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结束后：世界变了样
那是1945年的一个春天，柏林的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尘土的味道。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烧焦的汽车和破碎的玻璃。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偶尔走过的苏联士兵，他们的军装上沾满了灰尘和血迹。
十五岁的米沙·彼得罗夫站在一片废墟前，他的家就在这里。三年前，这里还是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楼，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二楼，奶奶住在一楼，他自己住在阁楼上。每天晚上，他都能听到楼下传来的手风琴声，那是奶奶在弹奏俄罗斯老歌。
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
米沙的父亲三个月前死在了斯大林格勒，那是他最后一次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亲爱的米沙，爸爸很好，你别担心。等爸爸回家，我们一起去钓鱼。”那封信寄出后的第二天，他的父亲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的母亲在去年的冬天被德国人的炮弹炸死了。当时她正在排队领取面包，那是柏林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学习，不是玩耍，而是找到足够吃的东西。
只剩下米沙和奶奶了。
奶奶今年七十二岁，头发全白了，走路需要拄着拐杖。但她的眼睛还很亮，就像两颗黑色的星星。她的俄罗斯名字很长，但米沙总是叫她“奶奶”，就像在中国的孩子们叫自己的奶奶一样。
“米沙，”奶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过来吃点东西。”
米沙转过身，看到奶奶正坐在一块破木板上，面前放着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里是半块黑面包，还有一点点人造奶油。
“奶奶，你自己吃吧。”米沙说。
“傻孩子，你正在长身体，不吃饱怎么行？”奶奶把面包掰成两半，把大的那块递给米沙。
米沙接过面包，咬了一小口。面包又硬又干，吃起来像是在嚼锯末。但这是食物，是能够让人活下去的东西。战争教会了米沙一个道理：不要浪费任何食物，哪怕它再难吃。
“奶奶，”米沙一边嚼着面包一边问，“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奶奶没有回答。她只是抬起头，望向远方灰蒙蒙的天空。那里飘着几朵灰色的云，看起来像是战场上的硝烟。
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了一道光。那光很亮，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然后是一声巨响，像是天空裂开了一道口子。
米沙下意识地趴到地上，用手捂住耳朵。奶奶也趴了下来，她的拐杖滚到了一边。
那亮光持续了好几秒钟，然后渐渐消失了。紧接着，爆炸声像雷鸣一样滚滚而来，震得大地都在颤抖。
过了好久，米沙才敢抬起头。他看到远处的天空中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那云朵又高又大，颜色从白色变成黄色，再变成红色，最后变成了黑色。
“原子弹，”奶奶低声说，“是美国人扔的原子弹。”
米沙不明白什么是原子弹。他只看到那朵可怕的云彩慢慢散去，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三天后，战争结束了。
这个消息是苏联士兵告诉米沙的。那天早上，一队苏联士兵从街道上走过，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急匆匆的，而是慢慢地走着，脸上带着笑容。有个士兵还把一块糖塞进了米沙的手里。
“小家伙，”那个士兵说，“战争结束了。你可以回家了。”
米沙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回家”这个词了。他的家已经变成了废墟，他不知道这还算不算“家”。
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投降了。那个叫希特勒的疯子终于死了，他的法西斯德国完蛋了。欧洲战场上的枪声渐渐停止了，人们可以走出地下室，在阳光下伸伸懒腰。
米沙原以为战争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人们会重建房屋，工厂会重新开工，学校会再次响起读书声。爸爸会从战场上回来，妈妈会从某个地方出现，一切都会回到从前的模样。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米沙发现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奇怪了。那些曾经一起战斗的国家，突然变得不再友好了。苏联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的军队还驻扎在欧洲，但他们的脸上不再有笑容，取而代之的是警惕和猜疑。
米沙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德国人不是已经被打败了吗？为什么大家还要互相瞪着对方？
奶奶似乎知道些什么。有一次，米沙问奶奶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对苏联人不那么友好了，奶奶叹了口气，说：“因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人们心里的恐惧并没有结束。”
恐惧？米沙想。恐惧什么呢？
他很快就会明白的。
在地球的另一端，纽约的孩子们正在经历着完全不同的故事。
十二岁的汤米·威尔逊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栋小楼里。他的父亲是海军部的一个官员，母亲是小学老师。汤米有一个哥哥叫大卫，正在耶鲁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妹妹叫苏西，才五岁，整天跟在她哥哥屁股后面，像个小跟屁虫。
汤米的家很温暖，客厅里有一个大火炉，冬天的时候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边，听爸爸讲他在海军的故事。厨房里总是飘着妈妈烤苹果派的香味，那种甜蜜的味道让汤米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
1945年8月6日，汤米正在院子里玩棒球。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微风吹过，带来一丝夏天的炎热。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汤米抬起头，看到一架飞机从远处飞来。那飞机飞得很高，高得像是一只小鸟。
