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扎罗夫

第 1 章 巴扎罗夫：虚无主义者的登场

俄国小说爱用等待开场。普希金让他的奥涅金在彼得堡的舞会里晃荡了整整一章才肯说出心事，托尔斯泰要等到一八〇五年的彼得堡沙龙人齐了、烛光够了，才让安德烈公爵登场。屠格涅夫比他们都省俭。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个四十多岁的地主站在某条公路旁一家客店的台阶上，问仆人一句话，小说就开始了。巴金译本的第一句是：喂，彼得，还看不见吗？看不见什么？看不见儿子，看不见未来，看不见那辆从彼得堡方向驶来、车上坐着两个年轻人的马车。这句家常话里埋着整部小说的机关：旧的人在等新的人，等到了，却认不出。老基尔萨诺夫等来的是儿子阿尔卡季，以及儿子身后那个高个子、红头发、披着带穗子的大外套的医科学生。从这一刻起，俄国文学交出了一个它此后一百年都没有消化完的人物。巴扎罗夫。这个名字念起来又硬又急，像敲钉子，跟奥涅金、毕巧林、罗亭那些文雅的名字全然不是一个家族。名字是第一句判词。屠格涅夫给他的主人公们起名从不含糊，罗亭的名字里有流畅的音节，拉夫列茨基的名字里有大块的乡音，而巴扎罗夫，三个音节打完收工，不留余韵。这个名字要配上一种新人，一种说完就走、懒得回头的人。

一张不肯讨好的脸

屠格涅夫写肖像有一种外科医生的手法，下刀准，缝得少。第二章里巴扎罗夫露面，他给的是这样一张脸：长而瘦，宽额头，鼻子上端平而下端尖，一对绿色的大眼睛，茶色的下垂连鬓胡子，脸上挂着一个安静的微笑，而微笑里透出自信与聪明。这幅肖像值得逐词细看。长而瘦是苦行者的脸型，与帕维尔那种保养得宜、指甲修成粉色月牙的贵族面孔构成第一层对立。绿色的大眼睛在俄国文学里是罕见的颜色，普希金的主人公们眼睛是深色的，莱蒙托夫的毕巧林有一双不笑的眼睛，绿色属于观察者，属于整夜盯着青蛙和标本看的人。茶色胡须给这张脸添了一种野兽的质感，屠格涅夫后来在给批评家斯卢切夫斯基的信里说他想写的是一个阴沉、粗野、高大、一半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人物，胡须的颜色就是泥土的颜色。最难办的是那个微笑。不安静的人笑得吵闹，不聪明的人笑得空洞，巴扎罗夫的微笑既安静又自负，这是对自己的智力有绝对把握才有的表情。小说里再没有第二个人这样笑过：尼古拉笑得歉意，帕维尔笑得像皱眉，阿尔卡季笑得殷勤，奥金佐娃笑得像客气。巴扎罗夫的笑是全书唯一免费的笑，不索取回应的笑。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幅肖像没有被书中任何人认真看过。阿尔卡季介绍他时兴奋得脸红，老基尔萨诺夫客气而窘，帕维尔只微微点头，把手插回口袋。换句话说，这张脸是叙述者直接递到读者眼前的。屠格涅夫在这里耍了一个只有现实主义大师才敢耍的花招：他把读者放在比人物更高的观察位置上，让你先于所有人认识巴扎罗夫，然后眼看着这一家人因为不认识他而付出代价。阿尔卡季崇拜他，却崇拜错了地方；帕维尔敌视他，也敌视错了地方；两个老人爱他，爱的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眼前这个人。全书没有一个人真正看见过巴扎罗夫，除了临终那一次。我们爱这个人物，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可爱，而是因为我们从第一眼起就看见了他，看见了那张脸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孤独。文学史上称之为客观的写实，我更愿意称之为孤独的写实：把一个人从所有目光里解放出来，再交到读者手上。

第一天晚饭的桌上就有一场无声的戏。尼古拉兴冲冲地谈着农事的新计划，阿尔卡季一边应答一边偷看巴扎罗夫的脸色，巴扎罗夫打了个哈欠，说他明天要早点起来办事。所谓办事，就是抓青蛙。一句客气话没说，一声感谢没有道，这个客人在主人家的第一夜睡得比谁都香。屠格涅夫只用了几行就写出了新人对待旧世界的基本姿态：不仇恨，不辩论，只是不受感动。仇恨还要把对方当回事，不受感动才是最彻底的降格。全书将有三个人先后被他这种不动声色刺伤，父亲的、伯父的、还有他自己的。这本小说一八六二年二月登在《俄国导报》上，据说是当时最先读完的一批人里，有人连夜把书从窗口扔了出去。扔书的人多半是被这个哈欠打中的。

