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革命的激进浪潮

第 1 章：17世纪英国革命的激进浪潮

一个困扰了历史学家数百年的问题是：为什么1640年代的英国革命能够催生出掘地派这样激进的平等主义运动？答案远非单纯。温斯坦莱笔下那个“没有垄也没有买”的土地共有社会，并非凭空而降的道德理想，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经济危机的压力、宗教冲突的催化、政治参与的扩展以及底层民众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共同构成了这场激进运动的土壤。本章将追溯这些历史线索，帮助读者建立一个理解温斯坦莱所必需的历史坐标系。

内战前的英国社会：土地、危机与不满的积累

理解17世纪英国革命的激进性，必须从土地问题入手。革命爆发前，英国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农业结构转型，这场转型以圈地运动（Enclosure）为标志，深刻改变了土地占有的格局。

圈地运动的双重面向需要仔细辨析。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圈地主要涉及将分散的敞田（open fields）和公共草地合并为私有围栏。这一进程并非新鲜事物，但17世纪初的圈地呈现出两个新特征：其一，圈地的驱动力从传统的牧羊业转向了更为商业化的农业生产，地主们试图通过提高土地产出获取更大利润；其二，议会通过的私法案（Private Acts）取代了此前需要王室特许的做法，使得有实力的乡绅和贵族能够更便捷地推动圈地。

这种转型的社会后果是两极化的。自耕农（yeoman farmers）群体——他们构成英国乡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在圈地进程中大量消亡。部分自耕农上升为租地农场主，更多则沦为茅屋农（cottagers）或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茅屋农的经济状况最为悲惨，他们原本依靠公地（common land）上的放牧权、采集权维持生计，圈地剥夺了这些传统权利后，往往只能依靠零工和济贫税度日。

公地制度的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关系问题。在传统的敞田体制下，村民对土地的使用受到习惯法的约束：收割后的田地须向公众开放放牧（这便是"common"一词的含义），每个农户在村社中的份地（selion）虽然分散，但权利是明确的。圈地打破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土地格局，更是一整套社区共同体赖以维系的习惯秩序。当围栏竖立、公地被侵占时，穷人所感受到的不仅是经济损失，更是一种根本性的社会排斥——他们被从共同体的成员变成了纯粹的市场劳动力。

税收危机加剧了社会矛盾。查理一世统治后期（1629-1640年），由于与议会的关系破裂，国王绕过议会征税，引发广泛不满。船税（Ship Money）的征收尤其激起民愤，因为这是一项传统的战时征课，此时却被常态化地用于和平时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税收的分配不公：工商业阶层和新兴地主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或转嫁税负，而自耕农和小生产者则承受了主要压力。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时，王朝的财政状况已接近崩溃，边境局势紧张，而苏格兰人的入侵（主教战争）更是雪上加霜。

宗教因素与经济和社会矛盾深度交织。英国国教（圣公会）在很多观察者看来，已沦为专制王权的工具。主教制度被视为腐败的象征，教会法庭对不信奉国教者的惩罚被认为是宗教自由的威胁。但宗教问题远非纯粹的信仰之争：清教（Puritanism）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东南部农村渗透最深，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受圈地和商业化冲击最大的地方。清教伦理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某种亲和性，这使得宗教改革运动同时成为一场社会动员——它为不满现状者提供了批判现实的话语框架，也为他们组织行动提供了现成的网络。

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在伦敦召开，议员们带来了积压多年的申诉。不到一个月，议会便通过法案，将主要不满指向国王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大主教。1641年，处死斯特拉福德和废除主教制的议案相继通过，但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暴动（1641年10月）彻底改变了政治气氛。恐慌在议会中蔓延，怀疑查理一世正试图借助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力量恢复专制权力。正是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议会中的反对派分裂为两翼。

内战爆发与政治格局的重组

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内战正式爆发。这场冲突并非简单的国王与议会之争，而是一场多重矛盾交织的复合型内战，其政治格局在内战进程中不断重组。

议会阵营的内部分野是理解革命走向的关键。最初，议会内部的分歧主要围绕战争政策和宗教政策展开，但很快便呈现出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分化。以威廉·皮姆（William Pym）为首的长老派（Presbyterians）构成议会主流，他们主张在议会框架内解决争议，尽快与国王达成妥协，同时在教会体制上用长老制取代主教制。独立派（Independents）则是较小的派别，代表人物包括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年轻的哈利·韦恩，他们主张更彻底的宗教自由和政治改革，对与国王妥协持怀疑态度。

