按理说，村庄里应该有一个权威来说"这头牛归谁"。但没有。村子里最有威望的长老召集大家开会，让大家自由发言，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看法。说来说去，最后大家发现——那头牛原本是某家的，后来被另一家借走，借的时间太久，原主人想要回来。这种事怎么办？
努尔人的解决方案是"和解"，不是"判决"。也就是说，村庄不会给出"牛归A"或"牛归B"的裁决，而是让双方达成某种都能接受的方案，比如"牛先还A，但A要给B补偿一头小牛"或者"这头牛作为共同财产，牛生的小牛两家分"。这种方案不是强制执行的，而是双方在长期重复博弈中找到的"均衡点"。
听完这个描述，读者可能会觉得耳熟。没错，这跟前面提到的"朋友聚餐凑钱"是同一个机制，只是规模放大了。 朋友凑钱时，大家协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努尔人处理纠纷时，也是协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差别只是规模、复杂度、风险——但本质都是"没有强制权威下的自发协商"。
这本书让我最佩服的地方，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对"秩序"的重新定义。他没有把秩序等同于"有没有警察"，而是把秩序看成"冲突被处理的方式"。也就是说，秩序的关键不是"会不会发生冲突"，而是"冲突发生后怎么办"。在努尔人的社会里，冲突当然会发生，但每一次冲突的处理方式，都遵循某种可预期的模式。这种可预期性，就是秩序的本质。
这个洞察放在今天依然非常锋利。我们今天讲"法治社会"的时候，常常默认了一个前提：法律越多，社会越有秩序。但埃文思-普里查德给出了一个反例：一个没有成文法律的社会，照样可以拥有高度可预期的秩序。法律不是秩序的必要条件，只是秩序的一种实现方式。
四、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埃文思-普里查德去看一个非洲部落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心里会有一个问题：你说了这么多努尔人的事，但它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正是我想在最后一节里回答的。
我之所以在全书的第一章就花这么多篇幅讲努尔人，不是因为它"稀奇"，而是因为它"有用"。
这种"有用"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认识论上的。前面我们讨论过"必须有政府管"这个直觉的来源——它来自我们生长的环境。但努尔人提供了一个反例：一个没有政府的复杂社会，照样可以运转良好。这个反例本身就有巨大的认知价值。它打破了"国家=秩序"的等号，让我们意识到秩序有多种可能的来源。
第二个层面是方法论上的。学习研究"无政府秩序"，靠想象是不够的。你不能坐在书桌前想"如果政府没了会怎么样"，然后得出一个"肯定乱"的结论。这种思考方式的问题是：它从一开始就把"政府"作为秩序的来源，然后又用"政府没了"来证明秩序会消失。这是一个循环论证。
要真正理解无政府秩序，必须去看真实的案例。努尔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干净的案例：他们历史上跟中央集权的国家接触很少，他们的秩序是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独立演化出来的。研究这样的案例，才能学到"秩序原本可以是什么样的"。
第三个层面是现实层面的。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机器空前强大的时代。摄像头、人脸识别、征信系统、社会信用代码、网络防火墙、数字货币——这些技术让政府对社会成员的掌控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个背景下，"无政府秩序"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但现实永远比理论更复杂。
举几个具体的例子。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管得住它。最初的网民来自世界各地，谁也不听谁的。垃圾邮件怎么治？网络攻击怎么办？盗版内容怎么处理？域名归属谁？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于是，互联网早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所有规则都是网民自己协商出来的。RFC文档（Request for Comments）就是一种典型的"努尔人式"的秩序——任何人都可以提交建议，群体讨论，达成共识，然后形成事实上的标准。TCP/IP协议、域名系统、邮件协议，都是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情况下由网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