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文学风暴

穿越时空的文学风暴

一部小说在初版时备受争议，甚至被著名作家公开贬低，却在近两百年后被反复重印、研究、改编，成为文学系必读书目和流行文化的经典符号——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追问的谜题。《呼啸山庄》就是这样一部作品。1847年出版时，《本特利》杂志曾这样评价它：“小说结构粗糙，情节安排不合理，人物令人厌恶，描写有时矫揉造作”；而今天的读者走进任何一家书店，都能在经典文学区的醒目位置找到它，不同译本并行不悖，相关学术著作汗牛充栋。

这个转变不是自然发生的，它背后有文学趣味的更迭、批评范式的转换、社会语境的位移，以及作品本身某种难以被时代遮蔽的力量。本章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理解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及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如何更好地捕捉它。

一部小说的诞生：一个不同寻常的出版故事

1847年12月，一部名为《呼啸山庄》的小说以三卷本形式在伦敦出版，作者署名是“艾米莉·勃朗特”。这个署名的真实性在当时就引起了猜测，因为小说的气质与人们想象中一位牧师的女儿会写出的作品相去甚远。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之前，这位名叫艾米莉·勃朗特的年轻女性从未在任何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个字，她的主要身份是牧师家需要操持家务的女儿，在约克郡荒原边的小镇长大。

有意思的是，《呼啸山庄》并不是艾米莉的第一本书。它是艾米莉和她姐姐夏洛蒂、安妮共同出版计划的一部分。三姐妹分别以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为笔名，在同一年各自推出了自己的小说。夏洛蒂的《简·爱》最先出版，获得了广泛好评；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在一个月后问世；安妮的《艾格妮斯·格雷》则稍晚一些。这个出版背景对理解《呼啸山庄》的命运至关重要——它从一开始就与《简·爱》形成了对照，这种对照既帮助它获得了关注，也构成了对它最初评价的一部分。

初版的《呼啸山庄》印数有限，大约一千册左右，销量平平。批评界的反应普遍冷淡乃至敌意。《弗雷泽杂志》称之为“一桩奇怪而病态的艺术事件”；《雅典娜神殿》认为它“构思拙劣，语言粗糙”；美国批评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后来回忆说，这本书在它出版的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引起注意。这种被忽视和被贬低的状态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真正让《呼啸山庄》进入经典行列的转折点发生在19世纪末。1892年，美国批评家门肯（当时还不出名）在一篇评论中重新发现了它，称赞它的“巨大而原始的力量”；1900年前后，英国批评家阿诺德·贝内特开始撰写系列文章论证它的伟大；到20世纪中期，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格雷厄姆·格林等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都表达过对它的敬意，它的经典地位才最终确立。

理解这个过程，有助于读者避免一个常见的误区：经典作品之所以是经典，往往不是因为它在所有时代都受到同等欢迎，而是因为它在不同时代都能被重新发现和重新阐释。《呼啸山庄》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视为怪胎，在现代主义时期被重新评价，在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批评兴起后再次成为热点，每一次文学风潮的变换都有人从中读出新的意义。这种阐释的开放性，本身就是经典的标志。

关于书名，需要特别说明一点。“Wuthering Heights”直译应为“荒原上的高地住宅”或“咆哮山庄”，艾米莉选择这个词组显然是想同时传达两层意思：一是地理意义上的荒野居所，二是气象和情感意义上的狂暴激烈。小说中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和画眉田庄（Thrushcross Grange）构成了一个对照体系，前者粗犷、混乱、充满原始力量，后者相对温和、有序、代表文明秩序。理解这个空间对立，是进入小说世界的一把钥匙。

被时代误读的天才：维多利亚文学场域中的异类

要理解《呼啸山庄》在当时的争议，必须把它放回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场域中去考察。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特罗洛普等大家辈出，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社会批判、家庭伦理为核心特征的文学主流。《呼啸山庄》的出现，几乎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对这套主流规范构成了挑战。

哥特传统的深度介入是一个显见的差异点。维多利亚小说当然也有哥特元素——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有阴森的济贫院，《荒凉山庄》有令人窒息的法律迷宫——但这些元素通常被包裹在社会现实主义的框架内，服务于具体的批判目的。《呼啸山庄》不同，它的哥特风格是弥漫性的、沉浸式的，不是社会背景而是小说存在的基本方式。荒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哥特空间——荒凉、狂暴、无法被文明驯服；呼啸山庄的建筑是哥特的——古老、阴暗、门闩作响；小说的情节是哥特的——复仇、乱伦、鬼魂、死亡的反复造访。这种全面的哥特化在维多利亚小说中极为罕见。

