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司马光

走近司马光

公元1067年，一个名叫司马光的中年官员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一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面对新即位的年轻皇帝，司马光本应迎来仕途的新机遇。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另一条道路——一条通向《资治通鉴》的道路，一条历时十九年、横跨三朝、贯穿中国历史的道路。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全书三百余万字，记载了从战国初期到五代末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这样一部煌煌巨著，为何会由一位北宋官员来完成？司马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生平经历与政治立场如何塑造了这部书的编写理念？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一个人的故事，更关乎中国史学传统中一个独特的编纂理念——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要理解《资治通鉴》，必须先理解司马光。而要理解司马光，则需要从他的家世背景说起。

世代官宦的儒家浸润

司马光出身于并不显赫却绵延数代的官宦之家。根据史料记载，司马光的祖辈可追溯至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孚是晋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在魏晋易代之际以“温厚忠仁”而著称。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特意为司马孚立传，其中未免没有借古人自况的意味。不过，司马光家族真正在北魏时期定居于陕北夏州（今陕西靖边），此后数代均以儒学传家。

司马光的曾祖父司马炫、祖父司马炫、父亲司马池三代均中进士，在地方和中央任职。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这是一个掌管图书典籍的清要之职，对司马光早年的学术熏陶产生了直接影响。史书记载，司马池“性质仁厚”，为官清廉，常以俸禄周济亲族，而自己却生活简朴。这种家风对司马光影响深远——他后来以节俭著称，居官三十年始终保持清贫本色，与这种家庭氛围密不可分。

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在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值得注意的是，“光山”之名与司马光的名字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巧合。司马光后来在《答陈监簿序》中自述，他幼年时并不喜欢读书，唯独对历史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七岁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展现出超常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宋史·司马光传》记载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司马光幼年与同伴们在院中玩耍，一个孩子不慎掉入水缸，其他孩子惊慌失措，唯有司马光冷静地用石头砸破水缸，救出同伴。这个“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虽然可能是后世附会，但它生动地刻画了司马光少年时期沉稳果决的性格特质。

真正可资佐证的是司马光少年时期的学术表现。他在十二岁时便能通读《左传》，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如数家珍。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一种日后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特质——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敏锐洞察。司马光后来回忆说，他幼年读史时，最感兴趣的并非历史事件本身，而是“治乱兴亡之迹”，即一个王朝为何兴盛、一个政权为何衰亡的深层原因。这种关注“兴亡之理”的学术取向，构成了《资治通鉴》编纂理念的雏形。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对他的教育采取了严格而开明的态度。司马池为官各地时，总是将年幼的司马光带在身边，让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务实践。这段经历使司马光早早认识到官场运作的实际情形，也为他日后撰写的史论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司马光十七岁时，父亲去世，他按制守孝三年，期间闭门读书，潜心研究经史典籍。这段孤独而专注的时光，奠定了司马光日后治学的基调——沉稳、内敛、不为时俗所动。

公元1036年，十八岁的司马光中进士，正式踏上仕途。从这一年起，直到公元1086年去世，司马光的政治生涯跨越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长达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司马光经历了北宋政治舞台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也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而这一切，都成为他日后编纂《资治通鉴》的宝贵素材。

仕途三朝与政治立场

司马光的仕途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入仕到逐渐边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转折点，正是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在位期间（1022-1063年），司马光历任地方官职和中央清要之职，先后担任过郓州通判、苏州通判、开封府推官等职务。在这些职位上，司马光以办事干练、敢于直言著称。他关心民间疾苦，多次上书论说时政得失，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关于财政问题的论述——司马光敏锐地指出，北宋冗官、冗兵、冗费造成的财政危机已经危及国家根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些议论为日后《资治通鉴》中的史论埋下了伏笔。

