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时代的墨子

先秦诸子时代的墨子

当我们翻开中国思想史的篇章，很难忽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先秦诸子中，有一个学派曾与儒家分庭抗礼，被韩非子并称为“世之显学”，却在秦汉之后迅速衰落，几乎从中国主流思想史中消失。这个学派就是墨家，而它的创立者，就是墨子。墨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生活在怎样的时代？他为何能创立一个与儒家抗衡的学派？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初期去寻找。

墨子的生平与时代

战国初期的历史舞台

理解墨子，首先需要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墨子生活于战国初期，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其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470年至公元前390年之间。这个时间定位至关重要——墨子不是春秋末期的人物，而是亲眼见证了战国时代开启的那一代人。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公元前475年左右，随着周敬王驾崩、周元王继位，史家通常以此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标志。此后的两百多年间，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残酷，整个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

战国时代的根本特征，可以用“变”与“乱”两个字来概括。所谓“变”，是指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铁器的广泛使用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在考古发现中，战国时期的铁器数量远超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牛耕的推广也始于这一时期。与此同时，井田制走向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这些经济基础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

所谓“乱”，是指政治上的无序状态。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衰微，但还有少数诸侯国试图维持霸主秩序。到了战国，这种秩序彻底崩溃，只剩下七个大国的生死角逐。战争的规模令人触目惊心。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发生的大规模战争，死亡人数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长平之战中，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乱”的另一面是“活”。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真空状态，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知识被贵族垄断。而到了战国，私学兴起，出身低微的士人可以通过学习和游说来改变命运。诸侯国君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招揽人才、礼贤下士，使得养士之风大盛。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典型例子——那里汇聚了来自各国的学者，自由讲学、议论国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思想市场”。

墨子的“善守御”特长，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战争频繁使得防御技术成为急需，诸侯国君对能够提供实际帮助的人才格外重视。同时，战争的残酷也激发了墨子对和平的渴望——“非攻”思想的诞生，与他对战争灾难的亲眼目睹密不可分。

墨子生平的历史考证

关于墨子的生平，史料记载相当有限。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仅用二十四个字提及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寥寥数语，提供了几个关键信息：墨子可能是宋国大夫，擅长防御作战，主张节用，生活年代与孔子相近或稍后。

然而，这段记载本身充满模糊之处。“宋之大夫”的身份存疑——如果墨子真是宋国大夫，司马迁为何只给二十四字的篇幅？“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更说明司马迁自己也拿不准墨子的确切年代。这些疑点，促使后来的学者从更多角度来考证墨子的生平。

关于墨子的出身，历来有“贱民说”与“士人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贱民说”的代表是清代学者毕沅等人。他们认为墨子出身低微，甚至有人考证他是工匠出身。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墨子》一书中频繁出现的技术细节——例如著名的“墨子守城法”篇，详细记载了各种防御器械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包括连弩车、转射机、掷车等，这些内容如果不是出自内行人之手，很难写得如此详尽。此外，《墨子·贵义》篇中有“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的说法，似乎暗示墨子既不从政也不务农。

“士人说”则主张墨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层。这一观点的依据包括：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儒学在当时是贵族教育；墨子能够收徒讲学，说明他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社会地位；墨子的论述方式显示出他对古代典籍和礼制的熟悉。

近现代以来，学术界逐渐倾向于认为墨子出身于手工业者阶层，但后来通过学习提升了社会地位。他可能早年从事制作工作，对工匠阶层有深入了解，后来“学儒者之业”，成为一名有知识、有思想的“士”。这种出身经历，解释了他为何能够同时具备技术专长和理论素养，也解释了他的思想为何能够代表平民阶层的声音。

关于墨子的出生地，也有多种说法。司马迁说他是宋人，但《吕氏春秋·爱类》篇提到“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似乎暗示墨子来自鲁国。目前学术界多数倾向于认为墨子出生在宋国，后来可能迁居鲁国。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不影响我们对墨子思想的基本理解。

先秦诸子时代的学术格局

百家争鸣的历史图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思想盛况。《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归纳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延续至今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墨家虽然在战国时期影响巨大，但秦汉以后逐渐衰落，几乎成为“绝学”。

理解先秦的学术格局，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点。

第一，“诸子”的出现是“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的产物。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教育被官府垄断，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到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官府的学术权威动摇，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私人收徒讲学。孔子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培养了大批出身平民的弟子。墨子本人也“学儒者之业”，说明他接受的正是这种私学教育。

第二，“百家争鸣”不是脱离现实的空谈，而是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战国时期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战争频繁、民不聊生、秩序崩溃、道德沦丧。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不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和解决方案。儒家试图通过道德教化重建社会秩序，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墨家则站在平民立场，提出兼爱、非攻、节用等主张。