情感烈度是另一个让当时读者不适的地方。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表达有它特定的规范——克制、得体、有分寸。即使是《简·爱》这样充满激情的作品，简对罗切斯特的感情表达也遵循着一定的体面准则。希斯克利夫对凯瑟琳的爱则完全越界了，它粗粝、凶猛、毁灭性强，既是爱的极致也是恨的极致。维多利亚批评家无法处理这种情感——它既不是当时允许的温柔的浪漫之爱，也不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高尚情感，它是一种原始力量，冲击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秩序。

叙事结构的实验可能是最具现代性的特征。《呼啸山庄》采用了嵌套叙事——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一个外来者洛克伍德的日记来讲述的，而洛克伍德又是从女管家耐莉那里听来的故事。这种多重过滤的叙事方式，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始终处于某种“不可靠”的叙述之中，读者永远无法直接接触“真相”。这种叙事策略在当时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它预示了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实验。要到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或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们才能看到类似技巧被大规模运用。

把《呼啸山庄》放在维多利亚小说的序列中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的不兼容性恰恰构成了它的价值。狄更斯的社会小说揭示了工业文明的弊病，但它们的方法始终是现实主义的、批判理性的；艾米莉·勃朗特的方法则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去批评荒原，而是直接进入荒原，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和呈现它。这种文学选择的独特性，使得《呼啸山庄》成为维多利亚小说中一个不可化约的异数。

文学史的漫长逆袭：从丑闻到正典

文学史不是一条直线上升的荣誉之路。《呼啸山庄》进入经典殿堂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争议性，理解这个过程对于阅读这部小说具有特殊意义——它提醒我们，经典的认定从来不是客观的、一劳永逸的，而是一种持续进行的文化实践。

十九世纪下半叶，《呼啸山庄》经历了漫长的沉默期。这种沉默部分是市场原因——小说初版印数有限，很快就绝版了，直到1850年才由夏洛蒂·勃朗特编辑出版修订版。在这个修订版中，夏洛蒂写了一篇序言，既表达了对妹妹才华的肯定，也委婉地为小说的一些“问题”做了辩护。这篇序言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一方面确立了艾米莉作为严肃作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小说贴上了“难以理解”的标签，暗示读者需要夏洛蒂的解读才能进入它。

对《呼啸山庄》的重新发现发生在十九世纪末，这并非偶然。当时英国文学正在经历一场“美学转向”，佩特、王尔德等人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理念开始影响批评趣味。《呼啸山庄》突然在这种新的批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超验性、它的情感绝对主义、它的形式上的激进实验，都可以被重新读解为审美价值的体现，而不是道德或社会上的缺陷。劳伦斯在1920年代撰写的系列文章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他认为艾米莉·勃朗特是“比我们所有小说家都更伟大的艺术家”，这种评价在此前的批评话语中是不可想象的。

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为《呼啸山庄》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现代主义小说普遍追求形式的实验和叙事的复杂化，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等人都被奉为形式革命的先驱。在这种背景下，艾米莉在1847年就采用的嵌套叙事、不可靠叙述、时间跳跃等技巧，突然获得了“现代主义先驱”的地位。1948年，批评家Q.D.利维斯发表了《小说与读者公众》，其中专章讨论《呼啸山庄》，把它纳入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核心序列。

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又为《呼啸山庄》开启了一个新的阐释维度。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家注意到小说中凯瑟琳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她既被父权婚姻体制压迫，又通过与希斯克利夫的禁忌情感获得某种解放；她的死亡是小说叙事的转折点，但她的声音从未真正消失。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将凯瑟琳视为维多利亚小说中最有深度的女性形象之一，与简·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如果说简·爱的故事是关于女性如何在男权社会中获得独立和尊严，那么凯瑟琳的故事则是关于女性如何在同样的体制中被撕裂和毁灭。

今天，《呼啸山庄》已经成为全球文学教育的基础文本。在英语国家，它几乎是高中和大学文学课的必读书目；它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涵盖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批评、生态批评、性别研究等各种取向。这种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同意它是一部“好”小说——它的争议性从未消失——而是因为人们普遍承认它是一部“重要”小说，是任何想要理解英语文学的人都无法绕过的存在。

理解这个经典化过程，阅读本身就可以变得更加自由。你不需要把《呼啸山庄》当作一座需要仰视的文学纪念碑，而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对话、可以质疑、可以挑战的复杂文本。经典的魅力恰恰在于它永远在等待新的阅读。

