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开始之前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美国很多地方的中小学会放假一天。这一天叫"哥伦布日"，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一个名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个在1492年驾着三艘小船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的勇敢水手。在部分城市的街道上，会有人穿着十五世纪的服装举行游行；在一些州的白宫走廊里，会有人郑重地朗读哥伦布当年的航海日志。这个名字被写进了教科书，刻在了纪念碑上，印在了邮票里，是勇气、好奇和冒险精神的代名词。

可是同样一个问题，去问一位拉美国家——比如墨西哥、委内瑞拉或玻利维亚——的历史学家，你会听到完全不同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1492年不是"发现"，而是被许多教科书直接命名为"入侵"的开端；哥伦布踏上巴哈马海滩的那一天，正是美洲土著几百年灾难的起点。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那本在拉美几乎人手一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自始至终没有把哥伦布当作英雄来写，在他的笔下，哥伦布带来的是剑、十字架和天花病毒。2020年美国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期间，一座座哥伦布雕像被推倒、被涂上红漆、被要求搬进博物馆，或者直接熔化。

同一个人，同一年，在地球的两端，被讲成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故事。这并不是说哪一方在说谎，也不是说事实存在两套，而是说：故事从来不是事实本身的搬运，而是被讲述者选择、剪裁和组装出来的产物。换句话说，比起故事本身，更值得追问的是——故事是谁在讲，怎么讲，为什么这样讲。

三个"奇怪"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一千年前的中国。

南宋初年，金兵南下，宋高宗赵构偏安临安。名将岳飞率领岳家军一路北上，收复了建康（今南京），在郾城大败金兵，眼看就要打过黄河，恢复中原。这本是一段振奋人心的故事。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高宗连发十二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召回。第二年，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死在风波亭。这一段，是从小学课本到戏曲舞台都在反复讲述的中国故事。岳飞的形象被写进《说岳全传》，被画进年画，挂在无数家庭的中堂上。"精忠报国"四个字，是从他背上那四个刺字来的；杭州西湖边的岳王庙，到今天还有游客去凭吊。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正在激烈进行，毛泽东登上杭州岳王庙，提笔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字。

听起来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民族英雄故事。但如果回到历史学家的案头，会发现事情要复杂得多。岳飞在绍兴七年（1137年）前后手握重兵，最高峰时兵力接近十万，几乎是当时南宋正规军的全部主力。宋高宗召他回朝，表面上是因为"秦桧弄权"，更深层的原因是皇帝本人对武将拥兵自重的恐惧——宋高宗本人就是在"苗刘兵变"中被军人拥立又差点被废掉的，他对武将掌军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不信任。岳飞又曾多次上书请立太子，这本是大臣分内的事，但在皇权高度敏感的神经上，这被解读为对皇位继承的越权干预。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岳飞之死不是简单的"奸臣害忠良"，而是皇权与军权博弈的一个悲剧性案例。

这两种讲法——民族英雄的岳飞和拥兵自重的岳飞——都有史实依据，差别在于讲故事的人选择了哪一部分强调。历史学家王曾瑜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里，详细梳理了岳飞在军政关系中的种种争议；一本1990年代的少年读物改编的《说岳全传》通俗本，则继续把岳飞塑造成神话级的完人。两种故事，两种岳飞。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时间离我们更近，但两种讲法之间的撕裂更深。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件事写进每一本法国历史教科书，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争议发生在对这场革命如何理解上。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出现了两位几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后来都成了各自领域里最伟大的名字。一位是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一位是阿莱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两人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出生——米什莱生于1798年，托克维尔生于1805年——也都亲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余震：复辟王朝、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但他们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米什莱是个浪漫派，他把法国大革命写成了人民的觉醒。在他洋洋洒洒多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中，1789年7月14日被写成"复活节"——一个旧世界死去、新世界诞生的日子。攻陷巴士底狱的人不是暴民，而是英雄；革命不是混乱，而是理性的胜利。米什莱本人对革命怀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感情，他在笔记里把革命描述为救赎。

托克维尔则完全不同。他是个保守派贵族，但比米什莱更冷静，也更怀疑。他在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提出了一个让很多革命浪漫派不舒服的论点：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突然的断裂，而是对旧制度下已经存在的中央集权、行政惯例、社会结构的延续与放大。革命看起来摧毁了一切，实际上是"在旧制度的尸体上"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最后胜利。

两种故事都有史料支撑，也都能自圆其说。但米什莱的版本鼓励着后来的左派政治，托克维尔的版本则成为后来自由派反思革命的经典教材。讲同一段历史的方式不同，影响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法国整整几代人的政治选择。

同一个人，同一年，在地球的两端，被讲成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故事。同一个人物，在同一段历史里，被讲成了英雄或军阀。同一场革命，在同一个国家的几代学者笔下，被讲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同样的过去，被讲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

