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伦敦律师的奇思妙想

托马斯·莫尔是一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又供奉在思想殿堂里的人。他活着的时候是伦敦最炙手可热的律师，当过英国国王的贴身秘书，住着伦敦塔旁边的大宅子，出门有护卫前呼后拥。然后他因为不肯承认国王是英国教会的头头，被关进伦敦塔，最后在1535年7月6日被砍了头。

砍头这件事本身就够戏剧性的了。但真正让莫尔的名字在五百年后还被提起的原因，是他1516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乌托邦”的海岛——在那个地方，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分化，大家按需分配，一起劳动，一起吃饭，病了有人管，老了有人养。听起来像童话对不对？但莫尔写这本书的时候可没当成童话写。他在书里详细描述了乌托邦人的法律、税收、宗教、性生活，连他们怎么上厕所都写了。

所以问题来了：一个位极人臣的宫廷律师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他是真的相信存在这么个好地方，还是在用这个海岛来骂当时的社会？他写完之后把这个海岛叫做“乌托邦”——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哪里都不是”。这个命名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但信号指向哪里，后来的读者争论了五百年。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把这个写书的人搞清楚。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的学究，而是一个在伦敦城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实务派律师。他的书里关于法律、政治、社会的判断，全都来自他亲眼所见的真实案例。搞清楚莫尔这个人是谁，比记住“乌托邦”这三个字重要得多。

莫尔的生平：从法律世家子弟到亨利八世的红人

1478年2月7日，托马斯·莫尔出生在伦敦。这个时间点和地点很重要。伦敦在当时是英格兰乃至整个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人口大概有五万到七万，跟巴黎、阿姆斯特丹是一个量级。而1478年这个年份则意味着，莫尔长大成人的年代，正好是英格兰走出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阴影、经济开始腾飞的时期。

莫尔的父亲叫约翰·莫尔，是个成功的律师，在伦敦市民中颇有声望，后来还当过伦敦市的副市长。用今天的话说，莫尔是个标准的“法二代”。但这个法二代并没有躺在老爹的荫庇下，而是从小就被送去学拉丁文、逻辑学、修辞学——这些是当时文法学校的标配课程，为的是培养能在法庭上滔滔不绝的人才。

有意思的是，少年莫尔差点没当成律师。1490年左右，他进了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在那里，他迷上了古希腊的哲学著作，尤其是柏拉图。柏拉图的《理想国》讲的是一个由哲人王统治、取消私有财产的社会。这个念头可能在少年的莫尔脑子里种下了最早的种子。

但莫尔的父亲不干了。在老莫尔看来，儿子去牛津读那些希腊文拉丁文，将来能当饭吃吗？法律才是正经行当。于是1494年，十六岁的莫尔被迫离开牛津，回到伦敦学习法律。

这一转折看似被动，实际上给莫尔后来的写作打了极好的底子。法律训练教会他两件事：第一是怎么从一堆乱麻一样的证词里理出头绪，第二是怎么把一个案子讲得让人信服。《乌托邦》这本书的叙事结构——一个旅行家在海岛上看到了什么——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包裹法律论证，莫尔深谙此道。

学成之后，莫尔在伦敦律师界迅速崛起。他在几个重大案件中表现出色，口碑传到了宫廷。1504年，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议员，第一次踏入政治核心圈子。也是在这一年，他结了婚，娶了一个叫简·霍特的年轻女子为妻。简比他小三岁，据说是个虔诚、朴素、脾气有点倔的女人。这段婚姻谈不上浪漫，但据说两人感情不错，简后来在莫尔最困难的时候一直陪着他。

接下来的十几年是莫尔平步青云的时期。他在法庭上打赢了一个又一个案子，在议会里以能言善辩著称，他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当时还在当王子的亨利八世耳朵里。1510年，三十二岁的莫尔被任命为伦敦代理司法官，这个职位相当于伦敦城的二号法官。四年后，他又被擢升为财务大臣——这是英国政府里最重要的职位之一，直接向国王负责。

1515年，莫尔作为英国外交使团的成员，被派去低地国家（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一带）谈判贸易协定。这趟出访本身没什么特别的结果，但它给莫尔创造了一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他利用这段时间写完了《乌托邦》的大部分内容。这本书的第一版1516年3月出版，作者署名用的是化名“希斯拉德·弗拉切乌斯”——一个虚构的葡萄牙旅行家。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莫尔写的，因为书中那个虚构的旅行家有个原型，就是陪同莫尔出访的荷兰学者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是莫尔的好朋友，两人早在1509年就在伦敦相识，志趣相投，经常彻夜长谈。伊拉斯谟后来给莫尔写过一首贺拉斯体颂诗，开玩笑说莫尔的房子太大太吵，客人太多太烦，希望他能搬到乌托邦去住——那里没有这些烦恼。这个玩笑本身就说明乌托邦在他们的圈子里是个半真半假的话题。

