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斯其人其学

伊格尔斯其人其学

历史学家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2017）为什么要撰写一部关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著作？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寻找。伊格尔斯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二十世纪史的缩影：他出生于德国科隆的犹太家庭，亲眼目睹纳粹政权对犹太知识分子的迫害，被迫流亡美国，从一个德语世界的年轻人转变为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美国学者。这种跨越两种文化的生命体验，塑造了他独特的问题意识。他始终在追问：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科学性追求与叙事传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张力？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史学传统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那些曾经被视为进步的东西，后来为何会遭到质疑？这些问题不仅是抽象的学术问题，更是他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真切感受到的困惑。

科隆的犹太少年与纳粹时代的创伤

1926年，伊格尔斯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威廉·伊格尔斯（William Iggers）是一位成功的律师，母亲则来自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修养的犹太家庭。童年的伊格尔斯在科隆这座莱茵河畔的工业城市长大，那时的德国仍然是欧洲文化的心脏，而科隆尤以其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著称。犹太社区在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主流社会保持着相对和谐的关系。年轻的伊格尔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对德语文化有着深厚的认同感——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这些名字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底色。

然而，1933年纳粹的上台改变了一切。伊格尔斯在少年时期亲眼目睹了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立法一步步收紧，从《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到“水晶之夜”（1938年）中对犹太商店和会堂的疯狂打砸。伊格尔斯后来回忆说，他曾在街上被一群纳粹青年追打，只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这种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暴力，对于一个正在形成世界观的孩子来说是毁灭性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所热爱的那套德语文化——那些被视为德意志精神最高成就的哲学、历史、文学——恰恰被纳粹扭曲成了种族主义的工具。

1939年，十三岁的伊格尔斯随家人逃离德国，经由荷兰辗转来到美国。流亡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一方面，他获得了新生——美国接纳了他，给予他受教育和从事学术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撕裂感：他在精神上仍然是德语文化的继承者，却不得不与那段被纳粹玷污的记忆保持距离。这种矛盾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成为他思考历史、历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原始动力。

初到美国的伊格尔斯在语言和文化上都需要重新适应。他的英语带有明显的德国口音，对美国社会的运作方式也不熟悉。幸运的是，他在纽约找到了一个由流亡知识分子组成的社群，这些人大多是学者、艺术家、作家，他们既保持着对欧洲文化的眷恋，又努力在美国开辟新的生活。伊格尔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在当时是美国历史学重镇，聚集了一批来自欧洲的流亡学者，伊格尔斯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美国式历史学训练，同时也保持了与欧洲学术传统的联系。

从德国历史主义批判到比较史学史

伊格尔斯的学术工作始于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他最初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史，特别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以降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传统。历史主义是德国史学最引以为傲的遗产，它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主张通过严格地运用原始史料来还原过去的真实面貌。兰克的那句名言“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至今仍然是历史学职业伦理的基石。然而，在伊格尔斯看来，这种看似客观的史学传统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意识形态预设：它将德意志民族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核心，将国家权力的扩张合理化为历史理性的展开，从而在客观主义的表象下为普鲁士军国主义提供了学术背书。

这一认识促使伊格尔斯开始追问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学能否真正做到客观？还是说，任何历史叙事都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它的时代偏见和文化预设？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变得尤为紧迫。纳粹的教训表明，被尊为科学的史学可以服务于最反动的政治目标；而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又将历史学推向另一个极端——用计量方法、模型构建来追求“科学化”，却牺牲了历史学科最宝贵的东西，即对人类经验复杂性的理解。

伊格尔斯的答案是发展一种“比较史学史”（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的方法论。他在《德国 historiography 观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1968）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思路。这本书分析了从启蒙时代到二十世纪的德国史学传统，将其与美国、法国的史学发展进行比较。伊格尔斯指出，德国历史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和对“客观”再现过去的执念，而这与美国的进步史观、法国的年鉴学派形成了鲜明对比。比较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评判哪个传统更优越，而是通过对照揭示每种史学传统背后的文化假设和意识形态前提。

比较史学史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打破学科的自恋。历史学家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不去反思这些方法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伊格尔斯的比较视角提醒我们注意：当我们谈论历史学的“科学性”或“客观性”时，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不能被当作超时间的标准来使用。这种自觉的方法论反思，使伊格尔斯的工作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质——他不仅是在描述史学史，更是在解构那些被自然化的学术权威。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转向

如果说《德国 historiography 观念》是伊格尔斯比较史学史方法的第一次系统实践，那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学》（The Century of Historiography，1970）则是他对整个二十世纪史学发展的全景式审视。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学术层面和个人层面。