从"历史"到"史学"——一整个世界的距离

这就引出我们这本书要谈的核心概念，也是我希望你读完这一章后能脱口而出向朋友解释清楚的一个词——史学。

"历史"和"史学"，在中文里只差一个字，意思却隔了一整个世界。"历史"指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本身：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确实抵达了加勒比海，岳飞确实在风波亭被害，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确实攻陷了巴士底狱。这些是事实，不会因为谁来讲而改变。"史学"（对应的英文词是 historiography，可以翻译成"史学"或"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对象不是过去本身，而是过去是如何被讲述的；它是关于"历史的故事"的故事。

打个比方可能更容易懂。你在看一部电影，屏幕上在演故事，那是"历史"；现在你把镜头拉到导演的剪辑室，看着导演怎么选镜头、怎么剪接、为什么把这一段放在前面、把那一段删掉，你在看的就是"史学"。史学不是不让你看电影，而是让你在看电影的同时，理解为什么这部电影是这样剪出来的。

这个差别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读历史，从来都不是直接读到"过去本身"。我们读到的是别人已经写好的故事——历史学家的书、教科书、纪录片、维基百科条目、社交媒体上的科普视频。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都已经做过选择：哪些事实放进去，哪些事实删掉；哪个人物用同情的笔调写，哪个人物用批判的笔调写；哪一段给三页纸的篇幅，哪一段一笔带过。

所以读完别人的历史故事之后，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位作者是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什么政治环境、带着什么预设写这本书的？他在为谁说话？他省略了什么？他强调了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头没有立刻介绍本书主角伊格尔斯，而是先讲了三个让你"撞墙"的故事。我想让你先感受一件事：读历史，远比你想象的复杂。任何一段过去，都不只是被记录一次，而是被讲过很多次，每次都不同。

主角登场——一个汉堡犹太少年的二十世纪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本书的主角。

他叫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年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汉堡还是魏玛共和国的第二大港口城市，音乐厅里演奏着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咖啡馆里讨论着托马斯·曼的最新小说。犹太人在德国的社会地位虽然一直有争议，但在魏玛共和国短暂的黄金年代里，像伊格尔斯这样的中产犹太家庭可以过得相对从容：父亲做着小生意，孩子可以上好学校，犹太新年和圣诞节一样是家庭节日。

这种平静在伊格尔斯十岁那年被打破。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1933年4月，针对犹太人的抵制运动开始；1935年，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整个德国的犹太教堂被烧毁，犹太人的店铺被砸烂，近三万人被送进集中营。伊格尔斯的父亲在这场骚乱中被捕，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几周后被释放，但全家已经下定决心必须离开德国。

1938年，伊格尔斯12岁，他和妹妹随母亲从汉堡登上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和他一起上船的，还有他那本德语版的格林童话——那是他从汉堡图书馆里借来的，后来被海关扣留，父亲托人辗转带到美国。父亲留在了汉堡，他要继续处理家产、安排留下的亲戚，这件事后来花了整整五年。在此期间，伊格尔斯和母亲、妹妹先是落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亲戚家，然后辗转多地，最后在纽约安定下来。

一个十二岁的德国犹太少年，就这样从汉堡港的码头上船，在大西洋上漂了十几天，踏上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他不会说英语（除了几个零星的词），他不知道美国的学校是什么样子，他也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要离开自己的家。他后来回忆说，他感受到的最大冲击不是歧视——他反倒惊奇地发现美国同学对他非常友好——而是"无处可回"。德国是他的家，但他再也不能回去。

接下来的几年，伊格尔斯迅速融入了美国的教育系统。他先后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书，本科读的是历史，硕士转向了哲学，最后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期间，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但真正影响他一生的，是芝加哥大学那种跨学科、自由辩论的学术氛围。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当时正在崛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以及后来在法国发生的后结构主义浪潮。这些观念在他脑子里慢慢发酵。

1950年代，伊格尔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开始了独立的学术生涯。他最早的研究方向是十八世纪德国的政治思想，但他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不是在一个真空中研究历史。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纳粹的崛起、犹太人的流亡、美国的接纳，这些亲身经历让他意识到，"历史学家写历史"这件事从来不是中立的、客观的、超脱的，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站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上往回看。他的位置，是一个从汉堡来的、在美国生活的犹太流亡者。

1968年，伊格尔斯出版了他最重要的早期作品《德国的史学观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这本书系统梳理了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的演变，从兰克的实证主义，到普鲁士学派的国家主义史学，到纳粹时期被扭曲的史学传统，再到战后西德对自身史学传统的反思。这本书一出版就在英语世界的德国史学界引起轰动，因为它是从一个流亡者的视角去审视德国的史学传统——一种局外人但又深谙内部的视角。

