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梦里说梦人：汤显祖与他的时代

第1章：邯郸梦里说梦人：汤显祖与他的时代

“人生在世，如何方能活得明白？”这个问题，在明代万历年间，被一个名叫汤显祖的戏曲家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他在《邯郸记》中让主人公卢生在邯郸道上的旅店里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经历了从贫寒书生到将相权臣的完整一生，等到梦醒，店小二为卢生煮的黄粱饭还没有熟透。这个关于“枕中梦”的古老故事，在汤显祖笔下获得了新的生命，也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最深刻的哲学寓言之一。

汤显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关于梦的戏曲？他想通过卢生的经历告诉读者什么？这些问题，需要从汤显祖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说起。一个人的创作，总是与他的人生轨迹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要理解《邯郸记》的深层意蕴，首先要理解汤显祖这个人，理解他生活的那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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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汤显祖（1550-1616）的生平与性格

1.1 江南文人的成长之路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海若，别号清远道人，1550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是江南的一个文化重镇，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汤显祖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汤显祖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聪慧。据史料记载，他五岁开蒙，九岁便能赋诗作文，十三岁时已遍读《离骚》《史记》《汉书》及唐诗宋词等经典著作。少年时期的汤显祖博览群书，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更重要的是，他并非死读书，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据说他少年时曾对来访的客人说：“大丈夫不能效力于明主，当放情于山水之间。”这番言论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之口，足见他性格中的洒脱与不羁。

1570年，二十一岁的汤显祖以江西省第八名的成绩考中举人，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之一。按照常规的人生轨迹，他应该在接下来的会试中考中进士，然后步入仕途。然而，命运却给汤显祖安排了一条坎坷的道路——此后的十三年间，他五次赴京参加会试，竟一次次名落孙山。

关于汤显祖为何多次落第，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说法。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当时权倾朝野的首辅张居正为了给自己的儿子铺路，曾示意汤显祖在考试时为其子“让路”，承诺事成之后予以报答。汤显祖秉性耿直，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得罪了张居正，导致屡试不第。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汤显祖的落第与其文章风格有关——他的文章往往直抒胸臆、不拘格套，不为那些偏好八股文章的考官所喜。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这段漫长的等待岁月，深刻地塑造了汤显祖的性格，也为他日后的戏曲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人生体验。

1.2 仕途的起伏与归隐的抉择

1583年，三十四岁的汤显祖终于考中进士，此时张居正已经去世两年。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汤显祖中进士时“天下称得人”，可见他的才华最终还是得到了认可。然而，进入官场后的汤显祖，却发现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加残酷。

汤显祖最初被授予南京太常寺博士的职位，这是一个品级很低、事务不多的闲职。此后数年间，他在南京先后担任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务，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南京在明代是留都，官员众多但实权有限，大多数被调往南京的官员实际上是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结果。汤显祖在南京的这一段经历，让他有机会观察明代的官场生态，也让他对朝政的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591年，汤显祖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正值万历皇帝派遣宦官到各地征收矿税，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矿税之害遍及全国，无数商人和百姓因此破产，而地方官员迫于宦官的淫威，往往敢怒不敢言。汤显祖目睹这一切，愤然上书《论辅臣科臣疏》，弹劾首辅王锡爵及其党羽的腐败行为。

这篇奏疏言辞激烈，直指朝政弊端：“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而天下今天以为心智之区，无所用之。”他还揭露了矿税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言辞之间流露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这篇奏疏自然触怒了万历皇帝，汤显祖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徐闻位于广东最南端，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小县，对于一个年过四旬的官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汤显祖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在徐闻任上勤政爱民，创办书院，教化百姓，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敬重。两年后，他被调任浙江遂昌知县。遂昌是一个山区小县，经济落后、民风淳朴。汤显祖在这里找到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他推行“仁政”，减少赋税，兴办学校，体恤民情。据说他曾在大年三十放囚犯回家过年，正月十五再让他们回来听曲看戏——这一做法看似荒诞，却体现了汤显祖以德化人的治县理念。

1598年，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辞官归隐，回到故乡临川。关于他辞官的原因，史书上有着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他是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愿同流合污而选择离去；有的说他是因为与上司政见不合，被迫离职；还有的说他是因为母亲年事已高，需要回家奉养。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有一点是确定的：汤显祖的辞官，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而非一时冲动。

