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与他的时代

刘鹗与他的时代

刘鹗是什么人？这位185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晚清知识分子，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了一点”的人。他集太谷学派弟子、幕僚、商人、学者、小说家于一身，每一种身份单独拿出来，都够一个人忙活一辈子，他却把这些身份全部叠加在自己身上，活出了五十二年的复杂人生。

《老残游记》是他流传最广的作品，但绝非他最重要的身份标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鹗的正经身份是“实业家”——他曾参与芦汉铁路的筹款、津镇铁路的勘测，还创办过各种实业公司。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与此同时，他又是中国最早的甲骨研究者之一，1903年就在日本出版了《铁云藏龟》，比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还早几年。然而最终，他以一部“谴责小说”传世，这种身份的错位，恰恰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局中的典型困境。

理解刘鹗，不能把他当成一个孤立的文人来看待。他是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最后几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左冲右突，如何在儒学、佛学、西学的交汇处寻找出路，又如何在一个已经朽烂的帝国体制内试图施展抱负。这些问题，最终都沉淀在《老残游记》的字里行间。

扬州少年：一个太谷学派弟子的成长

1857年，刘鹗出生于扬州一个富商家庭。关于他的童年，最可信的记载来自他的自述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他五岁入私塾，聪慧过人，但并非那种规规矩矩的读书种子。扬州这座城市给了他最初的底色——这里是盐商汇聚之地，商业氛围浓厚，市民文化发达，与纯粹的书斋世界有着天然的距离。

刘鹗的父亲刘清涟是个有见识的商人，但家道在他年少时已经中落。少年刘鹗没有走常规的科举之路，这在此后的著述中留下了痕迹。他屡试不第，最终绝了仕途的念头。但这种失败并非单纯的能力问题——刘鹗的兴趣早已转向别处。1878年，二十出头的刘鹗在南京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物：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周弢（字谷人）。

太谷学派是嘉庆年间安徽人周太谷创立的一个民间学术流派。它不完全是儒学，又不完全是佛老，而是一种融合了儒释道的独特思想体系。周太谷去世后，学派分成两支，一支以张积中为首（在山东肥城黄崖山传道，后因教案被杀），一支以李光炘为首。刘鹗拜入的是李光炘一支，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南宗”的脉络。

为什么一个扬州商人家庭出身、科举失意的年轻人会被太谷学派吸引？这需要理解太谷学派的核心主张。太谷学派不尚空谈，强调“躬行实践”，最核心的概念是“养民”。在他们看来，圣人之道不是让百姓背诵经典、遵守礼法，而是要让百姓“养生送死无憾”，过上实实在在的好日子。这种思想在当时显得相当“离经叛道”，因为它把关注的焦点从“教化”转向了“实利”。

刘鹗在太谷学派中一待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奠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底色。他曾随师友在山东、江浙各地游历，接触过下层民众，了解民间疾苦。太谷学派讲学不拘场所，田间地头、舟船码头都可以是课堂，这种“江湖气”深刻影响了刘鹗此后的行事风格——他不是那种安坐书斋的学者，而是喜欢在人群中走动、观察、议论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刘鹗并没有因为加入太谷学派而放弃儒学经典的学习。相反，他把太谷学派的思想与儒学传统嫁接起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实学”体系。这种兼容性在他后来处理各种身份时反复出现：他可以一边谈实业救国，一边研究甲骨文，一边写小说批判现实，各条线索并行不悖，背后是太谷学派给他的“拿来就用”的实用主义态度。

身份的叠加：实业家、学者、江湖游士

刘鹗的多重身份常常让后人困惑：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这种困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在传统中国，文人的身份是相对固定的——进士就是进士，官就是官，隐士就是隐士。但刘鹗生活的晚清，传统秩序已经松动，新的社会空间正在形成，于是出现了他这种“斜杠青年”式的复杂身份。

先说实业家身份。1897年，四十岁的刘鹗开始进入铁路建设领域。这一年，清政府决定修建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向外国借款的消息传出后，朝中有识之士担忧路权丧失，开始酝酿“商办”方案。刘鹗闻风而动，联合友人筹组公司，试图参与其中。他的思路很清楚：中国要富强，必须发展铁路，但铁路不能由外国人控制；然而清政府财政困窘，民间资本参与是必由之路。

这种“实业救国”的思路在当时相当普遍，代表人物还有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刘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有想法，还有行动。他在1898年写成了《储运说》，详细论述铁路运煤的规划；1900年前后，他还参与了津镇铁路（天津至镇江）的勘测和筹备工作。为了筹集资金，他甚至亲自跑到上海、天津活动，与各路人马打交道。

