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畔的落魄书生
第 1 章：秦淮河畔的落魄书生
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南京城外的秦淮河畔，一个衣衫破旧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河边发呆。他的面前摆着一张矮桌，桌上放着几支毛笔、一方砚台，还有一叠写满了字的宣纸。偶尔有路人经过，他便抬起头吆喝一声：“代写书信，现写现取！”
这个人叫洪应明，字子行，江苏句容人。如果你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南京城里打听这个名字，十个人里有九个会摇头说不认识。但再过几年，整个中国都会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会写出一本奇书，书名只有四个字：《菜根谭》。
一个靠代人写信糊口的人，怎么就写出了流传四百年的经典？这个问题值得你停下来想一想。毕竟，能被印成书、被无数人反复阅读的文字，通常出自两种人之手：一种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他们的话被人当成金科玉律；另一种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他们说出的话之所以有分量，不是因为地位，而是因为那份说出来的话里，装着真正的滋味。
洪应明属于第二种。
从科举梦到落榜客
要理解洪应明为什么能写出《菜根谭》，得先把时间往回倒几十年，看看他年轻时是什么样子。
明代的读书人，但凡识几个字的，心里都装着同一个梦：考科举，当大官。这不能怪他们目光短浅，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上升通道就那么一条。在洪应明出生的年代，一个普通人想要改变命运、想要光宗耀祖、想要出人头地，几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先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再去参加层层选拔的考试，从县试到府试到院试，过了就是秀才，过了乡试就是举人，过了会试就是进士。考中了，人生从此不同；考不中，很多人的一辈子就这么搭进去了。
洪应明出生的句容，属于当时的镇江府，地处江南鱼米之乡。按理说，江南文风鼎盛，教育资源丰富，应该更容易出人才。可现实偏偏不是这样。明代的科举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整个江苏省每次乡试录取的举人名额，不过一百多人。想象一下，全省几万名读书人，挤破头去抢这一百多个名额，那个难度不亚于今天考清华北大。
洪应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从小被父母送去私塾读书识字，四书五经一本接一本地啃，写文章的八股格式一遍遍地练。十九岁那年，他第一次走进科举考场。
结果呢？落榜了。
没关系，第一次考不上的人多了去了。洪应明收拾收拾心情，回去继续苦读。二十三岁，再考，再落榜。二十八岁，又考，又落榜。三十三岁，还是落榜。
每一次落榜之后，洪应明都会总结经验教训：是经义没背熟？还是文章结构有问题？或者是字写得不够工整？他把能找到的范文都找来，一篇一篇地研究；把前些年考中的举人的文章借来，一遍一遍地模仿。别人花十分力气，他花十二分。
可命运似乎专门跟他作对。
等到洪应明人到中年，年过四十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科举这条路，可能真的走不通了。不是他不努力，是那个赛道实在太挤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有人要被挤下去。而他，似乎就是那个注定要被挤下去的人。
这种滋味有多难受？今天的青少年可能很难体会。你们现在的人生道路有很多条：可以高考，可以留学，可以学技术，可以创业，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在四百多年前的明朝，一个读书人的全部价值几乎就绑定在科举这一件事上。考不上，就意味着你是个失败者；考不上，就意味着你前半辈子的苦读全打了水漂；考不上，就意味着你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因为除了读书写文章，你什么都不会。
洪应明就是这样一个“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的人。
落魄文人的谋生之路
科举的梦碎了，接下来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只困扰着洪应明一个人。在晚明那个年代，无数读书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从小被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可一旦科举这条路走不通，他们发现自己既不会种地、不会经商、不会手艺，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技能都缺乏。