长老派与独立派的分歧表面上是教会体制之争，实则关乎政治权力的根本安排。长老派希望建立的，是一种类似苏格兰长老会的神权政体，由长老们（主要是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管理教会事务，并通过教会影响社会秩序。这一方案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控制——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受够了上层的盘剥，现在连宗教生活也要被新的权威所规范。相比之下，独立派虽然也谈不上民主，但在宗教宽容问题上的立场更为开放，这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留下了空间。

内战初期的军事形势对议会阵营不利。议会军队在多场战役中败北，军事压力迫使议会越来越依赖克伦威尔和他的骑兵。铁骑军（Ironside cavalry）的崛起不仅改变了战场格局，也重塑了议会的权力结构。1645年，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的组建是决定性的一步。这支军队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战斗力，更在于它建立在一套新的原则上：军官由才能而非出身决定，士兵的待遇相对平等，军队内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主文化。当这样一支军队开始思考政治问题时，它所代表的力量便不再是任何旧有的政治派别所能轻易掌控的。

底层民众的卷入是这场革命的另一重要面向。内战打破了旧秩序的政治垄断。在正常情况下，政治参与被严格限制在有产者范围内，但战争的需要和议会的财政困境迫使政府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求助。征兵制扩大了军队的阶级基础，发行公债吸引了中小投资者，出版审查制度的松弛（1641年废除星法院后，出版物数量急剧增长）则为政治论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一系列激进运动在内战期间涌现。1660年代以前，较著名的有平等派（Levellers）运动和掘地派（Diggers）运动。这两个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底层民众不再满足于充当上层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平等派的《人民协议》（Agreement of the People, 1647年）要求成年男性普选权、议会定期改选、废除常备军，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草案之一。掘地派则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要求政治改革，更直接诉求土地问题，试图通过在公地上开垦种植来实践土地共有的理想。

理解这些激进运动的出现，需要把握一个关键事实：17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商业化农业、原始工业化、城市扩张，这些进程打破了旧的社会平衡，却没有为大多数人带来相应的机会。相反，贫困化加剧，社会流动的通道要么被堵塞，要么被新的既得利益者所垄断。内战提供了打破既有秩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一旦出现，长期积累的不满便会以各种形式迸发出来。

平等派与掘地派：激进光谱的两端

1647年秋冬之际，英国革命进入了关键阶段。8月，克伦威尔率军进入伦敦，将议会中的长老派领袖驱逐；11月，王军被缴械；12月，查理一世实际上成为阶下囚。正是在这段政治真空期，平等派趁势而起，提出了他们激进的宪政主张。

平等派的政治纲领集中体现在其领导人物约翰·利尔本（John Lilburne）的著作和《人民协议》文件中。平等派的核心诉求包括：所有成年男子（排除仆役和接受济贫救济者）均享有选举权；议会实行秘密投票；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取消上议院；宗教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征兵制。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或许平淡无奇，但在17世纪中期，它们意味着对整个传统政治秩序的根本性颠覆。

平等派的平等观有其内在逻辑。他们所说的平等首先是法律和政治的平等，而非财产的平等。利尔本本人是伦敦商人家庭出身，平等派的骨干也多为小店主、工匠、自耕农和退役军人——这些人在传统意义上并非无产阶级，而是希望获得政治发言权的中等阶层。对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财产的再分配，而在于现有的政治体制阻碍了他们凭借经济实力获取相应的政治地位。

然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逻辑并未止步于平等派的主张。在平等派运动内部，已经有更激进的声音开始质疑财产制度本身。《暴露英国奴役的锁链和镣铐》（ England's Engagement, c. 1649）一文的匿名作者便提出，"当大多数人受苦而少数人享乐时，自由何在？"这类质疑为掘地派的登场铺垫了思想土壤。

掘地派与平等派的关键分野在于对待财产问题的态度。掘地派明确主张土地共有，认为当前的土地私有制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温斯坦莱写道："垄的体制是一切不义、压迫、战争和杀害之父。"在他看来，只要垄存在一天，就必然有人挨饿，有人被迫为他人劳动，有人通过垄断自然资源谋取私利。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土地还给全体人民，实现真正的共有共享。

掘地派运动正式开始于1649年4月，地点在科伯姆（Surrey的一个村庄）。温斯坦莱、威廉·埃弗拉德（William Everard）和一群贫苦农民在公地上掘地播种，宣布这块土地属于全体穷人的共同财产。他们发表了《温斯坦莱等人的宣言》（Declaration from the Poor Oppressed People of England），宣称"创造者（Author of Creation）是土地之父"，一切人都有权依靠土地为生，"垄是一种共同的灾难"。

