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兰陵笑笑生的世界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告诉你,一本四百多年前写成的书,至今还有人在读、在研究、在讨论,你会觉得好奇吗?一本描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书,为什么能穿越漫长的岁月,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十六世纪末的中国。那时候的大明王朝,虽然表面上还算太平,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城市里店铺林立,商人们走南闯北做生意,普通人家里也能看到各种来自远方的稀奇物件。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本名叫《金瓶梅》的小说诞生了。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故事呢?简单来说,它描写了一个叫西门庆的商人从发家到败落的过程。西门庆在山东清河县开了一家药铺,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他娶了好几房妻妾,整天和朋友喝酒应酬,过着看似风光的日子。可是到头来,因为胡作非为,他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家产也被官府没收,妻子们散的散、嫁的嫁,好端端一个大家庭说散就散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在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人像西门庆那样,只顾着赚钱享乐,不顾家庭责任,最后落得个不好的下场?或者有没有人像西门庆的妻子们那样,在家庭中明争暗斗,为了生存不得不耍心眼?人性中的这些矛盾和挣扎,古今其实都差不多。
这就是《金瓶梅》最厉害的地方。它写的是四百多年前古人的生活,但其中的人情世故、人性弱点,放在今天读来依然让人觉得真实。书中的人物就像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邻居、亲戚、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让我们产生共鸣。
接下来的几节,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本书的基本情况。我们会看看它为什么会诞生在十六世纪末的中国,那个时代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也会聊聊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为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答案;我们还要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不同版本,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最后我们会说一说这本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后来的《红楼梦》要向它学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金瓶梅》的世界。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
要理解《金瓶梅》为什么会出现在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我们得先了解一下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
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大约相当于明朝嘉靖、隆庆、万历这三朝,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这场变化的核心,是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
什么叫商品经济呢?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给自足,而是通过买卖东西来获得生活所需。你家种的粮食吃不完,拿去卖掉换成钱,再用钱买别人做的衣服和农具。生意做得越大,需要的店铺、伙计、运输工具就越多,整个社会就像一台越来越复杂的机器,各个零件之间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在《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山东清河县,这种变化体现得特别明显。清河县靠近大运河,而大运河是当时南北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每天都有装满货物的船只从南往北、从北往南地经过,商人、水手、脚夫、小贩来来往往,热闹非凡。沿河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成了商业中心,酒楼茶馆鳞次栉比,各种店铺应有尽有。
书中写到的西门庆,最初就是开生药铺的。生药铺就是中药店,卖各种草药和中成药。在那个时代,开药铺是相当赚钱的生意,因为人人都会生病,生病就得吃药,而且药品的利润很高。西门庆脑子活络,除了开药铺,他还做盐的生意——盐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调味品,官府对盐实行专卖,能拿到盐引的人就等于拿到了摇钱树。此外他还放高利贷、开绸缎庄,可以说是什么赚钱做什么。
这种多元经营的方式,在当时的商人中很常见。西门庆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赶上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好时候,整个社会都在鼓励人们去赚钱、去消费、去享受生活。
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跟着变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按照身份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商人排在最后,因为古人认为种田才是正业,做生意只是投机取巧。可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观念开始动摇。商人赚了大钱,穿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饭菜、盖最气派的房子,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去读书考科举,读书人也可以和商人交朋友甚至结亲。士和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比以前强多了。