第三，各学派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借鉴。先秦诸子不是封闭的学派，而是相互论战、相互吸收的思想共同体。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后来却批评儒家；荀子本是儒家，却吸收了法家的某些思想；韩非子是法家，却对道家思想有深入研究。这种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构成了先秦思想史的重要特征。

儒墨并称的显学时代

在先秦诸子中，儒、墨两家是公认的最重要学派。《韩非子·显学》篇明确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这句话告诉我们，在战国时期，儒墨两家的影响最大，二者几乎可以分庭抗礼。

为什么墨家能够与儒学抗衡？这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是社会基础。儒家是站在贵族立场上的学说，它维护等级秩序，主张“克己复礼”，追求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贵族社会。墨家则代表平民阶层的声音，它提倡“兼爱”，主张打破等级壁垒；“尚贤”，反对贵族世袭；“节用”，反对奢侈浪费。这些主张在战国时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毕竟，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普通百姓最渴望的是和平与温饱，而不是恢复周礼。

其次是组织力量。儒家虽然师徒众多，但本质上是一种松散的思想流派，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墨家则不同——它有严密的组织，有明确的纪律，有“钜子”这样的最高领袖。墨子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行动者，他能够率领弟子介入诸侯国的纷争，制止不义的战争。这种组织力量，是墨家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传播方式。儒家的传播主要依靠讲学和游说，讲究“以德服人”。墨家则更加务实——它不仅传播思想，还提供实际的服务。墨家擅长守城技术，在战国时期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技能。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威胁时，墨家的弟子可以帮助他们防御。这种“技术+思想”的传播方式，使得墨家更容易获得诸侯国君的信任和重用。

然而，墨家虽然与儒学并称，二者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秦汉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官方正统思想，延续两千年至今；墨家却几乎完全消失，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种巨大的反差，原因值得深思。

一个重要原因是，墨家的许多主张与统治阶层的利益相冲突。“兼爱”否定等级差异，“尚贤”否定贵族特权，“节用”限制君主享乐，“非攻”反对武力扩张——这些主张在战国乱世或许还有市场，但在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就成为威胁统治秩序的异端思想。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墨家高度组织化的团体形式，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相容。墨家的“钜子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力量，这种力量在任何时代都会引起统治者的警惕。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这种独立团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终走向消亡。

墨子与儒家的复杂关系

从学儒到非儒的转变

墨子与儒家的关系，是理解墨子思想的关键一环。司马迁说墨子“或曰并孔子时”，说明墨子的生活年代与孔子相近或稍后。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淮南子·要略》篇的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墨子曾经是儒家的学生。

“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意味着墨子对儒学有着深入的学习和理解。他熟悉儒家的经典，了解儒家的礼仪制度，接受过儒家的思想训练。这种学习经历，对墨子后来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批判儒家，往往能够切中要害——正是因为他对儒学有透彻的理解，才知道儒家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而，墨子最终“背周道而用夏政”，从儒家转向了对立面。这种转变的原因，《淮南子》有所解释：“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事，以教天下之弟子。若夫秋豪之端、尘埃之外，固乎人之所为也。而周流于救世之际，常内反于己，而不外求乎。”意思是，孔子和墨子都在努力挽救乱世，但墨子认为儒家的方法不够实用，因此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墨子对儒家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墨子》一书的《非儒》篇中。虽然这篇文献的真伪尚有争议，但其中反映的墨子对儒家的态度，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墨子批评儒家的核心论点

墨子批评儒家的角度很多，但核心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儒家的礼仪制度过于繁琐奢侈。《墨子·非儒》篇批评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意思是，儒家过分讲究礼仪乐舞使人心淫乱，守丧时间过长虚情假意，追求富贵安于怠惰，舍弃本业而好高骛远。这些批评虽然有些激烈，但确实指出了儒家礼仪主义可能导致的弊端。

第二，批评儒家的鬼神观念不够坚定。儒家对鬼神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墨子则认为，鬼神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能够赏善罚暴，因此应该积极事奉。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宗教态度：儒家是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墨家是宗教性的，有神论的。

第三，批评儒家的厚葬久丧浪费社会资源。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主张为父母守丧三年。墨子认为，这种做法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活着的人没有好处。他在《节葬》篇中详细论证了厚葬久丧的危害，主张薄葬短丧。

第四，批评儒家的天命观念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儒家虽然强调“尽人事，听天命”，但对天命的强调有时会让人消极等待。墨子则提出“非命”的主张，认为人的贫富祸福不是由命运决定的，而是由个人的行为决定的。这种思想更加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努力的价值。

墨家与儒家的根本分歧

尽管墨子曾学习儒学，墨家与儒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仅是具体观点的不同，而是根本价值观的差异。

最核心的分歧在于“爱”的观念。儒家主张“仁爱”，这是一种有差等的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近及远，有等级秩序。墨家主张“兼爱”，这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不分远近亲疏，对所有的人都给予同等的爱。墨子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兼相爱，交相利”，那么天下的纷争就会消失。