洪应明也不例外。
四十岁之后，洪应明离开家乡句容，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漂泊生涯。他先后去过北京、南京、苏州、杭州这些大城市，尝试过各种能糊口的营生。
一开始，他还想靠着读书人的身份找份体面的工作。他去一些官员府上做幕僚，帮人家处理文书工作。这种活儿听起来还算体面，实际上却卑微得很。幕僚没有正式编制，收入全看主人心情，工作内容从起草公文到端茶倒水，什么都得干。洪应明干过几份幕僚工作，每次都干不长。不是他不想干，是那些官员老爷们看他的眼神总是带着几分轻蔑——一个连举人都考不上的读书人，算什么读书人？
幕僚干不下去，洪应明又去给人做家庭教师。古代大户人家会请先生来教自家子弟读书，这些先生通常都是落魄书生。洪应明教过几个学生，有富商家的孩子，也有小官宦人家的子弟。教书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活，但问题是这活儿也不稳定。学生学一段时间就不学了，或者家里出了变故请不起先生了，洪应明就得重新找工作。
到了后来，洪应明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他一度穷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睡在寺庙的廊檐下，或者找个破庙凑合一夜。身上穿的衣服破了没钱补，脚上的鞋子烂了没钱换。他甚至沦落到要去当铺当东西的地步。
当衣服，当被子，当书籍，能当的都当了。偶尔手头宽裕一点，再去赎回来；手头紧的时候，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仅有的一点家当被别人拿走。
这就是洪应明中年时期的真实生活：一个四处漂泊的落魄文人，居无定所，囊中羞涩，靠打零工和别人的施舍勉强活着。
你可能会问：洪应明为什么不去找点正经事做？比如去做点小生意什么的？
答案很简单：放不下。
不是他清高，是他真的不会。在他的世界观里，读书人是上等人，做生意的是下等人。一个读了几十年圣贤书的人，突然放下身段去吆喝卖东西，这个心理坎儿他过不去。宁可穷死，也不能丢人。
这种心态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当然很可笑。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有什么可丢人的？但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阶层之间的流动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面子问题、尊严问题。一个读书人去经商做买卖，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废物，等于否定自己前半辈子所有的努力。
洪应明做不到这一点。他宁可穷着，也要在体面和生存之间维持最后一点可怜的平衡。
秦淮河畔的隐居岁月
洪应明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
大约在万历中后期，五十多岁的洪应明来到了南京城。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成了他最后的栖身之所。
南京城有两个地方特别热闹：一个是秦淮河，这是南京的母亲河，沿河两岸聚集了大量的茶楼酒肆、青楼画舫、文人墨客，是整个江南最著名的娱乐中心；另一个是贡院，这是江南乡试的考场，每三年一次的考试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读书人从四面八方赶来。
洪应明没有住在繁华的内城，而是选择了秦淮河畔一条僻静的小巷。这里房租便宜，生活便利，离河边也不远。他在这里租了一间小屋，正式开始了隐居生活。
所谓“隐居”，其实是无奈之举。既然当官没指望、做幕僚没地位、教书又不稳定，洪应明干脆放弃了挣扎，索性把自己从这个社会的竞争中抽离出来。他不再四处奔波求职，而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间小屋里，做起了两件事：读书和写作。
代人写信，是洪应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古代识字的人不多，普通百姓遇到要写信、写契约、写状子的时候，往往要找读书人代笔。洪应明就在自家门口摆个小摊，挂一块写着“代写书信”的牌子，有人来就写，写完收钱。这种营生虽然收入微薄，但至少能保证每天有口饭吃。
有时候运气好，遇到大方的顾客，能多给几个铜板；运气不好，遇到斤斤计较的主儿，写完一封信只给两文钱，连一碗面都买不起。洪应明算了算，一个月代人写信能挣几百文钱，勉强够维持基本生活。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没生意，就得饿肚子。
在秦淮河畔的这段日子里，洪应明的生活极其简朴。每天的伙食就是白粥配咸菜，偶尔买点豆腐就算改善生活。衣服破了打补丁，补丁摞补丁，一件衣服能穿十几年。住的屋子冬天漏风、夏天闷热，下雨天还得拿盆接水。
物质生活匮乏到了极点，但洪应明的精神世界却在这段时期变得异常丰富。
