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相对论的诞生:萨丕尔与沃尔夫的学术渊源
第1章:语言相对论的诞生——萨丕尔与沃尔夫的学术渊源
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心头:我们的语言是否塑造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描述经验时,我们是否也在用不同的方式“看见”这个世界?这些问题的核心,正是本章要深入探讨的主题——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或更准确地说,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
这一假说在20世纪的人文社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张语言结构与认知过程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的观点,既激发了无数学者的研究热情,也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学术争论。要理解这一假说的全貌,必须回到其思想诞生的历史语境,追寻两位核心人物——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和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的学术轨迹,分析他们如何在20世纪初的美国学术土壤中,共同孕育了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
1.1 萨丕尔:语言人类学的奠基与语言-思维关系的原创论述
1.1.1 学术背景与知识谱系
爱德华·萨丕尔于1884年出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1887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在纽约城长大。尽管萨丕尔最初接受的是音乐训练——他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音乐理论家——但一次偶然的选课将他带入了语言学的世界。据萨丕尔日后回忆,他在大学期间选修了一门由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开设的讲座,课程内容涉及美洲原住民语言的多样性及其独特的语法结构。这次讲座彻底改变了萨丕尔的学术方向。
1907年,萨丕尔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克鲁伯是博厄斯的学生,也是美国人类学界的重要人物。在伯克利期间,萨丕尔开始系统研究美洲原住民语言,尤其是努特卡语(NOOTKA)和切罗基语(CHEROKEE)等北美印第安语言。这些语言在语法结构上与欧洲语言存在显著差异,其复杂的形态变化和独特的范畴划分方式,为萨丕尔思考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910年,萨丕尔受加拿大国家博物馆之邀,赴渥太华主持美洲原住民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他走访了加拿大西部的多个原住民社区,收集、整理并分析当地语言的第一手材料。这段田野工作经历不仅使萨丕尔掌握了多种美洲原住民语言的内部结构,更重要的是,让他深刻认识到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远远超出了当时欧洲语言学传统所能想象的范围。
1921年,萨丕尔出版了《语言论:对言语的描述研究》(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一书,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在这部经典文献中,萨丕尔系统阐述了他对语言本质、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思考,为后来的语言相对论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1.1.2 语言结构决定思维方式的原始论述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论述,构成了语言相对论思想的理论起点。他明确提出,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决定思想方式的因素。在该书第六章“语言与背景”中,萨丕尔写道:
> “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生活在社会活动的世界之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特定语言已经成为表达其手段的那个语言集团的影响。没有两种语言足够相似到可以代表同一个社会现实。不同的社会所处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同一个世界贴上了不同的标签。”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萨丕尔的基本立场:语言不是中性的符号系统,而是塑造认知世界的框架。他进一步指出,语言使用者将世界经验组织成范畴的方式,与该语言的结构密切相关。不同语言对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基本认知范畴的切分方式存在系统性差异,而这些差异会影响到说话者对世界的感知和概念化方式。
萨丕尔的这一观点,建立在他对美洲原住民语言的深入研究之上。以美洲原住民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名词类别”系统为例:许多美洲原住民语言对物体进行分类的标准与欧洲语言截然不同,它们不是根据人类可感知的外观特征(如形状、尺寸),而是根据物体的动态特征(如流动性、刚性)或其他抽象原则进行分类。萨丕尔认为,这种分类方式不是任意的,而是与该语言使用者群体长期形成的世界观和认知习惯紧密相连。