这里必须说到屠格涅夫与巴扎罗夫的关系，因为它是全书一切争论的源头。作者在那封著名的信里承认，他想写的是一个坚强、凶狠、诚实、但注定要毁灭的人，因为他毕竟站在未来的门槛上。七年之后，他在那篇回顾《父与子》创作经过的文章里又补了一句：如果读者不喜爱巴扎罗夫，那就怨我，怨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一个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主人公用喜爱这个词，在俄国文学里是大事。普希金对奥涅金有温情，果戈理对乞乞科夫有怜悯，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感情像过山车，而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是敬爱，带着一点对力量的恐惧的敬爱。他一生怕这样的人，又一生被这样的人吸引。他出身贵族，却自愿把家里的庄园前途押给农奴解放；他混迹巴黎的文学沙龙，却把俄国的年轻医生们认作国家真正的希望。这种摇摆不是软弱，是诚实。他在书信里说过，除了对艺术的看法，他几乎赞同巴扎罗夫的全部信念。一个几乎赞同自己主人公的作者，还要让这个主人公孤独地死去，这里面有比站队深得多的问题。

医科学生：职业即哲学

巴扎罗夫的身份细节常被粗心的读者跳过去：他是个医科学生，还没有毕业，考试在即，却已经把解剖刀和显微镜的营生当成了天职。小说里他清早出门抓青蛙，说要弄清人和青蛙的构造差别到底在哪里；他给农民看病，看病的地点是农民的木屋，而不是客厅；他最后染上的病，也是在解剖伤寒病人的尸体时从手指的伤口里进去的。职业在这里不是履历表上的一行字，而是哲学的肉身。五十年代的俄国大学里，医学是最不贵族的学科。法学是官场的敲门砖，历史语文系培养教授与作家，而医学招收的是教区学校出来的孩子、神甫的儿子、小官吏的儿子，是那些领奖学金、住地下室、把面包省下来买试剂的人。屠格涅夫让他的虚无主义者学医，等于替他领了一张出身证明。阿尔卡季也有大学的文凭，可阿尔卡季的彼得堡岁月用在辩论社团和时髦词句上；巴扎罗夫的彼得堡岁月花在解剖台上。两个人在同一座城里念书，念出了两个俄国。

医学还带来一整套看人的方式。巴扎罗夫谈论爱情，说男女之间没有什么神秘的关系，我们生理学家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谈论死亡，说老年人多半不是病死的而是怕死的，只要换个说法骗过恐惧就行；他打量帕维尔，看的不是他的原则而是他的指甲和那身英国料子的西装。这是把人当对象处理的眼光，冷静，有效，也残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批评家皮萨列夫正是抓住这一点，在《俄国言论》上撰文宣布巴扎罗夫是新一代的宣言：这代人不再从黑格尔的书里找真理，而从解剖台上找。显微镜代替了圣像，切片代替了忏悔。这套价值替换在今天看来未必新鲜，在一八六二年的俄国却是一声惊雷。当时的读者立刻分成两半，一半觉得受了侮辱，一半觉得终于被人说出。皮萨列夫甚至说，屠格涅夫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造出了怎样一个人，就像化学家无意间合成了新物质。这个恭维里有真理：伟大的写实人物总是超出他的创造者的意图，屠格涅夫本人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他晚年说巴扎罗夫的花样是他自己玩出来的，作者不过是个记录的助手。

小说为这个身份安排了足够多的日常证物。在马里诺的日子，巴扎罗夫过的不是客人的生活，是工匠的生活。天不亮就起身，喝完茶就出门，回来的时候裤脚沾着泥，手里提着瓶子，里面装着从沟里捞来的青蛙和刨来的草根；他霸占了院子里一间偏屋，摆上仪器，整天关在里面，午饭都要人去喊。他把青蛙吊起来解剖，取神经，对着光看，宣称最重要的东西是青蛙的神经，人跟它一样，只是多几个关节。阿尔卡季站在旁边递东西，觉得自己也在参与未来的事业。屠格涅夫写这些细节的时候带着一种近乎疼爱的耐心，他显然研究过当时年轻医生们的做派。这些细节加起来构成一个判断：这个人不是在扮演科学，他就住在科学里面。俄国文学此前的人物，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全都是客厅里的人物，靠谈话和爱情活着；巴扎罗夫是第一个靠手艺活着的男主角。手艺不解释，手艺只执行。小说的道德重心从此挪了位置。