这两种“爱”的观念，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理想。儒家的差等之爱，维护的是一种有等级的社会秩序——君臣、父子、夫妇各有其位，各守其礼。墨家的兼爱，则指向一种更加平等的社会——没有等级之分，没有贵贱之别，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和关爱。

另一个重要分歧是对待“王公大人”的态度。儒家虽然也批评暴君暴政，但总体上是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的——它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来改善统治者的行为，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结构。墨家则更加激进——它公开主张“尚贤”，认为应该选举有德有才的人担任官员，而不是由贵族世袭；“节用”，要求王公大人节制享乐，把资源用于人民的福利。

墨家学派的基本特征

钜子制度：严密的组织体系

墨家学派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高度组织化。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最有组织性的学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准军事化的团体。这种组织形式的核心，是“钜子制度”。

钜子，又写作“巨子”，是墨家学派的最高领袖。据《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墨家曾有一位名叫“孟胜”的钜子，他为楚国阳城君守城，城君被杀后，孟胜认为“受人之义，与之俱死”，于是自刎而死，随他一起赴死的弟子有一百八十余人。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墨家组织的凝聚力。

钜子的权威是绝对的。《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墨家钜子腹䵍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考虑到腹䵍年迈，只有一个儿子，特意赦免了他。但腹䵍坚持说：“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最终，他还是按墨家之法处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说明，钜子必须以身作则，遵守墨家的法规，不能因为私情而违背原则。

钜子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墨家内部的秩序，更在于实现墨家的理想。墨子本人是首任钜子，他之后，钜子的位置传给下一任有德有能的人。墨家的这种传承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传统，体现了“尚贤”的精神。

墨家的行动特征

墨家学派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强烈的行动导向。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最注重实践的学派。墨子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实践者——他不只是坐而论道，更是起而行之。

《墨子·公孟》篇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对话。有一位墨子的弟子问：“为义孰为大务？”墨子回答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墨家重视的是各尽所能、通力合作，而不是空谈玄理。

墨家这种重视实践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止楚攻宋”的故事中。这个故事记载在《墨子·公输》篇中，是理解墨家行动特征的最佳案例。

故事发生在楚国准备攻打宋国的时候。公输般（即鲁班）为楚国制造了攻城器械“云梯”。墨子听说后，日夜兼程赶到楚国，对楚王和公输般说，自己有办法对付这些器械。公输般先后用九种方法攻城，墨子都用相应的方法防御。公输般没有办法，就说：“我还有一计，但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但我的弟子三百人已经在宋国城墙上，用我教给他们的方法防御。就算我死了，宋国也守得住。”

楚王听后只好放弃攻宋的打算。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墨家的行动力——墨子不仅能够用言辞说服楚王，更有实际的防御技术和组织力量作为后盾。

墨家组织的独特性

墨家学派的组织形式，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独特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组织的严密性。墨家有明确的纪律和规矩，成员必须服从钜子的命令，遵守墨家的法规。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墨家能够统一行动，完成单个人或松散学派无法完成的任务。

其次是成员的流动性。墨家吸收成员不看出身，只看德行和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墨家，只要他愿意遵守墨家的规矩，接受墨家的思想。这种开放的成员制度，使得墨家能够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保持组织的活力。

第三是组织的独立性。墨家不是依附于某个诸侯国的政治力量，而是一个独立于各国政权之外的团体。它可以自由地介入各国的纷争，也可以自由地批评各国的统治者。这种独立性，是墨家能够在诸侯争霸的时代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墨家这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也预示了它后来的悲剧命运。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力量都会被压制或消灭。墨家要生存，要么被纳入国家体制，要么被彻底消灭——而它选择了前者，就意味着放弃了独立性和行动力，最终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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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生活于战国初期那个“乱”与“变”的时代，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不公。他出身工匠，深知民间疾苦；他学儒出身，通晓六经典籍；他创立墨家，建立严密的组织；他周游列国，践行自己的理想。墨子的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平民阶层的声音；墨家的实践，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行动主义传统。

通过本章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那是一个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墨子的生平虽然史料有限，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创立了与儒家抗衡的墨家学派。墨家与儒家的关系，既有师承，又有批判——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墨家学派的基本特征是组织严密、重视实践，这种特征使得墨家成为先秦诸子中最有行动力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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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479 BCE : 孔子生活年代 470-390 BCE : 墨子生活年代 475 BCE : 战国时代开始 约前440年 : 止楚攻宋 前221年 : 秦统一六国 前206年 : 秦朝灭亡 西汉以后 : 墨家衰落 ```

理解墨子及其时代，是我们深入研究墨子思想的前提。墨子提出“兼爱”“非攻”“节用”“尚贤”等主张，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们对现代社会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后续章节中逐一展开。在进入墨子核心思想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记住一点：墨子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行动者。他的思想，是在行动中形成和检验的；他的学派，是为了行动而建立的。理解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墨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