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变与不变

战争的变与不变

引言：当战争重新成为议题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这一声明标志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正式拉开序幕。最初，许多观察家预期这将是一场短暂而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军队将在数天之内抵达基辅，迫使乌克兰政府投降或流亡。然而，战争的进程完全出乎意料。乌克兰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抵抗能力，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胶着状态。

这场冲突持续至今已逾两年，其间暴露出的军事现实令许多西方分析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对现代战争形态的既有认知。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远超战前预测；精确制导武器的消耗速度令军事强国也感到捉襟见肘；社交媒体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前所未有；经济制裁与军事行动交织形成了复合型对抗形态。正如一些军事研究者所言，俄乌战争或许标志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看到了现代战争的全貌”。

这一判断促使我们重新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战争究竟是什么？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有什么保持了不变？理解这些基本问题，是深入认识当代军事事务的前提。在本书的开篇，我们将从克劳塞维茨的经典战争理论出发，探讨战争的本质，同时审视21世纪的战争形态与历史上战争形态之间的异同。

一、克劳塞维茨命题的当代价值

1.1 《战争论》的核心命题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在其遗作《战争论》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mit anderen Mitteln*）这一论断通常被简化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成为军事理论领域最具辨识度的命题之一。

理解这一命题需要回到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背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战争形态从王朝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克劳塞维茨亲身参与了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亲眼见证了民众动员如何彻底改变了战争的规模和性质。在这一基础上，他试图为战争建立一个普遍的理论框架。

克劳塞维茨将战争描述为一个三元统一体——人民、军队与政府的结合。他认为，战争不是孤立的军事事件，而是与政治目标、社会条件、经济基础紧密相连的整体性现象。政府的政治意图决定了战争的目标，人民的意志和资源支撑着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而军队则是将政治意志转化为军事现实的工具。

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洞见在于：战争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无论战争在战场上呈现出怎样的暴力形态，其最终意义必须从政治层面来理解。军事胜利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当它能够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1.2 命题的有效性证明

克劳塞维茨的命题在21世纪依然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这可以通过多个层面的分析得到印证。

从战争目的来看，即使是最先进的军事行动，仍然需要回答“为何而战”这一根本问题。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军以极快的速度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然而，由于未能明确战后的政治目标——建立一个怎样的伊拉克政府、如何处理教派矛盾、是否应当大规模介入 nation-building（国家建设）——军事胜利未能转化为政治成功。奥巴马政府最终选择从伊拉克撤军，实际上承认了政治目标的缺失导致军事投入难以获得持续回报。这一案例生动说明了：没有政治目标指引的军事行动，即便在战术层面取得成功，也难以实现战略层面的价值。

从战争与社会的互动来看，克劳塞维茨强调的“人民-军队-政府”三元结构在当代战争中依然适用，只是具体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以俄乌战争为例，乌克兰政府的政治意志、乌克兰民众的抵抗意愿、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三者之间的紧密互动构成了这场抵抗战争的基础。泽连斯基政府选择不撤离基辅而是留守抵抗，这一政治决策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抵抗意志，而民众的广泛参与又为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和后勤支持。俄罗斯方面同样如此：普京政府的政治意图、俄罗斯社会的动员程度、以及俄军的作战能力，这三者之间的张力从一开始就困扰着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当政治意图与可动员的社会资源之间出现失衡时，军事行动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严重挑战。

从战争的“升级控制”来看，克劳塞维茨提醒我们，战争并非纯粹的暴力释放，而是一种“带有自身逻辑的理性活动”。核武器的存在使得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变得不可接受，这本身就是政治理性对战争暴力的一种控制机制。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多次发出核威慑信号，但始终未跨过使用核武器的红线，这反映了核时代战争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核武器的存在使得战争的政治控制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微妙。

1.3 命题的局限性

当然，克劳塞维茨的命题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有效性建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上，当我们将其应用于当代战争时，需要审慎地识别其适用范围。

