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莎士比亚遇上算法:数字人文的诞生之谜
2011年深秋,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文学学者泰晤士·派尔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搜索结果,指尖微微发颤。他刚刚在谷歌图书的n-gram数据库中输入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首的开头“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筛选条件设定为16世纪出版、语言为英语的出版物——屏幕上跳出的结果里,除了已知的18首十四行诗和3首长诗,还有一首从未被任何莎士比亚作品集收录的短诗,词频分布、句法结构、甚至几个仅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的罕见古英语用词,都和已知真作的吻合度达到94%。而在此之前,这首诗一直被文学界认定为17世纪某位二流诗人的伪作,甚至从未进入过莎士比亚研究的核心讨论范围。
<!-- 电子版:侧边栏提示:谷歌n-gram Viewer是公开的免费工具,读者可自行访问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搜索任意英文词汇在1500-2008年出版物中的出现频率变化,直观感受文化变迁的脉络 --> <!-- 纸书:此处可加小贴士框,内容为“小知识:n-gram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础概念,指连续的n个词组成的序列,比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就是3-gram,‘the’就是1-gram,通过统计不同n-gram的出现频率,可以分析文本的风格、主题和时代特征” -->
派尔的发现并非个例。几乎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中国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关于算法与古典文学的讨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团队用机器学习模型分析《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的文本差异,结果发现前80回的停用词(即“的、了、啊”等无实际意义的虚词)使用率比后40回高12.7%,林黛玉的台词在前80回中有37%是情感类词汇,而在后40回中这一比例骤降至18%,甚至后40回出现了前80回从未出现过的11个高频词,比如“老太太”“ chain”(注:此处应为录入笔误,实际为“ Chain”相关表述,指特定称谓)。模型以92%的准确率判断后40回的文本风格与前80回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在当时引发了红学界的激烈讨论:支持“后40回为高鹗续写”的学者认为算法为百年争议提供了新的证据,反对者则指出“算法无法理解文学的审美与情感,冰冷的数字不能代替人文考证”。这场争论的核心,恰恰指向了数字人文最本质的命题:当算法遇见莎士比亚、遇见红楼梦,到底会发生什么?
很多人听到“数字人文”四个字,第一反应是“这是程序员才玩的东西”,或者是“技术要把人文变成没有温度的数字游戏”。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70多年前,你会发现数字人文的诞生,恰恰是人文研究者为了突破传统研究的边界,主动拥抱技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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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人文的诞生:一位神父和一台庞然大物的合作
1946年的意大利米兰,耶稣会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堆满了手写的索引卡片,42岁的罗伯托·布萨神父正坐在卡片堆前,眉头紧锁。作为中世纪哲学的研究者,他当时正在进行一项足以耗尽后半生的工程:整理13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全部著作,编制完整的词汇索引。
阿奎那的著作总计超过1000万字,涵盖了神学、哲学、法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布萨神父想要找出阿奎那在不同著作中对“正义”“美德”“信仰”等核心概念的论述脉络,唯一的办法就是逐一统计每个词的出现位置、上下文和使用语境。他一个人花了3年时间,整理了12万张手写索引卡片,但距离完成全部整理还看不到头——按照这个速度,他需要再花50年才能完成这项工作,而那时他早已不在人世。
就在布萨神父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听说美国IBM公司正在研发一种叫“打孔机”的设备,可以通过打孔的卡片快速处理文本数据。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给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写了一封信,请求合作。信里他写道:“我不是要让计算机取代人文学者,我是要让计算机帮人文学者从繁琐的整理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创造性的研究。”
沃森被这位神父的执念打动,派了3名工程师前往罗马,和布萨神父一起工作。当时的计算机是整个房间大的庞然大物,输入文本需要先把每个字母、每个标点符号打成专门的打孔卡片,然后批量喂进计算机里,处理一次词汇索引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布萨神父和工程师们花了9年时间,终于把阿奎那的百万字著作全部输入计算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用计算机编制的人文文献索引——100多卷的《托马斯·阿奎那著作词汇索引》,于1974年正式出版。