在学术层面，伊格尔斯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表面上看，这一百年间的变化令人目眩——从兰克式的政治史、外交史，到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结构史，再到后现代主义对整个历史学科的质疑，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叙事形式”都经历了根本性的重组。但这些变化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还是说，它们只是不同国家、不同学派之间的平行发展，缺乏内在联系？伊格尔斯认为，尽管表面上纷繁复杂，但二十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对历史主义遗产的反思与超越——无论是年鉴派对“事件史”的拒绝，还是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都可以视为对十九世纪那种充满目的论色彩的历史观的反叛。

在个人层面，这本书也承载着伊格尔斯的生命体验。他经历了从纳粹德国到美国的流亡，亲眼见证了历史学这门学科如何在德国沦为意识形态工具，又如何在二战后的美国和西欧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更新。这种经历使他坚信：对史学史的反思不是书斋里的智力游戏，而是关乎历史学科健康发展的实践事业。历史学家如果不能审视自己学科的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自己工作的性质和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经历了从初版（1970）到修订版（2006）的漫长过程，其间的学术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0年代是结构主义和社会史的鼎盛期，历史学的科学性追求仍然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目标。三十多年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已经深刻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版图，“历史学的危机”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叙事的回归、对语言建构性的强调、对宏大叙事的质疑，这些都迫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自己学科的基础。伊格尔斯在新版中专门增加了关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章节，反映了他对学术语境变迁的敏锐回应。

修订版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转向”的张力。一方面，十九世纪以来的科学化、专业化趋势在二十世纪继续强化，历史学越来越强调方法论的自觉、史料批判的严格性、社会科学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二十世纪末叶兴起的文化转向又对这种科学主义倾向提出了挑战，强调历史知识的叙事性、建构性、地方性。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拉扯，构成了当代历史学的核心困境。伊格尔斯既不简单地认同科学主义，也不盲目追随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承认历史学的科学诉求有其合理性，但同时警惕将科学性绝对化的做法。

与布罗代尔的对话：年鉴学派与美国史学的互动

理解伊格尔斯的学术关怀，不能不提到他与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之间的学术对话。这种对话并非直接的私人交往，而是通过文本和学术交流形成的思想碰撞。

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他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中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彻底改变了历史学的时间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传统历史学关注的事件只是历史的“表面波纹”，真正塑造历史的是那些缓慢变动的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社会制度——“长时段”才是历史的深层结构。这一理论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在法国催生了大量结构史、社会史的研究，也通过翻译和介绍传播到了英语世界。

伊格尔斯对年鉴学派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高度评价年鉴学派对传统政治史的批判、对跨学科方法的倡导、以及对历史学科学性的重新定义。年鉴学派证明了历史学不必局限于政治事件的编年叙事，而可以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伊格尔斯也对年鉴学派的一些假设保持警惕。年鉴学派对结构、长时段、计量方法的强调，是否会走上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当历史学家沉迷于结构分析时，是否会忽略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当统计数字取代了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历史学还能否与读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

伊格尔斯与布罗代尔的对话，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不同史学传统之间如何相互学习、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年鉴学派产生于法国特殊的学术土壤，它对“事件史”的拒斥与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学危机密切相关。而美国的史学传统则深受进步主义史学的影响，讲究对社会力量的冲突分析，同时又受到德国兰克学派的科学客观主义影响。当这些不同的传统相互接触时，哪些是可以借鉴的方法，哪些是需要警惕的陷阱？这正是伊格尔斯在比较史学史的框架下反复思考的问题。

这种跨国比较的视角，使伊格尔斯的史学史研究超越了单一传统的局限。他不认为存在一种“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各国的史学传统各有其优势和问题。德国历史主义的优点是对史料批判的严格、对历史语境分析的深入，缺点是容易滑向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泥潭。美国史学的优点是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开放、对多元声音的关注，缺点是过度理论化可能使历史变成抽象的模型。法国年鉴学派的优点是对结构分析的精深、对跨学科方法的倡导，缺点是可能忽视人的能动性和历史的具体性。伊格尔斯的比较分析，就是要帮助读者看清这些不同传统的利弊得失。

科学性与叙事性的张力：伊格尔斯的核心关怀

贯穿伊格尔斯整个学术工作的核心关怀，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学的科学性与叙事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触及历史学科的存在根基。如果历史学只是一门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那么它的目标就是发现客观的历史规律；如果历史学主要是一种叙事艺术，那么它的目标就是讲述有意义的故事。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在两个方向上都走得很远，但始终没有解决二者之间的张力。