“那是什么？”汤米问正在旁边浇花的妈妈。
妈妈放下水管，眯着眼睛看向天空。“我也不知道，”她说，“也许是从军事基地飞来的吧。”
但那架飞机并没有继续飞走。它在广岛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扔下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很小，小得几乎看不见，就像是一颗从天上落下的种子。
就在这时，一道白光闪过。
那光太亮了，亮得汤米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即使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他也能感觉到那道光的温度，像是一万个大太阳同时燃烧。
然后是一声巨响。
那声音大得让汤米的心脏都跳了一下。他从来不知道声音可以这么大，大到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震动。
“发生了什么？”苏西吓得哭了起来，抱着妈妈的大腿不敢动。
汤米的妈妈紧紧抱住苏西，脸色发白。“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汤米的父亲很晚才回家。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既兴奋又担忧，像是一个收到了重要消息的人，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害怕。
“出什么事了？”妈妈问。
父亲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们扔了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汤米不明白，“什么是原子弹？”
父亲看了汤米一眼，然后开始解释。他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威力大得可怕，一颗原子弹就能毁灭一整座城市。美国人用它来对付日本，迫使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了？”汤米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战争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父亲点点头，但他的表情并没有变得轻松。“战争是结束了，但是……”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可能要有麻烦了。”
“苏联？”汤米问，“苏联不是我们的朋友吗？他们也一起打德国人了啊。”
父亲叹了口气。“是啊，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但是现在德国已经被打败了，敌人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敌人，有时候比敌人还可怕。”
汤米不太明白父亲的话。他只是知道世界发生了某种变化，但他还太小，不理解这种变化的含义。
三个月后，日本也投降了。汤米和全美国人一起庆祝胜利，街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鞭炮声震耳欲聋。苏西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手里挥舞着一面小国旗。汤米和妈妈站在一起，看着漫天的彩色纸屑从天而降。
“战争终于结束了，”妈妈说，眼眶里闪着泪光。
汤米也觉得很高兴。他想，战争结束了，一切都好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会有炸弹扔到美国来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几十万人因为那颗原子弹而死去。广岛和长崎变成了一片焦土，幸存者们在痛苦中挣扎，他们的皮肤被烧焦，身体被辐射伤害，很多人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慢慢死去。
米沙在柏林的废墟中听说了原子弹的消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苏联的大人们脸上都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们害怕，深深害怕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武器。
“他们有原子弹，”有人低声说，“他们有我们没有的东西。”
米沙不懂这些大人们的事情。他只是希望奶奶能够多吃一点面包，希望战争不要再来了。
但世界并不像米沙想的那样简单。
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米沙发现柏林变得越来越奇怪。城市被分成了几个区域，分别由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苏联人占领。不同的占领区之间竖起了铁丝网和检查站，人们不能随便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
米沙住的地方属于苏联占领区。有一次，他想去看望住在英国占领区的朋友汉斯，但他在检查站被拦住了。
“没有通行证不能过去。”苏联士兵面无表情地说。
“通行证？我不知道需要通行证。”米沙着急地说，“汉斯是我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朋友也不行。”士兵说，“没有通行证，谁都不能过。”
米沙站在铁丝网前，看着对面。他能看到汉斯就站在不远处，但中间隔着的铁丝网和士兵像是一道无形的墙，把他们隔开了。
汉斯朝米沙挥了挥手，但米沙没有回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以前，他们可以随时见面，一起在公园里玩耍，一起去河边钓鱼。但现在，他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这道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铁幕”的开始。
在欧洲的另一端，汤米也在感受着世界的变化。他的父亲开始变得忙碌起来，经常半夜才回家，有时候整夜不睡，在书房里和同事们开会。
“爸爸在忙什么？”汤米问妈妈。
妈妈的表情很严肃。“他在讨论怎么应对苏联。”
“苏联？”汤米很奇怪，“苏联不是我们的盟友吗？”
妈妈放下手里的书，认真地看着汤米。“以前是，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原子弹吗？”
汤米点点头。原子弹是美国人发明的，用它打败了日本。
“苏联人很害怕。他们害怕我们有原子弹而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也在拼命研究自己的原子弹。”妈妈说，“当一个国家害怕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它们之间就很难成为朋友了。”