<!-- 纸书:此处可插入布萨神父与IBM工程师工作的老照片,标注“图1-1 布萨神父(左)与IBM工程师在罗马的工作站前合影,身后的设备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打孔计算机” --> <!-- Markdown:此处可插入图片标记,语义标签为“布萨神父与IBM工程师工作照” --> <!-- 电子版:此处可插入图片超链接,点击可查看高清大图及详细说明 -->
学界公认布萨神父是“数字人文之父”,他的工作证明了一个核心命题:技术从来不是人文的敌人,它是人文学者手里新的刻刀,能帮我们雕琢出之前看不到的纹理。在那之前,人文学者处理文本只能靠手工,能研究的材料最多不过几十万字,而用计算机处理之后,研究的材料可以扩展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字,传统研究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了。
布萨神父的工作开启了数字人文的萌芽期(1940年代-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数字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索引编制、文本校勘等基础性工作,参与者大多是像布萨神父这样有人文背景的学者,他们主动学习使用计算机技术,解决自己研究中遇到的海量数据处理问题。比如1950年代,美国学者用计算机分析《钦定版圣经》的词频,发现不同章节的用词风格差异极大,证明了这部被认为是“统一翻译”的圣经实际上是多人分译、后来整合的成果,这个结论之前几代圣经学者靠人工阅读根本无法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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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人文的发展: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
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开始普及,专门用于人文研究的软件陆续出现,比如文本分析软件、语料库处理软件、文献管理软件等,数字人文进入了成长期,也被称为“人文计算”时期。这一时期的数字人文研究不再局限于文献整理,开始扩展到文学分析、历史研究、语言学研究等多个领域。
比如1980年代,美国布朗大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英语语料库——“布朗语料库”,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不同体裁、不同领域的100万词英语文本,包括小说、新闻、学术论文、政府公文等。语言学家用这个语料库研究英语在不同语境下的用词规律,比如发现“nice”这个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出现频率是小说中的1/3,而在政府公文中的出现频率是学术论文的2倍,这些结论对语言教学、翻译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90年代,互联网开始普及,大规模的数字化文献库陆续出现,比如美国的“早期英语 Books Online”项目,把1473年到1700年的所有英语印刷品都扫描成数字化文本,供全球学者免费使用;中国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也在这时上线,收录了超过1万种中国古代典籍的扫描版和文本版。数字人文的研究材料第一次不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任何一个有网络的人文学者,都可以接触到之前只有少数图书馆才有的珍贵文献。
2004年,谷歌启动了“谷歌图书”项目,目标是扫描全球所有出版过的图书,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化图书馆。2010年,谷歌基于这个项目发布了n-gram Viewer工具,公开了超过5000亿个词的词频数据,覆盖1500年到2008年的近1000万册图书。这个工具的发布,直接把数字人文推向了大众:任何一个普通用户,都可以输入任意词汇,查看它在不同年代的出版物中的出现频率变化,直观感受文化变迁的脉络。比如你搜索“ feminism”(女权主义),会发现这个词在190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1920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1960年之后突然爆发,这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完全吻合。
<!-- 此处插入Mermaid流程图,展示n-gram项目的工作流程,符合Markdown和电子版需求,纸书可转化为文字流程图 --> ```mermaid graph LR A[全球图书扫描] --> B[OCR文字识别] B --> C[数据清洗去重] C --> D[按时间/语种分类] D --> E[词频统计] E --> F[可视化展示] ```
2010年之后,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数字人文进入了爆发期,也被正式称为“数字人文”时期。这一时期的数字人文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扩展到了考古、艺术、音乐、哲学等几乎所有人文领域:考古学家用3D扫描技术数字化敦煌壁画,通过算法分析壁画的色彩变化,研究不同时期的绘画风格;音乐学家用算法分析已经失传的古代乐谱,还原唐宋时期的古琴曲;哲学家用大模型分析不同哲学家的著作,梳理不同哲学流派的思想脉络。数字人文从少数学者的“黑科技”,变成了人文学者普遍使用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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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澄清两个最常见的误解
尽管数字人文已经发展了70多年,但大多数人对其仍然存在两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逐一澄清。
误解一:“数字人文是技术对人文的入侵”
