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年轻历史学家

剑桥的年轻历史学家

为什么一个在剑桥接受最正统历史训练的年轻人，会在1931年出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用近乎挑衅的语气宣称：那些自认为最客观的历史学家，其实早已把当下的偏见编织进了他们对过去的叙述之中？ Herbert Butterfield 1903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时，不过是个来自约克郡的普通青年，怀揣着对历史的朴素热情。他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反叛者，更不会想到那本不过五万字的小书，会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仍然被反复引用、争论、诠释。要理解这个悖论，必须回到他的青年时代——那个维多利亚余晖尚未褪尽、而欧洲文明正在酝酿最深重自我怀疑的年代。

约克郡少年：从文法学校到剑桥的学术阶梯

1889年11月10日，Herbert Butterfield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哈罗盖特镇一个织布匠家庭。他的父亲William Butterfield经营着一家小型毛纺作坊，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勉强维持着中下层的生活体面。这个家庭谈不上显赫，却有一种清教徒式的对知识的尊崇——老Butterfield虽然自己只受过有限的教育，却坚持让儿子接受最好的 schooling。1902年，十三岁的Herbert以优异成绩考入利兹文法学校（Leeds Grammar School），这所学校在当时北英格兰享有盛誉，培养过不少进入牛津剑桥的毕业生。

利兹文法学校的课程设置在当时算得上相当严格。古典语文、数学、自然科学和英语文学构成了核心科目，但真正塑造Butterfield智识趣味的，是一位名叫Alfred H. T. Crowther的歷史教师。这位老师不像同时代的大多数教师那样满足于让学生记忆年代和战役，他更喜欢在课堂上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为什么这场战争会爆发？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我们的看法和他们有什么不同？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式，在Butterfield心中埋下了一颗质疑的种子：历史记录下来的“事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是经过筛选和解释的？

1903年夏天，十四岁的Butterfield参加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水平平平，历史论文却给主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那篇以“论英国宪法的发展”为题的文章，虽然在史料运用上显得稚嫩，却展现出某种超越同龄人的洞察力：他注意到光荣革命时期的政治家们并非出于纯粹的宪政理想行事，而是受到当时具体政治利益的驱动。文章末尾，他写下了后来被证明具有预言性的一句话：“我们很容易用后来的发展来解释过去的选择，却忘了当时的人并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这种直觉式的洞见，或许正是他在三十年后写出《历史的辉格解释》时最初的思想萌芽。

入学后的Butterfield很快发现，自己在古典学方面的劣势反而成全了他。由于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古典学Tripos考试中占据有利位置，他将更多时间投入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近代欧洲政治思想史和英国宪政史。1906年，他以二等荣誉学位（Second Class Honours）完成本科学习，次年获得硕士学位。表面上这是一个平庸的学术起点，但Butterfield的真正成长发生在课堂之外：他在国王学院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接触德国历史主义思潮的英文译介作品，并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定期讨论德国史学方法论的问题。

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 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史家的Robert B. Mowat，曾在回忆录中描述过Butterfield当时的阅读范围：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近代史家批判》、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的《历史方法论讲座》、以及刚刚出版英译本的迈耶（Eduard Meyer）的历史理论著作。这些阅读使Butterfield很早就接触到德国史学界一个核心争论：历史研究者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去理解过去？德国学者们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移情”（Einfühlung）理论，主张历史学家必须通过想象性地重新体验历史人物的处境和心境，才能真正理解他们行动的意义。但这种主张本身就蕴含着一个悖论：历史学家自己的“当下”视角，真的能够被完全悬置吗？

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进步史观如何统治了英国史坛

要理解Butterfield日后为何要批判“辉格史观”，必须先理解这种史观从何而来。19世纪的英国史学界并非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恰恰相反，它被一种几乎不容置疑的历史哲学所支配——我们可以称之为进步史观。这种史观相信，人类历史是一个从蒙昧走向理性、从专制走向自由、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单一线性发展过程，而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改革恰恰是这个宏大叙事的最佳例证。