荒原的召唤：小说开篇的场景分析

打开《呼啸山庄》，第一段是这样的：

> “1801年——我刚拜访过我的房东回来——就是那个孤独的住在荒原深处的希斯克利夫。”

这段话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洛克伍德作为叙述者，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描述了一次拜访，但他特意强调了两点：一是“刚拜访过”，暗示这趟拜访值得记上一笔；二是“孤独”和“荒原深处”，为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设定了基调。洛克伍德不是荒原的居民，他是一个外来者，他的叙述视角从一开始就是“外来者看荒原”的视角，这为整个小说的叙事张力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洛克伍德描述通往呼啸山庄的路程：

> “我那位好心的房东（我已经和他骑马走过了最荒凉的荒野）大概要在身后跟着，或者不如说——已经走在前面了，因为他在前面走得很快。”

这段描写传递了几个重要信息：通往呼啸山庄的路被定义为“最荒凉的荒野”，强调的是荒凉而非美丽；洛克伍德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骑马出行的主仆关系，但语气中已经有了微妙的不平等——希斯克利夫走在前面，洛克伍德跟在后面；希斯克利夫被描述为“好心的房东”，但他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殷勤待客的房东。

荒原本身在小说开篇就被赋予了超越自然景观的象征意义。洛克伍德骑马穿越荒原时，遭遇了恶劣天气：

> “在荒原的边缘，比什么都荒凉，比什么都凄凉——荒原向远处延伸，和阴暗的天空混在一起。”

这里“阴暗的天空”与荒原的边界消失了，暗示荒原不是一个可以与文明世界区分开来的独立空间，而是一种弥漫性的、笼罩一切的存在。这种描写方式揭示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学野心——她不是要写一个发生在荒原背景上的故事，而是要写一个荒原本身成为主角的故事。荒原不是布景，而是命运。

呼啸山庄的建筑是理解小说的第二个关键意象：

> “那座房子叫‘呼啸山庄’。'呼啸'这个词在当地的方言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描写在暴风雨天气里房子周围发生的事情。一定有过什么建筑方面的修缮，使这所房子四面的门都朝向对方，以抵御狂风的袭击——但尽管如此，由于地势的关系，风刮起来比这还要狂暴。”

这段描写有几个层面需要仔细体会。首先，“呼啸”不是房子的名字，而是它的本质特征——它与风暴是一体的。其次，房子的建筑特点被描述为一种防御姿态，但防御显然没有完全成功，风暴仍然可以穿透。最后，“狂暴”这个词直接描述了房子的性格，把它拟人化了。呼啸山庄不是一个舒适的家宅，而是一个被风暴塑造、与风暴搏斗、与风暴融为一体的所在。

洛克伍德进入山庄后，遇到了山庄的居民。小说的核心人物希斯克利夫、凯瑟琳（画眉田庄的女主人）和耐莉（管家）都在开篇章节中登场，但他们的出场方式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洛克伍德对外貌和性格的描写是粗略的、片段的，甚至带有偏见。例如他对凯瑟琳的最初印象是“一位非常庄重的女人”，对希斯克利夫的印象则是“这位房东像吉普赛人一样——穿着和举止方面都不文明”。这些描写与其说是客观的肖像，不如说是洛克伍德这个外来者的主观判断，而读者的任务是从这些判断中剥离出人物的真实面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开篇对“鬼魂”主题的暗示。洛克伍德在他的日记中两次提到鬼魂——一次是他声称自己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叫凯瑟琳·恩肖的幽灵，一次是他不小心在呼啸山庄的窗台上看到了同样的幽灵。这个“梦中的鬼魂”与小说的核心情节之间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呼应。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耐莉的回忆来讲述的，而耐莉的回忆本身就是一种对过去的“鬼魂式”的重现——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在回忆中复活，在叙述中再次经历生与死。艾米莉·勃朗特对鬼魂意象的处理，从开篇起就不是简单的恐怖噱头，而是叙事结构本身的一部分。

阅读的方法论：带着三条线索进入文本

了解了《呼啸山庄》的出版背景、文学史地位和开篇特征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准备认真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应该如何进入文本？

基于对这部作品多年来的阅读和研究经验，我建议读者在首次阅读时牢记三条贯穿性的分析线索：叙事结构、人物心理、象征系统。这三条线索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意义网络。