与此同时,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北方的北京、南京这样的都城自不必说,就连一些中小城市也发展得很快。城市里聚集了大量人口,有做生意的、有卖手艺的、有当差的、有闲逛的,各色人等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这种城市文化跟农村很不一样:农村讲究的是宗族关系、邻里和睦、耕读传家;城市里则更看重个人能力、人际关系、利益交换。人在城市里生活,既有机会,也充满风险——今天可能发财,明天可能破产;今天可能飞黄腾达,明天可能流落街头。
《金瓶梅》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西门庆从一个普通商人成长为地方一霸,靠的是精明的头脑和广泛的关系网。他和官府勾结、和商人合作、和文人交往,织成了一张复杂的人情网络。他的妻妾们为了争宠明争暗斗,他的伙计们为了利益阳奉阴违,他的朋友们在酒桌上称兄道弟,背后却各怀鬼胎。这些场景,在当时的城市里大概天天都在上演。
商品经济的繁荣还带动了另一个重要变化:印刷业的发达和书籍的普及。在《金瓶梅》诞生之前,小说的主要传播方式是手抄,抄一本书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书很贵,能读到的人很少。到了明代中期,木版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印书的速度大大加快,成本也降低了不少。《金瓶梅》全书有一百万字左右,这样一部大书,如果用手抄,得抄上一两年;但用木版印刷,印几百套甚至上千套都不成问题。
书籍普及之后,读者的范围也扩大了。以前能读书的人主要是读书人和有钱人家,现在连普通市民、小商贩也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小说。《金瓶梅》这样描写市井生活、充满烟火气的书,正好迎合了这些新读者的口味。书里有商人谈生意、有家庭琐事、有邻里纠纷、有男女私情,这些都是普通市民熟悉的生活,读起来自然觉得亲切。
所以,《金瓶梅》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城市文化兴起、印刷技术进步这些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没有那个时代的土壤,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
兰陵笑笑生的身份之谜
说完了时代背景,我们再来聊聊这本书的作者。
《金瓶梅》的作者署名是“兰陵笑笑生”。这个名字一看就知道是笔名,不是真实姓名。“兰陵”指的是今天的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笑笑生”则是一种自嘲或者幽默的说法,大概是说“我就是一个爱笑的读书人”。但是,这位“笑笑生”到底是谁,几百年来一直没有人能说清楚。
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难回答呢?因为《金瓶梅》诞生的时候,明朝的文人普遍看不起小说,认为小说是不入流的东西,写小说也不是光彩的事。所以《金瓶梅》的作者在生前大概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书上只署了一个假名。更糟糕的是,明朝灭亡之后,很多文献资料都散失了,关于作者的直接证据几乎没有留下来。
那么,后来的学者是怎么猜测作者身份的呢?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分析书中的方言。不同地区的人说话用的字词、腔调不一样,如果仔细研究《金瓶梅》的语言特点,就能推断作者可能是哪里人。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大家普遍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很可能来自山东南部或江苏北部,因为书中大量使用了这一带的方言土语。比如书中把“蹲”说成“咕”,把“扔”说成“扚”,这些都是当地才有的说法。“兰陵”这个地名正好也在这个区域,所以作者用“兰陵笑笑生”作笔名,或许就是在暗示自己的家乡。
第二个方面是考察书中的时代背景。《金瓶梅》虽然写的是宋朝的故事,但里面大量的细节其实是明朝的。比如书中提到的官制、礼仪、物价、建筑、服饰,都更接近明朝的情况,而不是宋朝。这说明作者是按照自己熟悉的当代生活来写的,他的创作素材来自他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明朝。
第三个方面是查阅同时代的文献记载。明朝有一位叫沈德符的文人,他在《万历野获编》这本书里提到过《金瓶梅》。沈德符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意思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很有名气的读书人。嘉靖是明世宗的年号,从1522年到1566年,这个时间正好在《金瓶梅》成书之前。
根据这三条线索,后人猜测了很多可能的作者,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有几个人。
第一位是王世贞。王世贞是明朝嘉靖年间的著名文人,做过大官,文章写得极好,在当时文坛上名气很大。有人说《金瓶梅》是王世贞写的,因为他学问大、有文采,而且他和严嵩父子有仇,写这本书可能是为了影射严嵩的恶行。不过这个说法后来被推翻了,因为学者们仔细比对了《金瓶梅》的文字风格和王世贞的其他作品,发现两者不太一样。
第二位是李开先。李开先也是嘉靖年间的著名文人和戏曲家,山东章丘人,离“兰陵”地区不远。他的代表作《宝剑记》写的是林冲的故事,和《水浒传》有关联。有人据此推测他也可能写了《金瓶梅》,因为两部书都以《水浒传》中的人物为素材。但这个说法同样缺乏过硬的证据。
第三位是徐渭。徐渭是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号青藤老人。他性格狂放不羁,擅长写奇文,和《金瓶梅》的文风有几分相似。但是徐渭主要生活在浙江,和“兰陵”这个地理标识对不上。
除了这几位,还有汤显祖、冯梦龙、李贽等人都曾被怀疑是《金瓶梅》的作者。但每一种说法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金瓶梅》的写作风格确实很特别。书中的文字既雅又俗,既有人物的长篇对话,也有诗词曲赋的引用,还有大量粗俗的俚语和市井黑话。这种复杂的文风,不像出自某一位风格单一的文人之手,倒像是综合了多种来源的材料,由一位深谙市井生活的作者加工润色而成。
有一种观点认为,《金瓶梅》可能不是一个人写的。它最早可能是一本在民间流传的“话本”,也就是说话艺人讲故事用的底本,后来经过某位文人的大幅修改和增补,才成为今天看到的样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难确定谁是唯一的作者了。
