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狄更斯的世界

第一章：走进狄更斯的世界

1837年，一个12岁的伦敦男孩正在一家皮鞋油工厂里挥汗如雨。他的父亲因欠债被关进监狱，母亲带着其他孩子住在济贫院里。这个男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双手被化学溶剂泡得发红，却只能赚到微薄的几枚铜板。在他身后，大约每五个英国孩子中就有一个和他一样，小小年纪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去工厂、矿山、店铺出卖体力。

这个男孩名叫查尔斯·狄更斯。二十三年后，他写出了《大卫·考坡菲》——一部讲述一个孩子从苦难中成长，最终成为作家的故事。

狄更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答案却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烟囱与工厂里，藏在他童年的饥饿与屈辱中，也藏在一个伟大作家想要与世界和解的渴望里。要真正读懂《大卫·考坡菲》，我们必须先回到两百年前的英国，看看那个让狄更斯既愤怒又眷恋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模样。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属于机器与烟囱的世界

1812年2月7日，查尔斯·约翰·赫芬·狄更斯出生在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朴茨茅斯。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后勤部门的一名小职员，母亲伊丽莎白·巴罗则是个爱幻想、喜欢阅读的女人，后来还为狄更斯生下了七个弟弟妹妹。

狄更斯出生时，英国正处于一场深刻变革的阵痛之中。这场变革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工业革命”，它把英国从一个以农业和手工劳动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台依靠蒸汽机和流水线运转的庞大机器。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1812年，看看狄更斯睁开眼睛时看到的英国是什么样子。

那时的伦敦已经有了八十多万人口，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街道上弥漫着煤烟的气味，运河里流淌着被工厂废水染黑的污水，成千上万的贫民窟在城市的阴暗角落里野蛮生长。街上跑的不是汽车，而是运煤的马车和公共马车；夜晚照亮街道的不是电灯，而是燃烧鲸鱼油的煤气灯。

狄更斯出生的那一年，拿破仑正在欧洲大陆指挥法国军队与各国作战，英国的粮食价格因为战争而剧烈波动。在朴茨茅斯港口，巨大的战舰停泊在干船坞里维修，水手们忙着装卸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这个海军城市充满了铁锈、沥青和咸腥海风的气味，狄更斯的童年最初几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却也让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工厂主们发现了使用童工的“好处”：孩子个子小，可以钻进成年工人进不去的狭窄空间；孩子力气小，要的工资只有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孩子不懂事，容易管理，不会组织起来反抗。

就这样，一场针对儿童的“大规模雇佣”开始了。曼彻斯特的棉纺厂里，五六岁的孩子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个小时，负责在机器旁捡拾掉落的棉纱。英格兰北部的煤矿里，八九岁的孩子被绑在运煤的托盘上，像骡子一样在低矮的巷道里爬行。伦敦和伯明翰的扫烟囱行业里，孤儿们被老板买下，钻进狭窄的烟囱里清扫煤灰，常常被卡住动弹不得，甚至窒息而死。

1832年，一份英国议会的调查报告震惊了整个社会。调查员发现，在兰开夏郡的某些工厂里，五到十岁的童工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些孩子从凌晨五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中间只有吃饭的时间可以休息。工厂里空气浑浊，充斥着棉絮和灰尘，孩子们的肺因此受到严重损伤，很多人小小年纪就患上了呼吸道疾病。

狄更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长大。他的父母都不是富人，家里孩子又多，经济状况始终捉襟见肘。虽然父亲努力工作，但收入有限，母亲有时不得不做些缝补的零活来贴补家用。在这种环境下，狄更斯从小就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意味着没钱买东西，更意味着被人看不起，意味着机会的大门对你关闭，意味着你的声音没人愿意倾听。

这段早年经历为狄更斯后来在小说中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奠定了基础。他亲眼看到了工厂里童工的悲惨生活，亲耳听到了穷人们在债主面前的卑微哀求，这些画面像烙印一样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原材料。

那个被债务击碎的家

狄更斯一家后来搬到了伦敦，然后又搬到了查塔姆。1822年，他们再次举家迁往伦敦，这一次，命运的转折点出现了。

约翰·狄更斯是个善良的人，但也是个不擅长理财的人。他收入不高，却喜欢讲究排场，爱请客吃饭，爱买些当时流行的艺术品装点门面。他还喜欢向别人吹嘘自己的“贵族血统”——虽然这多半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渐渐地，家里的债务越积越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824年2月，灾难降临了。约翰·狄更斯因为欠债被告上法庭，随后被关进了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这在当时是合法的——如果一个人还不起债，债主可以向法院申请把债务人关进专门关押负债者的监狱，直到他设法还清债务或者把债还到债主满意的程度。