回到临川后，汤显祖再也没有出仕。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八年，专注于戏曲创作和研究。正是在这十八年里，他完成了“临川四梦”中的后三部作品，达到了一生创作的巅峰。1616年，汤显祖在临川病逝，享年六十七岁。他的一生，是追求理想的一生，也是不断探索的一生。他经历了科举的挫折、官场的失意，最终在戏曲创作中找到了精神的归宿。

1.3 性格中的“痴”与“狂”

要理解汤显祖的戏曲创作，还需要了解他的性格特点。明代文人喜欢用“痴”“狂”等字眼来形容那些特立独行、不拘小节的人物。汤显祖就是一个典型的“痴人”和“狂人”。

所谓“痴”，是指他对“情”的执着。汤显祖一生重情、重义、重交情。在他的生活中，友情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与同时代的许多文人都有交往，如屠隆、梅鼎祚、臧懋循等，这些人共同构成了明代后期一个重要的文人圈子。汤显祖与这些朋友的交往，往往不以功名利禄为纽带，而是基于共同的志趣和真挚的感情。据说他在遂昌任上时，曾亲自去拜访当地的一位隐士，两人一见如故，后来这位隐士成为他《牡丹亭》中某些情节的原型。

所谓“狂”，是指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性格。从上《论辅臣科臣疏》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汤显祖并非一个明哲保身的人。他在仕途上的一次次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这种性格。他不愿意趋炎附势，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去迎合权贵，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也失去了许多升迁的机会。然而，正是这种性格，使他能够在戏曲创作中保持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

汤显祖的这种性格，在他的戏曲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牡丹亭》中，他让杜丽娘喊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惊人之语；在《邯郸记》中，他又让卢生经历了从荣华富贵到一场空的悲喜剧。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思想，实际上都是汤显祖本人性格的真实写照。他用戏曲这种艺术形式，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批判，对“情”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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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中晚期的社会背景

2.1 心学的兴起与个性解放

理解汤显祖，必须将他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考察。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的明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思想活跃、社会变迁剧烈的时代。要理解汤显祖戏曲中那种追求个性解放、肯定人的自然情感的思想倾向，就必须了解明代中晚期的思想文化背景。

明初确立的官方哲学是程朱理学。朱熹等宋代理学家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理”，这个“理”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也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人们通过“格物致知”，即研究具体的事物，可以逐步认识这个“理”，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程朱理学在维护社会秩序、培养士人品格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程朱理学逐渐走向僵化，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

16世纪初，王阳明的心学崛起，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垄断地位。王阳明年轻时曾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物致知”，试图从竹子上“格”出天理来，结果劳神费力地思考了七天七夜，不仅没有“格”出什么道理，反而病倒了。这次失败的经历促使王阳明开始反思，最终创立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体系。

王阳明认为，宇宙的“理”不在人心之外，而在人心之中。他把“理”称为“良知”，认为每个人都有辨别是非善恶的本能——良知的指引，就是道德行为的准则。“致良知”就是要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当下，依循良知的指引行事。“知行合一”则是强调“知”和“行”不可分离——真正的“知”必然要体现在“行”上，如果没有体现在行动中，就说明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知”。

王阳明的思想在明代中后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学说打破了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强调个体的心性和自觉，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思想解放。王阳明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继续传播和发展心学，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和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家，对汤显祖的影响尤为深远。

泰州学派的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认为圣人之道不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思想打破了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壁垒，肯定了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性。李贽则更进一步，他公开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著名论断。他认为，“情”是人的自然属性，不应该被压抑，而应该得到合理的表达。

汤显祖的思想，明显受到了王阳明心学和李贽“异端”思想的影响。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情”和“理”的对立，认为“情”是人的本性，是戏曲创作的核心要素。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汤显祖是以“情”作为他戏曲创作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情”不仅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文学艺术的本源——正是“情”的驱动，才产生了诗歌、音乐、戏曲等一切艺术形式。

