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的政治与方法
第 1 章 重读的政治与方法
将《老残游记》并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版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最稳固的范畴判断之一。这一判断的稳固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小说本身的细读：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划定"谴责小说"一类以来,凡论及晚清小说的文学史教科书、研究综述、专题论文,几乎自动启用"四大谴责小说"——亦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这一命名框架。这一框架的长期使用反过来构成了文本的沉默：一旦被归入"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中那些治河的算式、诊脉的术语、明湖居的声学描写、桃花山的月夜论道,便被预先排除在文学史的核心讨论之外,仿佛它们只是小说的背景色,而非小说之为小说的肌理依据。本书的工作前提,正是对这一预先排除的质疑——如果《老残游记》只是"谴责小说"之一,那么它在二十世纪被反复再版的文学价值从何而来?如果它只是"谴责小说"之一,那么刘鹗在其首回所构建的船之隐喻,与李伯元首回的招牌戏说,究竟如何被同一种范畴所覆盖?
本书的写作动机由此确立：在二十一世纪重读《老残游记》,不是为了补一份新的研究综述,也不是为了加入晚清小说研究的话语合唱,而是试图对这部小说被反复同质化的历史做一次方法论上的拆解。重读在这里不是温习,而是回到文本的物理形态、回到作者的地理身位、回到小说在二十世纪被遮蔽的技术性内核。本章的任务有三:诊断当代学界对《老残游记》的三种主要误读症候;确立本书承诺的三重方法论;以《官场现形记》第一回与《老残游记》第一回的并置细读,演示"谴责"与"诊脉"两种叙事技术的根本差异。
三种误读症候
同质化:《老残游记》在"四大"中的失踪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这一命名框架本身并不始于鲁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中确实创立了"谴责小说"一类,且明确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纳入此类,但他同时单独讨论了《老残游记》,并给予"叙景状物,时有可观"的正面评价,这一评价与"谴责有余,描写不足"的整体判断之间存在张力。后来的文学史叙事者,特别是阿英在《晚清小说史》(1937)中的整理,将四部小说一并归入"谴责小说"的版图,并约定俗成地称其为"四大"。这一约定俗成具有强大的学科惯性——任何一部晚清小说史,若不提及"四大谴责小说",便显得不合群;任何一篇《老残游记》研究综述,若不以"作为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开篇,便显得缺乏基本素养。
问题在于,这一框架在形成之初便已遮蔽了《老残游记》的异质性。四部小说中,《官场现形记》以枚举式的官场丑态为叙事主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的游历为叙事主线,《孽海花》以状元洪钧与名妓赛金花的故事为叙事主线,这三部小说确属同一种叙事技术:以"怪现状"为纲,以"揭发伏藏"为目的,以"显其弊恶"为伦理姿态。而《老残游记》不属于这种叙事技术——它的主线不是枚举,而是一个持续的隐喻(船-国);它的伦理姿态不是揭发,而是诊脉;它的目的不是显其弊恶,而是辨其病机。将一部"诊脉体"的小说并入一个"揭丑体"的范畴,这一并入本身就是一次范畴判断的暴力。
