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斯的问题意识

第 1 章：斯特劳斯的问题意识

为什么在20世纪中期——一个声称形而上学已死的时代——会有人重新拾起殊相与共相这一古希腊哲学的核心议题？理解这一反常举动，需要回到1950年代分析哲学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场静默革命。在那场革命中，逻辑实证主义的严格教条开始松动，日常语言哲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出口，而被长期驱逐的形而上学以一种经过清洗的面目重新进入哲学议程。斯特劳斯正是在这一交叉地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既不完全属于实证主义的继承者阵营，也不简单是形而上学的复兴者，而是试图在分析哲学的内部重新激活一个被过早宣判死刑的基本问题：世界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

本章将依次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斯特劳斯写作《个体》时的历史语境是什么？分析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日常语言哲学的转变如何为殊相-共相问题的重提创造了可能性？第二，斯特劳斯与逻辑原子主义——尤其是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之间存在怎样的继承与断裂关系？他为何拒绝将世界还原为原子事实的集合？第三，在完成了上述历史定位之后，本章将阐明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殊相与共相的本体论区分为何不是学院式的概念游戏，而是我们对世界的最基本理解框架赖以成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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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历史语境：分析哲学的三重转折

理解《个体》（*Individuality*）的写作动机，必须将其置于20世纪中叶分析哲学经历的三个相互叠加的转折之中。这三个转折并非各自孤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股将形而上学问题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合力。

逻辑实证主义的黄昏

逻辑实证主义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顶峰。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1928）和《语义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1942）代表了这套方案的成熟形态。其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层级的还原：所有有意义的陈述最终必须还原为经验可检验的命题；经验命题必须还原为感觉经验的直接给予；而感觉经验本身则被构造为原子要素的某种函数关系。在这一框架中，传统形而上学的陈述——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都被判定为因为无法还原为经验检验而丧失认识论意义。

然而，实证主义方案在1950年代遭遇了来自多个方向的内部困难。首先，证实原则（verification principle）自身无法通过自身的意义标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已经暗示，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使得“意义即证实”这一公式本身无法提供一个统一的元标准。当奎因（W.V.O. Quine）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中系统批判了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的区分时，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已经摇摇欲坠。奎因指出，所谓的分析性概念本身就是在一个整体的经验网络中被赋予意义的，任何试图在经验与意义之间划出清晰边界的努力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并不意味着实证主义被彻底推翻——它的许多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仍然有效——但它作为哲学纲领的感召力已经消退。当证实主义无法为自己的意义标准提供自洽的辩护时，长期被压制的形而上学问题获得了重新开口的空间。斯特劳斯正是在这一缝隙中看到了重新讨论殊相与共相问题的可能性：如果实证主义不再是唯一的哲学正确选项，那么被它判定为无意义的本体论问题或许值得以新的方式重新审视。

日常语言哲学的崛起

逻辑实证主义在英语世界逐渐退潮的同时，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在牛津和剑桥兴起，并在1950年代成为分析哲学的主导力量。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人物包括赖尔（Gilbert Ryle）、奥斯汀（John Austin）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他们的共同倾向是：不再试图通过形式化手段重建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而是回到日常语言的使用方式中寻找哲学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

日常语言哲学对斯特劳斯写作《个体》的影响是间接但深远的。奥斯汀在《感觉与可感》（*Sense and Sensibilia*，1957）中示范了一种典型的分析策略：对日常语言中的感觉词汇进行细致的用法区分，从而揭露某些哲学理论的错误所在。赖尔在《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1949）中则通过日常语言的逻辑分析挑战了笛卡尔式的实体二元论。这些工作的共同效果是将哲学注意力从高度抽象的逻辑重构拉回到语言的实际使用层面。

对于殊相与共相问题而言，日常语言哲学提供了一个关键启示：日常语言对个别事物和普遍概念的区分可能本身就包含着值得尊重的本体论洞见。例如，当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时，我们既在使用一个指示词“这”指向一个殊相，又在使用一个通名“桌子”将其归入某个类别。日常语言哲学的领军人物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更明确地指出，日常语言框架中的“殊相-共相”结构是任何进一步哲学分析无法绕开的基础出发点。斯特劳斯正是接受了这一洞见，并将其发展为一套系统的描述形而上学方案。