2.2 商品经济与市民文化的繁荣

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汤显祖的戏曲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16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提高和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江南地区的丝绸、棉布、瓷器远销海内外，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基地。徽商、晋商等商帮崛起，积累了大量财富，也逐渐获得了社会地位。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商贾云集、娱乐业发达，戏曲演出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茶馆、酒楼、戏院鳞次栉比，各种地方戏曲竞相上演，戏曲艺人成为一种受人关注的职业。据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记载，当时的戏曲演出已经相当商业化，戏院会根据观众的喜好调整剧目，优秀的演员会受到追捧，甚至出现“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盛况。

戏曲的商品化，一方面促进了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为了吸引观众，戏曲必须在艺术上不断精进；另一方面也使戏曲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与明代前期那种以士大夫文人阶层为主的情况相比，明代中后期的戏曲更加大众化、通俗化。这种变化，对汤显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虽然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享有盛誉，但同时也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牡丹亭》上演时，曾经出现过“《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盛况，可见其作品在民间的影响力。

2.3 政治昏暗与士人的精神困境

然而，明代中晚期的社会并非一片祥和。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政治上，明代中后期皇权日益集中，皇帝或怠于政事，或被宦官操控，朝政日益腐败。万历皇帝在位后期，深居宫中，不见大臣，长达二十八年不上朝，导致政务荒废、官员短缺。宦官专权、党争激烈，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的重要特征。魏忠贤等权宦把持朝政，排除异己，，制造了大量冤案，整个官场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经济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或佃农。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赋税和徭役的负担日益沉重，农民不堪其苦，小规模的社会动乱此起彼伏。万历年间的矿税之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皇帝派遣宦官四处征收矿税，名为开采矿产，实则敲诈勒索，无数商人和百姓因此倾家荡产。

面对这种社会现实，许多有良知的士大夫感到深深的苦闷和失望。他们怀着一腔报国热情进入仕途，却发现现实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官场的黑暗、权力的倾轧、皇帝的昏庸，使他们的理想一次次碰壁。在这样的环境下，士大夫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选择同流合污，在腐败的官场中谋取私利；有的选择沉默自保，躲进书斋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还有的则选择以笔为枪，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

汤显祖属于第三种类型。他的戏曲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他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在官场中几经沉浮，亲眼目睹了种种黑暗和不公，最终选择了一条与主流社会若即若离的道路。他辞官归隐，寄情于戏曲创作，既是对黑暗现实的抗议，也是在文学创作中寻找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他的作品，无论是《牡丹亭》中对“情”的礼赞，还是《邯郸记》中对功名富贵的批判，都带有明显的批判现实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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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汤显祖的戏曲创作历程

3.1 从《紫箫记》到《紫钗记》

汤显祖的戏曲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要理解他为什么能在人生的晚年写出《邯郸记》这样深刻的作品，就必须了解他戏曲创作的发展历程。

汤显祖最早的戏曲作品是《紫箫记》。这部作品大约创作于1577年至1579年之间，是根据唐代作家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改编而成的。《紫箫记》共三十四出，讲述的是才子李益与歌妓霍小玉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部作品中，汤显祖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戏曲才华。他对唐代社会的生活细节、宫廷礼仪、民间风俗有着细致的描写，对人物的心理也有一定的刻画。然而，《紫箫记》并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它的情节设置过于琐碎，人物形象不够鲜明，语言也显得有些生涩。

更重要的是，《紫箫记》给汤显祖带来了麻烦。据说这部作品被人认为有“影射”之嫌，暗示某些人物影射当朝权贵，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非议。汤显祖不得不中断了这部作品的创作，直到十年之后才重新修改完成，并改名为《紫钗记》。

《紫钗记》完成于1587年，是汤显祖创作的第一部成熟的戏曲作品。与《紫箫记》相比，《紫钗记》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提高。首先，汤显祖对原作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精简，删去了那些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使故事更加集中。其次，在人物塑造上，霍小玉的形象更加鲜明——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为之付出的代价，令人感动。第三，在主题思想上，《紫钗记》明确地以“情”为核心，强调了真情的力量。

《紫钗记》虽然不是汤显祖最出色的作品，但它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它标志着汤显祖确立了以“情”为核心的戏曲创作理念，为后来《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3.2 《牡丹亭》的辉煌成就

1598年，也就是汤显祖辞官回到临川的那一年，他完成了《牡丹亭》的创作。这部作品又名《还魂记》，是“临川四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