首先，克劳塞维茨讨论的“战争”主要指国家之间的常规战争，即他所说的“绝对战争”（absoluter Krieg）的概念化。然而，当代战争形态远比这复杂得多。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战争（如恐怖主义活动、内战中的民兵组织）、网络空间中的“战争”（虽然是否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仍有争议）、以及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中模糊战争与和平界限的行动，都对克劳塞维茨的框架构成了挑战。

其次，克劳塞维茨假设战争中的暴力具有某种内在的升级逻辑——“最高级暴力”的自然趋向。这一观点在核时代需要修正。核武器的存在不是导致战争的无限升级，而是迫使战争参与者更加审慎地评估升级的风险与收益。当战争的潜在代价超过了政治目标的价值时，理性的行为者会选择克制。

第三，克劳塞维茨的命题预设了战争的政治可控性，即政治目标可以指导军事行动的方向和强度。然而，战争的现实往往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所谓的“战争迷雾”（fog of war）使得军事行动的结果常常偏离预期。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写道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克劳塞维茨的命题仍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战争的坚实基础。关键在于将其视为分析的起点而非终点，将其洞见与当代战争的具体特征相结合。

二、现代战争的变化维度

如果说克劳塞维茨的命题揭示了战争的“不变”方面——战争始终是政治的延续，始终与政治目标、社会条件紧密相连——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审视的是：在这“不变”的本质之下，战争的形态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

2.1 参与者多元化：从两军对垒到多元竞争

传统战争理论假设的参与者模式相对简单：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然而，21世纪的战争参与者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框架。

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斯兰国（ISIS）等非国家武装组织在地区冲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组织往往拥有相当可观的军事能力，但其行动逻辑与国家军队存在本质差异。它们缺乏固定领土和明确边界的约束，行动更加灵活，但同时也更难被击败或威慑。

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冲突的参与者远不止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北约组织在情报分享、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方面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支持；私人军事公司如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类国际志愿者加入乌克兰的“国际军团”；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战参与者更是难以计数。这种多元参与的格局使得战争的边界变得模糊，“谁在打仗”这一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PMSC）的兴起代表了另一种参与者的变化。据估计，全球PMSC行业的年产值已达数百亿美元。在俄乌战争中，多家私营公司的活动引人注目，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美国的各类军事承包商都深度介入冲突。这些公司的参与模糊了战争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也为政府提供了某种“合理推诿”（plausible deniability）的手段。

网络空间行为体的加入则完全打破了传统战争的空间概念。尽管关于网络攻击是否构成“战争行为”仍有激烈争论，但无可否认的是，网络能力已经成为现代军事对抗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NotPetya网络攻击虽然主要针对乌克兰，但其影响波及全球，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类攻击的参与者可能包括国家行为体、非国家组织，甚至个人黑客。

2.2 作战手段革新：技术重塑战场

现代战争的技术维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影响着战争的面貌。

精确制导武器的普及是最具影响力的技术革新之一。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投掷的炸弹只有约25%能够命中预定目标；而在海湾战争及之后的冲突中，精确制导武器的命中率已超过90%。这一变化极大地提升了军事行动的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精确武器的消耗速度极快，成本高昂。以乌克兰战场为例，据报道乌克兰每天消耗的155毫米炮弹数量惊人，而西方的生产能力远远跟不上消耗速度。2023年，美国不得不从韩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储备中调用炮弹以支援乌克兰。

无人系统（Unmanned Systems）的广泛运用正在改变战场的死亡分布。无人机从最初的情报收集平台演变为察打一体的攻击武器，乌克兰战场上的无人机使用密度前所未有。双方都大量使用商用多旋翼无人机执行侦察、校射、乃至直接攻击任务。乌克兰使用的土耳其“旗手”（Bayraktar TB2）无人机在冲突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俄罗斯使用的伊朗“沙希德”（Shahed）自杀式无人机则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

乌克兰战争还见证了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的战术创新。这些原本用于娱乐的商用无人机被加装爆炸物后，变成了廉价的精确打击武器。据估计，乌克兰每月消耗数以万计的FPV无人机。这种“平民技术军事化”的现象表明，现代战争的优势不再完全取决于硬件的先进程度，如何有效整合和运用现有技术同样关键。