狄更斯那年刚满十二岁。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因为家里没有钱付房租，狄更斯和母亲、弟弟妹妹们被迫搬进了马夏尔西监狱，和父亲一起住在里面。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种做法是被允许的——如果债务人有家人需要照顾，监狱会提供几间小小的房间，让这家人住在里面，条件自然比不上外面的普通住宅，但至少一家人可以团聚。

想象一下，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爸爸被关进监狱，自己和妈妈、弟弟妹妹也要住进监狱，那会是什么感觉？恐惧、羞耻、愤怒、无助——十二岁的狄更斯一定经历了所有这些情绪。

在监狱里，狄更斯亲眼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债务人：有因为生意失败而入狱的商人，有因为赌博欠债的纨绔子弟，有因为生病花光积蓄的普通人，还有像他父亲这样因为不善理财而入狱的小职员。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经是社会上有尊严的一员，如今却穿着囚服，住着潮湿阴冷的牢房，靠着亲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狄更斯在监狱里还看到了另一个群体的生活：犯人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从小在监狱里长大，他们的世界只有高墙、铁栏和囚犯的号子。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正常教育，没有机会像普通孩子一样在阳光下奔跑玩耍，他们的未来早已被命运写好——男孩长大后很可能也成为债务人或罪犯，女孩则可能被送去当仆人或者更悲惨的地方。

这段经历对狄更斯的冲击是巨大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后来写道：“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所监狱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切……那种可怕的、挥之不去的感觉。”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父亲入狱后不久，母亲做出了一个让狄更斯无法原谅的决定：她把十二岁的查尔斯送进了一家皮鞋油工厂当童工。

这是一家位于泰晤士河畔的黑人皮鞋油工厂，老板是个名叫琼斯的人。狄更斯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步行一个小时到工厂，然后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中间只有一个小时吃饭休息的时间。他的工作是把皮鞋油罐装进瓶子，贴上标签，然后打包发货。工作环境极其恶劣：狭小的工厂里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地板上到处是洒出来的油渍，孩子们就坐在这些油渍中间，一刻不停地重复着机械的动作。

更让狄更斯难以承受的是孤独和屈辱。在工厂里，他和其他几个童工被安排住在顶楼的一间小屋里。天气炎热的时候，屋里热得像蒸笼；下雨的时候，雨水从屋顶漏下来，他们不得不用盆盆罐罐接水。晚上，其他孩子都睡着了，狄更斯却睁着眼睛躺在黑暗中，想念学校里的时光，想念父亲给他读故事的声音，想念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快乐日子。

有一次，狄更斯的父亲来工厂看他。父亲穿着整齐，还戴着礼帽，在狄更斯眼里看起来和从前一样体面。父亲走后，一个年长的童工问狄更斯：“刚才来看你的人是谁？”狄更斯犹豫了一下，说那是他家的一个朋友。这个谎言让狄更斯羞耻了很久——他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父亲，因为在他看来，一个被关进监狱、让儿子去工厂当童工的父亲是“可耻”的。

这种羞耻感折磨了狄更斯很多年，直到他成名之后，仍然不愿意公开谈论这段经历。他只在给传记作者的一封信中简短地提到：“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最黑暗的时期。”

幸运的是，狄更斯的父亲在四个月后从监狱获释。一个意外的好运降临了——约翰·狄更斯的一个远房亲戚去世后留给他一笔遗产，足够他还清债务并赎回自由之身。狄更斯终于从工厂回到了学校，结束了这段噩梦般的童工生活。

但这段经历已经在狄更斯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后来，他在《大卫·考坡菲》中详细描写了大卫当童工的经历，那段描写几乎就是他个人记忆的真实再现。大卫在工厂里感到的孤独、羞耻、绝望和无助，正是狄更斯当年感受过的情绪。大卫渴望回到学校、渴望读书学习的心情，也正是狄更斯本人的心声。

更重要的是，狄更斯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生教训：贫穷不是犯罪，但贫穷会剥夺人的尊严；债务人不是坏人，但债务会让人失去自由；童工不是懒惰，但被迫劳动的童年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这些教训后来成为狄更斯所有作品的核心主题之一。

从新闻记者到文学大师：一条漫长的写作之路

获释出狱后的狄更斯继续求学，但好景不长。十六岁时，父亲再次陷入经济困境，狄更斯不得不再次辍学谋生。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份在律师事务所当学徒的工作，虽然干的实际上就是跑腿、打杂、抄写文件的活计，但至少不用再在工厂里干体力活了。

命运在1829年给狄更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被派去法院旁听一场审判，记录庭审内容并整理成文字。狄更斯发现自己有一种天赋：他能把枯燥的法律文件写得生动有趣，能把复杂的案情讲得引人入胜。一位在场的议员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才能，邀请他去自己主编的一家杂志社工作。