这一运动的直接诉求相当朴素和务实：既然公地已经被圈占，穷人连采集柴火和放牧的权利都被剥夺，那不如将圈占的土地重新开垦，用集体劳动来生产粮食。掘地派并没有要求没收所有土地，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圈占后无人照管的荒地。但这一朴素诉求的政治含义却是颠覆性的——它直接挑战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而私有财产权恰恰是现有政治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基础。

两种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存在显著差异。平等派虽然在政治诉求上激进，但在社会结构问题上保持保守——他们认为现有的财产格局基本合理，问题在于缺乏相应的政治代表权。掘地派则直接触及了财产问题，这使得他们的主张既更激进，也更危险。中等阶层——包括独立派乡绅、商人、自耕农——可以接受政治改革，却很难接受对财产权的挑战。这解释了为什么平等派运动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一定规模，而掘地派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各方的压制。

社会史研究者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曾指出，掘地派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直接诉求，更在于它所代表的一种可能性——底层民众并非历史进程的被动客体，他们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试图将理念付诸实践。温斯坦莱的著作中充满了对这种可能性的想象，在他看来，掘地派的实践本身就是对"垄"秩序的抵抗，每一个在公地上播种的人都在参与一场世界性的变革。

1649年夏天，掘地派运动扩展到多个郡，包括贝德福德郡、肯特郡、北安普顿郡等。但在当局的打压和地主的敌意下，运动很快陷入困境。掘地者们遭到殴打、驱逐，他们的庄稼被毁坏，工具被没收。一些地方的掘地者选择了放弃，另一些则坚持更激进的立场。温斯坦莱在《英国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自由》（England's Freedome, 1651）等著作中继续阐述他的思想，直到1651年他被捕入狱，掘地派运动基本告终。

革命时期的政治论辩空间

掘地派运动得以兴起和传播，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革命创造的相对开放的政治论辩空间。17世纪40至50年代的英国，出版物的数量激增，政治小册子成为公共讨论的主要载体，各种激进思想得以传播、争论并产生影响。

星法院（Court of Star Chamber）废除后，出版审查制度几乎名存实亡。1641年之前，星法院是压制异见的主要工具，任何批评政府或教会的印刷品都可能招致严厉惩罚。废除星法院的法案通过后，出版商突然发现他们可以在几乎不受限制的环境中运营。结果是政治小册子出版的大爆发——据估计，1640年至1660年间，英国出版了超过两万个不同的标题，总发行量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堪称惊人。

这一出版热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打破了知识和信息的上层垄断，使普通民众——至少是识字阶层——能够接触到各种政治观点。小册子价格相对低廉，流通渠道多元，从伦敦的书商到地方城镇的报摊，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大幅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出版自由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政治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属事务，普通人也可以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形成派别。

政治论辩的性质在内战期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此之前，政治讨论主要在贵族和乡绅的圈子里以口头方式进行，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维护既有秩序——如何治理王国、调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处理外交事务。内战打破了这个封闭的精英圈子，引入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现存的政治体制是否合法？权力的来源是什么？人民是否享有抵抗暴政的权利？如果享有，这种权利的行使条件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场观念革命。在传统政治理论中，政治权威来源于上帝（神授权力论）或传统习俗（君权神授和习惯法传统），臣民的政治义务是不言自明的。内战中的论辩首次在英国语境中将"人民"作为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这一转变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它为后来的民主传统奠定了观念基础。

掘地派思想的传播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成为可能。温斯坦莱本人是这场出版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从1648年发表《揭露伦敦托管人的骗局》到1652年出版《自由法》（The Law of Freedom），温斯坦莱留下了大量著作和宣言。这些文本语言直白、论证直接面向普通民众，与平等派那种更精英化的修辞形成对比。

温斯坦莱的写作策略充分利用了革命时期的论辩空间。他善于从《圣经》中寻找权威依据，用启示录式的语言激发读者的想象，同时又结合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分析，使他的神学论证具有现实针对性。他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他将私有土地制与英国的"奴役"状态联系起来，认为垄体制使英国人沦为了少数富人的奴隶，这与后来废奴运动的论证逻辑不无相似之处。