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反而给《金瓶梅》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试想一下,一位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读书人,坐在书桌前,花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写下了这一百万字的故事,却始终不肯让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想通过西门庆的故事告诉读者什么?他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这些问题我们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正是这种神秘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猜测、去探究。
对于我们小读者来说,“作者之谜”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当我们读《金瓶梅》的时候,可以带着这个问题:这本精彩的书到底是谁写的?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但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阅读这部作品的一大乐趣。
版本流传与系统差异
说完了作者之谜,我们再来看看《金瓶梅》的版本流传情况。
版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一本书在反复刻印的过程中,因为刻印者的不同、刻印时间的不同、印刷技术的不同,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本子。这些不同的本子,就叫做不同的版本。一部书的价值高低、是否接近原作,往往跟版本的选择有密切关系。
《金瓶梅》主要有两大版本系统:词话本和崇祯本。
词话本出现得更早,目前已知最早的词话本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刊刻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或“万历本”。所谓“词话”,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指的是既有唱的词、又有说的白的通俗文学作品。《金瓶梅》最早可能就是在“词话”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沿用了这个词。
词话本的特点是文字比较粗犷,保留了大量民间的说法和俚语,篇幅也比较长。书中有许多诗词曲赋的引用,有些是作者自己写的,有些是从别的作品里抄来的,还有些是民间艺人加进去的。词话本的书名带有“词话”二字,就是强调它的通俗文学属性。
崇祯本是后来出现的,大约在崇祯年间(1627-1644年)刊刻。崇祯本对词话本做了大量的修改润色,删掉了一些被认为是粗俗的内容,调整了文字的繁简,使文章更加流畅。崇祯本的书名一般就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绣像本”或“崇祯本”,因为书中有精美的插图。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回目的文字。回目就是每一章的标题,相当于今天小说的章节名。词话本的回目比较简单直白,崇祯本的回目则更加工整对仗。比如第一回,词话本叫“景阳冈武松打虎”,崇祯本叫“西门庆热结十弟兄”;第十回词话本叫“武二充配孟州道”,崇祯本叫“义士充配孟州道”。改动虽然不大,但整体来看,崇祯本的回目更像是对联,更有文学味道。
第二个方面是文字的繁简。词话本有时比较啰嗦,一个意思反复说好几遍;崇祯本则做了删削,使文字更加精炼。比如描写同一场景,词话本可能有两百字,崇祯本可能只有一百五十字。删掉的主要是重复的废话和过于直白的粗话。
第三个方面是插图的风格。词话本没有插图或者插图很少,崇祯本则配有大量精美的木刻插图,每回两幅,一幅画人物,一幅画场景。这些插图出自当时的画家和刻工之手,线条流畅、构图巧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金瓶梅》插图,都是从崇祯本翻印的。
词话本和崇祯本,哪一个更接近作者的原稿呢?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词话本更早、更接近原稿,因为它是第一代刻印本,没有经过后人的太多修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崇祯本的修改者可能就是作者本人或者作者的亲友,他们根据作者的手稿做了整理润色,所以崇祯本反而更接近作者的原意。
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倾向于认为,词话本更接近原稿。理由是:崇祯本删改的地方往往词话本更详细,如果是原稿,不应该删掉细节;而且有些改动明显是为了让文章更“干净”,但同时也削弱了原文的表现力。这说明崇祯本的修改者是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洁本化”处理,而不是恢复了原稿的面貌。
对于我们小读者来说,了解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这帮助我们理解古代书籍的传播过程。一本书从作者写出原稿到最后被刻印出来,中间可能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每个环节都可能对文本产生影响。版本学就是研究这种变化的学问,它帮助我们辨别哪种版本更可靠。
其次,这让我们知道《金瓶梅》的文本其实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版本之间有差异,同一版本的不同刻印本之间也有差异。研究者要仔细比对各种版本,才能还原出最接近原作的文本。普通读者读哪个版本都可以,但知道这些差异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部作品。
在今天,普通读者读《金瓶梅》主要有两个渠道:读整理本和读影印本。整理本是指经过现代学者点校整理、加上标点的版本,阅读起来比较方便。影印本是指把古代的刻本拍照影印出版,保持原貌但没有标点,阅读起来有一定难度。如果你想初步了解《金瓶梅》,读整理本就够了;如果你想做深入的学术研究,就需要参考不同的版本。
《金瓶梅》的文学史地位
说完了版本问题,我们最后来谈谈《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程中,有几个重要的类型:一是神魔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二是历史小说,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三是英雄传奇,以《说岳全传》等为代表;四是世情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
世情小说是什么意思呢?世情就是世态人情,世情小说就是以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它不像神魔小说那样写妖魔鬼怪,不像历史小说那样写帝王将相,而是专注于描写市井百姓的家庭生活、悲欢离合。