1831年，十九岁的狄更斯成为《议会镜报》的记者，专门报道英国议会的辩论和公共事务。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英国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议员们在辩论中唇枪舌剑，法官们在法庭上庄严宣判，警察们在街头巡逻维持秩序，报童们在街上叫卖当天的新闻。英国社会这台庞大机器的每一个齿轮，狄更斯都亲眼见证了。

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狄更斯练就了一手快如闪电的好文笔。他学会了如何在截稿日期的压力下迅速写出准确、流畅、引人入胜的文字，学会了如何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如何用简洁的语言传达复杂的信息。这些技巧后来都成为他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

1833年，二十一岁的狄更斯开始向一家幽默杂志《每月杂志》匿名投稿。他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描写伦敦街头场景的短文，笔名叫“鲍兹”。这篇小文章让编辑眼前一亮，约他继续写更多类似的文章。狄更斯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描写伦敦生活的短文，后来结集出版为《博兹特写集》。

1836年，二十四岁的狄更斯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辞去记者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当时英国还没有“职业小说家”这个概念，大多数作家都是兼职写作，比如写小说补贴家用的医生、靠稿费增加收入的律师。但狄更斯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读者群体的扩大，小说的市场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如果能写出吸引人的作品，完全可以靠写作为生。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于1836年3月开始连载，每周出版一章，到1837年11月连载完毕时，这部作品已经让狄更斯名满天下。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老绅士匹克威克先生带着仆人出去游历冒险的故事，充满了幽默的误会、夸张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热烈追捧，甚至引发了“匹克威克热”——人们模仿小说中的人物穿衣服、说话、行动方式，好像小说里的角色是真实存在的明星一样。

《匹克威克外传》的成功让狄更斯意识到一种全新的文学商业模式：连载出版。每周或每月出版小说的一小部分，读者为了看到故事接下来的发展，会持续订阅杂志或报纸。这种模式让作家能够定期获得收入，也让读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享受阅读的乐趣。狄更斯后来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采用了这种连载方式。

就在《匹克威克外传》连载期间，狄更斯开始创作另一部作品——《大卫·考坡菲》。

为什么是《大卫·考坡菲》：一部写给自己的童年回忆录

1850年，三十八岁的狄更斯已经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他出版了《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等多部畅销小说，还创办了一份杂志《家常话》，定期在上面发表文章和故事。他的读者遍布英国各阶层，上至贵族下至工厂工人，都在他的文字中找到乐趣和共鸣。

就在这一年，狄更斯开始动笔写《大卫·考坡菲》。这部小说从1850年5月到1850年11月连载出版，后来又在1850年到1851年间分二十期连载，是狄更斯最长、也是他本人最看重的一部作品。

狄更斯为什么要在《匹克威克外传》大获成功、《雾都孤儿》引发社会关注之后，选择写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狄更斯想要“清算”自己的童年。

我们之前讲过，狄更斯的童年经历了父亲入狱、自己当童工那段痛苦的时期。虽然后来他功成名就，成为受人尊敬的大作家，但那段记忆始终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他从来没有正式向任何人详细描述过那段经历——他害怕说出来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害怕人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只是偶尔在私人信件中含糊地提及“在一家工厂工作过”。

但一个人如果不直面自己的创伤，创伤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他。狄更斯发现自己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特别是在提到“债务”“监狱”“工厂”这些字眼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对某些场景有不合常理的反应，比如看到贫民窟的孩子就会突然情绪低落。心理分析学家后来会说，这是“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表现。

写作给了狄更斯一个出口。他可以借助大卫的故事，把自己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写出来。他可以描写童工遭受的剥削、债务人监狱的黑暗、穷孩子求学无门的绝望——但所有这些都变成了“大卫的故事”，而不是“狄更斯的故事”。这样一来，他既能释放内心的压抑，又不用直面自己的羞耻感。

第二个原因，是狄更斯想通过大卫的视角审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

狄更斯是一个对社会问题极度敏感的人。他在当记者的几年里亲眼看到了太多不公正的事情：工厂主压榨童工、债主逼迫债务人、父母遗弃孩子、雇主虐待仆人、学校体罚学生……这些现象在当时都是合法的——法律没有禁止雇用六岁的孩子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法律没有规定债务人必须有人身自由，法律甚至允许教师用鞭子抽打学生直到流血。

狄更斯相信，改变的第一步是让人们“看见”问题。他要写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社会改良宣言，而是一个具体的故事，一个让读者能够代入、能够同情、能够感同身受的故事。大卫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不是英雄，没有超能力，运气也只是一般般。如果连这样普通的孩子都能在苦难中坚持下去，最终找到自己的道路，那么读者也许会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