具体到文本,《老残游记》的叙事策略与"谴责"二字难以兼容。第一回开篇并不立刻控诉,而是描述摇串铃的郎中老残在黄河岸边观察一只正在沉没的画舫,船上的乘客浑然不知船舱进水。这一开篇所建立的不是控诉的修辞,而是诊断的姿态——老残看到了沉船的征兆,而船上的人没有看到;老残能听到水声,而船上的人听不到;老残能预见翻覆的时刻,而船上的人不能预见。这种"看见别人看不见之物"的叙事姿态,与《官场现形记》开篇对"官"字的种种戏说(所谓"做官全凭运气"、"千里做官只为财"等议论)所采用的清单式讽刺,构成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叙事技术。
被同质化遮蔽的,正是这种叙事技术的差异。一旦《老残游记》被归入"四大",它在叙事层面所做出的贡献——一个延续全书的船-国隐喻,一个持续的诊断而非控诉的伦理姿态,一种贯穿始终的听-看-触的身体感知系统——便不再被讨论。这种遮蔽在二十世纪后期愈发严重,部分原因是刘鹗的政治身份(下文详述)使得研究者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需要被批判的对象,因而急于寻找一个足以容纳这种批判的范畴,"谴责小说"便成为最便捷的归类。
标签化:"汉奸"刘鹗与技术细节的悬置
当代学界对《老残游记》的第二种误读症候,是刘鹗的"汉奸"标签对文本阅读的预先悬置。刘鹗在 1900 年庚子事变之后,与浙江人应贺昌、应隆椿父子等合作,试图用清廷支付的庚子赔款从上海购买大米,以赈济华北灾民。这一举动在当时的舆论场中被解读为"以国家资之好处为侵略者服务",刘鹗因此被指为"汉奸"。1905 年他被流放新疆,次年病逝。这一历史标签,自民国以来便紧紧附着在刘鹗的研究上,使得任何对其文本的细读,都必须先经过一次政治审查。
标签化的真正后果,是文本中技术性细节的悬置。在《老残游记》中,有三类技术性内容占据了文本不可忽视的篇幅:其一是治河。第八回到第十二回详细描写老残在山东境内考察黄河决口的过程,其中包含对河流动力学、堤坝工程、闸门设置的密集描写——这并非简单的背景铺陈,而是小说叙事的内在肌理。其二是医学。老残作为郎中的身份,使文本中充斥着对病机的分析、对脉象的辨认、对药方的辩论——小说第七回对"伸欠"与"五劳七伤"的辨析,第十三回对黄大人物的病机讨论,都内嵌着晚清医学话语的具体内容。其三是数学与器物。小说中有对算盘的描写,对测量的描写,对西洋科学器具(温度计之类)的描写,这些细节构成老残这一人物的"现代性"轮廓。
如果将刘鹗贴上"汉奸"标签,那么上述技术性细节便不再是"作品内部的肌理",而是"作者身份污点之下的可疑陈述"——读者倾向于认为,这些描写不过是一个"汉奸"在小说中炫耀自己懂得西方技术,以至于整个技术叙事都被视为可疑的、自夸的、值得警惕的。这种阅读姿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中并不罕见:对作者的道德审判,会预先决定对文本的伦理解读;一旦作者被审判,文本中的技术细节便成为需要被贬低的对象,而不是需要被细读的对象。
标签化的更深层后果,是让《老残游记》失去了与晚清"实学"传统的连接。刘鹗在小说之外,曾编有《铁云藏龟》,是第一部将甲骨文系统地介绍给学界的著作;他曾编有《勾股天元草》《弧角三术》等数学著作;他曾撰《测圆海镜通释》,对元代李冶的数学著作进行注释。这些著作与《老残游记》中的技术叙事,共同构成了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实学"的系统兴趣。将刘鹗贴上"汉奸"标签,然后只读《老残游记》,必然错失这一连接;只有将刘鹗的"实学"脉络与小说叙事并置阅读,才能理解为什么老残会带着算盘去治河,为什么会用温度计测量水温,为什么会用脉象隐喻国运。
本书的处理原则由此确立:作者的政治身份,可以放在卷一"游踪"中考证(将归于第 2 章与第 6 章);但在卷二"脉案"中对文本的技术性内容进行细读时,作者的政治身份必须被暂时悬置,文本的可证之事优先于作者的历史定性。这一悬置并非道德中立,而是一种阅读伦理的承诺——只有先承认文本内部的技术性话语具有独立价值,才能避免将"汉奸"标签当作关闭文本讨论的捷径。
谴责化:鲁迅判决之后的误读范式
第三种误读症候与鲁迅的判断紧密相关。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中,鲁迅对"谴责小说"整体有一段著名的批评:"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这一段定义常被引用,且常被简化为"谴责有余,描写不足"这一短语。