然而，晚清的“实业”绝非纯粹的经济活动，背后牵涉复杂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博弈。刘鹗在铁路事业上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他在津镇铁路的筹办中遭遇多方掣肘，最终未能如愿。更具悲剧色彩的是，这件事在多年后成为他获罪的理由之一——1909年，他因“津浦铁路亏空案”被弹劾，流放新疆，最终死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后话，留待本章最后一节详述。

再说学者身份。刘鹗在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甲骨文研究。1900年前后，他在河南安阳——甲骨文的出土地——大量收购甲骨，共计收藏了五千余片。1903年，他精选一千余片，编成《铁云藏龟》，在日本东京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比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早一年，比刘鹗自己的《老残游记》也早两三年。

《铁云藏龟》的出版方式很有意思。刘鹗自己没有金石学背景，他的朋友、著名学者罗振玉帮了大忙。罗振玉后来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而刘鹗的贡献更多在于“发现”和“抢救”——他是最早认识到甲骨文价值、并大量收藏的中国人之一。刘鹗给罗振玉的信中曾提到，他收购甲骨时价格已经很高，“非有大力量不能多收”，可见其魄力和财力。

刘鹗的学问路子很野，不走传统的经史考据路径。他对水利、盐政、商业都有研究，写过《勾股天玄说》《弧角三术》等数学著作，还研究过音乐和医学。这些兴趣看似杂乱，背后有一条主线：都是“实学”，都是关注具体问题、寻求实际解决方案的知识。这种倾向与太谷学派“养民”的宗旨一脉相承——知识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不值得花太多精力。

最后说“江湖游士”身份。这是最难定义、但最能解释刘鹗性格的一个标签。他不像传统文人那样依赖科举和官场，也不像洋务派那样依附于政治势力。他更像一个穿梭于各种圈子之间的“掮客”和“说客”：与官员谈铁路，与商人谈矿藏，与学者谈甲骨，与江湖人士谈民生。这种四处游走的生活方式，既是他获取资源的手段，也是他观察社会的窗口。

刘鹗晚年自号“蝶隐”，又号“太洪”，常年在京津沪杭等地游荡，住处不固定，交游极广。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文人中相当另类，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接触到《老残游记》中所描绘的三教九流——妓女、道士、官员、商人、土匪——而不是只在书斋里想象底层社会。

太谷学派与“养民”思想

刘鹗在太谷学派中浸泡了二十年，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比任何一种后天习得的身份都更深远。要理解《老残游记》的底色，必须先理解太谷学派的“养民”思想。

周太谷创立太谷学派时，清王朝正处于嘉庆年间，表面上是“康乾盛世”的尾声，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白莲教起义此起彼伏，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官僚体系腐败丛生。周太谷看到了这些问题，他的回应不是儒家传统的“正心诚意”或道家的“清静无为”，而是直截了当的“养民”。

“养民”这个概念出自《周礼》。《周礼·地官》说“以保息六养万民”，指的是政府的职责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太谷学派把它发挥成一套系统的思想：国家的根本在于民，民的生存在于“养”，所谓“养”，就是让他们有饭吃、有屋住、有事做、有学上，生老病死都能得到基本保障。

刘鹗在太谷学派中学习多年，对“养民”思想有深刻的体认。他曾总结说：“圣功在于养蒙，养莫大于养心，养心莫先于养气，养气莫要于无欲。”这段话看似抽象，实际上包含了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养气”“无欲”不是让人变成木头，而是要培养一种健全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老残游记》中，老残这个人物的设定就直接来自“养民”思想。老残是个“摇串铃”的江湖郎中，走街串巷，给人看病。这个身份很有意思：不是官，不是士，而是介于医、卜、匠之间的民间角色。他没有权力，但有技术；没有俸禄，但有口饭吃；不在体制内，但能接触到真实的民间疾苦。

刘鹗让老残以这种方式出场，是在实践太谷学派的理念：真正的“养民”不在庙堂，而在江湖；不在高头讲章，而在日常实践。老残沿途看到的那些“清官”滥用刑罚、残害无辜的案例，正是“养民”思想的反面教材——那些官员不是坏人，甚至可能是想做事的，但他们不懂“养民”之道，只知“惩恶”而不知“扬善”，结果反而害了百姓。

刘鹗在小说中对“清官”的批判是《老残游记》最有力的部分之一。他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这话不是要替贪官辩护，而是指出了一种更隐蔽、更难对付的危害：贪官有把柄，容易被扳倒；清官自以为是，反倒能以“好心”做坏事，酿成更大的灾难。这种见识，在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相当超前，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太谷学派的另一个影响是刘鹗对“江湖”的重视。传统儒家重“庙堂”，轻“草野”，读书人的出路是出将入相，在朝廷做官。太谷学派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道在民间”，真正的圣贤可能不在朝堂，而在山林、在市井。刘鹗受此影响，写《老残游记》时大量描写江湖人物：白妞、黑妞、翠环、玙姑、逸云——这些名字在小说中熠熠生辉，构成了一个有别于官场生态的民间世界。刘鹗对这些人物的态度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一种平等乃至欣赏的目光，这是太谷学派“道在民间”理念的文学呈现。

