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法罗的灯下

在布法罗的灯下

1997年秋天，哈佛大学出版社将Georg G. Iggers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历史学与其对传统的反叛》英文扩充版摆上北美书店橱窗时，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已经在审稿人和编辑之间辗转多时：为什么是一位德裔犹太流亡者，由纳粹驱逐出汉堡，辗转落脚在纽约州西部一座工业城市的大学里，却成为二十世纪历史学最权威的编年史人？这个问题听起来近乎悖论。被驱逐者如何能为一段他被迫离开的传统作最忠实的记录？被剥夺了故国语言之内的发言权的人，又如何能对德、法、英、美四种史学传统进行整体性的审判？

答案藏在伊格尔斯自己拥有的那种双重视野里：他对德意志历史主义既血缘相连又经验断裂，对美国的社会史与计量转向既深入了解又保持距离。他站在布法罗家书房那盏旧式台灯下，以一个既属于又外在于德国古典史学的眼睛，去审视整个二十世纪历史学的转向、裂变与重组。这双眼睛决定了全书既不偏袒年鉴学派，也不盲从后现代主义，而是以德国古典史学的方法论自觉为底色，去衡量一切新的史学主张。

接下来要回溯的，是这双眼睛如何形成、又如何被磨砺成一种特殊的史学观察力。

汉堡的童年与里士满的流亡

伊格尔斯1926年12月7日生于汉堡。父亲经营着一份小型进出口生意，母亲出身于一个早就在汉堡定居、几乎完全德意志化的犹太家庭。这个家庭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宗教犹太社区，他们庆祝圣诞节，订阅汉堡的报纸，阅读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就像阅读同代邻居的来信一样自然。

这是1933年之前德国中上层犹太家庭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他们接受歌德与席勒，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相信"教养"（Bildung）能够将犹太移民的子弟转化为德国文化无可争议的内部成员。伊格尔斯后来回忆说，他的父亲对"犹太性"几乎没有自觉认同，他们家的认同指向是汉堡、德国、欧洲启蒙遗产。这种认同并不虚伪，它是真诚的，也是脆弱的：它依赖于一个并不稳固的前提——前提一旦被打破，整个身份结构就随之坍塌。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父亲的生意立即陷入困境，不是一夜之间被摧毁，而是被慢性的窒息所杀死。合同被取消，客户回避犹太供应商，银行账户被冻结。五年间，这个家庭眼看着自己从"德国人"变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种族"，但更残酷的是变成日常语境里的"问题"。他们原本以为自己享有的那种无差别归属，忽然被证实只是一种短暂的租借。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后，父亲做了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决定，全家移居美国里士满，依靠远亲的接济落脚。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弗吉尼亚州立图书馆里读英语版的兰克传记，在里士满学院附中里学拉丁文和欧洲史，他在故国失去的恰恰是他以为自己永远拥有的一切。流亡不是一次位移，而是一次身份结构的解体：他的母语、他的成长记忆、他的家族史所嵌入的那个更大的德意志叙事，突然在他身后被切断。这是双重视野最初的胚芽：他知道"内部"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曾经在内部生活过；但他也知道"内部"从外面看是什么样子，因为他被赶出了内部。

这种"既属于又外在于"的结构，后来被伊格尔斯反复描述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位置。它不是简单的中间立场，他没有成为一个中立化的国际主义者；他仍然在精神上亲近兰克、梅内克、韦伯的某些根本关切，但这种亲近距离始终被1938年那次流亡所打断，被一种"本可成为但未能成为"的感觉所调节。这种调节，既是他后来全部写作的隐秘发动机，也是他的写作区别于其他流亡者的地方。

芝加哥的内化与兰克—梅内克—韦伯的遗产

1944年伊格尔斯进入里士满大学，1947年转入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在战后的那几年正处于某种特殊的德国学统再生产之中：一批被纳粹驱逐的德意志学者以难民身份栖身于这所美国中西部的研究型大学，并且在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将一种特别的史学训练方式传递给了他们的美国学生。

