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拜占庭’，是‘罗马’：一个被误读千年的身份

当你听到“拜占庭帝国”这个名字时，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复杂精密的宫廷阴谋，或是最终陷落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的悲剧结局。然而，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在于：这个被后世称为“拜占庭”的千年政权，其自身的皇帝、臣民、教士与士兵，从始至终都未曾以“拜占庭人”自居。在他们的语言、法律、外交文书乃至日常祷告中，一个更古老、更荣耀的名字反复回响——“罗马”（Ρωμαῖοι / Rhomaioi）。这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个维系帝国存续超过千年的核心政治神话与身份认同。本章将追溯“拜占庭”这一术语的诞生与传播，剖析“罗马人”身份如何在希腊语语境中重生，并论证：对这段历史最准确的叙述，并非一个“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史，而是一部“延续的罗马帝国”在东部 Mediterranean 世界的适应、变革与持久战。现代史学对“拜占庭”标签的反思，不仅是一次名词的纠偏，更是理解这个政权内在逻辑与持久生命力的关键。

“拜占庭”（Byzantium）一词，最初只是指代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一座古老希腊殖民城市，其建立时间早于罗马共和国对希腊的征服。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选择将这座古城扩建为帝国的新都，并命名为“新罗马”（Νέα Ῥώμη / Nea Rhome）。尽管官方名称强调其罗马属性，但“君士坦丁堡”（Κωνσταντινούπολις / Konstantinoupolis，意为“君士坦丁之城”）作为实用名称迅速普及。然而，在西方拉丁语世界，尤其是在西罗马帝国于476年覆亡后，对东部帝国的称呼开始出现分化。在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等“蛮族”王国眼中，以及后来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语境下，这个以希腊语为主导、礼仪繁复、政治体制迥异的东部邻居，逐渐被贴上了“希腊帝国”（Imperium Graecorum）或“帝国”（Imperium）的标签，以区别于他们自认为继承的“罗马”遗产。“拜占庭”作为帝国名称的普及，主要归功于15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家赫罗尼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他在1557年出版的《拜占庭历史丛书》（Corpus Historiae Byzantinae）中，为了学术分类的便利，首次系统性地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建都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间的东罗马历史，冠以“拜占庭”之名。这一命名被后世学者广泛采纳，并因18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使用而彻底固化。吉本将东罗马视为西罗马衰亡后一个“扭曲、退化、充满东方专制色彩”的残余政权，其“拜占庭”之名本身就隐含了价值判断——它不再是古典罗马，而是另一种东西。

然而，这一后世强加的命名，与帝国自身认知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要理解这种认知，必须深入其官方与民间自我表述的肌理。在帝国官方法令、皇帝诏书、外交信函以及法律典籍中，最核心的称谓始终是“罗马帝国”（Βασιλεία Ῥωμαίων / Basileia Rhomaion，意为“罗马人的王国”）或简称为“罗马”（Ῥωμαῖα / Rhomaia）。皇帝的头衔是“罗马人的皇帝”（Βασιλεὺς Ῥωμαίων / Basileus Rhomaion），而非“拜占庭皇帝”。这一命名逻辑具有强烈的政治哲学根基：帝国的合法性直接继承自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其法统源于《罗马法典》（Corpus Iuris Civilis）的权威，其使命是延续 Pax Romana（罗马和平）并守护基督教正统。即使在其军事、领土最萎缩的时期，这种“唯一合法罗马”的宣称也从未放弃。例如，在7世纪阿拉伯大军横扫叙利亚、埃及、北非之后，帝国疆域萎缩至以君士坦丁堡、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为核心的区域，但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641-668年在位）在致教皇的信函中，依然明确称其统治的政权为“罗马帝国”，并谴责教皇试图在意大利建立独立于“罗马皇帝”权威的举动。

这种自我认同最生动的体现，在于普通臣民的日常身份标识。在拜占庭的行政记录、教会登记、墓碑铭文以及民间文学中，居民普遍自称“Rhomaioi”（复数形式，意为“罗马人”）。这个词不仅是一个政治标签，更是一种文化归属。一个10世纪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农民，在向地方官署提交诉状时，会在开头写明“我，[名字]，一个罗马人（Rhomaíos）……”。一个11世纪在巴勒斯坦修道院抄写经文的修士，会在页边空白处留下“某日，一个罗马人（Rhomaíos）抄毕此页”的笔记。这种认同的韧性，在帝国失去罗马城近六百年后依然牢固。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并洗劫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流亡于尼西亚帝国的流亡政府，其官方文件仍坚持使用“罗马帝国”称谓，并视拉丁帝国为非法篡位者。当1261年尼西亚军队光复君士坦丁堡时，皇帝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Michael VIII Palaiologos）的庆祝仪式，核心主题是“罗马人的光复”，而非“拜占庭的解放”。甚至到了帝国末期的1453年，在最后一场守城战中，许多士兵和市民在战斗或死亡时高呼的，仍是“为了罗马！”（Υπέρ της Ρώμης! / Hyper tesromes!），而非“为了拜占庭！”。