然而，司马光的改革思路与后来王安石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司马光看来，北宋的问题在于制度执行不力和吏治不清，而非制度本身需要根本变革。他主张通过节省开支、裁撤冗员、整顿吏治来化解危机，而非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来开源。这种立场源于司马光对儒家传统的坚定信奉——在他看来，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有悖儒家“藏富于民”的理念，会导致与民争利的恶果。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驾崩，英宗即位。英宗在位仅四年（1063-1067年），但这段时间对司马光而言意义重大。英宗是一个有抱负的皇帝，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个守成之君，而是希望有所作为。司马光被召入京城，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开始接近权力中枢。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宗下令设立书局，命司马光等人编纂历代君臣事迹。这项工程后来发展成为《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政治事件之一，也是司马光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旧识，甚至在早年有过不错的交情。两人都以才学闻名，都希望振兴北宋，都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在改革的具体路径上，两人却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王安石主张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来发展经济、充实国库。他的新法包括青苗法（以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募役法（以税收代替劳役）、农田水利法（鼓励水利建设）、市易法（政府参与市场调控）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强制摊派、扰民害民的现象；政府与民争利的批评声不绝于耳；部分措施被指责为与民争利，损害了儒家传统中“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的反对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对儒家治国理念的坚定信奉。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在于“以利为义”——用功利目标取代道德教化，用国家强制取代社会自治。他在与王安石的多封书信中反复阐述这一观点，认为治国之本在于道德教化而非法令刑罚，在于藏富于民而非与民争利。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辞去朝廷职务，出任永兴军安抚使，后又知西安州，从此离开政治中心。在地方任职期间，司马光仍然坚持批评新法，同时也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史书编纂工作中。他在地方任上继续搜集资料、考辨史实，为《资治通鉴》的编纂积累素材。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史论文章，后来大多收入《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中。这些史论文章清楚地表明，司马光对历史的思考始终与他对现实政治的关切紧密相连——他编纂史书的首要目的，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寻找治国理政的借鉴。

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全书编纂完成。此时距司马光开始编纂这部书已经过去了十九年，距王安石变法也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和变法的反对者司马光，一个在六年前已经去世，一个在两年后也将离开人世。然而，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并未随之消解——这段争议将在哲宗即位后以更加激烈的方式重新爆发，并最终以彻底废除新法告终。

理解司马光的政治立场，对于理解《资治通鉴》的编纂理念至关重要。这部书之所以选择以“治乱兴亡”为叙述主线，之所以在史实之后附以“臣光曰”的史论，之所以对改革变法持审慎乃至否定态度，都与司马光本人的政治立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治通鉴》因此失去了客观性和学术价值——司马光在资料搜集和史实考辨上投入的心血是无可置疑的，他“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编纂原则也体现了极高的史学素养。但承认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同时指出：任何史书都是特定历史人物在特定立场下编纂的产物，理解作者的立场，恰恰是理解这部书的重要前提。

修史之志的缘起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念头，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

嘉祐初年，司马光在中央任职期间，已经产生了系统整理中国历史的念头。当时的学者大多以研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主，对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历史关注较少。司马光认为，这种状况不利于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貌，也无法从中汲取足够的治国经验。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各种史料，包括正史、编年体史书、别史、杂史、奏议、笔记等，计划编写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书。

然而，真正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的契机，来自宋英宗的一项诏令。

宋英宗即位后，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对身边的侍读大臣说：历代史书汗牛充栋，但缺乏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学者想要了解历朝兴亡之迹，不得不翻阅大量书籍，这既费时费力，又难以形成系统的认识。他希望能够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既便于阅读，又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英宗的这番话正中司马光下怀。司马光立即上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编纂计划。他在奏疏中写道：自战国以来，纪传体史书成为主流，但这种体例存在明显缺陷——同一事件被分散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读者很难了解事件的全貌和发展过程。相比之下，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线索，将同一时期的各种事件按年月编排，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自从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之后，通贯古今的编年体史书已经久未有人编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英宗对司马光的建议深表赞同，当即下令设立书局，由司马光主持编纂工作。书局设于崇文院内，配备了专门的官员和助手，所需经费由国库拨付。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国家文化工程，显示了英宗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然而，编纂工作的启动并非一帆风顺。英宗在位仅四年便驾崩，神宗即位。神宗虽然也支持编纂工作，但他的兴趣点与英宗不同——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变法来振兴国家，而非仅仅从历史中寻找借鉴。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直接影响了编纂工作的进行。

