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宋代城市研究的范式转型

导论：宋代城市研究的范式转型

一、引言：从“唐宋变革”到城市研究的再出发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唐宋变革”论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自内藤湖南（Naito Konan）于二十世纪初期提出这一具有范式意义的命题以来，学者们围绕宋代是否为“近世”的开端展开了持久的论争。这一论争深刻塑造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整体格局，也构成了宋代城市研究的学术起点。然而，当我们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宋代城市史的学术积累时，不难发现一个略显尴尬的事实：尽管城市作为宋代社会最具活力的空间单元早已获得学界认可，但关于城市本身的系统性研究——尤其是超越单一经济或文化维度的综合性研究——仍然相对薄弱。

这一状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学科根源。现代中国史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传统的影响，强调政治史、制度史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又将研究重心引向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等经济基础层面的分析。城市史研究在这种学术语境下，要么成为论证“资本主义萌芽”的辅助场域，要么沦为制度史研究的边缘注脚。文化史取向的研究虽然偶有佳作，但往往局限于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与精英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难以为理解城市社会的整体运行提供足够的分析框架。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城市社会学（urban sociology）与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等学科的交叉渗透，宋代城市研究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加藤繁（ Kato Shigeru）等前辈学者的开创性贡献得到了重新评估，斯楡（Robert S. K. Chin）等当代学者则尝试引入空间分析、社会网络等新方法论工具。然而，这些零星的学术突破尚未汇聚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经济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学科壁垒依然存在，空间分析与制度研究之间缺乏有效对话，而技术史——这一在宋代城市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领域——更是长期处于学界视野的盲区。

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对这一学术现状的反思与回应。作者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三维共生”模型（Three-Dimensional Co-evolution Model），将经济结构（economic structure）、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与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视为宋代城市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协同演进的三个核心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本书力图呈现宋代城市文明的独特面貌：它既非某些学者所强调的“商业革命”的简单产物，也非单纯的文化繁荣所能解释，而是经济、技术、文化三个维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协同进化的结果。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宋代城市的历史地位，也为城市史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二、学术史梳理：从汉学传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日本汉学传统的奠基性贡献

宋代城市研究的学术谱系中，日本汉学界（Japanese Sinology）的贡献不容忽视。早在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学者便开始系统整理和研究宋代的市镇经济与城市社会。加藤繁的一系列研究堪称这一传统的典范。在其经典论文《宋代都市的发展》与《宋代的工商业都市及其特色》中，加藤繁运用大量的第一手文献——包括《宋史》、《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系统考察了宋代城市从唐代坊市制向开放式街市的转型过程。他敏锐地注意到，宋代城市的商业区已不再局限于官方设定的“市”，而是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形成了所谓的“街市”和“市井”。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加藤繁的研究方法深受传统文献学（philology）的影响，强调对史料的细致耙梳和严密考证。他对《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修史书中经济数据的发掘和利用，至今仍是研究宋代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然而，这种以文献考证为中心的方法论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对城市社会整体面貌的把握。在加藤繁的笔下，城市更多地呈现为一个经济活动的空间容器，而非一个具有自身逻辑和生命力的社会有机体。

斯波义信的工作则代表了日本汉学传统的另一个方向——将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的方法引入城市研究。在其力作《宋代商业史研究》（宋代の商業史研究）中，斯波义信利用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重建了宋代主要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商业网络。他提出的“中心地”（central place）理论应用分析框架，尤其值得重视。斯波义信借鉴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考察了宋代城市体系中不同层级市镇的分布规律与经济功能。这一研究不仅拓展了城市史研究的地理学维度，也为后来的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斯波义信对“市”的概念演变进行了深入辨析。他指出，宋代的“市”已不再是唐代那种封闭式的交易场所，而是呈现出开放化、常态化、日常化的特征。这一判断对于理解宋代“城市性”（urbanism）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斯波义信还注意到，城市商业的发展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中小商人群体的崛起，以及与之相伴的消费文化的形成。这一洞见为后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欧美学界的拓展与深化

欧美学界对宋代城市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在方法论创新方面颇有建树。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美国中国学（American Sinology）的崛起以及欧洲社会史、文化史的繁荣，宋代城市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

在这一进程中，包弼德（William H. Nienhauser）、韩明士（Robert E. Hegel）等学者的编著工作功不可没。1979年出版的《宋代城市》专辑，集中呈现了当时欧美学界对宋代城市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尽管这本文集的学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它首次将散落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整合在一起，为后来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真正具有方法论突破意义的研究，当属斯楡的相关工作。斯楡在其博士论文及后续研究中，尝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方法考察宋代城市的内部结构。他将城市视为一个由各种社会关系编织而成的网络，通过分析其中的节点（nodes）与连接（ties），揭示城市社会的运作机制。这一方法论取向虽然在资料处理上面临相当的技术困难，但其基本思路——将城市理解为关系网络而非仅仅是空间单元——为城市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韩森（Valerie Hansen）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宗教与商业》（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则从宗教史的角度切入城市研究，考察了商业发展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她通过对祠庙、寺观分布的分析，揭示了城市空间中的信仰格局及其与商业网络的关联。韩森的研究表明，城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场所，也是意义系统（system of meaning）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这一文化史视角的引入，丰富了城市研究的内涵。