汤米想起了他的金鱼。那是一条红色的小金鱼，叫小火焰。有一天，他往鱼缸里放了一条新的金鱼，本以为两条鱼会变成朋友。但事实恰恰相反，两条鱼开始互相追逐、撕咬，最后小火焰被咬死了。
也许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吧，汤米想。即使曾经是朋友，但如果一方变得太强大了，另一方就会害怕，然后它们就会变成敌人。
但汤米还是觉得很难过。他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好好相处。孩子们打架了，过一会儿也会和好，为什么大人们就不行呢？
1946年3月，一个寒冷的早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了一篇演讲。丘吉尔是一个留着大白胡子、说话声音洪亮的老人，他曾经带领英国人打赢了二战，是全世界的英雄。
但那天的演讲，丘吉尔说的话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
“从中欧的心脏，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横亘着一道铁幕。”丘吉尔说，“在这道铁幕的后面，是所有我们熟悉的城市——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
汤米的父亲在收音机前听完了整篇演讲，脸色很沉重。
“铁幕？”汤米问，“什么是铁幕？”
“就是一道墙，”父亲说，“一道把欧洲分成两半的墙。墙的这边是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墙的那边是苏联和它的共产阵营。”
“一道墙？”汤米惊讶地说，“就像柏林城里竖起来的那种墙？”
父亲点点头。“差不多。只不过这道墙不只是用铁丝网和水泥做的，更是用恐惧和猜疑做的。”
恐惧和猜疑。汤米又听到了这两个词。他开始慢慢明白，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
在地球的另一边，米沙也感受到了这种恐惧。
有一天，苏联的秘密警察来到了他们的住所。他们搜查了米沙和奶奶的所有东西，翻遍了每一个角落。奶奶紧张得浑身发抖，但米沙不明白他们在找什么。
“你们在找什么？”米沙忍不住问。
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男人冷冷地看了米沙一眼。“我们怀疑你们窝藏德国间谍。”
“德国间谍？”米沙愣住了，“我们是俄罗斯人，我的爸爸死在德国人的枪下，我们怎么可能是德国间谍？”
男人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翻找着东西。最后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悻悻地离开了。
但从那以后，奶奶变得非常小心。她不再在公开场合说任何关于苏联政府不好的话，也不再收听美国的广播节目。有一次，米沙问她为什么这么害怕，奶奶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比坦克和飞机更可怕的武器，它叫做告密。”
告密？米沙不太明白。但如果奶奶说是，那一定就是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世界变得越来越分裂。美国人和英国人、法国人站在一起，苏联人则控制着东边的那些国家。1949年，苏联成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也让他们更加害怕。
同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了，简称北约。这是美国和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苏联的军事联盟。苏联也不甘示弱，几年后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把东欧的卫星国们绑在了一起。
就这样，两个巨大的阵营形成了。北约和华约，美国和苏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的两极对立正式开始，冷战来临了。
冷战？米沙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还以为是指很冷的地方。但后来他才明白，冷战不是指天气的寒冷，而是指一种特殊的战争状态。
“有枪不开火，”奶奶解释道，“有敌人但不打仗。两个巨人互相瞪着对方，看谁先眨眼睛。”
“先眨眼睛会怎样？”米沙问。
“先眨眼睛就输了。”奶奶说，“但谁也不愿意先眨，所以它们就这样一直瞪着，瞪了几十年。”
几十年。这个词对于当时才十六岁的米沙来说太长了，长得像是一辈子。但命运让他注定要亲眼见证这段历史。
而在华盛顿，汤米也在慢慢长大。他开始上学了，在学校里有历史课，老师会给他们讲这个世界的故事。老师说，二战结束后的世界被分成了两半，一边是自由的西方，一边是专制的东方。美国代表自由，苏联代表专制。美国是好的，苏联是坏的。
汤米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但在美国，如果你说苏联可能也有好的地方，可能会被当成叛徒。所以汤米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只在心里想，不说出来。
这就是冷战时期的孩子们的生活。他们在恐惧中长大，不知道什么时候核战争会爆发。电视上、报纸上、收音机里，到处都是关于苏联威胁的报道。政府告诉人们要建造防空洞，要准备应急物资，要在核战争爆发的时候保护自己。
汤米的学校每年都会进行核攻击演习。一旦警报响起，所有人就要躲到桌子底下，双手抱住后脑勺，用祈祷的心情等待灾难过去。
“为什么要躲在桌子底下？”有一次汤米问老师，“一颗原子弹下来，桌子能挡住什么？”
老师被这个问题噎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这、这是一种预防措施。你知道的，美国是不会让苏联轻易攻击我们的。如果他们敢攻击，我们一定会反击，然后世界就毁灭了。”
“大家一起死？”汤米瞪大了眼睛。
老师没有回答，但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是的，如果核战争爆发，人类文明可能会彻底毁灭。这种恐惧像一朵乌云，一直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
米沙也有类似的经历。在苏联占领区，他们也在进行类似的“防御教育”。老师们告诉他们，美国和西方的帝国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他们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摧毁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老师说，“随时准备保卫我们的祖国。”