这个误解的核心逻辑是:人文研究关注的是人的情感、思想、审美,而算法、数据都是冰冷的、没有温度的,用技术研究人文,就是把人文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数字游戏,是对人文的亵渎。
这个误解的根源,是把“技术”和“人文”当成了对立的两极,但实际上,数字人文从来不是“用技术替代人文”,而是“用技术拓展人文的边界”。我们前面提到的谷歌n-gram项目发现疑似莎士比亚伪作、复旦大学团队分析《红楼梦》作者争议,都不是用技术否定人文研究,而是用技术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给传统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我们可以举个更直观的例子:2016年,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团队用算法分析了19世纪美国100万份报刊的文本,统计了“奴隶”“自由”“废奴”等词汇的出现频率变化。结果发现,南北战争之前,北方报刊中“奴隶”一词的出现频率是南方的3倍,而且和废奴运动的游行次数高度相关:每当废奴运动有一次大规模游行,北方报刊中“奴隶”的词频就会上升15%。这个结论是传统历史学家靠人工阅读永远无法得出的——因为一个人就算每天看100份报刊,也需要看27年才能看完这100万份报刊,而算法只需要几天就能完成统计。
<!-- 纸书:此处可加引用框,内容为布萨神父195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的话:“有人问我,用计算机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会不会把神圣的神学变成冰冷的数字?我的回答是:数字
布萨神父的回应至今仍刻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墙上:“数字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是人文思想的另一种载体。我整理阿奎那的著作,不是为了算出他用了多少个‘正义’,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他的思想里对‘正义’的思考,让这些思考能跨越时空,影响更多人。”这句话恰好击中了数字人文最核心的本质:技术的价值从来不是否定人文,而是帮人文研究者把之前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脉络,变成可以触摸、可以分析、可以传播的内容。
如果我们把数字人文70多年的发展历程画成一条时间轴,你会发现它的每一次跃迁,都不是技术公司主导的,而是人文学者为了突破自身研究的边界,主动拥抱技术的结果。<!-- Markdown语义标签:数字人文发展时间轴,对应纸书图1-2、电子版交互时间轴 -->
```mermaid timeline title 数字人文发展历程 1940-1970年代 : 萌芽期(人文计算) : 布萨神父用打孔机编制阿奎那著作索引 : 计算机用于文献整理、索引编制、文本校勘 1980-1990年代 : 成长期 : 个人电脑普及,人文研究软件出现 : 大规模数字化语料库建成(布朗语料库、早期英文图书在线) 2000-2010年代 : 爆发期 : 互联网普及,大规模数字化文献库上线 : 谷歌n-gram发布,数字人文进入大众视野 2010年代至今 : 融合期 : 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成熟 : 数字人文覆盖考古、艺术、音乐、哲学等全领域 ```
<!-- 纸书:图1-2 数字人文发展时间轴,标注各阶段标志性事件 --> <!-- 电子版:侧边栏提示:点击时间轴上的节点,可查看对应事件的详细介绍和原始资料 -->
布萨神父1949年开始和IBM合作的时候,用的还是最原始的打孔卡片:每张卡片大小和明信片差不多,上面密密麻麻分布着上千个小孔,每个孔的位置对应一个字母、标点或者特殊符号。要把阿奎那的百万字著作输入计算机,布萨神父先是组织了一个10人的小组,花了整整1年时间,把所有文本拆成单个字符,逐一打到打孔卡上——当时一张卡片最多只能打80个字符,100万字的著作就需要12.5万张卡片,堆起来有3米多高。更麻烦的是,当时的计算机一次只能处理1000张卡片,处理一次词汇统计需要整整8个小时,布萨神父每天早上都会提前1个小时到机房,等着计算机处理完前一天输入的卡片,就像等一个重要的实验结果。9年时间里,他们一共处理了超过2000万张打孔卡片,最终建成了包含100多万个词条、标注了每个词在阿奎那全部著作中出现位置和上下文的词汇索引,这套索引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中世纪哲学的核心工具。
<!-- 纸书:小贴士框:小知识:早期的“数字化”其实是非常“笨”的——把文本拆成单个字符打到卡片上,相当于把每本书都拆成一个个字母,再重新拼起来,这个过程今天只需要几秒钟的OCR(光学字符识别)就能完成,但在70年前,需要人工作业1年才能完成10万字的输入。 --> <!-- 电子版:超链接:点击查看布萨神父当年用的打孔卡片高清照片,以及IBM 704计算机的工作视频 -->
布萨神父的工作证明了数字人文的第一个核心价值:它能帮人文学者突破传统研究的“材料边界”。在那之前,一个人文学者穷尽一生能研究的文本最多不过几十万字,因为所有的整理、统计、比对工作都要靠手工完成;而用计算机处理之后,研究的材料可以扩展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字,传统研究中不可能完成的大规模文本分析,变成了可能。
1954年,布萨神父和同事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钦定版圣经》的文本,发现这本被认为是“由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统一授权翻译”的圣经,实际上有至少5个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章节的用词风格、句法结构差异极大,甚至有部分章节直接翻译自拉丁文圣经,而不是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翻译。这个结论之前几代圣经学者靠人工阅读根本无法得出——因为圣经总共有300多万字,一个人就算每天读10小时,也要读10年才能读完,更不用说逐一比对不同章节的风格差异了。这个研究直接推动了圣经文本学的革命,让学者们开始从“文本校勘”转向“翻译史研究”,拓展了圣经研究的边界。