伊格尔斯在芝加哥所遇到的，是战后美国德语学界一种相当典型的传递方式：他不是去读一份系统的"历史主义入门"课程，而是在阅读梅内克的《历史主义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1936）的过程中，逐步消化了一种特殊的史学审美。梅内克笔下那种对个体性的尊重、对"理解"（Verstehen）作为史学方法之核心的强调、对历史学家个体良知的信赖，这些在战后美国的实证主义氛围里听起来几近陌生的范畴，通过伊格尔斯一代的德裔学生，慢慢渗透进了北美史学的边缘。

但仅仅熟悉梅内克还不能解决一切。伊格尔斯后来承认，他是在芝加哥"被告知"了韦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尤其是《罗雪与克尼斯》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在1950年代初期尚未被英语世界系统翻译，但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某些讨论班里已经在使用德文原版。伊格尔斯从韦伯那里领受到的，并不是那种后来被广泛传播的"祛魅"叙事，而是一种更朴素也更严厉的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必须对自己的范畴保持反思性的距离。

这种训练的结果，是一种后来贯穿伊格尔斯全部写作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问题意识。"历史主义"在这里不能简单翻译成英文的historicism，后者涵盖面太广，从实证主义到相对主义都可被纳入。它指的是一个相当具体的德意志传统：从兰克1824年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序言开始，经由德罗伊森、迈纳克，到韦伯的"价值中立"所达到的那种对史学方法的高度自觉。这个传统的核心诉求是，历史学家应当知道自己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如其所是地"理解过去，并且应当为这种理解提供方法上的辩护。它并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持续的方法论自我追问。

伊格尔斯在芝加哥所完成的，是把这种追问内化为他自己的方法论直觉。这条线索贯穿他后来所有的写作，从1968年的《德意志的历史观念》，到1993年的德文版《二十世纪的历史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 Jahrhundert），再到2005年的修订本。他后来之所以能够不偏不倚地评判年鉴学派与美国计量学派，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手里始终握着这一把从德国古典传统中磨出来的标尺。

威斯康星的遭遇：社会史与计量史学的冲击

1951年伊格尔斯在芝加哥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任教。威斯康星在1950年代是美国社会史与计量史学的一个主要据点，贝林（Bailyn）、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正在那里工作或刚刚离开，福格尔（Fogel）与恩格曼（Engerman）则将在1960年代从这里向英语世界发起一场他们自己称之为"新经济史"的革命。

伊格尔斯对这一冲击的第一反应是一种带有警觉的尊敬。他在1960年代的若干文章中承认，社会史和计量方法确实揭示了政治—思想史传统所忽视的结构性过程：奴隶制经济、人口的迁移、阶级结构的变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他也承认，贝林和霍夫施塔特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给他提供了一种与德国传统完全不同的史学想象空间：他们的关切中心不再是国家与教化，而是社会与文化。

但他同时保持了距离。1968年《德意志的历史观念》出版时，他在序言中写下了一段话，大意是：计量方法的兴起并不是历史学的"科学化"的完成，而是另一种范式承诺的开始；它同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预设，同样需要被从外部审视。这段话后来成为他评判一切新的史学主张时的固定姿态：先承认其揭示的力量，再追索其未被明言的前提；先进入其方法，再回到方法之外去检视它。

威斯康星时期对伊格尔斯最重要的意义，是他在那里完成了方法论自觉的训练。一个在德国传统内部成长起来的学者，当他第一次系统遭遇一种外部范式时，他不可能不重新审视他自己的传统究竟承诺了什么。伊格尔斯后来在多次访谈中承认，1950年代末他在威斯康星所写的那些备课笔记，就是他后来三十年思考的胚芽。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史学如何衡量自身"那部分，直接进入了1997年那本书的章节结构。

他也在这里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所处的位置，与福格尔那一代人完全不同。福格尔对计量史学的辩护，本质上是科学主义的：他相信历史学能够被改造成一门预测科学，这与德国历史主义对人文学科之特殊性的强调是直接冲突的。伊格尔斯并不否认计量方法在某些问题上的效力，但他无法接受那种把经济学模型当作历史学之最终标准的做法。这种不肯让步，正是他后来能够把计量学派也作为对象来审视的根本原因。