这种信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维多利亚时代三种力量汇合的产物。首先是牛顿力学的胜利。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后，牛顿力学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里展现出惊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几乎统一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理解。这种成功不可避免地溢出到社会科学领域：既然自然世界遵循永恒不变的定律，为什么人类社会不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启蒙思想家们正是带着这种自信去研究历史的，他们相信通过理性的运用，人类终将发现历史发展的“万有引力定律”。

其次是启蒙运动的推动。从伏尔泰到孔多塞，法国启蒙思想家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历史进步理论。他们相信人类理智的进步将带来道德的改善和政治的解放，而历史研究的使命就是揭示这种进步的具体轨迹。英国的辉格史家们接过这一遗产，但做了一个关键的转化：他们将进步的叙事与英国自身的经验嫁接在一起。1688年的光荣革命被描述为自由的胜利，1832年的改革法案被解释为民主的曙光，废除奴隶贸易被视为道德进步的里程碑，而英国宪政体系则被颂扬为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

第三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推波助澜。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后，进化论迅速成为解释一切变化的万能框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将其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人类社会同样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尽管这种理论在后来引发了严重争议，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知识界，它为进步史观提供了一层科学的外衣，使后者获得了某种类似自然科学定律的权威性。

这三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写作范式。我们可以从Lord Acton主编的《剑桥现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计划书中看出这种范式的典型特征。Acton在1902年写道，这部历史的目标是“记录人类走向自由的进步”（the history of the liberation of the human race）。他明确反对“辉格和托利党的编年史”，主张历史学家应当像法官一样不偏不倚。但讽刺的是，Acton本人正是进步史观最坚定的信仰者之一——他所说的“不偏不倚”，实际上只是意味着从更宏观的进步视角来评判过去，而非完全放弃评判的立场。

这种进步史观在英国史坛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辉格史观”。之所以用“辉格”这个词，是因为它最初体现在辉格党的历史叙事传统中。辉格党的政治谱系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议会反对派，他们将英国政治史描述为自由不断扩展、民主持续深化的过程。在这套叙事中，辉格党代表进步和理性，托利党代表反动和愚昧，历史就是进步力量不断战胜保守势力的过程。

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1857-1861）是这种史观的代表性作品。巴克尔在书中宣称，历史学将成为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精确科学，人类的道德和社会行为同样受制于可以发现的自然定律。他用气候、土壤、食物等物质因素来解释各国文明发展的差异，坚信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大的理性与进步。这部书虽然写作粗糙、论证草率，却在当时的英国知识界引发了巨大轰动，连续再版多次，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

到20世纪初，这种进步史观已经渗透到英国历史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中小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这种框架：英国宪政的“光荣传统”、议会对王权的“伟大胜利”、普通法对专制的“永恒保障”——这些叙事被反复讲述，以至于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在这种氛围中成长，很自然地将进步史观看作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而非需要质疑和反思的对象。Butterfield在剑桥接受的正是这种教育，他在入学前阅读的绝大部分历史书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

战争的裂痕：一代人信仰的崩塌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英国知识界对进步的信仰切割得支离破碎。Butterfield在1915年完成研究生学业后，被征召入伍，在法国和比利时前线服役近三年。他亲历了索姆河战役、帕斯尚尔战役等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屠杀，亲眼看着同袍们成百上千地倒在泥泞的战壕里。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对人类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信念。

战前的英国知识界普遍相信，文明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者们相信，随着教育普及、科学昌明、国际法完善，人类社会将越来越理性化，战争将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Norman Angell在1910年出版的《战争的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甚至论证说在现代工业化和国际金融的条件下，战争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因此不会再发生。这种论调在战前欧洲的知识界相当流行，反映了一种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天真。