网络战与电子战能力的对抗已成为现代冲突的“第五维度”。乌克兰冲突期间，双方在网络空间展开了激烈较量。俄罗斯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乌克兰对俄罗斯政府网站的 hacktivism（黑客行动主义）、以及双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对抗，构成了多层次的混合威胁。电子战方面，双方都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电磁频谱的争夺，对无人机控制链路、通信系统、雷达设备的干扰与反干扰成为日常。

太空作为新的作战领域已经不再停留于理论层面。美国太空司令部（US Space Command）的成立、各国对反卫星能力的发展、以及商业卫星在俄乌战争中的广泛应用，都表明太空资产的军事价值正在凸显。SpaceX的“星链”（Starlink）系统在乌克兰的军事通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了商业太空基础设施与军事能力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

2.3 战争目标演变：从“胜利”到“控制”

传统战争的目标通常比较明确：击败敌军、占领领土、迫使对方接受特定的和平条件。然而，现代战争的目标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模糊。

“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概念的兴起反映了战争目标的这种变化。混合战争是指综合运用常规军事力量、非常规力量、网络攻击、经济施压、信息操控等多种手段，在不明确触发传统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目标。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运用的就是典型的混合战争手法——“小绿人”（即未佩戴标识的俄罗斯军人）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政府否认直接 involvement，但随后这些部队被证实为俄军正规力量。整个过程没有正式宣战，但结果却是领土主权的改变。

“灰色地带”（Gray Zone）行动指的是那些介于和平与公开战争之间的活动。这些行动往往具有以下特征：否认性（可以否认 involvement）、可否认性（可以否认造成损害）、以及渐进性（通过逐步施压而非一次性打击实现目标）。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俄罗斯对欧洲国家的政治干预活动，都属于灰色地带行动。这类行动的目标不是赢得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胜利，而是重塑有利于己方的权力格局，同时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和代价。

信息战与认知域竞争的兴起代表了战争目标向心理和认知层面的扩展。克劳塞维茨将“敌人的意志”视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这一目标主要通过物理消灭和强制来实现。在当代，信息环境的变化使得“赢得叙事”（winning the narrative）本身成为战争的重要目标。俄乌战争期间，双方都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信息战：发布战果通报、塑造国际舆论、打击敌方士气。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新的战场，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使得认知域的争夺前所未有地重要。

三、俄乌战争：现代战争的全息图景

将俄乌战争置于上述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为何被视为“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全面战争”。

3.1 传统与新型作战手段的交织

俄乌战争展现了从传统到新型作战手段的完整谱系。在传统维度上，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火炮对决、坦克装甲集群的攻防、城市巷战、以及传统意义上的空中作战。乌克兰战场上的火炮消耗量令人瞠目——据一些估计，冲突高峰期的日均炮弹消耗量达到数万发之巨。这种高强度消耗在冷战后的战场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新型作战手段的广泛应用。无人机从侦察到攻击的全流程运用、网络战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持续干扰、以及信息战在社交媒体空间的激烈交锋，共同构成了这场冲突的“现代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型手段并非替代了传统作战方式，而是与传统方式深度交织、相互强化。火炮仍然是战场上的主要杀伤手段，但这些火炮的部署、目标获取、效果评估都离不开无人机和网络的支撑。

3.2 国家能力与韧性的全面考验

俄乌战争也是一场对国家综合能力的全面考验。在克劳塞维茨的框架中，这种考验涉及“人民、军队与政府”的每一个维度。

军事工业基础的重要性在这场冲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战争爆发前，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基础虽然不如俄罗斯庞大，但依然能够自主生产部分武器装备和弹药。俄罗斯则拥有苏联遗留的庞大军工体系。然而，实际的消耗速度远超预估的生产能力。2023年，西方国家面临向乌克兰提供155毫米炮弹的困难——整个北约的155毫米炮弹月产量约为乌克兰战场高峰期消耗量的三分之一。这一现实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国防工业产能的重要性。