1518年，莫尔被亨利八世正式任命为国王的首席国务大臣，正式成为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职责包括起草重要文件、主持枢密院会议、向国王提供法律建议。亨利八世这时候正在跟罗马教廷闹别扭，想跟原配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好娶他的情妇安妮·博林。凯瑟琳是西班牙公主，跟亨利结婚二十多年，但一直没能生出儿子，只生了个女儿玛丽。亨利觉得这是上帝在警告他这段婚姻不合法。

莫尔的麻烦就从这里开始。亨利八世希望莫尔支持他的离婚案，在这个问题上站到国王这边来。但莫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坚信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是有效的，离婚再娶是通奸，娶安妮·博林更是乱伦——因为安妮其实是亨利情妇的妹妹（这段关系本身就够乱的）。莫尔不愿意明确反对，但他也不愿意公开支持，这就让亨利八世越来越不满。

1532年，压力终于到了莫尔扛不住的程度。他以健康为由辞去了所有官职，回家赋闲。但他拒绝出席1534年的《至尊法案》宣誓仪式——这部法案规定亨利八世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莫尔的理由是他已经宣誓过效忠国王了，但宗教事务另说。结果他被关进伦敦塔，以叛国罪受审。

审判的过程很草率，证词漏洞百出，但没人敢替莫尔说话。1535年7月6日，四十七岁的莫尔在伦敦塔外的塔丘被斩首。据说行刑那天围观的人很多，莫尔走上刑台的时候很平静，只说了一句话：“愿上帝拯救我的灵魂。”他用这个姿态把自己从一个人人畏惧的权臣，变成了一个殉道者。

莫尔的死让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亨利八世杀了他最忠心的臣子之一，这笔账英国王室背了好几个世纪。但对后来的新教徒来说，莫尔又是个宗教迫害者——他当权的时候曾经把几个新教异端分子送上火刑架。历史就是这样，没有纯粹的好人坏人，只有在具体处境里做出选择的人。

《乌托邦》诞生的时代背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圈地运动

一个人的著作永远不能脱离他身处的时代来理解。莫尔能写出《乌托邦》，是因为他活在的那个时代恰好提供了三样东西：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世界视野、新的社会问题。

第一样东西是文艺复兴。从十四世纪开始，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的文明遗产。他们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研究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修辞术，用古典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当代的艺术。文艺复兴的核心精神是一种古典人文主义的复兴——相信人可以通过教育和理性来完善自己，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通过改革来变得更好的。

莫尔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他在牛津学的是拉丁文，读的是柏拉图，对古典世界的向往是刻在骨子里的。《乌托邦》的书名来自希腊语，叙事框架模仿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讨论的主题——什么样的社会是最好的——也是古典政治哲学的老问题。但莫尔没有简单照搬柏拉图。他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乌托邦不是存在于哲学家的脑子里，而是存在于一个真实的地理坐标上，有具体的人口、土地、法律。莫尔这种把古典理想现实化的尝试，本身就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

第二样东西是地理大发现。莫尔写《乌托邦》的时候，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二十多年了。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513年巴尔博亚从巴拿马地峡看到太平洋，欧洲人的世界地图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每天都有新的国家、新的民族、新的物种、新的植物被报道回来。有些欧洲人开始意识到，地球上有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制度和习俗跟欧洲完全不一样。

这种世界视野对《乌托邦》的写作至关重要。莫尔虚构的那个乌托邦岛，就是一个欧洲人“发现”的远方异邦。他借鉴了大量当时旅行家写的美洲和非洲见闻录，把乌托邦塑造成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会——熟悉是因为它用的是欧洲的语言和概念，陌生是因为它的制度和价值观念跟欧洲完全颠倒。私有财产被取消了，贵族被废除了，劳动变成了荣誉的象征而不是卑贱的事情。这种写法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断产生“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这样”的疑问。

有意思的是，莫尔对美洲原住民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他在书里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说美洲土著的土地本来是他们的，欧洲人凭什么抢过来？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观点。但莫尔自己又赞成对美洲进行殖民，认为殖民可以给当地人带去基督教。这种矛盾不是莫尔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都在经历的认知失调——他们既被新世界的多样性震惊，又急于用基督教的框架来消化这种震惊。

第三样东西是圈地运动。这是理解《乌托邦》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因为它直接解释了莫尔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圈地运动指的是英格兰地主把公共土地圈起来变成私有牧场的做法。从十五世纪末开始，由于羊毛价格上涨，越来越多的地主开始圈占公有地—— village greens、common lands、open fields——用来养羊。养羊需要的人手少，而且羊比佃农更值钱。于是大量农民被赶出土地，要么变成流浪汉，要么涌进城市找苦力活。