叙事结构是《呼啸山庄》最引人注目的形式特征。小说分为三个时间层次：洛克伍德的“现在”（1801-1802）、耐莉的叙述（1771-1801）、以及恩肖和林顿家族更早的历史。这种嵌套式的叙事结构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阅读困难：读者永远无法直接接触到“原始事件”，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经过洛克伍德和耐莉转述的。这意味着每个事件都存在多重解释的可能性——希斯克利夫对耐莉讲的话，和耐莉转述给洛克伍德的话，和洛克伍德写进日记里的话，可能是三件不同的事情。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需要始终保持对叙述者身份和叙述语境的高度敏感。当洛克伍德说希斯克利夫“脾气阴沉”，读者应该追问：这是希斯克利夫的真实性格，还是洛克伍德的主观判断？是希斯克利夫当下面具式的表演，还是耐莉的叙述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洛克伍德的感知？这种对叙事层次的持续关注，是进入《呼啸山庄》的第一把钥匙。

人物心理是理解这部小说的第二把钥匙。《呼啸山庄》的人物不是类型化的，而是极具心理深度的。尤其是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小说最核心的心理谜题。凯瑟琳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就是希斯克利夫”——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她爱的是希斯克利夫，却嫁给了埃德加·林顿——这种选择是背叛还是妥协？希斯克利夫的复仇——他对辛德雷的复仇、对埃德加的复仇、甚至对自己孩子的利用——这种复仇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它源于爱还是恨？艾米莉·勃朗特对人物心理的处理往往是通过行动而非内心独白来展现的，读者需要从人物的言行中推断他们的心理状态。这种推断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阅读参与，它要求读者既是观察者也是阐释者。

象征系统是第三把钥匙。《呼啸山庄》的象征网络极为丰富，最核心的几组对立包括：荒原与画眉田庄的对立——荒原代表原始、野蛮、自由和死亡，画眉田庄代表文明、秩序、秩序和生命；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的对立——前者是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世界，后者是埃德加和林顿的世界；黑夜与白昼的对立——希斯克利夫的活动多在夜间，凯瑟琳的死亡发生在雷雨之夜；窗与门——窗是观看和入侵的通道，门是分隔两个世界的界限。这些象征不是小说强加给读者的，而是从文本的肌理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不断遇到它们的变体——每一次荒原的描写、每一次夜晚的来临、每一次窗户或门的使用，都可能在象征网络中占据一个位置。

这三条线索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叙事结构决定了我们能以何种方式接触人物心理，象征系统则是人物心理外化后的可见形态。例如，希斯克利夫的心理状态（他与凯瑟琳的禁忌之爱、他的被遗弃感、他的复仇欲望）是通过呼啸山庄这个空间、荒原这个环境、以及他与不同人物的关系模式来展现的。阅读时把这三条线索结合起来，能够帮助读者从小说表面情节深入到其意义的核心。

关于阅读策略，还有一个具体建议：不要急于做价值判断。《呼啸山庄》的人物可能让人不适——希斯克利夫的残忍、凯瑟琳的任性、耐莉的懦弱，都可能激起读者的道德反感。这种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成为阅读的终点。艾米莉·勃朗特不是要写一个道德寓言，她是要呈现人类情感的极端状态。做价值判断之前，先试着理解——理解人物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的选择是如何被他们的处境和心理塑造的。这种理解不要求认同，它只要求悬置判断，进入文本。

本章小结

本章从《呼啸山庄》的出版故事入手，追溯了它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争议之作到当代经典的文化旅程。几个关键要点值得回顾：

《呼啸山庄》的独特性在于它与维多利亚主流文学的全面异质——哥特元素的弥漫性运用、情感烈度的越界表达、叙事结构的激进实验。这让它在十九世纪无法被当时的读者和批评家接纳，但也为它在后来不同批评语境中被反复重新阐释保留了空间。

《呼啸山庄》的经典化过程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历史事件，不同时代的文化需求塑造了对这部小说的不同理解方式。理解这个过程，有助于读者以更自由的态度面对文本——不是仰视，而是对话。

小说开篇的场景分析揭示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学野心：荒原不是背景而是主角，呼啸山庄是人格化的空间，叙事结构本身承载着意义。这些特征在整部小说中将不断深化和变奏。

阅读《呼啸山庄》需要带着三条线索进入：叙事结构、人物心理、象征系统。这三条线索不是孤立的工具，而是互相支撑的解释框架，帮助读者从情节的表层深入到意义的核心。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转向维多利亚时代的宏观背景，考察艾米莉·勃朗特的个人生活与时代语境，以及《呼啸山庄》与它所诞生的那个社会的复杂关系。理解历史语境，永远是理解文学作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