问题在于,这一短语在随后的接受史中被反复抽离其原始语境,变成一种无差别适用的判断。当代许多研究者(尤其是非专门研究者)在讨论《老残游记》时,会顺手引用"谴责有余,描写不足"这一短语,并将其作为对小说的整体定性。这种定型的结果是:任何想要讨论《老残游记》中具体描写——明湖居的声学、申子平的月夜对话、桃花山的道家议论——的研究者,都必须先承认自己是"在一部被鲁迅批评过的小说中寻找细节"。这种先行的批评接受,构成了对文本细读的反向压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谴责有余,描写不足"这一判断,原是鲁迅针对《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的整体感受,而非针对《老残游记》单独的评价。事实上,在同一篇《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专门用一节讨论了《老残游记》,开篇即称"《老残游记》二十回,署洪都百炼生撰,实刘鹗之作也",并对其中的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给予"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的正面评价。"谴责有余,描写不足"是否适用于《老残游记》,鲁迅本人并未明说。但接受史的合力,使得这一短语被普遍应用于所有"谴责小说"——这是一种范畴判断的反噬:既然都是"谴责小说",那么既然"谴责"类整体被批评,《老残游记》必然也在被批评之列。
由此产生一个深层的范式问题:在"谴责小说"框架下阅读《老残游记》,研究者很容易只关注其中的"骂世"段落,而忽视其中的"诊脉"段落;只关注其中的讽刺对象(玉贤、刚弼等酷吏),而忽视其中的诊断对象(黄河淤塞、山西商业体制等具体社会机制);只关注作者是否揭发了社会弊恶,而忽视作者是否辨析了社会病机。这一阅读范式本身便预设了小说的功能是"骂",而非"诊";预设了文本的伦理价值在于立场,而非技术;预设了文学批评的任务是裁判,而不是复原。
本书提出的诊断是:与其继续在"谴责有余,描写不足"的范式中打转,不如将《老残游记》读作一部"未完成现代主义"文本。"未完成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来自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察——一批晚清作者在接触西方技术、西方制度、西方科学话语之后,以一种尚未定型的写作姿态,将技术叙事引入小说文体之中,这种技术叙事既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志怪-传奇"模式,也不同于二十世纪成熟的现实主义模式,它处于一种文体未定的中间状态。《老残游记》中对声学的描写、对水利的描写、对医学的描写、对数学的描写,正是这种"未完成现代主义"的文体物质证据。如果我们将小说读作"未完成现代主义"而非"谴责小说",那么"描写不足"反而成为一种描述的精确:小说未能完成对现代中国的完整刻画,而是停留在对几个病机节点的精微诊察之上,这种"未完成"不是缺陷,而是文体本身的特征。
三重方法论的承诺
上述三种误读症候的形成,具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它们都倾向于将《老残游记》纳入某个既有的范畴(同质化)、接受某个既有的道德判断(标签化)、或套用某个既有的范式(谴责化),而非让文本自身的物质形态决定阅读方法。要打破这种倾向,本书承诺三重方法论,分别对应文本的三种物质维度。
第一种承诺是回到"摇串铃的声音"这一身体-职业-话语的三位一体。老残的职业是郎中,郎中在晚清的行走方式依赖于一套身体技术——走街串巷、摇铃招客、按脉处方。这套身体技术不是小说的背景,而是小说的本体。老残的"听"具有特殊的职业敏感性:他能在嘈杂的闹市中听见病人的呼吸,能在黄河岸边听见水流的声音,能在明湖居里辨别出黑妞与白妞说书的差异。小说中大量关键情节的推进,依赖于这种职业性的听觉(以及视觉、触觉)。如果只读"谴责",老残的听觉便不再是值得讨论的对象;如果回到"摇串铃的声音",我们会发现小说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以感官知觉为组织原则的叙事系统——声音、脉象、体温、颜色、气味,构成小说的感知肌理。