第三个原因，是狄更斯想要回答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一个人如何从苦难中走出来？

大卫的成长道路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从出生丧父、母亲改嫁后被继父虐待，到被送去当童工、寄人篱下、遭遇各种骗子和坏人，再到后来遇见善良的保姆、慈祥的老师、正直的朋友，大卫经历了无数挫折和磨难，但他始终保持善良和正直，最终获得了事业成功和美满家庭。

这固然是一个理想化的故事——现实中的狄更斯经历的那些苦难，不是靠“保持善良”就能解决的。但狄更斯想通过这个故事传递一个信念：苦难会留下伤疤，但苦难不是人生的终点；童年的阴影可能伴随一生，但人可以选择不被阴影吞噬；社会是不公平的，但个人的努力和善良的选择仍然有意义。

有意思的是，狄更斯在写《大卫·考坡菲》的同时，也在经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场危机。他和妻子凯瑟琳的婚姻已经出现裂痕，两人性格差异太大，常常争吵。狄更斯还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名叫艾伦·特南，而艾伦后来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写作《大卫·考坡菲》也帮助狄更斯理清了自己的人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下的？一个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在小说结尾，大卫选择了和家庭决裂、追求自己真爱的做法——虽然这个选择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惊世骇俗的。有人认为这反映了狄更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无论如何，《大卫·考坡菲》不只是一部关于童年的小说，它也是一部关于人生选择的小说，是一部关于“一个人如何成为自己”的小说。

童工与今天：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读完狄更斯的故事，你可能会想：那个时代真是太可怕了！那些孩子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却连学都上不了。不过我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不用担心这些。

这样的想法当然没有错——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工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确实幸福得多。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都禁止雇用未满十六岁（有些国家是十八岁）的孩子当童工。义务教育法保障了每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工厂必须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雇主不能随意体罚或虐待员工。

但是，狄更斯的故事在今天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全球目前仍有约一亿六千万名儿童在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这些孩子散布在亚洲的纺织工厂、非洲的种植园、拉丁美洲的矿山、南美洲的街头——他们做着手工缝制足球的工作，在种植可可的庄园里喷洒农药，在城市的垃圾桶里翻找可回收的物品卖给废品收购站。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他们的父母可能因为疾病、失业或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不得不让孩子出去工作赚钱。有些孩子是被人口贩子拐卖后强迫劳动的，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处境比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工还要悲惨。

即使在我们生活的国家，也有一些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无法专心上学。他们可能需要利用课余时间帮父母摆摊、务农、做家务，剩余的时间才能用来学习。有些偏远地区的学校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孩子们接受的教育质量远不如大城市的孩子。

那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情况，而不是假装他们不存在。狄更斯在写作《雾都孤儿》和《大卫·考坡菲》时，正是通过让读者“看见”那些被忽视的孩子的悲惨处境，激发了公众的同情心和改善现状的意愿。今天，我们同样可以通过阅读、观看纪录片、参与公益活动等方式，了解身边乃至全球范围内困难儿童的生活状况。

其次，我们可以珍惜自己拥有的学习机会。当大卫被继父送去工厂当童工时，他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回到学校读书。今天的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阅读什么书籍，可以在图书馆里借阅各种小说、科普读物、历史故事，可以在学校里听老师讲授知识。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写作业、不想考试，想一想大卫，想想那些今天仍然无法上学的孩子，或许你会发现，能够坐在教室里读书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第三，我们可以尝试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身边的人。也许你的邻居家庭生活困难，也许学校里有同学因为父母工作繁忙而缺少照顾，也许社区里有一些孩子因为家庭原因性格内向、不太合群。你不需要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一个善意的微笑、一句温暖的问候、一次主动的帮助，都可能给那些孩子带来一点光亮。狄更斯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正是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曾经也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并把这种同情心倾注在他的作品中。

最后，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狄更斯生活在今天，他会怎么写《大卫·考坡菲》？他会关注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他会为今天的孩子发出怎样的声音？也许有一天，写出你自己版本的故事的人，就是你。

本章小结

这一章我们走进了狄更斯的世界，了解了他生活和创作的背景。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却也创造了规模空前的贫困和不公。童工现象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社会伤疤之一——数以万计的孩子被迫在工厂和矿山里出卖体力，他们的童年被剥夺，他们的未来被限定。

狄更斯就出生在这个时代，他的童年经历了父亲入狱、自身当童工的特殊苦难。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也成为他后来创作的重要素材。他在《大卫·考坡菲》中详细描写了主人公当童工的悲惨经历，几乎就是他自己童年记忆的真实再现。

从新闻记者起步的狄更斯，凭借《匹克威克外传》一举成名，开创了连载小说的商业模式，最终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功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