首先是经费问题。王安石推行新法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国库开支紧张，拨给书局的经费逐年削减。司马光不得不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钱来补贴编纂费用，有时甚至要依靠朋友和学生的资助。其次是人员问题。变法派当权后，司马光的政治处境日益艰难，愿意参与他编纂工作的助手也越来越少。许多原本在书局工作的学者因为担心得罪权贵而选择离开，书局的规模一度萎缩到仅剩两三人。

最困难的时期是熙宁四年至六年（1071-1073年）。这一时期，司马光被外放至地方任职，无法亲自监督编纂工作。书局实际上处于半停顿状态，许多已经完成的稿件因无人校订而堆积如山。司马光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他担心这部耗费了大量心血的史书无法完成，更担心自己的政治处境会连累编纂工作。

转机出现在熙宁六年（1073年）。这一年的九月，宋神宗下诏将《资治通鉴》定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神宗在序言中写道：司马光编纂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这篇序言标志着神宗对《资治通鉴》编纂工作的正式认可，也为司马光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提供了政治保护。

此后，编纂工作进入了快车道。司马光辞去地方职务后回到京城，专门负责《资治通鉴》的定稿工作。他每天凌晨便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身体状况不佳时，他就坐在轿子里继续审阅稿件，晚年甚至因过度劳累而一度中风。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工作，终于在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了全部定稿工作。

《资治通鉴》的编纂历时十九年，跨越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这十九年间，司马光经历了政治上的失意与困顿，也经历了身体上的衰老与疾病的折磨。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这项工作。将近二十年的坚持，不仅需要学术上的毅力，更需要信念上的支撑——司马光坚信，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值得他付出毕生的心血。

十九年磨一剑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回顾了编纂工作的艰辛：“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句话绝非夸张之词。从嘉祐年间动笔到元丰七年定稿，《资治通鉴》的编纂经历了十九年的漫长时间。这十九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嘉祐至治平年间（1056-1067年），这是编纂工作的起步阶段。司马光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整个编纂工作的总体设计和前期准备。他确定了以编年体为体例、以“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选材标准的基本原则，并开始搜集和整理资料。在这一阶段，他的主要助手是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这些学者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他们的参与为《资治通鉴》的学术质量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熙宁至元丰初年（1068-1080年），这是编纂工作的主体阶段。司马光及其助手们完成了从战国到隋代的全部初稿，共计二百九十四卷。这一阶段的工作量最大，也最为艰辛。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阅读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包括正史、编年史、别史、杂史、传记、奏议、笔记等，总字数超过三千万字。从这三千万字中删削冗长、提炼精华，最终形成三百余万字的《资治通鉴》，其间的取舍抉择凝结了司马光等人无数的心血。

第三阶段是元丰元年至七年（1078-1084年），这是编纂工作的收官阶段。司马光完成了最后八卷（五代部分）的定稿工作，并主持了全书的通审和校订。元丰七年十二月，司马光将定稿进呈宋神宗，神宗下诏奖赏书局全体人员，《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正式宣告完成。

编纂工作的难度远超常人的想象。首先是资料搜集的困难。司马光使用的史料来源极为广泛，既有前四史这样的正史，也有《汉纪》《后汉纪》《十六国春秋》《魏郑谏录》等编年体史书和杂史，还有大量的文集、奏议、笔记、碑传等。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资料，司马光经常托人四处搜访稀见史料，有时甚至需要亲自到各地图书馆查阅。这种对资料的执着追求，保证了《资治通鉴》在史实上的可靠性。

其次是史实考辨的困难。不同史料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存在差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司马光必须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记载中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往往涉及复杂的考辨和判断。司马光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史实考辨原则：一是正史优先，兼采杂史；二是多源互证，以求征信；三是存疑待考，不强作解人。这些原则在后世的史学研究中被广泛继承和发展。