第二种承诺是回到黄河-济南-曹州的地理拓扑。《老残游记》的地理叙事不是无关紧要的旅行日志,而是小说意义生成的重要空间结构。黄河作为治河对象的自然地理,济南作为泉水与城市文化的历史地理,曹州作为酷吏施政的政治地理,这三者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黄河提供"病机"(淤塞),济南提供"诊室"(老残的停靠点),曹州提供"病灶"(玉贤、刚弼造成的冤案)。如果忽视这一地理拓扑,小说便退化为"老残四处行走的故事";如果回到这一拓扑,小说则呈现为一幅由水系、政治、城市交织而成的十九世纪末华北地图。这幅地图的物质细节——从泺口的码头到大明湖的画舫,从曹州的城关到黄河的堤坝——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硬质骨架。
第三种承诺是回到"残"这一文本的物质形态。《老残游记》在二十卷的篇幅中留下了明确的"未完"痕迹——刘鹗晚年流放新疆,原稿在辗转中散佚,现存的二十回中有明显的断裂与未及展开的线索。"残"不是修辞,而是文本的物质状态。这一物质状态本身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意味着阅读《老残游记》不是阅读一部完整的现实主义长篇,而是阅读一部有着物质性缺口的中篇残本。这一残本中那些未能展开的支线(如老残与德慧生的关系、桃花山的道家议论何以中断),构成对阅读方法的反向要求——读者必须接受"残",并在"残"的基础上重建文本的意义结构。
三重方法论的共同指向,是拒绝将《老残游记》视为一个可被既有范畴覆盖的既定对象。声音、地理、物质形态,这三种维度都不是"谴责小说"的范畴所能处理的;只有将小说放回它自身的物质状态之中,才能开始真正的文本细读。这一细读将遵循一条实证原则:只读文本可证之事。所谓"文本可证之事",指文本本身呈现的事实——具体的人物言行、具体的器物描写、具体的地理细节、具体的声学效果——而非作者的历史定性、小说的意图推测、或"谴责"框架的预设判断。这条原则将贯穿全书,在每一章对具体段落的细读中持续生效。
```mermaid flowchart TD Q[全书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如何重读《老残游记》] --> V1[卷一 游踪] Q --> V2[卷二 脉案] Q --> V3[卷三 回响] V1 -->|由人到地| V2 V2 -->|由形到声| V3 V3 --> R[回到当下:技术性重读的可能性] V1 -.作者身位.-> V1a["刘鹗的位置:商人、技师、作家"] V1 -.地理拓扑.-> V1b["黄河—济南—曹州三角"] V2 -.声学.-> V2a["明湖居与'说书'的政体"] V2 -.脉案.-> V2b["诊脉与治河的复合隐喻"] V3 -.鲁迅.-> V3a["谴责小说范式的形成与裂隙"] V3 -.当代.-> V3b["技术性细读的回归"] ```
实践演示:两种开篇的并置细读
方法论若不落到具体文本之上,便只是一组抽象原则。本节以《官场现形记》第一回与《老残游记》第一回的并置细读,演示"谴责"与"诊脉"两种叙事技术的根本差异。细读将聚焦三个层面:开篇的修辞姿态、首回的声音描写、首回的隐喻结构。
开篇修辞层面,《官场现形记》的第一回以一段关于"官"的议论开篇:"中国官场的规矩,凡是做官的,总得要有点本事,才好做官。"叙述者随即列举一系列"本事"的戏说——"第一要会磕头,第二要会请安,第三要会打官话,第四要会敷衍,第五要会摆架子,第六要会装糊涂,第七要会戴假面具,第八要会打官腔"——通过枚举的手法,将"官"的实质化为一系列可笑的姿态。这种枚举式开篇的功能,是先建立一个总体的讽刺视野,然后邀请读者进入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小故事(从第二回开始,每一回几乎都以一个独立的小故事为单位)。