描述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重获

在实证主义退潮和日常语言转向的双重背景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处理方式。斯特劳斯在《个体》中明确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描述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以区别于“修正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

这一区分值得仔细辨析。描述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是：日常语言和常识中已经包含了对世界基本结构的最可靠描述，形而上学的任务是对这些隐含的本体论预设进行系统阐明，而非用更“正确”的理论去替代它们。修正形而上学则持相反态度——它认为常识和日常语言在基本问题上可能是错误的，需要被更优越的哲学理论所纠正。蒯因的本体论承诺理论（ontological commitment）代表了一种修正方案：他认为我们应该接受那些在最好的科学理论中被承诺存在的实体，即使它们与日常直觉相冲突。

斯特劳斯在《个体》中明确站在了描述形而上学一边。他的论证路径是：首先考察日常语言中关于个别事物与一般概念的语法和语义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对世界本体论结构的系统描述。这一进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拒绝了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又没有陷入修正形而上学对常识的轻视。它试图证明，殊相与共相的本体论区分不是哲学家的发明，而是嵌入了我们语言和思想深处的世界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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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与逻辑原子主义的继承与断裂

要理解斯特劳斯的问题意识，绕不开他与逻辑原子主义（logical atomism）之间既深刻又复杂的继承断裂关系。逻辑原子主义是20世纪分析哲学最具影响力的形而上学方案之一，其核心主张是：世界由原子事实（atomic facts）构成，而原子事实是简单对象（objects）与简单命题（atomic propositions）之间的对应物。在这一框架中，“对象”即为殊相，而命题的逻辑结构则映射着世界的本体论结构。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是这一立场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斯特劳斯的问题意识恰恰在这两位的阴影下生长出来：他既从逻辑原子主义那里继承了某些基本承诺，又在关键节点上与之分道扬镳。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方案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1914）中系统阐述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立场。他试图运用数理逻辑的工具将世界分析为最基本的存在单位——即“个别”（particulars），在罗素的术语中也被称为“殊相”。在他与怀特海合作完成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1910-1913）中，这套方案达到了技术上的成熟：所有的数学真理最终被还原为逻辑真理，而逻辑真理则建立在对原子命题和原子事实的分析之上。

罗素方案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对理解斯特劳斯的批判至关重要。在《逻辑原子主义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1918）中，罗素明确提出，原子事实是“简单对象具有某种性质或相互之间具有某种关系”这样的结构。简单对象作为殊相，它们本身不包含任何更小的部分——它们是最终的、不可分的个体。在这一框架中，共相（universals）——即性质和关系——被安置在原子事实的结构中，作为将殊相编织在一起的方式而存在。

斯特劳斯接受了罗素对殊相与共相的基本区分，但他拒绝了罗素方案中一个未被充分审视的预设：即殊相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共相。在罗素的方案中，共相必须最终依附于原子事实中的殊相才能获得存在论地位。性质 F 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存在某个对象 a 使得 a 具有性质 F。斯特劳斯认为这一“殊相优先”原则在哲学上是不证自明的，它恰恰是需要被追问的，而不是可以被当作分析的出发点。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张力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为逻辑原子主义提供了一套更为精致的哲学论证。其中最著名的命题是2：“原子命题是基本命题，原子事实是基本事态（Sachverhalt）的存在。”命题1.1则声称：“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这一区分至关重要：维特根斯坦区分了“Sachverhalt”（事态，即可能的事实）和“Tatsache”（事实，即实际成立的事态）。世界由事实构成，而事实是原子命题所描述的原子事态的实际存在。

《逻辑哲学论》中的这段论述包含了一个深刻的张力。命题2.01说：“原子事态是对象（事物）的结合。”对象（Objekt）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种不可改变的、在一切事态中保持自身同一的东西——这与殊相的概念高度重合。但紧接着在命题2.02：“对象是简单的。”这里出现了问题：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说原子事态由对象构成，另一方面又说对象是简单的、不可分的。那么，当我们试图理解“这张桌子是木头的”这一日常陈述时，“桌子”这一对象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简单的”？

斯特劳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困难。他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对象”概念实际上与日常语言中的“殊相”并不对应。日常语言中的“这张桌子”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它的边界并不清晰，它与其他事物之间没有明确划定的同一性条件。维特根斯坦追求的那种绝对简单的对象在任何有限语言的表达中都无法被具体指认——我们无法不借助某种描述来指明一个对象，而任何描述都已经预设了对共相的使用。