但革命时期的出版自由是有限的、脆弱的。1643年议会曾恢复部分审查制度，1655年克伦威尔建立了一种准审查制度以压制激进派和保王派的宣传。1653年，温斯坦莱和其他掘地派成员遭到逮捕和监禁。1651年的《取缔煽动性集会和不正当集会法案》（Seditious Publications Act）更直接针对激进派出版物。政治论辩空间的存在依赖于特定的政治格局，一旦保守力量重新占上风，这种空间便会迅速收缩。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把握掘地派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革命时期确实为激进思想提供了传播和实践的窗口，但这个窗口是历史偶然的产物，而非制度性的保障。当上层政治格局发生变化——1653年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1659年护国主政体垮台，王政复辟在即——激进运动赖以生存的条件便不复存在。掘地派的失败与其说是思想的失败，不如说是缺乏制度性支持的运动的失败。

温斯坦莱的转变：从改革者到先知

在结束本章历史背景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单独考察掘地派运动的思想核心人物——杰拉尔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的思想发展轨迹。理解他如何从一个相对温和的宗教改革者转变为激进的土地平等主义者，是把握掘地派运动精神内核的关键。

温斯坦莱的早年经历与其后来的思想倾向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他约1609年出生于约克郡的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他本人在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做过仆人、劳工和雇农。1640年代，他搬到伦敦，在贵族家庭中做仆人。正是在伦敦期间，他开始接触宗教激进主义团体，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648年是温斯坦莱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发表了《揭露伦敦托管人的骗局》（The Discovery of London）和《伦敦托管人体制的谬误》（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s），标志着他从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批评转向了更为系统性的宗教和社会批判。他的第一篇文章批评了伦敦市议员对穷人的忽视和压迫，第二篇文章则直接触及了土地问题——在他看来，伦敦的贫困与土地私有制直接相关，只有实现土地公有，才能消除贫困和不公。

温斯坦莱的宗教观带有强烈的末世论色彩。他认为，当前的世界正处于末日前的黑暗时期，旧秩序即将崩溃，新秩序即将建立。他从《旧约》中大量援引先知传统，将自己视为上帝的代言人，向英国人民传递神圣的信息。这一宗教框架赋予他的社会批判以特殊的权威性——他不是在提建议，而是在传达神的旨意。

末世论与政治激进主义在17世纪英国的结合并非偶然。宗教激进派——包括从长老派到各种教派异议者的广泛光谱——普遍相信上帝正在通过英国革命施行救赎计划。这种信仰为激进政治提供了超越性的合法性来源，使行动者能够以"神的旨意"对抗世俗的权威和利益考量。温斯坦莱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末世论的视野落实到了最具体的社会问题——土地问题——上。对他而言，末日的意义不在于彼岸的救赎，而在于此岸的改造——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在那里土地是共有的，没有人挨饿，没有人受压迫。

从宗教改革到政治激进的转变发生在1649年。这一年，查理一世被处死，英格兰共和国宣布成立。对很多激进派来说，这是历史转折点的到来——旧的暴政已被推翻，现在是建立新秩序的时候了。温斯坦莱在1649年4月发表的《真正的最高权力》（The True Source of the Right of Common Right）中明确提出了掘地派的主张：立即行动，在公地上开垦种植，建立土地共有的社区。他宣称这是上帝的召唤，是末世救赎计划的关键一步。

温斯坦莱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它的多层面性。他既是一个宗教先知，又是一个社会批评家；既是一个乌托邦梦想家，又是一个务实的组织者。他的一些表述——特别是关于土地公有和共同体生活的设想——预见了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核心观念。但他也深受时代局限，他的论证方式基本上是宗教性的，他对政治过程的理解相对简单。这些特点使得他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但也限制了其实际政治效力。

1652年，温斯坦莱出版了《自由法》，这是他最重要的系统性著作，也是掘地派运动的理论总结。在这部著作中，他系统阐述了一个基于土地共有的政治秩序构想，这部著作因其理论的完整性而引人注目，尽管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影响。

温斯坦莱的思想发展轨迹折射出17世纪激进运动的整体特征。从宗教觉醒到政治激进，从道德批判到社会变革主张，这条路径在清教革命时代并非个例。但温斯坦莱走得最远——他没有停留在要求政治改革或宗教自由的层面，而是直接挑战了私有财产这一现代社会的基础。他的思想预示了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的某些核心关切，这也是他在20世纪重新引起左派思想家关注的原因。

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17世纪40至60年代英国革命的历史背景，揭示了掘地派运动得以兴起的复杂条件。圈地运动导致的自耕农破产和公地制度危机为激进思想提供了社会土壤；清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