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试图将这两个目标调和起来：历史学应该像科学一样严谨地运用原始史料，同时又能像文学一样讲述有意义的民族故事。兰克既强调“如实直书”的科学理想，又相信历史叙事能够揭示民族精神的发展规律。伊格尔斯认为，这种调和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科学追求的是普遍规律，叙事关注的是具体意义；科学要求价值中立，叙事必然携带价值取向。试图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要么导致科学性的虚假承诺（声称客观实际上带着偏见），要么导致叙事的萎缩（为了客观性而牺牲故事的可读性）。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经历了科学性追求的强化和动摇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大致从1900年到1970年代），受社会科学影响，历史学越来越强调方法论的专业化、计量分析的工具化、“问题史学”的提出（即在明确理论假设的指导下提出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编纂事实）。年鉴学派、结构主义、美国“新史学”都代表了这一趋势。在第二阶段（大致从1970年代至今），后现代主义对这种科学主义倾向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历史学家无法直接接触“过去本身”，他们只能通过语言、文本、话语来建构对过去的理解。这意味着任何历史叙事都是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而不是“反映”（reflection）。

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是审慎的。他承认后现代主义指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历史学家必须意识到自己工作的建构性质，不能天真地以为可以完全客观地再现过去。但他反对后现代主义滑向相对主义的极端。如果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建构，那么“历史学的客观性”岂不成了一个笑话？纳粹的历史编造与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岂不成了同等有效的“叙事”？

伊格尔斯坚持一种“有节制的客观性”立场。他认为，历史学的目标不是达到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历史学家总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和预设进入材料，而这些预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叙事。但历史学也不是纯粹的文学虚构，历史学家受到史料的约束，他可以而且必须接受证据的检验。这意味着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追求不可能的“价值中立”，而是尽可能地公开自己的预设，诚实地面对与自己观点相悖的证据，在与其他学者的对话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解。这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正是伊格尔斯眼中的史学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一位史学史家的学术遗产

伊格尔斯于2017年在纽约州布法罗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的学术遗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是方法论的贡献。他发展并实践的“比较史学史”方法，为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在此之前，史学史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单一传统，如德国史学史、法国史学史、英国史学史，各有其自我中心的叙事。伊格尔斯的比较方法迫使我们跳出这种狭隘的视野，在对照中看清各自的优缺点。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对于今天的全球史、微观史、文化史等新取向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是实质性的研究贡献。他的《德国 historiography 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历史学的转折点》（The Historiographic Turn）等著作，系统地梳理了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历史学发展脉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权威性的参照。这些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树立的学术姿态。伊格尔斯的写作始终带有批判性和反思性，他不满足于描述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追问为什么发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对自己的立场也是坦诚的，从不掩饰自己的价值判断，同时也乐于承认自己的局限和可能的错误。这种知识上的诚实和谦逊，使他的著作具有一种罕见的学术尊严。

伊格尔斯晚年曾多次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史学史研究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理解自己工作的性质和意义。历史学不是一门自明的学科，它的对象、方法、目的都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会提出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塑造了他们看到的历史。认识到这一点，不是要我们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而是要我们保持学术上的谦逊和开放心态，倾听不同的声音，与同行进行真诚的对话。这或许是伊格尔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本章小结

本章以伊格尔斯其人其学为线索，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一位经历过纳粹迫害的德裔美国史学史家，会选择撰写一部二十世纪的史学史？

通过分析伊格尔斯的生平经历，我们看到了个人创伤如何塑造了学术问题意识。他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源于他在纳粹时代的切身体验——当科学客观的外衣被用于服务最反动的政治目标时，历史学家必须追问自己学科的意识形态前提。而流亡美国后接触到的不同史学传统，又使他发展出“比较史学史”的方法论，通过跨国比较揭示各种史学传统的文化假设。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这本书的写作与修订过程，折射出二十世纪后半叶学术语境的深刻变迁。从初版的现代主义自信，到修订版对后现代转向的回应，伊格尔斯始终在思考历史学科学性与叙事性之间的张力。他的答案是：历史学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纯粹的文学虚构，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实践，它追求的是“有节制的客观性”——承认自己的建构性质，同时坚守对证据的责任。

理解伊格尔斯的学术背景，对于解读他的史学史著作至关重要。作者的生命经验决定了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的价值立场影响着他如何判断不同史学传统的得失。建立起这种“作者意识”与“文本意识”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进入他的著作世界，理解那些看似抽象的史学理论背后的生命温度。

下一章将把目光从伊格尔斯个人转向更广阔的历史场景。我们将追溯年鉴学派的兴起与发展，这是二十世纪对历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运动之一。年鉴学派如何从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学术危机中诞生？他们提出的“长时段”“问题史学”等核心理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将引导我们进入一场关于历史学本质的深层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