《牡丹亭》的故事源于一个梦境。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独女，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礼教教育，从未见过园子外面的世界。某日，她在丫鬟春香的引导下偷偷游赏后花园，满园春色激发了她内心深处沉睡的情感。当晚，她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然而，梦醒之后，杜丽娘因相思成疾，一病不起，最终香消玉殒。

死后的杜丽娘魂魄不散，在阴间向判官申诉了自己的遭遇，得到了可以自由行动的机会。她找到柳梦梅的住所，与他再次相会，并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在柳梦梅的鼓励下，杜丽娘挖开自己的坟墓，奇迹般地还魂重生。最后，经过种种波折，杜丽娘与柳梦梅有情人终成眷属。

《牡丹亭》的问世，在当时的文坛和戏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以惊人的想象力、大胆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

>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思想。他所说的“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情或情绪，而是一种超越生死、超越时空的绝对力量。在他看来，只要“情”之所至，可以使生者死而复生，可以使死者再生为人。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它把人的自然情感置于封建礼教之上，肯定了人追求幸福的正当权利。

3.3 从“至情”到“梦醒”——思想的深化

《牡丹亭》之后，汤显祖的创作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他开始思考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如果“情”是如此美好，那么“情”在现实面前是否总是能够保持它的纯粹性？当“情”遭遇功名利禄的诱惑、权力金钱的腐蚀时，人们还能不能坚守自己的本心？

这个问题，在《南柯记》和《邯郸记》中得到了回答。

《南柯记》是“临川四梦”中的第四部，创作于《牡丹亭》之后不久。它改编自唐代作家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讲述的是游侠淳于棼在酒醉后梦入蚂蚁王国的故事。在梦中，淳于棼因为武艺高强、才能出众，被槐安国国王招为驸马，并被任命为南柯郡太守。他在南柯郡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后来因为战功显赫，被召回京城，拜为左相。然而，官场的险恶和人心的叵测，最终导致他被排挤陷害，梦醒时分，他发现自己不过是躺在自家院中的大槐树下，蚂蚁窝就是所谓的“槐安国”。

《邯郸记》与《南柯记》有着相似的结构——都是讲述一个中年男子在梦中经历了一段完整的人生，最后梦醒觉悟的故事。两部作品的核心主题也是一致的：功名利禄不过是一场梦。然而，细细品味，两部作品又有着微妙的不同。

《南柯记》的侧重点在于批判“权”。淳于棼在蚂蚁王国中最大的问题，是他无法处理好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当他担任左丞相之后，渐渐骄奢淫逸，忘记了当初在南柯郡时的初心，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覆灭。汤显祖通过淳于棼的经历，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一旦掌握了权力，人往往会在权力的诱惑下迷失自己。

《邯郸记》的侧重点则在于批判“功名”。卢生与淳于棼不同，他出身贫寒，最大的梦想就是考取功名、改变命运。在梦中，他经历了从考中状元到被奸臣陷害、从东山再起到位极人臣的完整过程。表面上，他的人生是成功的——他获得了权力和地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当他醒来之后，才发现梦中的一切都是虚幻，他仍然是一个在邯郸道上赶路的穷书生。

汤显祖通过卢生的经历，揭示了功名利禄的虚无本质。他要告诉读者的是：人们穷其一生追求的功名利禄，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在历史的天空中，不过是一片浮云。然而，这种批判并非消极的虚无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深刻的警醒。汤显祖想提醒读者的，不是“不要追求功名”，而是“不要被功名所迷惑”。功名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人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

从《紫钗记》到《牡丹亭》，再到《南柯记》和《邯郸记》，汤显祖的戏曲创作走过了一条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的道路。他首先确立了“情”的正当性，肯定了人追求情感幸福的权利；然后他又对“情”进行反思，追问“情”在现实面前如何保持纯粹。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临川四梦”的完整思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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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临川四梦”的整体架构

4.1 四部作品的内在逻辑

“临川四梦”是指汤显祖创作的四部戏曲作品：《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这四部作品虽然各自独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汤显祖的戏曲创作体系。

首先，从题材来源看，四部作品都改编自前代传奇小说。《紫钗记》改编自唐代蒋防的《霍小玉传》，《牡丹亭》改编自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南柯记》改编自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