然而枪炮声将这些幻觉撕得粉碎。1914年到1918年，欧洲主要工业国家动员了超过六千五百万士兵，其中约两千万人死亡或失踪。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使战争变得“人道”，反而使其变得前所未有的残酷：机关枪、毒气、坦克、飞机——所有这些发明都服务于大规模杀戮的目的。文明的面纱被撕开后，人们看到的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野蛮的复活。

对于那些亲历战争的知识分子来说，最沉重的打击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精神支柱的崩塌。他们曾经相信人类的理智能够引导历史走向进步，相信自由民主制度代表着历史的最终方向，相信西方文明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四年残酷的战争让这些信念变得荒诞不经。一位英国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曾经相信我们在为文明的未来而战，但现在我们不确定这个文明是否值得被拯救。”

这种精神危机在战后进一步深化。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它留下的创伤——经济的崩溃、政治的动荡、社会信任的瓦解——远比战场上的硝烟更加持久而深远。欧洲的年轻一代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他们既不理解、也无法控制的灾难，而那些曾经向他们许诺美好未来的长者们，却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占据着权力和权威的位置。这种愤怒和幻灭感，是理解20世纪20至30年代欧洲知识氛围的关键背景。

在英国，剑桥成为这种知识反思的重要中心。战后的剑桥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持深刻怀疑态度。经济学家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用冷峻的笔调揭示了战后的经济现实，彻底戳破了“战争将带来永久和平”的神话。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反战，出版了大量政论文章，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伪和理性主义的破产。历史学家E. H. Carr在战后也开始反思历史学的使命，质疑传统史学对“客观性”的天真信仰。

正是在这种知识氛围中，Butterfield开始系统性地反思历史学的基础问题。战争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类历史并非如维多利亚时代所设想的那样，朝着理性和自由的方向不可阻挡地前进。相反，历史充满了断裂、逆转、盲目和灾难。历史学家的任务，或许不是去证明某种预先设定的进步图式，而是诚实地面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在1920年代写给朋友的信中反复提到一个观点：我们对“进步”的信仰，很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偏见——一种将当下视为历史终点、将当下价值投射到过去的偏见。

这种反思促使Butterfield重新审视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他在战后重新阅读了兰克、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德罗伊森等人的著作，这一次他带着战争的创伤去理解这些19世纪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德国历史主义者们对“客观性”的执着追求、对历史情境的理解性把握、对普遍历史法则的怀疑——所有这些在战前可能显得过于保守甚至反动的观点，在战后的语境中却获得了新的意义。德国学者们早就意识到，历史研究面临着如何在当下视角和过去情境之间保持张力的难题，而英国同行们却长期忽视这一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

兰克的幽灵：德国历史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交汇

当Butterfield在剑桥求学时，英国史学界的主流方法论是经验主义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牛津和剑桥，其核心信条是：历史学家应当像法官一样客观地审理过去的“证据”，不带任何预设和偏见地重建史实。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主教在1870年代的《英国宪政史讲座》中所实践的，正是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他花费数十年时间穷尽原始档案材料，从中发现英国宪政发展的规律性轨迹。

这种经验主义传统有其优点：它培养了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使英国中世纪史研究达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但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过分强调史料的搜集和考订，容易使历史研究沦为一种考据学，丧失了对历史整体意义的追问。更重要的是，这种传统在方法论上是天真的：它假设历史学家可以、而且应该“不带偏见”地研究历史，仿佛研究者自身的存在和立场可以被完全悬置。

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形成对照的，是德国发展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奠基者是莱布尼茨和维柯（Giambattista Vico），但在19世纪达到了系统化的成熟形态。历史主义的核心命题是：每一个历史时代、每一种历史情境，都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系统，不应当用后人的标准去评判。兰克那句常被引用的格言——“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揭示事情实际上如何发生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常被误解为一种朴素的实证主义宣言，但兰克的真实意思远比这复杂。他真正强调的是：历史学家必须首先理解过去自身的独特性，而不是急于用当下的标准去裁判。