经济韧性同样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储备，将多家俄罗斯银行排除在SWIFT国际支付系统之外。然而，俄罗斯经济并未像预期那样崩溃。能源出口收入在战争初期甚至有所增加，而“战争经济”模式——增加军费支出、扩大军工生产——在短期内支撑了经济增长。乌克兰方面则高度依赖西方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其经济 survivability 与西方援助的持续性紧密相连。

社会动员能力决定了战争的人力资源基础。俄罗斯在战争初期试图通过“特别军事行动”来控制冲突规模，避免全面战争的动员模式。然而，随着战场损失的增加，俄罗斯不得不于2022年9月宣布“部分动员”，这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首次进行大规模征兵动员。乌克兰则从战争一开始就将社会转入战时状态，大规模征召预备役人员，外国志愿者也被允许加入“国际军团”。

3.3 战争的政治维度：停不下来的冲突

俄乌战争深刻验证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延续”的命题。战争之所以持续至今，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对俄罗斯而言，普京政府宣称的“去纳粹化”、“去军事化”等目标实质上指向的是削弱乃至推翻乌克兰的国家主权。2022年秋天非法吞并乌克兰四个州的公投进一步表明，俄罗斯试图通过战争改变国际公认的领土边界。对乌克兰而言，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被占领土是明确的政治目标。泽连斯基签署的禁止与普京谈判的法令反映了乌克兰方面的坚定立场。

这种目标的不相容性使得战争难以通过军事手段以外的方式结束。当任何和平方案都意味着某一方的核心政治目标无法实现时，该方就会倾向于继续战斗。同时，外部力量——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影响着冲突的政治动态。战争的走向与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紧密相连。

3.4 国际维度：大国博弈的代理人战争？

俄乌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深刻的国际维度。尽管直接交战的只有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但冲突实际上牵涉到更广泛的大国博弈。

西方对乌克兰的全面支持使这场冲突带有某种“代理人战争”的色彩——尽管泽连斯基政府坚持乌克兰是独立决策的行动者，而非西方的傀儡。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情报支持和财政援助。美国截至2024年初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75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然而，西方国家同时设定了援助的边界——不提供能够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远程武器，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种“参与但不直接介入”的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战争政治维度的复杂性。

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协调则是这场冲突的另一面。2022年2月，习近平与普京在北京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俄关系的深化。虽然中国官方声称在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中俄之间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特别是能源贸易——为俄罗斯提供了对抗西方制裁的经济支撑。

这种大国博弈的格局使得俄乌战争远远超出了一场地区冲突的意义，它正在重塑21世纪的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

四、战争之“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回顾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战争之“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不变的核心在于克劳塞维茨所揭示的战争本质：战争始终是政治的延续，始终服务于政治目标；战争始终涉及暴力与政治的复杂互动；战争的胜负最终要在政治层面而非军事层面来衡量。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参与者如何变化、作战手段如何革新，战争的这些基本特征并未改变。

变化的维度则涵盖了战争的几乎所有具体形态：参与者从主权国家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私人军事公司、网络行为体；作战手段从传统武器扩展到精确制导武器、无人系统、网络攻击、认知作战；战争目标从明确的军事胜利扩展到模糊的权力重塑、灰色地带竞争；战争空间从陆海空延伸到网络、太空、认知域。

然而，这种“变”与“不变”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存在深层次的辩证联系。正因为战争的政治本质没有改变，技术革新和形态变化才获得了意义——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服务于政治目标。同样，正因为技术进步改变了战争的能力边界，政治目标的选择空间也随之变化。今天，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对方网络防御能力的增强而选择通过经济制裁而非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这种选择本身就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互动。

对于军事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这种辩证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不应被新技术的“革命性”潜力所迷惑，忘记战争始终受到政治逻辑的制约——技术的先进性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上的成功。另一方面，也不应固守传统战争观念，对新的威胁形态视而不见。战争的“现代性”不在于某种特定技术或手段的运用，而在于如何将各种手段整合起来服务于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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