《金瓶梅》被称为“中国世情小说开山之作”,意思是说,它是第一部专门以家庭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它之前,《三国演义》写的是战争和政治,《水浒传》写的是英雄好汉,《西游记》写的是神话传说,都不是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的。《金瓶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类型,后来大量的世情小说都是从它那里学来的。
《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讲史”和“神魔”转向了“写人”和“写实”。书中的西门庆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或者好人,他只是一个贪婪、好色、精明的商人。书中的其他人物——西门庆的妻妾、伙计、朋友、邻居——也都是普通人,没有谁特别了不起,也没有谁特别坏。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这种写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而《红楼梦》正是在《金瓶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曹雪芹——也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对《金瓶梅》非常熟悉,他在写作时有意向《金瓶梅》学习。
比如在题材选择上,《红楼梦》写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但全书的重点其实是荣国府和宁国府的日常生活,描写贵族家庭的兴衰变迁。这跟《金瓶梅》写西门庆家庭的兴衰,在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在人物塑造上,《红楼梦》里的人物群像明显借鉴了《金瓶梅》。西门庆有众多妻妾,《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姐姐妹妹们也很多;西门庆的女人之间争风吃醋,《红楼梦》里的姑娘丫鬟之间也有各种矛盾;西门庆的朋友们在酒桌上吹牛拍马,《红楼梦》里的公子哥儿和帮闲清客也是一路货色。
比如在细节描写上,《红楼梦》里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怎么过节、怎么待客——显然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两部书都有专门的章节描写宴席、节日、祭祀等场景,把日常生活写得详详细细、有滋有味。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两部作品的关系。《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写法,并且发扬光大、青出于蓝,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但如果没有《金瓶梅》在前面开路,曹雪芹可能要走更多的弯路。
《金瓶梅》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开创的世情小说传统,后来衍生出大量的作品,如《醒世姻缘传》《歧路灯》《儒林外史》等,虽然成就高低不一,但都是沿着《金瓶梅》开辟的道路在走。甚至在现代文学中,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的小说,也可以追溯到《金瓶梅》的传统。
除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金瓶梅》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誉。它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日本、韩国、欧美都有研究者和读者。在日本的江户时代,《金瓶梅》就已经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可以说,《金瓶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为何要读四百年前的故事
到这里,这章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让我们来回答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读一部四百多年前的古人故事?
首先,因为《金瓶梅》写的是人性,而人性是古今相通的。西门庆贪婪、好色、自私,他的妻妾们争宠、嫉妒、耍心眼,他们的伙计和邻居们见风使舵、见利忘义——这些现象在今天的社会里依然存在。读《金瓶梅》,不是要学他们做坏事,而是要通过他们的故事,看清人性的弱点,从而警醒自己、反思人生。
西门庆最后是怎么死的?不是被人杀死的,也不是生病死的,而是因为纵欲过度、滥用春药,身体彻底垮了。他死后,他辛苦攒下的家产被官府抄没,他娶的妻妾们四散奔逃,有的出家,有的改嫁,有的流落风尘。当年巴结他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忙。这就是贪婪和放纵的下场。书里写这些,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想告诉读者:做人要有底线,不能什么钱都赚、什么乐都享。
其次,因为《金瓶梅》是了解古代社会的一扇窗口。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看到四百多年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想什么;他们怎么过节、怎么待客、怎么处理家庭矛盾;他们的婚姻观、财富观、道德观是什么样的。这些信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宝贵的研究资料,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是有趣的阅读体验。
比如,书中描写了明代中后期商人阶层的生活状况。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强的经济实力,但在社会地位上仍然比不上官员和读书人,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要“漂白”自己:买官爵、结交文人、修族谱、建祠堂,让自己也成为“体面人”。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企业家身上还能看到影子,只是换了具体的形式。
再次,因为《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很高。书中塑造了一百多个人物,每个人都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全书结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