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海洋串联的古代世界:大航海前的全球航海传统
2021年,福建泉州湾的考古队员在打捞一艘元代海船残骸时,在船头位置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铁锚——锚身呈弯曲的爪状,锚杆上还有特意打造的防滑纹路,这种形制的锚具,和3000公里外波利尼西亚群岛传统渔船使用的“三爪锚”几乎一模一样。随船出土的还有一截鸡骨的残片,经过DNA测年,这只鸡的品种和波利尼西亚群岛驯化的鸡完全同源,生存年代不晚于公元13世纪。这个发现把东亚的海洋贸易网络和太平洋的远洋航海传统直接连在了一起,也把一道我们熟悉的历史认知的墙撞出了裂痕:我们总以为大航海是15世纪欧洲人的“独门发明”,是哥伦布、麦哲伦这些欧洲航海家“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航路,才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在哥伦布扬帆起航之前,人类已经在海上折腾了几千年,太平洋的岛民、印度洋的商人、东南亚的渔民、东亚的海商,早就用各自的航海技术,把全球的海洋串成了密密麻麻的网络,欧洲人的“大航海”,不过是在这个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海洋网络上,加了一根更粗的殖民掠夺的链条而已。
要理解15世纪大航海爆发的真正逻辑,就不能把视野局限在欧洲,更不能把航海技术的发明权都算在欧洲人头上。从史前时代开始,人类就开始了与海洋的搏斗和合作:有人为了生存跨海迁徙,有人为了贸易远洋航行,不同文明的航海实践虽然路径不同,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拓展着人类的活动边界,这些前大航海时代的航海传统,不仅是大航海的技术铺垫,更是全球海洋秩序的原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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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平洋的“野生航海家”:波利尼西亚人的跨洋奇迹
如果把人类航海史比作一场马拉松,波利尼西亚人绝对是起跑最早、跑得最远的选手之一。公元前3000年左右,从中国台湾出发的南岛语族先民,驾着独木舟和双体帆船,沿着菲律宾、印尼的群岛一路向南、向东,在没有任何航海仪器、没有海图、甚至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横渡了宽度超过3000公里的太平洋“无人区”,最终在波利尼西亚的数百个岛屿上定居,最东边到了复活节岛,最北边到了夏威夷,最南边到了新西兰,覆盖的海洋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
很多人会疑惑:这些人是怎么在茫茫大海上不迷路的?难道靠瞎碰?当然不是,波利尼西亚人总结出了一套完全基于自然规律的“无仪器导航术”,这套技术直到20世纪才被人类学家重新整理,其精确度甚至超过了很多早期的仪器导航。他们的导航体系主要建立在三个核心认知上:
第一是星象导航。波利尼西亚人没有文字,但他们的导航员(被称为“拖波”)“背”着一整套星空地图:他们能辨认100多颗恒星,知道不同季节、不同纬度下,星星升起和落下的方位,甚至能通过星星的高度判断自己所在的纬度。比如他们知道,当北斗七星的勺柄指向正南的时候,自己就在赤道附近;当天津四在正南方升起的时候,就到了汤加群岛的位置。这套星象知识是靠口耳相传传承了几千年的,每一个导航员都要花十几年时间背诵星图、练习观测,相当于把整套天文知识装在了脑子里。
第二是波浪导航。不同岛屿会因为地形、风向、洋流的不同,产生独特的“海浪指纹”:比如夏威夷群岛产生的海浪波纹,和斐济群岛的波纹频率、方向都不一样,经验丰富的导航员坐在船上,不用看海图,只要感受船的晃动节奏、海浪拍打船身的方向,就能判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甚至能感知到几百公里外的岛屿产生的波浪。这种能力听起来像玄学,但人类学家在20世纪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很多老导航员确实能通过波浪的方向准确判断出 distant 岛屿的位置,误差不超过几十公里。
第三是生物导航。波利尼西亚人长期观察海鸟、鲸鱼、海豚的活动规律,发现海鸟每天早上会飞出岛屿觅食,晚上飞回岛屿休息,而且大部分海鸟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离岛100公里,所以只要跟着海鸟飞的方向走,大概率能找到陆地;如果看到有漂浮的海草、椰子,也说明离岛屿不远了。这套生物导航法虽然简单,但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实用性极强。
> 【侧边栏:波利尼西亚人的“无仪器导航术”细节】 > 除了星象、波浪、生物导航,波利尼西亚人还有一套辅助导航技巧:他们会把航线的方向、距离、中间的岛屿位置做成“导航图”,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用绳子和小木棍编成“绳经图”,不同的绳结代表不同的航线,不同的小木棍代表不同的岛屿,相当于“可触摸的海图”。这种绳经图在波利尼西亚群岛流传了几千年,直到20世纪才被人类学家发现。