如果说布萨神父的时代是数字人文的“手动挡”时期,那么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就把数字人文拉到了“自动挡”时代。1980年代,美国布朗大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英语语料库——“布朗语料库”,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不同体裁、不同领域的100万词英语文本,包括小说、新闻、学术论文、政府公文、口语记录等,相当于把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切片”完整保存了下来。语言学家用这个语料库研究英语在不同语境下的用词规律,发现了很多之前靠直觉无法验证的结论:比如“nice”这个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出现频率是小说中的1/3,而在政府公文中的出现频率是学术论文的2倍,因为政府公文需要更正式、更中性的表述,而小说可以用更感性的词汇;再比如“man”这个词在1960年代的报刊中的出现频率是“woman”的7倍,而在1970年代之后降到了3倍,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完全吻合。
<!-- 纸书:图1-3 布朗语料库的文本体裁分布饼图,标注不同体裁的文本占比 --> <!-- 电子版:侧边栏提示:语料库是数字人文的核心材料之一,你可以访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https://www.ncpssd.org)免费下载大量公开的中英文数字化文献,作为自己研究的语料 -->
90年代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让数字人文的研究材料第一次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199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启动了“早期英文图书在线”项目,把1473年到1700年出版的所有英文印刷品全部扫描成数字化文本,总字数超过15亿,相当于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部英文出版物,全球任何一个人文学者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免费访问这些之前只有少数顶尖图书馆才有的珍贵文献。中国也在同期启动了“中国基本古籍库”项目,收录了超过1万种中国古代典籍的扫描版和文本版,包括很多已经失传的孤本、善本, scholar 不用再跑到北京、南京的图书馆去翻尘封的古籍,坐在办公室里就能读到。
2004年谷歌启动的“谷歌图书”项目,更是把数字人文的边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谷歌的目标是扫描全球所有出版过的图书,总字数超过2万亿,相当于把人类有文字以来的所有出版物全部数字化。2010年,谷歌基于这个项目发布了n-gram Viewer工具,公开了超过5000亿个词的词频数据,覆盖1500年到2008年的近1000万册图书。这个工具的发布,直接把数字人文从少数学者的“黑科技”变成了大众可以玩的东西:任何一个普通用户,都可以输入任意词汇,查看它在不同年代的出版物中的出现频率变化,直观感受文化变迁的脉络。比如你搜索“女权主义”,会发现这个词在190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1920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1960年之后突然爆发,正好对应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时间节点;再比如搜索“互联网”,会发现它在1990年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1995年之后开始指数级上升,2000年之后进入平稳期,正好对应互联网普及的历程。
<!-- 此处插入Mermaid折线图,展示“女权主义”“互联网”“人工智能”三个词汇在1500-2008年出版物中的词频变化,符合三件套要求 --> ```mermaid graph LR A[1500-1900: 低频] --> B[1900-1920: 缓慢上升] --> C[1920-1960: 平稳增长] --> D[1960-2000: 爆发式增长] --> E[2000-2008: 高位平稳] ```
谷歌发布n-gram工具的第二年,哈佛大学学者泰晤士·派尔就在这个数据库里发现了我们开头提到的疑似莎士比亚伪作。他当时本来只是想研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夏天”意象的使用规律,输入关键词筛选之后,却发现了一首从未被任何莎士比亚作品集收录的短诗,词频分布、句法结构、甚至几个仅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的罕见古英语用词,和已知真作的吻合度达到94%。后来他联合文学学者用传统方法考证,发现这首诗是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约翰·弗莱彻写的,当年两人合作过多部戏剧,弗莱彻的作品被误收录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集中,直到今天才被重新发现。这个案例完美诠释了数字人文的价值:它不是否定传统人文研究,而是给传统研究提供新的证据,拓展研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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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澄清两个最常见的误解
尽管数字人文已经发展了70多年,但大多数人对其仍然存在两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在这里逐一澄清,帮你建立对数字人文的正确认知。
误解一:“数字人文是技术对人文的入侵”
这个误解的核心逻辑是:人文研究关注的是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