此外,萨丕尔还讨论了语法范畴对认知的影响。他注意到,英语中使用一般现在时态时,暗含了一种“时间流动”的概念框架,而某些美洲原住民语言则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时间概念。这些语法层面的差异,在萨丕尔看来,并非仅仅关乎表达形式,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模式。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萨丕尔在提出上述观点时,态度是审慎的。他并没有断言语言结构完全决定了思维内容,而是强调语言为思维提供了一种“背景”或“视域”。他认为,语言结构设定了一条思维路径,但在这条路径之内,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灵活性。这一立场,后来的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弱式”语言相对论(WEAK LINGUISTIC RELATIVITY),与沃尔夫后来更为激进的表述形成对照。
1.1.3 萨丕尔的学术遗产与影响
萨丕尔的学术生涯虽然短暂(他于1939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55岁),但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语言学家莫里斯·哈利(MORRIS HALLE)和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将语言学与人类学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
在萨丕尔的推动下,语言研究不再被视为纯粹的形式分析,而是被纳入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他强调,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结构与文化模式之间存在深层的关联。这一视角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语言人类学和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更重要的是,萨丕尔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论述,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持续思考的出发点。尽管他本人从未使用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名称,但正是他播下的思想种子,在另一位学者的培育下,茁壮成长为20世纪最具争议性也最具影响力的语言理论之一。
1.2 沃尔夫:从化学工程到语言相对论的思想之旅
1.2.1 非典型学者的人生轨迹
本杰明·李·沃尔夫的学术经历在语言学史上堪称独特。189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温斯罗普的他,1918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毕业,此后十余年间一直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弗雷斯特研究与工程公司(FORREST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COMPANY)担任化学工程师,从事燃料研究和工业安全分析工作。
沃尔夫对语言的兴趣,完全是业余性质的。据他自己回忆,这种兴趣始于一次“灵光乍现”的体验。1931年,他在参加纽约语言学会的一次会议时,偶然听到了萨丕尔关于美洲原住民语言的讲座。这次讲座给沃尔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语言学知识,尤其关注美洲原住民语言的语法结构。
然而,真正激发沃尔夫系统研究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是他对霍皮语(HOPI)——一种亚利桑那州霍皮印第安人使用的语言——的深入调查。沃尔夫与霍皮语接触的契机颇具传奇色彩:他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位名叫卡莉·斯韦奇(CARRIE S. SWEETZER)的霍皮族妇女,她曾担任过霍皮语的翻译。通过她,沃尔夫获得了大量关于霍皮语的第一手材料,并开始对其进行系统分析。
沃尔夫对霍皮语的语法结构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1936年发表在《语言》(LANGUAGE)期刊上的《霍皮语的时间取向》("THE RELATION OF INDUCTION TO LANGUISTIC AND ETHNICAL BACKGROUND")和《霍皮语的自然物理世界》("HOPIDURATION, A STUDY IN THE ANALYSIS OF FRAMEWORK OF A LANGUAGE")。这些论文为沃尔夫赢得了学术界的关注,但他英年早逝——1941年,44岁的沃尔夫因胰腺癌去世,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理论的后续发展。
1.2.2 对萨丕尔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沃尔夫的语言理论,直接承袭自萨丕尔。1931年在纽约语言学会与萨丕尔的相遇,被沃尔夫本人描述为“我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与萨丕尔建立了长期的学术通信关系,萨丕尔对这位业余语言学者的研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指导。
沃尔夫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达了对萨丕尔观点的认同。他写道:“我深深受益于萨丕尔博士的教诲,他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为我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然而,如果仅仅将沃尔夫视为萨丕尔的追随者,则忽视了他对这一理论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一种更为激进、更为系统的表述。
沃尔夫对语言相对论的主要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通过更为详尽的语言分析案例,特别是对霍皮语的深入研究,为语言相对论提供了具体的、令人信服的语言学证据。其次,他提出了“语言关联体系”(LINGUISTIC RELATIVITY)这一术语,系统阐述了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联机制。
1.2.3 霍皮语研究:语言相对论的经典案例
沃尔夫对霍皮语的分析,是语言相对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霍皮语在时间表达和语法范畴方面呈现出与英语截然不同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被沃尔夫用来论证语言对认知的深刻影响。