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能力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们扩散的路径和范围。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针对波利尼西亚群岛出土的鸡骨、甜土豆、葫芦籽的DNA测年研究,结果显示:波利尼西亚人在公元13世纪就已经到达了南美洲的西海岸,比哥伦布到达美洲早了整整300多年。研究人员在南美洲出土的鸡骨,和波利尼西亚群岛的鸡骨基因完全同源,而南美洲本土原本没有驯化的鸡,这些鸡只能是波利尼西亚人带过去的;同时,南美洲的甜土豆在公元1200年左右就出现在了波利尼西亚群岛,而甜土豆原产于南美,不可能自然漂洋过海到太平洋,只能是波利尼西亚人带过去的。这项研究直接证明了:在哥伦布之前,太平洋的岛民就已经完成了跨太平洋的航行,和美洲文明有了交流。
当然,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目的不是贸易或者殖民,而是生存:他们的岛屿面积小,资源有限,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迁徙到新的岛屿,他们的跨洋航行更像是一场场“海洋大迁徙”,但他们用实践证明:在没有现代仪器的情况下,人类完全可以在茫茫大洋上完成数千公里的远洋航行,这个事实直接打破了“古代人没有能力远洋航行”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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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方的海洋贸易网:宋元中国海商的印度洋实践
当我们把视线从太平洋移到印度洋,会发现中国的航海传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还要发达。我们总以为中国古代航海只有郑和下西洋,但实际上,郑和下西洋不过是宋元时期已经非常成熟的民间海商贸易网络的“官方升级版”,早在10世纪,中国的海商就已经把贸易网络铺到了整个印度洋,甚至到了东非。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航海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航海技术、贸易规模、航线范围,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顶峰。首先要提的就是水密隔舱技术,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核心发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舶安全技术。水密隔舱的原理很简单:把船舱用坚固的木板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的密封空间,即使其中一个船舱因为触礁、碰撞破损进水,水也不会流到其他船舱,船不会沉,还能继续航行。1974年在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沉船“泉州湾古船”,就保留了完整的13个水密隔舱,船体总长34.55米,宽9.9米,排水量近400吨,相当于同时期欧洲商船排水量的3倍。这项技术直到18世纪才被欧洲人学会,比中国晚了600多年。
比水密隔舱更重要的航海技术突破,是罗盘在航海中的正式应用。北宋时期,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明确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罗盘在航海中应用的文字记载,说明北宋时期(11世纪),中国的海商就已经把罗盘用在了远洋航行中,比欧洲最早使用罗盘航海的时间早了近200年。南宋时期,罗盘航海已经非常成熟,海商们总结出了“针路”技术:就是根据罗盘的指向,把航线的方向、距离、沿途的暗礁、港口、洋流规律都记录下来,做成“针路图”,相当于最早的航海图。2019年泉州湾出土的元代沉船中,就发现了针路图的残片,上面用汉字标注着“至齐国”“至三佛齐”“至天竺”等航线,还有沿途的暗礁位置、港口距离,比欧洲最早的波特兰海图(1300年左右)早了近100年。