布法罗的五十年：与德国学界的通信与旁观者的位置

1958年伊格尔斯转往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这座位于伊利湖边的工业城市当时并不是美国史学的中心，但它给伊格尔斯提供了两样芝加哥与威斯康星都未必能提供的东西。第一，远离学界中心的距离，使他能够以旁观者的姿态观察德、法、英、美四种传统之间的互动；第二，与德国学界保持的、几乎从未中断的通信联系，使他在北美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了解到德语史学内部正在发生什么。

伊格尔斯与德国学界的连接，是通过《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和《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这两个枢纽完成的。前者是德国史学的主流期刊，由梅内克—布伦塔诺—韦勒那一谱系的学者把持；后者是他自己长期担任编委、并实际上参与了编辑方向的英文期刊。从1960年代开始，他在《历史杂志》上撰写关于美国史学的综述文章，也在《历史与理论》上组织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专题讨论。这种双向的连接，意味着他在任何一个时刻，都能同时听到德语传统与英语传统内部正在发生的争论。

```mermaid flowchart TD A[兰克 1824] --> B[德罗伊森] B --> C[梅内克 1936] C --> D[韦伯] D --> E[伊格尔斯<br/>威斯康星与布法罗]

F[比尔德] --> G[贝林] G --> H[霍夫施塔特] H --> I[福格尔·恩格曼] I --> E

E --> J[《二十世纪的历史学》<br/>1993/1997/2005] E --> K[与怀特的通信<br/>《历史与理论》1990s] E --> L[重读兰克<br/>布法罗家书房] ```

更关键的是，他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长期通信与争论。怀特1973年的《元历史》（Metahistory）在英语世界掀起了一场至今未完全平息的论战：它主张历史写作在根本层面上是文学性的，史学家所做的事情与其说是发现过去，不如说是建构过去。伊格尔斯从一开始就对怀特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但他所采取的批判方式，并不是简单地把怀特打发为"相对主义"，而是持续地、细密地追问怀特每一项论断的方法论后果。

1990年代中期，伊格尔斯与怀特在《历史与理论》上进行了一次集中的通信。这组通信后来成为研究后现代转向时史学界内部张力的重要文献。伊格尔斯在通信中反复回到一个核心论点：怀特对史学之文学性的强调，建立在一组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预设之上，而这些预设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产物。换言之，怀特所声称的"反基础主义"，其实依赖于一种未经检验的关于历史学之对象的形而上学。伊格尔斯并不否认史学中叙事与解释的复杂性，但他坚持认为，承认这种复杂性并不需要走向那种"过去并不存在，只有文本"的极端立场。

他在其中一封通信里写道（转述大意）：怀特的论证之所以如此有力，恰恰因为它部分是正确的；但它之所以危险，恰恰因为它把部分正确当作了全部正确。历史学家与诗人确实共享某些修辞资源，但前者还必须为判断的真实性负责，这种责任不能被叙事性所消解。这段话浓缩了伊格尔斯整个立场的核心：既不否认转向的力量，也不放弃传统的责任。

这组通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呈现了一个既不属于年鉴学派、也不盲从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察者，如何在两条路径之间进行细致的工作。他既不像布罗代尔那样将"长时段"与"结构"作为最终标准，也不像怀特那样把叙事的修辞性推到极致。他所坚持的，是德国古典史学从兰克开始就奠定的那种东西：历史学家必须为自己关于过去的判断提供方法论上的辩护，无论这种辩护最终采取何种形式。

一盏灯下的重读：兰克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

1990年代某个冬天的晚上，布法罗伊格尔斯的家中那盏旧式台灯下，他再次打开兰克1824年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序言。这一段话他读过不下二十遍，但每次重读，他都会在笔记本上写下不同的批注。

这次他写下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兰克所说的"如其所是地"理解过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方法论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承诺？兰克本人在序言中写的原话，"历史学被赋予的判断过去、为未来服务的使命，只不过是要说出：事情是怎样发生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究竟意味着什么？

伊格尔斯在笔记中区分了两种可能的解读。一种是把兰克的"如其所是"理解为一种朴素的实证主义承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客观地重建过去，不加任何解释的色彩。另一种解读则把"如其所是"理解为一种严格的方法论要求：历史学家必须穷尽所有可用的史料，必须以最为严格的批判精神处理每一条证据，必须将最终的判断建立在可被检验的程序之上。前一种解读在二十世纪初已经破产；后一种解读在伊格尔斯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但它需要在新的条件下被重新阐述。