此外，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对宋代家庭与家族的研究、韩明士对地方精英的研究，都从不同侧面触及了城市社会的问题。这些研究虽然并非专门的城市史著作，但它们所揭示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与文化实践，为理解宋代城市的内部生态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知识。

（三）中国本土研究的复兴与突破

中国大陆的宋代城市研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历程。改革开放以前，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城市史研究整体处于边缘地位。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城市史研究逐渐活跃起来。

傅宗文、陈振等学者的研究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系统考察了宋代农村市镇的发展状况，弥补了以往研究过于偏重大城市忽视市镇的不足。陈振则在城市社会史领域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其对宋代城市社会阶层、公共生活的研究，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学者的城市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数据化方法的引入是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吴松弟、李仁贵等学者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重建宋代城市的空间格局与经济腹地，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精确性和可视化程度。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史取向的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王瑞来对宋代城市消费文化的研究、包伟民对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都在不同层面上推进了对宋代城市的理解。

然而，中国学界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中外学术对话仍然不够充分。日本和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和接受，存在明显的滞后。其次，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对话，还远远不够深入。最后，研究视角的单一化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史取向的研究往往忽视文化维度，文化史取向的研究又容易脱离经济基础，技术史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学科分割的状况，严重制约了研究的整体水平。

三、范式困境：经济史与文化史的割裂

（一）学科壁垒的形成与强化

回顾宋代城市研究的学术史，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经济史与文化史之间的长期割裂。这一问题的形成，既有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有学术体制的外在约束。

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现代史学的学科分化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十九世纪兰克史学确立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强调史料批判与事实重建，为后来的学科分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分支逐渐独立成为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各自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概念体系、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固然深化了研究的深度，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学科之间的隔离。

具体到中国史研究领域，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二元划分。在这一框架下，经济史研究被视为“基础”层面的探索，而文化史研究则被归入“上层建筑”层面。城市作为物质资料生产与交换的空间场所，自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领地；城市中的文化现象——诗词歌赋、风俗礼仪、宗教信仰——则被边缘化为经济活动的附属品。这种等级化的认知框架，严重阻碍了经济史与文化史的有机整合。

学术体制的外在约束同样不可忽视。当代学术评价体系强调成果的数量与发表刊物的级别，导致学者倾向于在某一专门领域深耕细作，而缺乏跨领域整合的动力和意愿。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壁垒，也使得年轻学者难以获得跨学科训练的机会。在这种体制环境下，即使有个别学者意识到学科整合的重要性，也往往难以付诸实践。

（二）“经济史优先”倾向的局限

在宋代城市研究中，经济史取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倾向的形成有其合理性：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等概念也确有解释力。然而，过度强调经济维度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经济史取向容易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困境。在这类研究中，城市被描述为一个由市场、店铺、码头、街道等物质设施构成的空间，经济的运行——供需关系、价格机制、货币流通——成为分析的核心。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商人、手工业者、官吏、僧侣、妇女、儿童——则沦为模糊的背景，难以进入研究的视野。

其次，经济史取向容易忽视城市空间的社会建构性。城市并非中性的地理容器，而是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与文化意义的物质化呈现。街道的布局、市场的位置、坊墙的存废，都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意涵。单纯的经济分析无法揭示这些意涵，也无法理解城市空间的权力属性。

第三，经济史取向难以解释宋代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宋代城市中涌现的市井文化、平民文学、消费主义萌芽等现象，很难简单地归因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们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理解，包括科举制度对文人身份认同的塑造、城市空间中公共领域的萌生、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觉醒等等。

（三）“文化史转向”的反思

二十世纪末兴起的新文化史潮流，为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学者的理论工作，强调文化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

在宋代城市研究中，这一“文化史转向”表现为对日常生活、风俗礼仪、大众文化等议题的关注。周启荣（Qirong Zhou）对明清出版文化的研究，虽然主要涉及明代，但其所揭示的书籍印刷与知识传播的关系，对于理解宋代城市的文化生态也颇有启发。韩明士对墓志铭、家传等民间文献的利用，为考察城市精英的文化实践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

然而，文化史取向也并非没有问题。将文化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的倾向。在这种取向下，城市的发展变化被归结为文化因素的作用，而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政治制度等“物质性”因素则被边缘化。更为根本的是，如果不对“何为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严格界定，文化史研究很容易陷入泛化——将一切社会现象都贴上“文化”的标签，最终导致这一概念失去分析效力。