小说作为介入社会的方式

晚清是一个小说“复兴”的时代。从《儒林外史》到《聊斋志异》，从谴责小说到狭邪小说，小说这种文体在清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更把小说抬到了“改良群治”的高度。在这种氛围下，一个有话要说的知识分子选择写小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刘鹗写《老残游记》的直接动因，与他的个人处境有关。1903年前后，刘鹗在上海滩已经混迹多年，实业救国的理想屡屡受挫，甲骨收藏和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写小说的念头大概就在这时萌生了。据他的朋友说，刘鹗“性好谐谑，文章尔雅”，喜欢讲故事给别人听，《老残游记》最初可能就是茶余饭后的“说部”。

有意思的是，《老残游记》不是从第一回开始写的。1903年，刘鹗在《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发表小说，最初的十几回写的是一个叫“楔子”的引子，讲述老残在梦中看到“一只大船”在海上遇险，船上有“船主”和“舵工”，但舵工不识方向，把船往礁石上开。这个寓言式的开头，后来成为全书的核心意象。

“大船”象征什么？学界有不同解读，有的说是中国，有的说是清王朝，有的说是整个文明。刘鹗自己在第一回的评语中说得很隐晦：“吾之所谓‘大船’，非独指国家而言也。”但结合上下文，读者不难体会其中的家国之叹。晚清知识分子的普遍焦虑是：中国这条“大船”正在驶向深渊，而船上的人还在争权夺利、歌舞升平。

老残这个人物的设定，是刘鹗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投射。他不是英雄，不是救世主，只是一个有点本事、有点见识的普通人。他没有能力改变大局，只能沿途观察、发发议论，遇到能帮的人就帮一把，遇到看不下去的事就写下来。这种“有限介入”的姿态，正是刘鹗本人的真实写照——他试过实业救国，试过学术研究，最终发现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进小说。

《老残游记》的结构很特殊：它不像传统章回小说那样有清晰的主线剧情，而是以老残的游历为线索，穿插各种见闻和议论。每一回几乎可以独立成篇，但合在一起又构成了对晚清社会的全景式扫描。这种松散的结构后来被批评为“笔力软弱”“结构散漫”，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恰恰体现了刘鹗的写作目的——他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写“游记”，是把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呈现给读者。

刘鹗在小说中经常直接站出来发议论，这是《老残游记》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比如第十三回，老残评论山东抚台庄少福（影射山东巡抚毓贤）的“清官误国”，洋洋洒洒几百字，几乎可以单独成篇。这种写法在传统小说中很少见，但它恰恰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共同特点——作者迫不及待地想要批判现实，来不及营造“客观叙述”的幻觉。

刘鹗的议论涉及面很广：治河、官制、司法、外交、风俗，几乎无所不谈。他的观点多数持保守立场，反对激进变革，这与他的太谷学派背景有关。太谷学派不是革命派，他们相信改良，相信“养民”可以从局部做起、从身边做起，不需要推倒重来。刘鹗对革命的怀疑，在小说中多有流露：比如他对“北拳南革”（北方义和团、南方革命党）的批评，对“新学”的冷嘲热讽，都反映了这种立场。

但刘鹗不是顽固的保守派。他对西方科技持开放态度，对官僚体制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充满同情。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想改良，但不相信革命；他想“养民”，但找不到实现的途径。这种困境不是刘鹗个人的局限，而是晚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困境。