他进一步写下（转述大意）：二十世纪历史学的所有转向——从兰普雷希特的社会史要求，到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到贝林—霍夫施塔特的文化转向，到福格尔—恩格曼的计量学派，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都可以被理解为对"如其所是"这一承诺的不同方式的回应。每一种回应都揭示了过去某一方面的真实，但又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遮蔽了过去其他方面的真实。年鉴学派揭示了结构，但有时遮蔽了事件；计量学派揭示了趋势，但有时遮蔽了能动者；后现代主义揭示了叙事的修辞性，但有时遮蔽了过去本身的物质性。

笔记本的最后，他写下一句后来反复出现在他著作中的判断：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回到兰克，而是带着兰克的问题意识，经过所有后来的回应，重新出发。这句话既是对他自己的方法论姿态的总结，也是对整个二十世纪史学史的总结。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三十年孕育与后现代回应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孕育期跨越三十年。1960年代末伊格尔斯开始在布法罗的研究生课程中系统讲述二十世纪史学的发展，这些讲义到1970年代初已经积累成相当规模的备课笔记。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反复修订这些笔记，并在《历史杂志》、《历史与理论》、《美国历史评论》等期刊上发表阶段性成果，与此同时继续与德国学界保持通信，跟踪每一种新的史学动向。

1993年德文版在德国出版。这本书的德文版一开始并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为主要读者，而是面向德国学界，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选择，因为伊格尔斯所做的事情，是从外部向德国学界讲述德国史学在二十世纪的转化。德国学界对此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流亡者对母国的清算，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德国人对德国史学的国际定位。但无论是哪种反应，都无法否认这本书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权威，这种权威既来自流亡者所特有的距离感，也来自他对德国学统的内行掌握。

1997年英文扩充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增加了关于美国史学、后现代转向和非西方史学的章节。2005年的修订本则正面回应了语言学转向和新文化史的挑战，新增了关于"史学与全球化"、"史学与记忆"等主题的讨论。这本书的结构本身就是伊格尔斯方法论立场的体现：它不是一部简单的编年史，而是以"史学如何理解自身"为暗线展开，从十九世纪历史主义的遗产，到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到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再到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转向和文化转向，最后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收束。每一种范式都被还原为它所承诺的方法、所揭示的真实、所遮蔽的盲点。

这种结构使得这本书不可能被归入任何一种现成的阵营。它既不是年鉴学派的辩护书，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集，更不是英美实证主义的赞歌。它是一份以德国古典史学的方法论自觉为底色，对二十世纪所有主要史学范式所作的冷静审视。

理解伊格尔斯，必须先理解他的双重身份。他从德国历史主义的"局内人"变成了"永远的局外人"，但这种外在于并不导致抛弃，反而导致一种特殊的、带着反思距离的亲近。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他才能写出那种既不偏袒年鉴学派、也不盲从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史。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一位德裔犹太流亡者何以成为二十世纪历史学最权威的编年史人？答案已经清晰：这双眼睛的特殊性，来自一种被流亡所中断、又未被流亡所切断的精神血缘。

具体而言，这种双重身份由三组张力构成。其一，与德意志历史主义的血缘关系，伊格尔斯既是兰克—梅内克—韦伯谱系的精神继承者，又是1938年那场流亡中被驱逐者，这种既属于又外在于的张力贯穿他全部写作。其二，与美国社会史的对话，他与贝林、霍夫施塔特同时代却不同路径，与福格尔—恩格曼的计量学派既对话又保持距离，这种对话塑造了他的方法论自觉。其三，对后现代转向的正面回应，他在1990年代与怀特的通信中所采取的姿态，既不是简单的拒斥，也不是盲目的拥抱，而是把它放在德国古典史学的方法论框架下进行评估。

这种精神地理学，决定了他后来那本《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写作立场：以一种既属于又外在于德国传统的方式，去衡量一切新的史学主张。下一章我们将进入这本书的内部结构，逐一考察它如何处理十九世纪历史主义的遗产，如何叙述年鉴学派的兴起，以及如何将计量史学的冲击整合进它的整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