莫尔亲眼见过这种场面。他在自己书的第二卷里，用一段著名的文字描述了圈地运动造成的惨状：“你们的羊……以前是那么温顺，吃的是草，现在却变得贪婪和凶猛，要吃人了……在那些地方，为了圈出一片牧场，往往要把整个村庄连根拔起，把房子拆掉，把居民赶到荒野上。”

这段话经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引用，用来说明早期资本主义对普通人的摧残。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专门提到了这段，把它作为原始积累残酷性的证据。但莫尔的立场比马克思复杂得多。他不是在反对资本主义本身——那时候资本主义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他是在反对一种具体的社会现象：有权有势的人用各种借口抢夺弱者的土地，把他们从自食其力的农民变成依附于他人的乞丐。

莫尔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叫“圈地”—— enclosure。这个词在英语里本来是中性的，指的是把土地围起来的行为。但莫尔给它赋予了道德色彩：enclosure变成了抢劫的代名词。这种道德化的语言在他同时代的人那里很常见，《乌托邦》也因此被后来的读者当作“社会主义思想的先声”——尽管莫尔本人肯定不会认同这个标签。

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看，就知道《乌托邦》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文艺复兴给了他古典的理想和人文主义的信念，地理大发现给了他虚构的叙事框架，圈地运动给了他批判现实的冲动。莫尔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想象出一个完美社会，他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具来加工当时最紧迫的问题。

莫尔写作此书的动机：讽刺英国社会还是表达真诚的理想？

现在可以正面讨论那个核心问题了：莫尔写《乌托邦》，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吵了很多年，形成了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乌托邦》是一部尖锐的政治讽刺作品，莫尔借虚构的海岛来批评英国社会的各种弊端——圈地、赋税、法律的偏袒、贵族的贪婪。乌托邦不是一个他想实现的蓝图，而是一面哈哈镜，用来放大和嘲笑现实中的荒唐。

另一派则认为莫尔对乌托邦的描写是真诚的，他对那个社会的肯定不是反讽，而是真正的向往。在他看来，取消私有财产、实行集体劳动、建立公共食堂——这些事情不是乌托邦，而是应该认真考虑的社会改革方案。

哪种说法更准确？答案是两种都有道理，因为《乌托邦》这本书本身就不是单一的文本。

《乌托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概占全书三分之一，写的是一个虚构的旅行家和一个叫彼拉罗的人之间的对话。彼拉罗是莫尔的化名，他向旅行家描述了自己在乌托邦岛的见闻，语气是报告式的——这里的人怎么吃饭、那里的法律怎么规定、他们怎么处理纠纷和教育问题。彼拉罗的态度是冷静客观的，他不评价乌托邦的制度好还是不好，只是陈述事实。

第二部分是旅行家的自述。他详细描述了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安排、宗教信仰、军事策略。这部分内容非常具体，有数字、有案例、有操作细节，比如乌托邦人怎么选官员、怎么分配住房、怎么惩罚犯罪。旅行家对这些安排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说乌托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

问题就出在这个“总体正面”上。莫尔是让一个虚构的人物来表达赞美，还是在借这个虚构人物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书里还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莫尔在第一部分猛烈批评欧洲的对外战争和殖民行为，但第二部分却详细描写了乌托邦人怎么征服邻近的部落，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传播文明”。这种矛盾让读者很难判断莫尔的真实立场。

要解决这个问题，得回到莫尔写作本书时的处境。1515年到1516年，莫尔还是个中级官员，没有卷入亨利八世的离婚争议。那时候的他虽然对英国社会的很多做法不满，但还没有站到王权的对立面上去。《乌托邦》在这个阶段更可能是一本议政书——他想借这本书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希望统治者们能够警醒并改革弊政。

另一个线索是伊拉斯谟的反应。伊拉斯谟是莫尔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资格评价这本书的人。他在给莫尔的信里说这本书“有几分柏拉图的影子”，但也警告莫尔不要太直接地批评权贵。伊拉斯谟自己的写作风格是冷嘲热讽型的，他在《愚人颂》里把整个教会从上到下骂了一遍，但用的是“愚人”的口吻，让被骂的人有苦说不出。伊拉斯谟的建议说明他也觉得莫尔这本书有风险，可能太直白了。

莫尔在1516年的写作策略是伪装。他把乌托邦放在一个虚构的远方，让读者自己去对照现实。这种写法有一个好处：不管你说得多尖锐，只要书上写着“本故事纯属虚构”，就没法告你诽谤。但坏处也很明显：真诚的理想和刻薄的讽刺搅在一起，后来的人可以各取所需。

我个人的判断是：莫尔写《乌托邦》的时候，是半真半假的。他真诚地相信英国社会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被解决。乌托邦里的很多安排——取消贫困、普及教育、宗教宽容——都是他真心想要的东西。但他可能也知道，有些安排——比如取消私有财产、统一分配住房——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他在书里让彼拉罗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乌托邦的制度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是合适的，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所以这些制度只能作为参照。