他有大把的时间读书。不是为了科举而读的八股范文，而是真正感兴趣的书籍。他读老庄，读佛经，读历史，读那些科举不考的“闲书”。他读《道德经》，读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读《庄子》，读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读佛经，读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他读得越多，想得越多，想得越多，越觉得自己以前执着于科举功名是多么可笑。一个人把大半辈子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一场考试上，考中了又如何？官场险恶，勾心斗角，一旦站错队，轻则丢官，重则丢命。明朝那些当了大官的读书人，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张居正够厉害吧，死了之后被抄家；海瑞够清廉吧，一辈子穷得叮当响。
想明白了这一层，洪应明反而释然了。
他不再为没有考上功名而羞耻，也不再为穷困潦倒而焦虑。日子虽然苦，但心里是平静的。每天读读书、写写字、替人写写信，饿了就喝粥，困了就睡觉，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在官场里卑躬屈膝。这种生活，反而比那些当官的舒坦。
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洪应明开始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写下来。他写读书心得，写处世哲学，写人情冷暖，写官场黑暗，写市井百态。他写得随手，记的都是些零散的句子，不成体系，也没有刻意要写成什么正经著作。
写着写着，这些文字越积越多，竟有几百条之多。
洪应明把这些文字整理了一遍，删掉那些重复的、粗糙的，留下那些最精彩的、最有味道的。他给这本小册子起了个名字，叫《菜根谭》。
菜根的味道
“菜根”这两个字，是洪应明从一句老话里借来的。
那句老话叫“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连菜根都能嚼得下去、咽得进去，那他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
这话听起来朴素，道理却深刻。
菜根是什么？是萝卜的根，是青菜的根，是那些最便宜、最不起眼、几乎没人愿意吃的东西。过去穷人没饭吃，才会去嚼菜根；富贵人家吃饭，菜根早就扔掉了。“咬得菜根”，说的就是能吃苦、能受罪、能过苦日子。
洪应明给自己这本书取名《菜根谭》，既是在说自己——一个穷到只能吃菜根的落魄文人，也是在说一种人生态度——能吃得苦中苦，才是人上人。
但这本书的深意远不止于此。
你想想，一个人穷到吃菜根的程度，他会想什么？他会想：为什么我这么穷？是不是我命不好？是不是老天不公？是不是社会对不起我？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抱怨命运，抱怨社会，抱怨别人，从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洪应明没有这样想。
他在吃菜根的日子里，想的是另一件事：我这辈子追求功名利禄，追求了一辈子，什么也没得到。可正因为我什么都没得到，我才有机会静下心来，想想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二十岁就考中进士、当了大官，他会在乎“宠辱不惊”吗？不会的，他会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早就把这四个字抛到九霄云外。
如果他三十岁就飞黄腾达、锦衣玉食，他会在乎“淡泊明志”吗？不会的，他会忙着敛财、忙着钻营，哪有心思去琢磨什么是淡泊。
正因为他在人生的最低谷，什么都没有了，他反而获得了最珍贵的东西——清醒。
洪应明的清醒，体现在他对人生的很多看法上。比如，他说“得意时须寻一条退路，然后不死于安乐”。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最容易骄傲、最容易犯错，所以要提前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你见过多少人，在风光的时候忘乎所以，结果一朝落难，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又有多少人，在高位上得意忘形，不知道收敛，结果树大招风，引来杀身之祸？
洪应明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经历过。他年轻时也曾经踌躇满志，也曾经觉得自己一定能出人头地，结果呢？碰得头破血流。等到他终于看透了这一切，再回头总结经验教训，才说出这么朴素又这么深刻的话。
再比如，他说“塞得物欲之路，才堪辟道义之门”。这话的意思是，一个人想要走正道、干大事，首先得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欲望控制住。贪财、好色、图名、逐利，这些东西就像路上的荆棘，不把它们清除干净，你就走不通正路。
道理谁都懂，可有几个人能做到？现代社会诱惑那么多，手机、游戏、短视频、网购，每一个都在刺激你的欲望，让你买买买、玩玩玩、刷刷刷，浑浑噩噩过一天。你能抵抗住这些诱惑，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吗？