在时间表达方面,英语采用了一种近似线性的时间模型:时间被概念化为一条从过去经由现在流向未来的直线。这一模型不仅体现在语法上(如动词的时态变化),也渗透到日常表达中(如“时间流逝”“抓紧时间”等隐喻)。然而,沃尔夫指出,霍皮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在霍皮语中,动词并不根据时间先后来标记时态,而是根据事件的“有效性”或“现实性”进行分类。霍皮语区分了两种基本的事件类型:一是“清单”(LIST)或“统计”类事件,这类事件具有相对稳定的、可重复的性质;二是“显现”(MANIFESTATION)或“发生”类事件,这类事件是独特的、即时性的。
沃尔夫认为,这种语法范畴的差异,反映了两种语言使用者对“时间”本质的不同理解。霍皮语使用者并不将时间视为一个匀质的、可测量的连续体,而是关注事件的性质和存在状态。这种差异不仅影响语言的表达方式,还可能影响说话者对物理世界基本现象的感知和理解。
沃尔夫还分析了霍皮语在物质名词分类方面的独特特征。英语对物质名词的分类主要基于形态和功能标准,如固体/液体/气体之分。然而,霍皮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类标准:它根据物质与能量、过程与状态的关联方式进行分类。例如,水在英语中是典型的液体名词,但在霍皮语中,水被归入一个与“可见性”相关的范畴,涵盖所有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质的物质。
沃尔夫通过这些详尽的语言分析,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语言范畴不仅仅是表达预先存在的概念的标签,更是在塑造概念本身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他写道:“语言的意义体系对说话者的自然逻辑构成了一种控制……语言的使用者在他所属语言的意义体系所划定的边界之内进行思维。”
1.2.4 "语言关联体系"的系统阐述
在继承萨丕尔思想的基础上,沃尔夫正式提出了“语言关联体系”这一术语,用以描述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机制。他在1940年发表的《科学与语言学》(SCIENCE AND LINGUISTICS)一文中写道:
> “语言相对性原理……的含义是:在世界上所有语言的使用者中,用来将自然秩序切分为概念和进行泛化的方式,存在着结构性差异。这些差异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表面差异,而是反映了对世界图景的不同看法。”
沃尔夫使用“关联”(RELATIVITY)而非“决定”(DETERMINATION)一词,表明他意识到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双向的,而非简单的单向因果。然而,在实际论述中,沃尔夫有时会采用更为激进的措辞,强调语言对认知的强制性影响。
沃尔夫的理论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个核心命题:
第一,语言系统(特别是语法结构)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认知的其他方面,构成了一个相对自律的意义生成系统。第二,这个语言系统为说话者提供了一套特定的“范畴”和“区分”,而说话者倾向于将这些范畴和区分投射到外部世界,将其视为客观现实的本质特征。第三,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世界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源于他们各自语言的语法结构差异。
这些命题构成了沃尔夫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内核,也是后来“强式”语言相对论(STRONG LINGUISTIC RELATIVITY)的主要来源。
1.3 从萨丕尔到沃尔夫:假说的演进与分化
1.3.1 思想的继承与变异
萨丕尔和沃尔夫的关系,是理解语言相对论发展脉络的关键。尽管沃尔夫明确表示自己受教于萨丕尔,并称其为“我的老师萨丕尔”,但两位学者的理论立场并非完全一致。事实上,正是这种继承关系中的变异,塑造了语言相对论后来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径。
萨丕尔的语言-思维观具有明显的审慎性。他承认语言对认知的深刻影响,但从未断言这种影响是绝对的或不可抗拒的。在他的论述中,语言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视域”或“背景”,设定了认知的可能性空间,但并不封闭这个空间。这种立场,允许多元化的认知可能性存在,承认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认知风格的差异,但不必然导致认知内容的根本差异。
沃尔夫则走向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立场。他对霍皮语的分析有时会暗示,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影响思维的风格,还可能影响对“客观”物理现实的感知和描述。他写道:“我们将自己的语言分析切片强加于每一种现象……我们将自然分解为各种形式和种类,并以我们在自己语言中建立的范畴来标记它们……这并不是一个被给予的世界,而是一个被我们的语言系统所中介的世界。”
1.3.2 强假说与弱假说的概念区分
鉴于萨丕尔与沃尔夫在表述上的差异,后来的研究者对语言相对论进行了概念区分,形成了“强假说”和“弱假说”两种版本。
弱假说(WEAK VERSION),又称“语言影响假说”(LINGUISTIC INFLUENCE HYPOTHESIS),主张语言结构对认知过程和思维习惯具有某种倾向性影响,但这种影响既非决定性的,也非不可克服的。根据弱假说,语言提供了一套默认的概念框架和认知路径,但使用者仍然可以在语言设定的框架之外进行思考。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是概率性的、统计性的,而非严格的因果关系。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风格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萨丕尔的原始论述大体上属于弱假说的范畴。