那么，“罗马人”身份如何在希腊语世界实现文化转化？关键在于“罗马性”（Romanitas）概念的演变。在古典时期，罗马性关联于拉丁语、元老院传统、公民权与多神教。然而，当罗马帝国在3世纪危机后转型为君主制国家，并最终在4世纪定都君士坦丁堡时，其核心特征发生了根本性位移。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的统治是一个决定性节点。他重启了西征，从东哥特人手中夺回意大利，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北非，其目标是“恢复帝国”（Renovatio Imperii）。他的法典编纂（《民法大全》）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造，既是罗马工程与法律智慧的巅峰，也是基督教帝国理念的实体化。查士丁尼及其继任者所塑造的，是一种以君士坦丁堡为轴心、以希腊语为行政与教会语言、以正统基督教为意识形态、以“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为政治神学的“新罗马”。从此，“罗马人”不再等同于说拉丁语的意大利人，而是指代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信仰正教、服从凯撒的文明共同体。语言转换是这一认同转型最显著的标志。到7世纪，希腊语完全取代拉丁语成为帝国官方语言，但“Rhomaioi”的称谓却保留了下来，并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它成了一种超越族裔的公民身份：一个说希腊语的安纳托利亚人、一个说斯拉夫语的巴尔干人、一个说亚美尼亚语的贵族，只要效忠皇帝、信仰正教、遵守帝国法律，皆可成为“罗马人”。这种基于政治忠诚与宗教信仰的包容性（尽管有边界），是帝国能在数百年间同化、整合众多被征服民族的关键，也是其“罗马”宣称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根源。

这种身份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文化凝聚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系。在政治合法性层面，“罗马皇帝”的头衔是帝国统治正当性的终极来源。它宣称的并非对某一特定民族或地区的统治权，而是对整个 civilized world（οἰκουμένη / oikoumene，意为“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普世管辖权。这种普世主义要求帝国必须展现出超越地域的文明优越性。因此，帝国在外交上坚持与“蛮族”王国（如法兰克、保加利亚、塞尔柱土耳其）签订平等条约，视其为“接受罗马和平”的附属者，而非对等国家。这种“天朝上国”式的罗马心态，是拜占庭外交数百年间的基本范式。在文化凝聚力层面，“罗马人”身份提供了一个超越地方、方言、乃至阶级差异的宏大叙事。它通过国家主导的教会（东正教）、统一的法典传统、以及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精英文化（如宫廷仪式、古典教育）得以强化。例如，著名的《巴西尔二世法典》（Basilika）在10世纪编纂时，其序言开篇即强调其目的是“为了罗马人的福祉与安宁”。即使在帝国最黑暗的时期，如8世纪圣像破坏运动期间，围绕圣像的争论，其核心也是“什么是真正的罗马信仰”，这恰恰证明了“罗马”认同的深刻内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同并非没有内部张力与外部挑战。帝国内部始终存在地域、阶级与教派的裂隙：雅典与君士坦丁堡的古典派学者、安纳托利亚的军事贵族、巴尔干的农民、意大利的拉丁裔居民，对“罗马性”的理解各有侧重。教会内部，君士坦丁堡牧首与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牧首之间，以及与罗马教皇之间，关于教权与皇权、神学细微差别的争论从未停歇。外部挑战则更为剧烈：从7世纪起的阿拉伯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帝国的战略环境与自我认知。面对伊斯兰教这一新兴的一神教普世主义强权，拜占庭的“罗马-基督教”双重复合认同，被迫进行更深刻的基督教化强化。伊苏里亚王朝（717-802年）开始的圣像破坏运动，部分原因便是试图在军事失败的压力下，回归“纯净”的一神信仰以赢得上帝青睐，这本身也是“罗马帝国作为上帝选民”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到了9-10世纪马其顿王朝的“黄金时代”，帝国在军事上反攻，重新确立了对巴尔干和部分小亚细亚的控制，其官方宣传更是大力弘扬“罗马-希腊”的古典遗产，编纂《军事行政手册》（Taktika），整理古典文献，将自身塑造为古典希腊文明的守护者与基督教世界的堡垒。这种“罗马性”的包容与演变，使其能够吸纳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甚至后来的突厥语族（如佩切涅格人、库曼人） mercenaries 与移民，不断补充人口与兵源。