洪应明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但有赌博、有酒色、有各种能让人沉迷的东西。他能从一个热衷功名的俗人，变成一个能写出《菜根谭》的智者，靠的就是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欲望一点点戒掉，把心一点点静下来。
还有一句话更有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对待得失、荣辱、聚散，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花开了就开，败了就败；云卷了就卷，散了就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能做到这一点的，有几个人？
我们现代人，整天被各种焦虑裹挟着：考试没考好焦虑，排名掉了焦虑，找不到工作焦虑，工作压力大了焦虑，房贷还不上焦虑，孩子教育焦虑，父母身体焦虑……每天睁开眼就是一堆烦心事，晚上躺下还在想明天怎么办。这种状态，怎么可能有幸福感？
洪应明四百年前就说了：别那么在意。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求不来。与其整天患得患失，不如静下心来，做好眼前的事，过好每一天。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你得先经历过、摔打过、痛苦过，才能真正明白这些话的分量。
洪应明就是这样。他经历过科举的失败，经历过漂泊的辛酸，经历过饿肚子的窘迫，经历过世人的冷眼。所有的苦都吃过了，所有的难都熬过了，他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平常心”，什么是“放下”，什么是“知足”。
所以他说：“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世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刚进入社会，沾染的世故还少，所以单纯；等在社会里混久了，城府也就深了，心眼儿也就多了。所以真正的君子，宁可笨拙一点，也不要太圆滑；宁可粗犷一点，也不要太拘谨。
这话是洪应明对官场、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见过太多聪明人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见过太多老实人吃亏。但经过他的观察、思考、总结，他还是觉得，做人简单一点、真诚一点、朴素一点，比那些弯弯绕绕强多了。
为什么？因为弯弯绕绕的人，活得太累了。每天想着怎么算计别人，怎么占便宜，怎么不让自己吃亏——可到头来，算计来算计去，把自己的身体和心情都搞垮了，图什么？
洪应明宁可穷一点、笨一点、单纯一点，也不愿意变成那种心机深沉的人。这不是他傻，是他看明白了。
两个人的菜根
在洪应明隐居南京的那些年里，他并不是孤身一人。
当时的南京城，聚集着一批和他境遇相似的落魄文人。他们有的是科举失意者，有的是辞官归隐者，有的是看透官场主动退出者。这些人聚在一起，互相慰藉，互相勉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圈子。
陈眉公，就是这个圈子里最有名的一个人。
陈眉公本名陈继儒，是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他从小聪明过人，十七岁就中了秀才，是公认的“神童”。按理说，这样的人前途无量。可陈继儒二十岁中举之后，却突然决定不再参加会试，放弃了大好的前程。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所有人看来，考上举人却不继续考进士，简直是脑子有问题。你都走到这一步了，眼看就要金榜题名，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
陈继儒的回答很简单：我不想。
他后来解释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热衷功名，觉得当官很威风、很风光。可有一次他路过一个衙门，亲眼看到一个官员被上司训斥，像个孙子一样唯唯诺诺、点头哈腰。那一刻他突然醒悟：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吗？整天低眉顺眼、阿谀奉承、仰人鼻息？
不是。
他想通了之后，果断收拾行李回了老家，隐居在佘山脚下，再也不问仕途之事。
洪应明和陈继儒是怎么认识的，现在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可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洪应明在《菜根谭》里，多次提到“山中高士”或者“陈仲醇”，指的正是陈继儒。
陈继儒和洪应明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读书人，都曾热衷功名，都经历了从追求到幻灭的过程，最后都选择了隐居。但他们的隐居又不太一样。