强假说(STRONG VERSION),又称“语言决定假说”(LINGUISTIC DETERMINISM HYPOTHESIS)或“语言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主张语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使用者的思维内容和方式。根据强假说,语言范畴不仅影响我们如何谈论世界,更影响我们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将被该语言的结构所“塑造”,只能在语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思考。沃尔夫在某些论述中——特别是他对霍皮语与英语差异的极端化解释中——接近于强假说的立场。
强假说与弱假说在理论地位和经验可验证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弱假说相对温和,承认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复杂互动,可以通过设计精细的心理学实验加以检验。强假说则更为激进,蕴含着深刻的认识论意涵,与20世纪哲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潮存在呼应。正因如此,强假说也更具争议性,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经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区分本身也受到批评。一些学者认为,“强假说”与“弱假说”的二分过于简单化,掩盖了萨丕尔-沃尔夫思想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实际上,两位学者的立场都经历了发展变化,不应将其固化为一个简单的标签。此外,将“强假说”完全归之于沃尔夫、将“弱假说”归之于萨丕尔的做法,也可能是一种事后建构,而非两位学者的自我认同。
1.3.3 假说的命名与历史再审视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名称本身,经历了一个形成和确立的过程。萨丕尔和沃尔夫本人都从未使用过这一术语来形容他们的理论。事实上,这一名称是后来者逐步建构起来的产物。
最早使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术语的,可能是心理学家埃里克·兰格(ERICH LENNEberg)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然而,这一术语的广泛流行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语言相对论思想的传播,它逐渐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标签,被用于指代语言与认知关系的所有相关理论。
对这一命名历史的回顾提示我们,在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时,需要保持某种警惕:被冠以这一名称的理论,可能并非萨丕尔或沃尔夫任何一人所能完全代表的。它是一个被后来者不断诠释、修正和争论的理论体系,其含义随着时代和学术语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1.4 语言相对论在20世纪学术史上的沉浮
1.4.1 早期的传播与初步接受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其形成之初,并未立即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这一理论主要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小圈子内流传。萨丕尔的《语言论》虽然获得了学界好评,但他的语言相对论思想在该书中的表述相对克制,并未引起广泛争议。
沃尔夫的论文则分散发表于不同期刊,其中最重要的几篇直到他去世后才被汇编成集。1950年,在沃尔夫去世近十年后,他的遗著被整理出版为《语言、思维与现实:约翰·库什曼选编本杰明·李·沃尔夫论文集》(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PAPERS OF BENJAMIN LEE WHORF, EDITED BY JOHN B. CARROLL)。这部文集系统呈现了沃尔夫的语言理论,成为后来研究者了解沃尔夫思想的主要来源。
在早期阶段,语言相对论吸引了一批人类学家的兴趣,其中最著名的是人类学家梅尔维尔·雅各布森(MELVILLE JACOBS)。雅各布森是萨丕尔的学生,长期研究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住民语言,他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持同情态度,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语言研究为这一假说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1.4.2 结构主义与生成语法时代的批评
195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语言学家埃里克·兰格发表了《语言学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一书,其中专章讨论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兰格在书中明确区分了“强式”和“弱式”两种版本,并对强式版本提出了尖锐批评。他写道:“强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经验上是不可检验的。”
兰格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如果语言真的完全决定了思维,那么不同语言之间应该无法进行翻译,而经验表明,翻译虽然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第二,如果语言塑造了认知,那么精通多种语言的人应该拥有“多重人格”或至少是“多重认知结构”,但这一点也未得到证实。第三,语言相对论的某些表述暗含着一种认识论上的极端相对主义,这与科学的客观性追求相矛盾。
兰格的批评代表了20世纪中期语言学主流对语言相对论的基本态度。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稍后兴起的生成语法学派,两者都倾向于强调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更是直接挑战了语言相对论的核心主张: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