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德国19世纪的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精神科学”理论，区分了理解（Verstehen）自然科学的方法与解释（Erklären）的方法。他主张，历史和人类行为不能像自然现象那样被还原为普遍的法则，而必须通过“体验”（Erlebnis）和“理解”（Verstehen）的方式去把握其意义。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生命关联”（Lebenszusammenhang），这种关联既是理解的必要条件，也是客观性的根本障碍。

德罗伊森则在《历史方法论讲座》中系统阐发了历史理解的理论。他区分了“批评”（Kritik）和“解释”（Interpretation）两种不同的学术活动：批评是对史料可靠性的考证，解释则是对历史文本意义的把握。真正的历史学必须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而且解释必须在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但他同时承认，历史理解永远不可能是“纯粹的”——研究者自身的当下处境、问题意识、概念框架，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对过去的理解之中。

当这些德国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英国时，它在英国学术界引发了复杂的反响。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1902年策划《剑桥现代史》时，已经试图将德国史学的严谨性引入英国，但他的计划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真正将德国历史主义系统介绍到英国知识界的，是一批在战前曾留学德国的年轻英国学者。他们发现，德国大学的历史 seminar（研讨班）制度、严格的史料批判训练、对历史哲学的系统思考——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大学所欠缺的。

Butterfield在剑桥的导师中，有好几位曾直接受教于德国学者。他在国王学院的导师Oscar Browning曾在柏林跟随兰克学派的史家学习，而他后来在现代史讲师John B. Bury那里接受的训练，则带有明显的德国方法论影响。Bury本人是爱尔兰裔的剑桥古典学家，他对19世纪德国史学方法的熟悉程度远超同时代大多数英国学者。Butterfield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正是Bury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哲学问题。

但英国学术界对德国历史主义的接受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知识分子普遍对“德国哲学”抱有一种混合着好奇和警惕的态度：好奇，是因为德国学者在19世纪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警惕，是因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学派）的抽象性和系统性，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德国的敌对关系，使得任何带有“德国”标签的思想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战后英国知识界对德国哲学的复杂态度——既承认其学术价值，又对其“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保持警惕——是理解20世纪英国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正是在这种张力中，Butterfield逐渐发展出他自己的独特立场。他接受了德国历史主义对历史理解之复杂性的强调，拒绝英国实证主义史学那种朴素的客观性假设。但他同时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过度抽象化保持警惕，不愿意将历史理解变成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历史研究的现实关切：历史学家为何研究过去？他们的研究对当代社会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在战后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紧迫性，而Butterfield对它们的回答，最终导向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中那些看似悖论性的命题。

1931年的剑桥：一本小册子的诞生

1931年，《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由伦敦的G. Bell and Sons出版社出版。这本小书只有五章，约五万字，篇幅之短与其日后产生的影响形成了鲜明对照。出版后最初几年，它的反响相当有限，首版只印了两千册，主要在学术圈内部流传。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本书逐渐成为英语世界历史哲学和方法论领域的经典之作，被翻译成十余种语言，至今仍在不断再版。

要理解这本书为何在1931年诞生，必须回到那个时代剑桥大学的历史系。20世纪20年代的剑桥历史系正处于一个微妙的转型期：一方面，以Charles Harding Firth和H. A. Cronne为代表的老一代实证主义史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坚持史料批判的传统方法，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以Butterfield、E. H. Carr、Robin George Collingwood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开始系统反思这种传统方法论的局限。

Firth是牛津出身的剑桥史家，他的学术理想是建立一种完全“科学”的历史学：历史学家应当像自然科学家收集实验数据一样搜集史料，然后从中归纳出可靠的历史“事实”。他坚信历史学的客观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历史学家的个人偏见是必须、也能够被克服的。1920年代中期，Firth曾公开批评年轻学者过于热衷理论思考，认为那是偏离了历史学的正轨。

但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对这种实证主义信条越来越感到不满。Collingwood在1920年代末开设的“历史哲学”讲座，直接挑战了实证主义的基本假设。Collingw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