宋元海商的贸易网络更是庞大到令人惊讶:他们的航线从中国的泉州、广州出发,经过东南亚的马六甲、苏门答腊,到印度的卡里卡特、科钦,到波斯湾的巴士拉、霍尔木兹,到红海的亚丁,甚至到了东非的摩加迪沙、基卢瓦,覆盖了整个印度洋沿岸的所有主要港口。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铁器,进口的商品主要是东南亚的香料、象牙、珍珠,印度的宝石、棉花,波斯的珊瑚、地毯,东非的黄金、象牙。宋元时期的泉州是当时世界第一大港,比同时期的威尼斯还要繁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泉州的港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港口的船只数量比威尼斯还多,每天都有上百艘船进出港口,装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考古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发现了超过10万件的龙泉窑瓷器,还有东南亚的沉香、阿拉伯的金币、东非的象牙,甚至还有波利尼西亚风格的锚具,说明泉州港的贸易网络已经延伸到了太平洋。
> 【侧边栏:宋元海商的“民间航海”传统】 >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航海都是官方主导的,但实际上宋元时期的航海主力是民间海商,官方只是设置了市舶司管理税收,并不垄断航海贸易。宋朝的海商甚至有自己的武装船队,能保护自己的商船免受海盗袭击,很多海商的势力比地方官员还大,比如元代著名海商蒲寿庚,本身就是阿拉伯裔的泉州海商,后来还担任了泉州的市舶使,总管泉州的海外贸易,他的船队拥有超过200艘海船,贸易范围覆盖整个印度洋,甚至和波利尼西亚群岛有贸易往来。这种民间航海的传统,和大航海时期欧洲的民间航海传统非常相似,也是后来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基础。
宋元海商的航海实践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不是去“发现”新航路,而是去“利用”已经存在的贸易网络。在宋元海商到达印度洋之前,阿拉伯商人已经在印度洋经营了近千年的贸易,东南亚的土著商人也在东南亚群岛之间贸易了几百年,宋元海商只是加入了这个已经存在的贸易网络,用自己的商品和技术拓展了网络的规模,而不是像欧洲人后来那样,用武力摧毁原有的贸易网络,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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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洋的“季风玩家”:阿拉伯商人的航海体系
在宋元海商崛起之前,印度洋的航海和贸易网络主要是由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把阿拉伯人带到了从西班牙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很快就利用自己在印度洋的地理优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季风贸易体系,这套体系维持了近1000年,直到15世纪欧洲人开始大航海才被打破。
阿拉伯商人的航海技术核心是季风航行。印度洋的季风规律非常明显:每年10月到次年3月,印度洋吹东北风,从东非、阿拉伯半岛吹向东南亚、印度;每年4月到9月,吹西南风,从东南亚、印度吹向东非、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商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套自然规律:他们每年10月乘着西南风从东非、波斯湾出发,带着黄金、象牙、香料、玻璃等商品,经过印度、马六甲,到中国广州、泉州贸易,第二年4月乘着东北风返回,全程不用划船,靠风就能航行,就像坐着一套天然的“定期航班”,准点率非常高。这套季风航行技术是阿拉伯商人花了上百年时间摸索出来的,他们甚至总结出了不同月份的风向、洋流规律,编成了航海手册,每个商人都要背得滚瓜烂熟。
除了季风航行,阿拉伯商人的航海技术也非常先进。他们从波斯人那里学会了星盘的使用,星盘是一种用来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能准确测出航船的纬度,比罗盘更精确;他们还从印度人那里学会了天文观测技术,能通过观测星星的位置判断航向和纬度;他们还有自己的航海图,比如10世纪的阿拉伯航海家伊本·朱拜尔编写的《诸海图志》,里面详细标注了印度洋所有主要港口的的位置、航线距离、暗礁分布、季风规律,比同时期的中国针路图还要详细。阿拉伯商人的航海技术后来传到了欧洲,成了欧洲大航海的重要技术基础。
阿拉伯商人的贸易网络更是覆盖了整个印度洋:他们的商船从东非的摩加迪沙出发,沿着非洲东海岸南下,到了莫桑比克海峡,然后向北到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巴士拉,再到印度的卡里卡特、科钦,再到东南亚的马六甲、苏门答腊,再到中国的广州、泉州,整个印度洋沿岸的所有主要港口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身影。他们不是简单的商人,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传递者:他们把中国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传到了欧洲,把印度的数字、阿拉伯的天文知识、波斯的医学知识也传到了欧洲,为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和知识基础。