但屠格涅夫比皮萨列夫多看了一层。小说里的巴扎罗夫给农民看病，农民并不感激，反而怀疑他、躲他，说他爱管闲事，甚至传说他把病人拿去做实验。这几笔冷冰冰的讽刺是全书最狠的地方之一：自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的人，人民根本不认识他，甚至害怕他。巴扎罗夫对此不辩解，耸耸肩就走。这里藏着虚无主义的第一道裂缝。他的哲学建立在为多数人谋幸福的功利算术上，可多数人并不需要他。他要解放的对象把他当外人，把帕维尔那样肯按照老规矩打赏的贵族当自己人。这道裂缝小说没有点破，但它是后来一切悲剧的地基。一个只相信事实的人，碰上的第一个不肯买账的事实，就是他想要服务的人民。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家个个写过农民，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写过他们受苦，在《父与子》里写他们怀疑。后者更需要勇气，也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解放不等于感激，启蒙不等于追随。

否定一切的哲学

第五章的傍晚，凉台上摆了茶，费尼奇卡端着茶炊出来倒茶，帕维尔问起阿尔卡季这位新朋友，阿尔卡季说出了那个后来进入一切教科书的句子：虚无主义者就是不向任何权威低头的人，他不把任何一个原则当作信仰，不管这个原则受到怎样的尊敬。帕维尔把眉毛一挑，说这就是要破坏一切了。巴扎罗夫接过去，说得干脆：总得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在这一场和第十章的又一场大争论里，巴扎罗夫开出的否定清单长得吓人。拉斐尔一文不值，一个像样的化学家比任何诗人有用二十倍；贵族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原则，统统是外来的无用的字眼，俄国人用不着它们；老百姓相信打雷是先知伊利亚驾着车在天上跑，难道要我点头同意吗；我的祖父是种地的，我又算得了什么贵族；你们的贵族体面、你们的手杖和袖扣，有什么用处，不过用来摆架子。

把这份清单排起来看，会发现它否定的不是某个具体制度，而是整个象征的秩序。艺术、诗歌、贵族的体面、自由主义的词汇、民间的信仰、家庭的温情，这些东西的共同点是都不能放进试管。巴扎罗夫的哲学是一把筛子，网眼只放得下有用之物，而所谓有用，兜了一圈又只剩下可以测量、可以兑现的那一小部分。感情要用生理学解释，信仰要用愚昧解释，音乐要用声波解释，解释完了，筛面上什么也不剩。尼采后来给这种思想起过一个大名，说虚无主义是最可怕的客人，已经站在门口，俄国人不过是替全欧洲先开了门。有趣的是，屠格涅夫没有让书中任何人在辩论里驳倒巴扎罗夫。帕维尔搬出贵族的原则、英国两院的制度、爱子孙的责任感，全部被那把筛子漏掉；尼古拉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普希金被儿子换成毕希纳的《物质与力》，夜里硬着头皮去啃那本小册子，啃着啃着睡着了。老一辈在辩论里全线溃败，这是小说写实的第一层。赢巴扎罗夫的从来不是论辩。赢他的是爱情、疾病和死亡，是那些不跟他讲道理的东西。

茶桌的座次也值得看一眼。第五章那张桌子上，费尼奇卡倒茶，尼古拉局促地坐在儿子旁边，帕维尔背着手站在廊下，居高临下；巴扎罗夫歪在椅子里，帽檐都没摘。屠格涅夫给这场戏安排的几何学一望便知：站着的是原则，坐着的是力量，倒茶的是生活，而生活谁也不看。争论从原则这个词开始，到原则这个词结束，中间被巴扎罗夫的短句一次次打断。他有一句总结式的判词，说原则这种东西天下没有，那都是凭空感觉出来的。帕维尔听完这句，脸色白得像纸。一个把感觉当作垃圾的人，同一个把感觉当作生命最后防线的人，隔着一张茶桌互相打量，桌上还冒着茶的热气。俄国小说最凶的战场从来不在战场，在茶桌。这场戏之后，小说就不再需要解释什么叫两代人了，座位已经替它说完了。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恰是屠格涅夫的深心所在。巴扎罗夫否定一切权威，却从不否定科学；他嘲笑一切信仰，却把毕生押在自然科学这个最大的信仰上。他要求每句话都有证据，可他本人活着这件事，就是一桩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纯粹的感情事件。他吃面包，那面包由他看不起的农民种出来；他被人爱着，那爱由他宣布不存在的器官分泌出来。屠格涅夫看穿了这一点，却没有让他明白这一点，只让他死前忽然要了蜡烛，要了母亲的手。作家的残忍在此，慈悲也在此。怀疑一旦成建制，就变成它所反对的东西；屠格涅夫不敢直说这句名言，他只是让他的怀疑者在二十六岁上就烧完了。有人统计过，全书二十八章里巴扎罗夫缺席的章节屈指可数，他活着的日子在书里不到一年。这个浓度本身就是一个判断：这样的人生理上就烧不长。作者没有让他死于绞架，也没有让他死于革命，让他死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伤口，比一切壮烈的死都更虚无，也比一切壮烈的死都更真实。