斯特劳斯的断裂：从还原到描述

斯特劳斯与逻辑原子主义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还原”概念的态度上。逻辑原子主义的核心方法论原则是还原（reduction）：复杂的哲学问题应该被还原为更简单的组成部分，最终还原到不可再分的基本要素。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都相信，通过这种还原程序，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最终结构的清晰把握。

斯特劳斯在《个体》中对此提出了系统性的质疑。他的论证不是简单地否定还原方法的局部有效性，而是指出在殊相与共相问题上，还原策略本身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当罗素试图将一切知识还原为感觉材料的直接给定物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感觉材料本身已经是“材料”——它们已经经过了某种概念化的处理。将感觉材料当作最终的殊相，并不能真正消除共相的参与，因为“感觉材料”本身就是对某类现象的统称。

更具体地说，斯特劳斯提出了一个被逻辑原子主义者忽视的语言学事实：在日常语言中，对殊相的指称始终依赖于对共相的使用。当我说“这是一本书”时，“这本书”之所以能够被识别为一个殊相，恰恰是因为它被归入了“书”这一共相。殊相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不是独立于共相完成的，而是在共相的框架内实现的。这一观察的直接后果是：我们不能像逻辑原子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先独立地确认殊相的存在，然后再将共相作为殊相之间的结构关系添加上去。殊相和共相在日常语言的本体论图景中始终是共同给出的。

这并不意味着斯特劳斯完全抛弃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分析精神。他的《个体》仍然采用了细致入微的概念分析方法，仍然追求对日常语言本体论结构的清晰表达。但在根本的形而上学立场上，他已经转向了一种描述形而上学的立场——他的目标不再是还原世界，而是描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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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形而上学的学科定位：区别于修正形而上学

斯特劳斯将自己的《个体》定性为描述形而上学的作品，这一自我定位需要放在20世纪形而上学复兴的整体图景中才能充分理解。描述形而上学与修正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分，不仅是一种方法论选择，更涉及对哲学与常识关系的基本判断。

描述与修正的区分

乔治·爱德华·摩尔（G.E. Moore）在《捍卫常识》（*A Defense of Common Sense*，1925）中已经为描述形而上学奠定了初步的哲学基础。摩尔的主张是：哲学的起点不应该是对常识的系统怀疑，而应该是对常识信念的严肃审视。常识告诉我们存在着物理对象、其他人mind的存在、时间的流逝——这些常识判断构成了哲学反思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哲学的敌人。斯特劳斯在《个体》中延续了这一思路：殊相与共相的区分不是常识之外的哲学发明，而是常识语言中已经内在包含的本体论结构。

修正形而上学的代表人物则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亚里士巴赫（Nelson Goodman）在《世界的构造》（*The Structure of Appearance*，1951）中的工作是典型的修正形而上学：他接受日常语言中的“appearance”（外观）和“reality”（实在）区分，但认为日常语言中的显现方式在结构上是不完善的，应该被更优越的构造系统所替代。修正形而上学家并不认为常识一定是错的，但他们认为常识的本体论结构在某些关键方面需要被“改进”。

斯特劳斯明确拒绝了修正形而上学的这一改进逻辑。他的论证是：如果我们承认日常语言中的殊相-共相结构确实存在不自洽之处，那么解决这些不自洽的方案不应该是用一套外来的理论去替代它，而应该是在描述它内部运作逻辑的同时，揭示那些表面上的不自洽究竟源于何处。斯特劳斯认为，许多所谓的“本体论悖论”——如“苏格拉底与他的属性”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由于混淆了不同层面的本体论承诺而产生的。

描述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边界

描述形而上学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困难。它面临的最尖锐质疑是：如果描述形而上学只是系统化日常语言的本体论预设，那么它如何避免沦为一种空洞的同义反复？日常语言说“这是一把椅子”，描述形而上学就确认存在着椅子所指向的殊相和“椅子”这一共相——这听起来更像是对日常语言的重新表述，而不是真正的哲学理论。

斯特劳斯对此的回应是双重的。首先，他承认描述形而上学确实不提供关于世界的全新的形而上学真理——它的目标是阐明而非发明。但阐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大多数日常语言的使用者在说“这是一把椅子”时并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承诺殊相与共相的双重存在。描述形而上学的工作是让这种隐含的承诺变得清晰和系统。