（四）寻找第三条道路

面对经济史与文化史的二元对立，学界一直在探索整合的可能性。一些学者尝试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平衡，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或“关联”。然而，这种修补式的做法往往流于表面，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

本书提出的“三维共生”框架，试图为这一问题提供一种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一框架的核心论点是：宋代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或文化的单一维度来理解，而应该被视为经济结构、技术系统与文化实践三个维度协同演进的产物。这三个维度既非简单的并列关系，也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建构、相互渗透的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

具体而言，经济结构为城市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决定了城市人口的规模、职业构成、消费水平等基本参数。技术系统——包括水利技术、造船技术、印刷技术、建筑技术等——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手段和能力边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城市空间的形态与功能。文化实践则是城市居民赋予其活动以意义的方式，通过符号、仪式、叙事等手段，构建起城市社会的认同与秩序。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反馈机制：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催生新的技术需求，技术革新会改变经济活动的形态，文化实践的演变会影响经济行为的动机与意义，反之亦然。

这一框架的价值在于，它既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也防止了文化决定论的泛化陷阱。通过将技术系统明确纳入分析视野，它还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盲区。更重要的是，“三维共生”框架强调三个维度的不可分离性——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这一复杂系统的有机整体，任何单一维度的孤立分析都无法把握城市的本质。

四、“三维共生”分析框架的理论建构

（一）核心概念界定

在展开“三维共生”框架的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对其中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严格界定，以明确本书的分析起点。

城市（city/urban settlement）：在本书的分析中，“城市”指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以非农产业活动为主、具有相对完整的市政管理体系的人类聚居地。宋代城市依其规模与功能，可分为都城、州城、县城与市镇四个层级。本书的研究对象以都城和州城为主，兼及部分重要的市镇。宋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行政属性——城市的设立往往与行政区划相关联，城市的运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权力的介入。这一特征对于理解宋代城市的独特性至关重要。

市井（shijing/marketplace and urban quarters）：这一概念在本书中具有特定的学术含义。“市井”既指城市的商业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交易场所，也指城市底层社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空间。在宋代文献中，“市井之人”与“庙堂之上”往往构成一组对立的概念，前者指涉商人、手工业者、小贩等城市中下阶层，后者指涉官僚士大夫。“市井文化”遂成为与“庙堂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用以指称城市平民阶层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形态。本书对“市井”概念的使用，兼取以上两层含义，强调其作为城市商业-生活空间的整体性。

市民文化（urban popular culture）：这是本书的核心分析概念之一。“市民文化”在此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而是指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下层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文化形态。它包括但不限于：口头文学、民间艺术、节庆仪式、宗教信仰、消费习惯、社交方式等。市民文化既区别于精英士大夫的雅文化，也不同于乡村农民的俗文化，它具有自身独特的品味、逻辑与价值取向。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是经济、技术、文化三个维度协同进化的产物，而非任何单一因素所能解释。

经济结构（economic structure）：指城市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在本书的分析中，经济结构主要包括：商业贸易的组织形态、手工业生产的部门构成、财政税收的制度安排、金融信贷的发育程度等。宋代城市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商业成分的高度发展——这一点早已为学界所公认。然而，仅仅认识到商业的繁荣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商业的组织形态——如行会制度、赊买赊卖、货币流通——以及商业与手工业、农业之间的关联方式。

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指城市运行所依赖的各种技术手段及其制度化安排。在本书的分析中，技术系统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技术（如给排水系统、防火设施、城市交通）、生产技术（如纺织、印刷、造船、建筑）、通讯技术（如邸报、书信、驿传）等。技术系统之所以被视为独立的分析维度，是因为技术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支撑性角色：它不仅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效率边界，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城市空间的形态与居民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系统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社会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具体体现——什么样的技术被采用、如何组织、为何发展，都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指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和运用符号、意义、价值的活动方式。在本书的分析中，文化实践主要包括：语言与文字的使用、艺术与审美的取向、宗教与信仰的形态、教育与知识的传播、节庆与礼仪的组织等。文化实践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赋予城市生活以意义，更因为它本身也是城市社会结构的一部分——通过文化实践，阶层差异得以合法化，社区认同得以凝聚，社会秩序得以维系。

（二）三维共生的运作机制

明确了核心概念的内涵之后，现在来具体说明“三维共生”框架的运作机制。三个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双向渗透：经济结构的变化会渗透到文化领域，改变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反过来，文化实践的演变也会影响经济活动的动机、形态与组织。以城市消费为例：商业的繁荣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消费品类，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文化的发展——如对时尚的追求、对炫耀性消费的偏好——又反过来推动商业的进一步扩张。这种双向渗透的关系，是理解经济与文化互动的关键。

技术中介：技术系统在经济结构与文化实践之间发挥着中介（mediation）作用。技术革新往往首先应用于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