那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值得单独再说两句。表面看它是工程学的常识，先拆后建；细看却是一种世界观的自白。打扫地面的人相信地面上原有的一切都没有价值，拆掉不是损失而是收益。这种确信需要一种奇怪的盲目：看不见被拆掉的东西里也藏着别人的生平、别人的童年、别人的教堂。帕维尔在争论里反驳的正是这一点，他说你们的计划里没有人，只有数字。屠格涅夫显然部分同意帕维尔，又厌恶他的做派，于是他让帕维尔输掉辩论，赢掉小说。辩论的输赢在客厅里，小说的输赢在结尾处那座坟上。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在书里无往不利；作为一种生活，在书里只活了不到一年。这个不对称是屠格涅夫留给后人的第一份遗嘱：理论在人身上试验，试验总要死人。

强大者的孤独

巴扎罗夫的强大显而易见，小说里几乎人人被他压制。阿尔卡季在他面前像小学生，帕维尔同他吵完架要在屋里来回走两个钟头，连见惯世面的奥金佐娃也承认同他谈话有意思。但屠格涅夫用一种近乎残忍的诚实记录了这种强大的代价。在马里诺，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可是他落伍了，他的歌唱完了。这话对，也不对。对，是因为尼古拉确实抱着四十年代的旧梦不放，庄园的账一年比一年难看；不对，是因为说这话的人二十分钟后就躲进棚子里解剖青蛙，不敢面对尼古拉递过来的那种温柔的灯光。在父母家里，两个老人爱他爱到发抖，父亲一夜一夜地祷告，情愿替儿子去死，母亲在他门口张望又不敢敲门，而巴扎罗夫住了三天就觉得腻，要回马里诺，说要工作。他对阿尔卡季说过一句收场白式的话，大意是眼下他的父母忙着安排小小的日子，他的俄国也忙着安排小小的日子，都没有用处。这句狠话把天伦和历史一起扫进了废纸篓，说的时候他自己脸色比谁都难看。

这些场面让一八六二年的年轻读者出离愤怒，他们觉得屠格涅夫在给新一代画鬼脸。今天的读者重读这些段落，愤怒多半换成了别的东西。因为屠格涅夫其实什么也没有夸张，他只是把一种人格类型的内在真实写透了：把感情从哲学里清除出去的人，感情并不因此消失，它只是改道，变成一种连本人都不肯承认的债务。巴扎罗夫不是没有爱，他是不肯为爱支付利息。他对父母粗暴，是因为父母的崇拜让他看见了自己理论里最柔软的漏洞；他对阿尔卡季刻薄，是因为这个温和的追随者时时刻刻提醒他，连否定也需要听众，而需要听众的人就已经输了一半。孤独不是他选择的处境，是他哲学的必然利息。等到第十八章他在奥金佐娃面前说出那句爱得愚蠢、爱得疯狂，这笔连本带利的账才算结清，而结清的方式是破产。屠格涅夫写信给朋友说，巴扎罗夫这样的人骗不了人，因为他连自己一起骗。这句话可以刻在这个人物的墓碑上。

对阿尔卡季，他还有另一种孤独，师徒的孤独。全书他只收了这一个徒弟，教得很尽力，讽刺他，纠正他，带他去见世面，像老工匠带学徒。可是这个学徒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庄园主，见了卡住那样的姑娘会心跳，见了成熟的庄稼会感动，最后果然回庄园结了婚，管了账，生了孩子。巴扎罗夫临别时对他说，你是个好人，可是你是个软绵绵的少爷。这句话是判决书，也是遗嘱。徒弟没有背叛师傅，徒弟只是长成了自己。屠格涅夫在这里写出了一切精神师徒关系的宿命：师傅传授的是火，徒弟接住的是灯。灯要放在屋子里，火只肯在旷野里烧。阿尔卡季们永远烧不起来，也永远灭不掉，他们是文明的守夜人；巴扎罗夫们烧完就散，他们是文明的点火者。小说的结尾给阿尔卡季安排了婚礼，给巴扎罗夫安排了坟，这安排本身没有讽刺，只有分工。