最后是体例统一的困难。《资治通鉴》横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涉及十几个朝代。不同朝代的历史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如何在统一的编年体框架下兼顾各朝代的特殊性，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难题。司马光的处理方法是：以年月为经，以事件为纬，在保持编年体基本格式的前提下，根据各朝代的特点灵活调整叙述的详略和方式。例如，对于政治大事采取详细叙述，对于制度沿革采取概述，对于文化成就则适当点缀，使整部书既具有统一的风格，又不失生动和丰富。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学术领导力。他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工作流程：助手们分工负责不同朝代的初稿编写，司马光本人则负责总体设计、体例制定、初稿审订和定稿工作。他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所有初稿必须经过他亲自审阅，不合格者退回重写；他建立了完善的资料管理制度，所有引用的史料都必须注明出处，便于核查。

更令人敬佩的是司马光的牺牲精神。在长达十九年的编纂过程中，他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即便在父亲去世、按制守孝期间，他也坚持工作。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中年后便疾病缠身，但他从未因此放松对工作的要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段话读来令人动容——它不仅是对编纂工作艰辛的如实描述，更是一位学者以生命完成学术使命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的历史观与编纂理念

《资治通鉴》之所以能够成为史学巨著，不仅在于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更在于它体现了司马光深刻的历史观和系统的编纂理念。

司马光的历史观可以概括为“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历史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记载本身，而在于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观点继承了儒家“告诸往而知来者”的传统，同时又有所发展。司马光认为，历史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规律性的东西——王朝的兴衰、社会的治乱、人物的成败，都有其内在的因果关系。认识这些因果关系，就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

在《资治通鉴》中，这种历史观体现为对“治乱兴亡”的高度关注。全书三百余万字，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一个政权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围绕这个问题，司马光精心选取了大量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实，包括成功的治国经验和失败的亡国教训。在叙述方式上，他注重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避免孤立地描写单个事件；在史论撰写上，他在许多重要史实之后加上“臣光曰”，直接发表议论，阐述自己的观点。

《资治通鉴》的编纂理念可以概括为“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八个字。这八个字出自司马光本人之手，是他对编纂工作的基本要求。“删削冗长”意味着对原始史料进行大量的删减工作，保留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举撮机要”意味着提炼出最能反映历史本质的要点，使读者能够抓住要害。这八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极高的史学素养和判断力。

司马光的编纂原则还包括体例统一、考辨严谨、文字精炼等。在体例方面，他坚持以年月为顺序的编年体，兼采纪传体的某些优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编纂体例。在考辨方面，他对史料中的疑点进行深入分析，在正文或注文中加以说明，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文字方面，他追求简洁明快的文风，力图用最少的文字传达最丰富的信息，同时也便于读者阅读和记忆。

司马光的编纂理念深受其政治立场的影响。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态度，决定了他在史书中对改革变法持审慎乃至否定态度。他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历史事实证明：大规模的改革往往适得其反，导致社会动荡。这种立场使《资治通鉴》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叙述上存在偏颇之处。例如，对唐代永贞革新的叙述，对北宋庆历新政的评价，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倾向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司马光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辨上投入的心血是无可置疑的，他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常常具有相当的深度。

理解司马光的政治立场与编纂理念之间的关系，对于阅读和理解《资治通鉴》至关重要。这部书既是史学巨著，也是政治宣言。它的价值既在于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在于展示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思考。作为读者，我们应该充分吸收书中的知识和智慧，同时也要保持批判性思考，认识到任何史书都是在特定立场下写成的，不可能完全客观。

本章小结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理想、坚持与牺牲的故事。司马光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的浸润和对历史的热爱。他的仕途经历跨越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终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政治失意。然而，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边缘化，反而成就了他的史学伟业。

《资治通鉴》的编纂历时十九年，耗费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这部书体现了司马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和“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编纂理念。它既是知识的宝库，也是智慧的源泉；既是学术的杰作，也是政治的宣言。理解司马光的生平经历与政治立场，是理解这部书的一把钥匙。

接下来的章节将带领读者进入《资治通鉴》的文本世界。我们将从全书的历史框架入手，逐一解析其编年体例的特点、选材标准的依据、史论形式的意义，进而深入研读各朝代的重要史实和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