> 【侧边栏:阿拉伯商人的“转口贸易”逻辑】 > 阿拉伯商人之所以能主导印度洋贸易近千年,核心是他们的“转口贸易”模式:他们把东非的黄金、东南亚的香料、中国的瓷器集中到波斯湾、红海的港口,再卖给来此贸易的欧洲商人,赚取高额的差价。比如中国的瓷器运到泉州的价格是1文钱一件,运到波斯湾的价格是10文钱,运到欧洲的价格是100文钱,中间的差价大部分被阿拉伯商人赚走了。欧洲人后来之所以拼命要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核心动力就是想绕过阿拉伯人,自己做东方贸易,把这部分差价赚到自己手里。
泉州出土的阿拉伯商人墓葬、广州的怀圣寺、扬州的阿拉伯商人墓群,都是阿拉伯商人在中国贸易的直接证据。比如泉州出土的阿拉伯商人墓葬中,就有很多来自波斯的银币、玻璃器,还有星盘的残片,说明这些阿拉伯商人不仅在中国做贸易,还把航海技术带到了中国。而宋元海商和阿拉伯商人的合作也非常紧密,很多阿拉伯商人甚至加入了中国海商的船队,当航海向导,帮助中国海商熟悉印度洋的航线和季风规律,双方的贸易网络其实是互相融合的,而不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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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洲的地中海前史:有限航海下的技术积累
在太平洋、印度洋的航海传统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候,欧洲的航海活动主要集中在地中海,规模和技术水平都远远落后于东方的航海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航海传统对大航海没有贡献,他们的技术积累和商业动力,最终成了大航海爆发的重要基础。
中世纪欧洲的航海活动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和黑海,主要的航海国家是威尼斯、热那亚、比萨这些意大利城邦。他们的商船主要是“卡克船”,是一种平底、单桅、载重量不大的商船,适合在地中海的内海航行,但抗风浪能力差,不适合远洋航行。他们的航海技术主要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11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罗盘、星盘的使用,也学会了季风航行的规律,但他们的航海范围一直没有超出地中海和黑海,最远只到了北欧的北海,没有进入大西洋的远洋航行。
欧洲航海活动的突破发生在13世纪之后,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复兴,欧洲人对东方商品(香料、丝绸、瓷器)的需求越来越大,但阿拉伯商人垄断了东方贸易,把价格炒得非常高,欧洲人开始想办法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最早开始尝试,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南下,慢慢积累了大西洋
葡萄牙人最早开始尝试,他们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南下,慢慢积累了大西洋远洋航行的经验。要理解葡萄牙人的航海突破,得先看看他们的“硬件”和“软件”升级:硬件上,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造“卡拉维尔帆船”,这种船比之前欧洲的卡克船更轻、更快、抗风浪能力更强,船身呈尖底,能在大西洋的狂风巨浪里航行,船上装了三根桅杆,能根据风向调整帆的角度,逆风也能走,相当于古代的“远洋跑车”;软件上,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儿子恩里克王子(也就是后来的“航海家恩里克”)在1418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官方航海学校,聚集了阿拉伯的天文学家、犹太的数学家、意大利的航海家,一起研究航海技术,把阿拉伯的星盘、星象知识,中国的罗盘技术,还有葡萄牙人自己摸索的大西洋洋流、风向规律,都整合到了一套航海体系里,相当于古代的“航海技术研发中心”。从1415年葡萄牙占领北非的休达港开始,他们就开始了沿着非洲西海岸的“打卡式”探索:1445年,航海家迪尼斯·迪亚士到达了非洲最西边的塞内加尔河口,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南缘,当地的图阿雷格人用黄金换他们的铁器,让葡萄牙人第一次意识到非洲内陆有巨大的财富;1460年,航海家阿尔维斯到达了塞拉利昂,进入了热带雨林地区,遇到了会使用毒箭的当地土著,探索难度陡增;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终于绕过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这个时候距离他们第一次出发南下,已经过了70年,相当于三代航海家的接力探索。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率领4艘卡拉维尔船,顺着好望角的厄加勒斯暖流一路北上,最终到达了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卡特,比之前阿拉伯商人走的红海-波斯湾航线,缩短了近一半的航程,直接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垄断印度洋贸易近千年的格局。