这种态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乌托邦不是答案，而是镜子。莫尔没有说他能解决问题，他只是说，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这个定位对于理解这本书后来的命运至关重要。《乌托邦》之所以能流传五百年，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社会蓝图，而是因为它开启了一种思维方式：现实是可以被质疑的，另一种社会是可能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种子播下去之后，后来的各种社会实验都可以声称自己跟莫尔有血缘关系，不管莫尔本人愿不愿意。

这本书如何从拉丁文小册子变成影响世界的思想经典

1516年3月，《乌托邦》在比利时的卢汶出版。这本书最初是拉丁文写的，印数大概在一千册左右，在今天的出版业标准来看是个小数字，但在当时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已经算不错了。第一版很快就卖完了，同年又出了第二版，纠正了一些排印错误。

最初的读者群很小，基本上是受过古典教育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们用拉丁文通信，讨论《乌托邦》里的制度设计，互相抄录书中的精彩段落。伊拉斯谟在欧洲大陆的学者圈子里大力推荐这本书，帮助莫尔打开了国际知名度。1520年代，《乌托邦》被翻译成德文，1530年代被翻译成法文，1551年被翻译成英文——最后这个翻译是拉尔夫·罗宾逊做的，他的英文译本后来成为标准版本，一直沿用到今天。

从拉丁文小册子到世界名著，这个转变发生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到十七世纪。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宗教改革。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开启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改革派的知识分子很快发现，《乌托邦》里关于宗教宽容的讨论很有用。莫尔在书里写过，乌托邦人允许不同的宗教并存，只要你不试图用暴力强迫别人改宗就行。这在当时是天主教和路德派都不喜欢的观点——前者坚持统一信仰，后者虽然反对罗马教廷但并不主张宗教多元。但对于后来那些想在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之后建立和平秩序的人来说，莫尔的宗教宽容论成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二个原因是英国政治的发展。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经历了宗教冲突、经济动荡、社会转型的多重压力，《乌托邦》里关于贫富分化、法律公正、惩恶扬善的讨论在这个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16世纪末的英国学者开始认真研究莫尔的著作，把他当作英国本土产生的政治思想家来看待。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里好几次提到“乌托邦”这个词，虽然是用讽刺的语气，但说明这个词已经进入了流行文化的词汇表。

第三个原因是十七世纪的政治理论热潮。英国革命、荷兰独立战争、法国宗教战争——这些大事件让欧洲的思想家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能让社会保持稳定。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这些名字大家都熟悉，他们的思想来源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参照系——乌托邦传统。他们未必同意莫尔的方案，但他们在思考“社会契约”“自然权利”“人民主权”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先讨论一下莫尔提出的那些问题：私有财产是不是必须的？国家能不能管制经济？如果人人平等，权威从哪里来？

到了十八世纪，《乌托邦》的影响力开始跨出学术圈。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把乌托邦当作理性批判的武器，用它来攻击旧制度的每一个方面。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的政治演说里多次出现“乌托邦”这个词——有时候是正面使用，说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乌托邦社会，有时候是负面使用，说敌人的方案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乌托邦这个词的含义在这个时期开始变得复杂：它既是希望，又是危险；既是目标，又是警告。

十九世纪是乌托邦的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著作里都能看到莫尔的影子。欧文的“新和谐”社区甚至直接复制了《乌托邦》里的一些制度设计——公共食堂、统一着装、按需分配。这些实验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但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乌托邦》不只是书本上的幻想，而是有人真的想把它变成现实。

二十世纪的历史让乌托邦这个词带上了血腥的味道。苏联的集体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这些打着“建设美好社会”旗号的实验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乌托邦这个词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有了贬义，变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代名词。《1984》和《美丽新世界》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应运而生，它们不是反对理想本身，而是反对那种“为了美好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逻辑。

但这并不意味着莫尔的书过时了。相反，当代学者重新阅读《乌托邦》，发现了它在今天仍然有价值的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批判。乌托邦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乌托邦人每天工作六小时，剩下的时间用来学习和娱乐。他们不推崇拼命工作，认为劳动是一种义务但不是美德。这个观点在今天加班文化横行的时代听起来格外刺耳。

第二个维度是对全球正义的思考。莫尔在书里提到美洲土著被欧洲人屠杀的问题，虽然他的立场并不完全正确，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框架性的问题：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公和跨国的不公之间是什么关系？改变国内的不公能不能自动解决国际的不公？

第三个维度是对民主实践的反思。乌托邦里的政治制度是很有意思的混合体：它有选举，有议事规则，有权力分立，但它也有终身制的官员，有统一的国家宗教，有强制性的劳动义务。莫尔并没有给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