后来他又写出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97年），这本书的影响更大。它不仅讲了德国史学，还讲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社会科学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三世界史学、后现代史学等等。它是一本"历史学家的历史"——它告诉我们，历史学家们是怎样工作的，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工作，他们的工作又受到了哪些政治、文化、社会力量的塑造。

伊格尔斯一辈子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在二十世纪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而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从汉堡到美国，从犹太少年到历史学家，从德国史学的局内人到局外人，恰好是这个问题最具体、最有血有肉的一个注脚。

为什么要先学读"读历史的人"？

讲完伊格尔斯的故事，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在读历史之前，要先学会读"读历史的人"？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学院派的小问题，但它和你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被海量的信息包围着。打开手机，你会刷到一段视频说"美国登月是假的"，刷到另一段视频说"美国登月是真的"，刷到一篇帖子说"岳飞是个军阀"，刷到另一篇帖子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刷到一个自媒体说"哥伦布是英雄"，刷到另一个自媒体说"哥伦布是恶魔"。这些信息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的故事。

如果没有"史学"的眼光，你会把这些相互矛盾的故事一股脑地接过来，然后陷入混乱：到底谁说的对？有些人干脆放弃，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但它本身是片面的——任人打扮的是讲故事，不是事实本身。

如果你有"史学"的眼光，你会先停下来，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故事是谁在讲？他是哪个国家的、哪个时代的、哪个政治立场的？第二，他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还是为了政治宣传，还是为了娱乐？第三，他省略了什么？他强调了什么？这些选择背后，是什么样的预设？

这些问题是"史学"给你的基本工具。它不会告诉你哪个故事是真的，但会让你成为更聪明的读者：你不再会被任何单一版本的故事轻易说服，你开始能看出每一个故事背后的立场、剪裁和取舍。

我希望你读这本书后，能向朋友用三个例子说清楚"历史"和"史学"的区别——比如用哥伦布、岳飞、法国大革命这三个例子，再用你自己的话解释一遍为什么读历史之前，要先学会读"读历史的人"。这三组故事是我们这本书的入门钥匙，你能不能讲清楚，决定了你能不能拿稳这本书接下来要交给你的所有工具。

一张旅程图

那为什么是伊格尔斯？为什么这本书要把一个1926年的汉堡犹太少年作为主角？

因为伊格尔斯的故事，是二十世纪史学的"代表性案例"。他的个人经历，和他后来研究的问题，是高度吻合的：他亲历了纳粹的崛起，他亲历了流亡，他亲历了美国的接纳，他亲历了二十世纪史学从实证主义到年鉴学派到后现代的多次转向。他既不是纯粹的局外人，也不是纯粹的局内人，他是一个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两个大陆之间穿梭的人。这种"双重视角"，正是二十世纪史学的关键特征。

更重要的是，伊格尔斯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把"史学"这门学问，从德国狭小的学院传统里带到世界舞台上。他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第一次系统了解到德国史学是怎么从兰克走到纳粹的；也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第一次系统了解到法国年鉴学派、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三世界史学是怎么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的。他的工作，本质上是在搭建一个跨文化的对话平台，让不同传统的史学家能互相看到彼此。

所以这本书的旅程图，你可以理解为是伊格尔斯一辈子研究的问题的延伸。我们的旅程从兰克的实证主义开始，那是十九世纪一种"如实直书"的历史学，宣称要像镜子一样反映过去。然后我们走到法国年鉴学派的革命，一群历史学家主张真正的历史不在政治事件里，而在长时段、在经济结构、在心态史、在日常生活里。接着我们走到后现代的解构，一群理论家说"如实直书"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包含了权力的痕迹。最后我们走到全球史的兴起，二十一世纪初，一种跨越民族国家边界、跨越文化边界、跨越时间边界的新史学正在形成。

这个旅程的每一步，伊格尔斯都有评论。这个旅程的每一步，也都和二十世纪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兰克的时代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年鉴学派的时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界反思；后现代的时代是冷战结束后的多元主义；全球史的时代是互联网和全球化。

本章小结

我希望你带着一个问题上路，一个我们这本书会反复回访的问题：我们读到的历史，究竟是"过去本身"，还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提问本身，就是史学训练的核心。

写到这里，我们第一章就要结束了。我们从三个让你"撞墙"的故事开始，区分了"历史"和"史学"，认识了本书主角伊格尔斯，也勾勒了整本书的旅程图。

在下一章，我们将走近伊格尔斯本人，去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汉堡犹太少年，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史家之一的。我们会详细看他怎么在1938年那个冬天的早晨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怎么在里士满的亲戚家里第一次吃到花生酱三明治，怎么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翻开兰克的著作。这些细节不是闲笔，它们是理解伊格尔斯后来思想的关键钥匙。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进入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