米沙不知道该相信谁。在德国的时候，德国人告诉他犹太人是敌人。然后德国人被打败了，苏联人来了，苏联人告诉他美国人是敌人。每一个掌权的人都告诉米沙谁是敌人，但米沙觉得，真正的敌人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
真正的敌人是战争本身，是那些让人们互相仇恨、互相残杀的东西。
但这样的话，米沙从来不敢说出来。他只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记在心里，然后默默地活下去。
时间继续流逝，世界继续变化。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世界大战虽然没有再次来临，但热战在亚洲燃烧了好几年。
米沙和汤米都在新闻里听到了朝鲜战争的消息。他们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无数年轻人正在战场上死去。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未来，都被埋葬在了那片陌生的土地上。
“还会有战争吗？”汤米问父亲。
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希望不会。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汤米不知道该做什么准备。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喜欢棒球、喜欢漫画、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耍。他不想打仗，不想看到任何人死去。
但世界似乎不理会汤米的愿望。它继续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把人类推向未知的未来。
1953年3月，一个寒冷的日子，苏联传来一个消息：约瑟夫·斯大林死了。
米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街上排队买面包。人群中突然响起了一阵低语声，像是风吹过枯叶的沙沙声。
“斯大林死了，”有人低声说，“独裁者死了。”
米沙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在窃窃私语。斯大林不是苏联的伟大领袖吗？不是在二战中带领苏联人民打败德国的人吗？为什么有人称他为“独裁者”？
但米沙很快就明白了。在苏联，并不是所有人都爱斯大林。有些人害怕他，有些人恨他，有些人两者皆有。斯大林的死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也让很多人感到恐惧。
因为谁也不知道，新的领导人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
在华盛顿，杜鲁门总统也听到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他放下手中的文件，沉默了很长时间。
助手问他：“总统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消息？”
杜鲁门想了想，然后说：“我希望他的继任者能够带来和平。但我对此不抱太大希望。”
杜鲁门是对的。斯大林死后，权力落在了乔治·马林科夫手中，但很快就被尼基塔·赫鲁晓夫夺走。赫鲁晓夫上台后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揭露了苏联曾经发生的大规模清洗和迫害。
但批评归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本质改变。美苏之间的对峙仍在继续，冷战的寒风继续吹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时间来到了1958年。这一年，米沙已经二十八岁了，奶奶在两年前去世了。临终前，奶奶拉着米沙的手，给他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
“米沙，”奶奶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太多战争。沙皇时代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仗，革命的时候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打仗。我希望你的孩子们不用再打仗了。”
米沙握着奶奶干枯的手，点点头。但他心里知道，这个愿望可能很难实现。
奶奶去世后，米沙变得很孤独。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叫阿廖沙。妻子娜塔莎是个温柔的女人，在一家工厂里当会计。他们住在莫斯科的一间小公寓里，生活虽然清苦，但也算安稳。
阿廖沙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八岁了，正在上学。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宇航员，飞向太空，去看看星星和月亮是什么样子。
米沙觉得这个梦想很好。至少比当兵打仗强。
但在地球的另一端，汤米的梦想也差不多。十八岁的汤米刚刚高中毕业，正在考虑去哪里读大学。他想学工程，梦想有一天能参与太空计划，把人类送上月球。
在那个年代，太空竞赛成为了冷战的新战场。美国和苏联都想证明自己才是最强大的国家，都在拼命发展火箭和航天技术。
“苏联人能做到的事，美国人也能做到。”这是汤米常听到的口号。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震动了美国。
汤米在电视上看到了加加林返回地球的画面。那个穿着白色宇航服、笑容满面的年轻人，被苏联人称为“苏联的英雄”和“全人类的骄傲”。
但在美国，汤米听到的更多是担忧和焦虑。
“苏联人在太空超过了我们，”报纸上说，“这是对美国安全的重大威胁。”
“必须加快我们的太空计划，”政客们说，“不能让苏联人统治太空。”
一年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演讲中宣布：美国人要在十年内登上月球。
“我们选择登月，”肯尼迪说，“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困难。”
汤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涌起一股热血。他想，美国人一定能做到。就像二战时美国人造出了原子弹一样，这一次，美国人也能征服太空。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竞争不仅限于太空，还延伸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两大阵营在争夺着影响力，扶植着自己的盟友，排斥着对方的势力。
这就是冷战，一种没有枪火的战争，一种让人窒息的和平。
米沙的家乡柏林，是冷战最前线的地方。
1961年8月，一个炎热的夏天，柏林人醒来后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