把视线从大西洋转回东南亚,我们会发现这片被欧洲人称为“香料群岛”的海域,早在宋元海商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非常发达的本地航海传统。东南亚的土著航海者可能是除了波利尼西亚人之外,最早掌握远洋航行技术的族群之一,他们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开始制造大型双体帆船,这种船用两根巨大的椰子树干做船身,中间用横梁连接,船身长度超过30米,载重量能达到100吨,比同时期欧洲的卡克船还大,而且抗风浪能力极强,能在印度洋的季风里稳定航行。他们的航海技术和波利尼西亚人类似,也是靠星象、波浪、季风导航,甚至还有自己的一套“绳经图”,用不同颜色的绳子代表不同的航线,用小木棍代表不同的岛屿,和波利尼西亚的导航图异曲同工。公元7世纪到14世纪,东南亚的海洋帝国三佛齐(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先后崛起,他们不仅控制着马六甲海峡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要道,还建立了覆盖整个东南亚、甚至延伸到印度洋的贸易网络:三佛齐的商人从中国进口瓷器、丝绸,从印度进口宝石、棉布,从香料群岛进口丁香、豆蔻,再卖给阿拉伯商人、宋元海商,赚取高额的差价,相当于古代的“东南亚贸易中间商”。1998年印尼渔民在勿里洞岛附近打捞出来的“黑石号”沉船,就是东南亚商船的典型代表:这艘船是公元9世纪左右的商船,船身是用东南亚的双体帆船技术制造的,船上装载着超过6万件中国的长沙窑瓷器,还有波斯的银器、东南亚的沉香,航行在从中国到波斯湾的航线上,说明在宋元海商大规模进入印度洋之前,东南亚的航海者就已经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中国和阿拉伯商人之间的“中间人”。<标签:考古证据>
和东南亚航海传统同样被忽视的,还有非洲东海岸的斯瓦希里航海传统。斯瓦希里人是东非班图人和阿拉伯、波斯移民混血形成的族群,从公元8世纪开始,他们就主导了东非沿海的航海和贸易,建立了从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到莫桑比克的索法拉的一系列海洋城邦,其中最有名的是基卢瓦、蒙巴萨、桑给巴尔。斯瓦希里人的商船叫“达乌”,是用整棵椰子树干挖空制成的独木舟,大的达乌能载重50吨,装两根桅杆,靠风力航行,他们的航海技术同样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季风航行,还有自己总结的东非沿海的洋流、暗礁规律,甚至能通过观测海水的颜色、温度判断距离陆地的远近。斯瓦希里商人的贸易网络非常发达:他们从非洲内陆收购黄金、象牙、奴隶,卖给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中国商人,再进口中国的瓷器、丝绸,阿拉伯的玻璃器,印度的棉布,他们的城邦基卢瓦在14世纪的时候,人口超过了1万,是当时东非最大的城市,比很多欧洲的城市还大。考古学家在基卢瓦遗址里出土了超过10万件中国宋元时期的龙泉窑瓷器,还有阿拉伯的金币、波斯的银器,甚至还有中国的“洪武通宝”铜钱,说明在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斯瓦希里城邦就已经和中国有了直接贸易往来。<标签:考古证据>斯瓦希里航海传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不是被动的贸易参与者,而是主动的航海者,他们的商船不仅沿着东非海岸航行,还曾经跨海到了马达加斯加岛,甚至到了阿拉伯半岛的南部,他们的航海技术和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互相交流,成了印度洋航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人会以为这些分散在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的航海传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早就有了密切的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大部分海洋的“前大航海网络”。比如中国的罗盘技术,最早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到了波斯,再传到欧洲,比欧洲人自己发明罗盘早了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