其次，斯特劳斯坚持描述形而上学具有一种独特的批判功能：当某些哲学理论试图否定日常语言中不可还原的本体论区分时，描述形而上学可以证明这些否定的后果是自毁性的。例如，如果一种哲学试图否认共相的独立存在，它就必须解释为什么我们无法避免使用“桌子”“颜色”“大于”这样的普遍术语——以及为什么这种不可避免性不是植根于世界本身的结构。描述形而上学的批判力量不在于它能提出更好的形而上学理论，而在于它能揭示那些试图绕过基本本体论区分的哲学方案中所包含的不可接受的后果。

描述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的独特位置

在20世纪中叶的语境中，描述形而上学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中间位置。它不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完全拒绝形而上学，也不像修正形而上学那样试图重建世界。斯特劳斯在《个体》中选择的这条中间道路，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更为审慎的哲学态度：承认我们对世界的最基本理解框架——殊相存在、共相存在、殊相被共相归类——不是任意的人类建构，但也不是可以直接从某种超语言的视角中读取的绝对真理。它是一种扎根于我们语言实践深处的世界图式，值得被认真对待和系统阐明。

这一定位使得斯特劳斯的描述形而上学与同时代的其他形而上学方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在《个体》（*Individuals*，1959）中采取了类似的描述形而上学立场，但他的重点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物质对象作为基本殊相的地位。斯特劳斯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性质和关系这些更为基础性的共相上，试图证明对共相的本体论承认是理解殊相个体化条件的必要前提。两部《个体》虽然标题相同，但关怀的方向不同：斯特劳森关注的是“什么是个体”，斯特劳斯关注的则是“在什么意义上共相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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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殊相-共相区分作为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

经过以上的历史梳理和理论辨析，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晰地表述本书的核心问题。斯特劳斯在20世纪中期重启殊相与共相的形而上学讨论，不是出于对古典哲学史的怀旧，也不是对实证主义失败的一种情绪性反弹。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古老议题，是因为他认识到殊相与共相的本体论区分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最基本理解框架——这一框架既无法被还原为更基本的东西，也不可能被绕过而不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何为“最基本”的理解框架

斯特劳斯对“最基本”的理解需要仔细界定。他的主张不是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不是说殊相-共相的区分是所有知识的逻辑起点，恰恰相反，他承认任何具体的认识活动都已经预设了这一区分。他的主张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性：殊相与共相的区分是我们理解世界中任何具体事物的逻辑前提。一个婴儿在学会区分“这个东西”和“那种东西”时，就已经不自觉地在使用殊相-共相的框架了。我们对世界的任何进一步的描述——无论是日常的还是科学的——都离不开对个别事物和一般概念的区分和使用。

这意味着殊相-共相的区分具有某种特殊的认识论地位：它不是众多哲学理论中的一种，而是任何哲学理论——乃至于任何日常思维——都无法不预设的框架条件。斯特劳斯将这种地位描述为“不可还原的”（irreducible）。他的意思不是说殊相和共相是两个无法进一步解释的神秘实体，而是说当我们试图对它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时，我们只能回到更多的殊相和共相之间的区分上去——我们无法跳出这一框架去审视它的外部。

殊相的个体化问题

在斯特劳斯的问题框架中，殊相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 of particulars）问题是一个核心难点。个体化问题追问的是：是什么使得一个殊相成为这个殊相，而不是另一个殊相？是什么将“这张桌子”从所有其他桌子中区分出来？

斯特劳斯指出了一个被许多哲学家忽视的事实：个体化不可能独立于共相而完成。如果我们试图仅凭“纯粹的殊相性”来个体化一个对象，我们立刻会遇到困难。“纯粹的殊相”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赤裸裸的存在者。但这样的存在者不仅无法被语言指称，甚至无法被思维把握——因为任何对某物的思维都已经预设了对某种共相的参与。当我们思考“这张桌子”时，我们的思维内容中至少包含“桌子性”（tableness）这一共相的参与。

这一论证的哲学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证明了殊相的存在不可能脱离共相而独立——孤立的殊相是一个逻辑上的不可能，而不是一个尚未发现的形而上学实体。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共相在个体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