陈继儒的隐居比较“潇洒”。他虽然不当官，但他的文名很响亮，经常有人请他写文章、写匾额，他的日子过得不算太差。他还收了一些学生，靠教书也能维持生活。所以陈继儒的隐居，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迫无奈。
洪应明的隐居则更“苦涩”一些。他不是不想当官，而是当不上；他不是主动选择清贫，而是不得不清贫。但也正是这种更彻底的、更底层的生活，让洪应明的思考比陈继儒更加深刻。
两个落魄文人，一个主动放下，一个被动放下；一个还有退路，一个已经跌到谷底。正是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让他们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欣赏。
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聊什么？
聊人生，聊官场，聊世态炎凉，聊读书心得，聊诗词歌赋，聊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时候聊到高兴处，两个人会煮一壶茶，对着窗外的秦淮河，感慨一番。
有一次，洪应明向陈继儒诉苦，说自己穷得揭不开锅，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陈继儒笑了笑，说了一句让洪应明铭记终生的话：“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这句话不是陈继儒的原创，而是当时流行的一句民间谚语。但从陈继儒嘴里说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他是在告诉洪应明：你现在吃的是菜根，喝的是稀粥，住的是破屋，可这恰恰是你这辈子最清醒的时候。多少人一辈子锦衣玉食，到头来却活不明白；你虽然穷，但你想通了人生的大道理，这比什么功名利禄都珍贵。
洪应明听完，沉默了很久。
从那以后，这句话就成了洪应明的精神支柱。每当他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每当他冷得瑟瑟发抖的时候，每当他觉得自己活得窝囊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句话：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菜根都能嚼下去，还有什么苦吃不了？还有什么难关过不去？
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人活着，有时候靠的不只是物质，更是那股子精气神。物质条件再差，只要精神不倒，就有翻身的机会；物质条件再好，精神垮了，也是行尸走肉。
洪应明在秦淮河畔的那些年，虽然物质极度匮乏，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在不断升华。他从一个怨天尤人的失败者，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智者；从一个热衷功名的俗人，变成一个通透洒脱的隐士。这个转变，是他吃过的苦、受过的罪、经历过的磨难换来的。
没有那些苦，就没有后来的洪应明。
没有秦淮河畔的那些清贫日子，就没有《菜根谭》。
困境的另一种可能
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洪应明为什么会写出《菜根谭》。
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生下来就比一般人聪明。不是因为他家学渊源，从小就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也不是因为他运气好，遇见了什么贵人相助。
他之所以能写出这部奇书，恰恰是因为他经历的那些苦难。
科举失败，让他看透了功名利禄的虚无；漂泊流离，让他尝尽了人间的冷暖；穷困潦倒，让他不得不放下所有的虚荣和面子；隐居秦淮，让他获得了静下心来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换句话说，是困境造就了他。
这个道理，放到今天同样适用。
你可能正在经历某种困境：学业压力大、考试没考好、和父母吵架、被同学孤立、对未来迷茫……这些困境看起来很大、很重、很让人喘不过气。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困境也许正是你成长的契机？
洪应明如果一路顺风顺水地考上进士、当了大官，他这辈子可能会成为一个称职的官员，但绝对不会成为《菜根谭》的作者。正是因为他摔了跟头、栽了跟头、头破血流，他才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人生，才有机会写出那些历经沧桑之后的感悟。
当然，这不是说困境本身是好事。困境就是困境，它会带来痛苦、煎熬、甚至绝望。但如果你能换一个角度看待困境，你会发现困境里藏着宝贵的东西。
比如，困境能让你看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洪应明在春风得意的时候，觉得功名最重要、金榜题名最重要、出人头地最重要。可等他落魄了、穷困了，他才发现，那些东西都是浮云，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