《老残游记》的第一回开篇完全不同。开篇是一段纯粹的景物描写:"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叫作东山……东山底下有一口大井,井里有一百多个头……到了夏天,那井里的水一日日地长起来……"这一段描写之后,叙述者转入黄河岸边:"却说那年,正是山东黄河决口的时候……只见那黄河里的水,一浪一浪地滚上来……"开篇不议论,不讽刺,不建立任何总体的批判视野,而是先建立一幅具体的地理图像。读者被要求先"看见"山东的山与水,然后才进入人物与情节。这种开篇的功能,不是邀请读者进入一个讽刺的总览,而是要求读者进入一幅具体的感知图像之中——图像本身就是叙事的起点。
声音描写层面,《官场现形记》第一回几乎没有独立的声音描写。文字以叙述者的话语为主,人物的对白是讽刺的载体,但环境声学从未作为独立描写对象出现。读者在《官场现形记》的第一回中"听到"的,主要是叙述者的声音——一个居高临下的讽刺者的声音。这种声音结构,使得整部小说具有一种"评书式"的统一声音,人物的对白只是被这一声音所评论的材料。
《老残游记》第一回则建立了独立的声音描写系统。开篇即出现"摇串铃的声音"——"老残……手里捻着一串铃,当当当地响,沿着那黄河岸慢慢地走"。这一句看似闲笔,实则建立了小说叙事的核心声音层:"当当"是听觉对象,而非叙述评论;它标记老残的身体在场,标记他作为郎中的职业身份,标记他与黄河岸边环境的关系。随后,小说引入对画舫内外的声学描写——船舱内有人谈话,船舱外黄河水声,老残在岸上远远地听见这些声音并作出判断。声音在这里不是装饰,而是认知工具:老残凭借声音诊断船舱内外的状态,凭借声音推断船上人的心理,凭借声音预见船的未来。这一声音描写系统在第八回以后的明湖居说书段落(第二回以后的连续回次)中达到极致——黑妞与白妞说书的差异,正是通过声音的精确描写建立的。
隐喻结构层面,《官场现形记》的隐喻是分散的、片段式的——每一回几乎都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讽刺小品,这些小品之间没有统一的隐喻结构。读者可以在任何位置进入,可以在任何位置离开,因为每一回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怪现状"。这种结构是报刊连载小说(《官场现形记》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的典型产物:每一回都是可独立销售的单位,不必依赖前一回的隐喻。
《老残游记》第一回则建立了一个贯穿全书的统一隐喻:船-国。开篇的画舫,便是这一隐喻的物质形态——画舫象征着国家,船舱象征着朝廷,乘客象征着百姓,水象征着国势,而摇串铃的老残,则象征着站在岸边诊断国家病机的郎中。这一隐喻结构在第一回的结尾被明确点出:"你们知道这船是怎样翻的吗?……并不是管船的人不小心,也不是船身出了毛病,只因船上的人,把那块挡水的板撤了,所以水进来了……"老残以"挡水板"的隐喻,诊断国家"翻覆"的病机——船不是被外敌击沉的,而是被船上的人自己撤掉防御所沉;国不是被列强打败的,而是被朝中之人自己抽掉根基所败。
这一隐喻结构延续至全书。第八回至第十二回的治河段落,实际上是船-国隐喻的延伸——黄河决口是国家病机的具体化,治河工程师在山东境内寻找下河的方位,实际上是国家寻找"政治工程"方位的隐喻。曹州的酷吏(玉贤、刚弼)段落,则是船-国隐喻的反面:酷吏以"清正"之名,实际加速了船的沉没。这种统一隐喻的存在,使《老残游记》在叙事结构上与《官场现形记》的片段式讽刺产生根本差异——前者是一个连续的隐喻体,后者是一连串独立的讽刺片段;前者要求读者持续地跟随一个隐喻的展开,后者允许读者随时离开每一回。
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并置细读,可以清楚地看到:"谴责"与"诊脉"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叙事技术。谴责依靠枚举、依靠片段、依靠分散的讽刺单元,它的修辞功能是构建一种批判的总览视野;诊脉依靠持续的隐喻、依靠统一的感知系统、依靠精确的局部描写,它的修辞功能是构建一种诊断的具体性。《老残游记》属于后者,不属于前者;将它归入"谴责小说"范畴,等于用错了看它的眼睛。
这一实践演示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具体地说明了"谴责"与"诊脉"的差异,使抽象的方法论承诺落地;另一方面,它也演示了本书在后续十四章中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