他回家那三章，是全书最叫人难堪也最叫人心碎的三章。老父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为了显得跟得上时代，硬撑着用青年人的词说话，说到一半忘词，讪讪地笑；他清早起来给儿子占好茅坑边上的位置，就为多说几句话；他找借口绕过偏屋，只为从窗子里望一眼儿子的背影。母亲阿琳娜·弗拉西耶夫娜一辈子信神、信兆头、信解梦的书，儿子回来的头一晚她高兴得整夜祷告，第二天却只敢在门口亲亲手杖，因为儿子的眼睛让她怕。巴扎罗夫对这一切的回应是三天的耐心，然后说乡下无聊，要走。老人送他到村口，站在那里挥帽子，直到马车拐弯。屠格涅夫自己刚从西欧回国时，也被母亲的爱折磨得几乎发疯，这些场景里有他切身的疼。他不为巴扎罗夫开脱，也不写老人控诉，只把两边的姿势各摆出来，让读者自己在中间受刑。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写老人被儿子盘问有没有上帝，走的是同一条窄路，只是屠格涅夫先把路踩出来了。

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里论及此书时有一个大意如此的判断：屠格涅夫属于两边都不敢全信的自由派，他创造巴扎罗夫，是要把自己身上的恐惧与迷恋分成两个人写出来。我愿意再补一句：屠格涅夫写帕维尔，是把自己的教养写成了一个人；写巴扎罗夫，是把自己的未来写成了一个人。教养与未来在他自己身上打架，谁也打不赢，所以这两个人物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能快活地活着。巴扎罗夫的孤独，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时代的孤独的投影。一八六二年的读者只看见漫画或者圣像，隔了一百多年，我们才看清那是一个人立在门槛上的影子，前面是没人要他的将来，后面是不认识他的家门。伯林还说过，屠格涅夫预见了巴扎罗夫的子孙们将要统治俄国，而他自己一个也不喜欢。预见而不喜欢，这大概就是自由派的天命，也是巴扎罗夫这个形象能被一切阵营借用、又不属于任何阵营的原因。

一种新的俄语

巴扎罗夫的出场还带来一件不易察觉的礼物：一种新的俄语。屠格涅夫是俄国文学里最讲究音色的作家，他给每个人物的谈话都配了乐器。尼古拉说话像大提琴，绕着弯，怕伤人；帕维尔说话像拍节拍器，每个重音都落在原则这个词上；阿尔卡季说话像刚调准的钢琴，音准是音准，没有回声。巴扎罗夫说话像敲钉子，短句，硬词，民间的俚语混着科学的术语，一句话说完就停，绝不补充第二句。他叫贵族少爷作雏儿，叫上流社会叫作放空气屁的地方，谈到艺术用一句一钱不值打发，谈到自己用单音节的词。这种文体在当时的文学里是冒犯。文学人物从罗蒙诺索夫的时代起就必须讲体面的话，哪怕庄稼汉上了台也要说席勒式的独白。屠格涅夫第一个明白，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语法，观念的等级制首先体现在语言的等级制里。他把一个下等阶层的语言质地给了主人公，等于在文体内部完成了一次政变。

细读他的几句口头禅，能听见这种新语法的全部性格。他惯用否定的句式开口，我不承认，我不明白这个，用不着；他惯用省略，人家等他解释，他只说声这就是了；他偶尔冒出粗话，随即又懒得粗下去，因为粗话也是修辞，而他不屑修辞。最有味道的是他的玩笑。巴扎罗夫不忧郁，他开玩笑，开的都是解剖式的玩笑：说自己的父亲是老古董，说帕维尔的指甲可以送去展览，说四十八岁的人谈情说爱像托钵化缘。这些玩笑句句有准头，也句句不落脚，笑完之后地上留着一摊凉的东西。跟他在一起，阿尔卡季永远笑得比他快，因为他不敢不笑。一个靠别人的笑来确认自己的追随者，和一个并不需要笑的领袖，两种声音就这样在小说里并置了一百多页，直到追随者换了听众。

这种语言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反过来规定了整部小说的建筑。全书推进靠的不是情节而是谈话，一场接一场的谈话，茶桌边、花园里、月光下、病榻前，谁的语言更有力气，谁就占有下一章的地盘。屠格涅夫把这个技巧发挥到后来契诃夫直呼看不懂的程度，契诃夫年轻时给友人的信里说，屠格涅夫能让两个人说话说出一场雷雨。而巴扎罗夫的语言有一个致命的边界：它只会否定和陈述，不会哀求。所以在死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