《老残游记》的语言是刘鹗最见功力的部分。他善于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比如白妞说书那一段，写得声情并茂，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经典段落。刘鹗的古文功底很深，但他没有掉书袋，而是让文字保持一种“说话”的流畅感。他对济南的描写尤其精彩，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这些名胜在他笔下栩栩如生，读来如身临其境。这种驾驭语言的能力，是《老残游记》能够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

```mermaid flowchart TD A[1857 扬州出生] --> B[1878 拜入太谷学派] B --> C[二十年问道修学] C --> D[1897 投身铁路实业] D --> E[1900 收藏甲骨文] E --> F[1903 《铁云藏龟》出版<br/>《老残游记》动笔] F --> G[1906 《老残游记》初编完成] G --> H[1909 津浦铁路案发<br/>流放新疆] H --> I[1909 死于迪化]

J[思想主线：太谷学派养民思想] -.-> C J -.-> F J -.-> G

K[身份标签] --> K1[太谷学派弟子] K --> K2[实业家] K --> K3[甲骨学者] K --> K4[小说家] ```

悲剧命运与文本的互文

1909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这一年，刘鹗的五十二年人生走到尽头；也是在这一年，《老残游记》开始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他活着的时候看到了自己最著名作品的发表——但讽刺的是，这恰恰是他获罪的消息传来的时刻。

刘鹗的罪名是“侵吞津浦铁路路款”。事情的原委比较复杂，简单说：津浦铁路是清末重要的铁路项目，向英德借款修建，管理上中西杂糅，账目混乱。刘鹗曾参与早期的筹办工作，后来铁路改由官方接手，他被指控在交接过程中有经济问题。弹劾他的是时任津浦铁路局总办的李德顺，指他“浮报款项”“侵蚀公帑”。

这个案子疑点很多。刘鹗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为自己辩护，声称账目是前任留下的，他只是“代人受过”。当时的报纸也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他是清白的，有人认为他确实有问题。从现有史料看，真相已经很难还原。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刘鹗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为自己洗清罪名——他被直接押解新疆，几个月后就死在迪化了。

刘鹗之死，是一个失败者的死。他一生想做很多事情，实业救国、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但每一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铁路事业失败了，学术上虽然有甲骨文的贡献但很快被罗振玉等人超越，文学上《老残游记》虽然成功但在他生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一个“五十年内无敌手”的通才，最终以“案犯”的身份客死异乡，这种结局不能不说是悲剧性的。

更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种悲剧与他笔下的老残形成了惊人的呼应。《老残游记》写的是什么呢？也是一个“有心补天”却处处碰壁的人。老残一路走来，看到的都是失望：他想帮的人帮不了，他想阻止的恶阻止不了，他甚至连自己身边的人也保护不了——翠环、玙姑，这些他欣赏的女性，最终都没有好下场。老残的无奈，就是刘鹗的无奈；老残的失败，就是刘鹗的失败。

刘鹗在小说第一回的“大船”寓言中，借老残之口说了一段话：“又被几个冰山逼住，舵工水手又都是一班见钱眼开的亡命之徒，那里还肯拼命？”这话写的是船，说的是国家，但谁能否认这也是他自己的处境呢？他以为自己可以凭借才学和诚意在乱世中找到一条出路，结果发现到处都是“冰山”和“亡命之徒”。

当然，文学不能简单等同于自传。刘鹗不是老残，老残也不是刘鹗。但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是确凿存在的。刘鹗在写老残的时候，倾注了他对世界的全部观察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反过来又映照了他自己的命运。读者在老残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更是那个时代所有“有心无力”者的群像。

刘鹗之死还有另一层意味：他死于新疆迪化，而新疆正是他年轻时游学太谷学派的地方。学派创始人周太谷晚年曾在新疆活动，据说在那里悟道。刘鹗被押解新疆，是命运的讽刺，还是某种冥冥中的呼应？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值得玩味。他最终以一种近乎“回归”的方式结束了一生，仿佛他的太谷学派信仰早就预示了他最终的归宿。

本章小结

刘鹗是一个无法用单一身份定义的人。他是太谷学派的弟子，终身信奉“养民”之道；他是晚清实业热潮的参与者，在铁路、矿藏、贸易中寻找救国之路；他是中国最早的甲骨研究者之一，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追溯做出了贡献；他也是《老残游记》的作者，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病相。

这些身份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太谷学派的“实学”精神让他对任何空洞的理论和口号都保持警惕；实业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官场和商场的水有多深；甲骨研究的训练让他养成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游士的生涯则给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所有的这一切，最终汇聚成《老残游记》中那个独特的声音。

刘鹗的悲剧不在于他的能力不足，而在于时代没有给他施展能力的空间。他想做“养民”的事业，但“养民”在晚清的政治生态下是一句空话。他想实业救国，但铁路权益很快被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联手瓜分。他想做一个有尊严的学者，但最终以“案犯”的身份走完一生。《老残游记》中老残的无奈，正是刘鹗自己的无奈。

然而，正是这种无奈成就了《老残游记》的价值。刘鹗不是在写英雄传奇，而是在写一个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挣扎和观察。这种写作立场，与太谷学派“道在民间”的信念一脉相承——真正值得记录的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百姓日用中的点滴善恶。老残这条“浪游者的慧眼”，照见的是一个时代的深层肌理。

理解刘鹗的生平与思想，是进入《老残游记》的必要准备。他为什么写这部小说？他想表达什么？他如何看待自己笔下的人物？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他的人生轨迹中找到线索。下一章，我们将从文本出发，详细分析《老残游记》的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看看刘鹗是如何把他的思想转化为文学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