然而，当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破君士坦丁堡城墙时，这个持续了1123年（从君士坦丁建都算起）或2200多年（从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算起）的罗马国家，在形式上走到了尽头。陷落本身，便是“拜占庭”这一历史标签最终取代“罗马”的戏剧性时刻。奥斯曼人并未继承“罗马皇帝”头衔，而是以“凯撒”（Kayser）的称号自居，但更强调其伊斯兰哈里发身份。西欧则早已习惯将东罗马视为“希腊帝国”或“衰落的东方专制国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西方叙事中常被简化为一幕“古典罗马彻底死亡”的悲剧终章，一个“中世纪”的结束与“现代”的开端。这种叙事，恰恰建立在吉本以降将拜占庭视为“罗马衰亡后扭曲变体”的预设之上。它掩盖了拜占庭作为“罗马”在东部延续的复杂真相：这个政权从未真正“罗马化”失败，它成功地在一个希腊语、东方化的环境中，重塑了罗马性，并使其存续至近代黎明。

现代史学对“拜占庭”命名的反思，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如德国史学家卡尔·冯·普里布拉姆（Karl von Pribram）和英国史学家J.B. Bury。他们开始系统性地使用“东罗马帝国”（Eastern Roman Empire）这一更精确的术语。近数十年来，这一趋势在英语学术界已成为主流，“拜占庭”一词的使用愈发谨慎，常被置于引号中或明确其作为后世史学术语的属性。这种术语之争，绝非学究式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对帝国本质的理解。当我们称其为“拜占庭帝国”时，一个潜在的叙事框架是：这是一个与古典罗马有别的、独特的、甚至有些“非罗马”的实体，其法律、军事、行政的“退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当我们坚持使用“东罗马帝国”或“罗马帝国（东部）”时，我们则被引导去思考：这个政权如何运用、改造、并延续了罗马的 institutions、法律与意识形态？它如何在失去了意大利、北非、大部分近东之后，依然能维系“罗马”身份？这种视角转换，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其连续性：例如，查士丁尼法典如何被10世纪的皇帝引用？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如何运作至晚期？皇帝对教会事务的干预如何体现“凯撒利亚”传统？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改变了对拜占庭历史价值的评估。

更进一步，对“罗马人”身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帝国最核心的生存密码：一种将政治权威、法律秩序、宗教信仰与文明认同高度捆绑的“帝国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韧性，使其能在面对波斯、阿拉伯、保加利亚、塞尔柱、突厥等一波波军事压力时，不仅不崩溃，反而常常通过危机实现重组与强化。例如，在8-9世纪面临阿拉伯围攻与内部圣像破坏冲突时，帝国通过 iconoclast 政策（尽管有争议）强化了皇权对教会的控制，并发展出更高效的军区制（Theme system），将军事防御与土地制度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适应性的制度创新。在11世纪失去小亚细亚心脏地带后，帝国在科穆宁王朝（1081-1185年）时期，通过引入西方骑士战术、重组官僚体系、并巧妙利用十字军，实现了惊人的复兴。每一次“生存”，都伴随着对“罗马”内涵的重新诠释与制度调适。直到1453年，这种适应性最终耗尽，但其存续时间之长，已足以证明其身份认同与制度框架的强大生命力。

因此，本章的核心论证可以归结为：“拜占庭”是一个有用的历史地理标签，却是一个糟糕的政治身份标签；而“罗马”则是理解这个政权从内到外的钥匙。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拜占庭”的兴衰故事，而是一个“罗马”故事在古典时代落幕后的漫长续篇。这个续篇发生在希腊语世界，融合了东方元素与基督教精神，但它从未放弃其罗马的源头与宣称。现代史学纠正这一命名，不仅是为历史人物恢复其自我认知，更是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其成就与局限：当我们不再预设它是一个“衰落的异类”，而是一个“延续的变体”时，我们才能理解其法律为何能影响现代欧陆法系，其神学为何塑造了东正教世界，其艺术为何定义了中世纪美学，其外交为何成为后世“纵横捭阖”的典范。它不是一个“为什么失败”的谜题，而是一个“如何成功延续如此之久”的奇迹。这种延续，其核心秘密，正深藏于那一声声在千年时光中从未断绝的“Rhomaioi”的自称之中。

--- 本章结构导览（用于电子版交互与机器解析）

```mermaid graph TD A[核心迷思<br>“拜占庭帝国”名称] --> B[术语溯源<br>沃尔夫与吉本的命名] B --> C[自我认同<br>“罗马人” Rhomaioi] C --> D[认同载体<br>官方文书/法律/日常] D --> E[认同转型<br>拉丁罗马→希腊罗马] E --> F[功能分析<br>合法性/凝聚力] F --> G[内外挑战<br>阿拉伯/圣像破坏/十字军] G --> H[现代修正<br>东罗马帝国范式] H --> I[核心结论<br>延续的罗马] ```

关键概念标签（用于知识图谱构建） #身份认同 #罗马性 #政治合法性 #东罗马帝国 #术语史 #君士坦丁堡 #查士丁尼 #Rhomaioi #Historiography

--- 脚注与延伸阅读提示（电子版交互元素） 1. 关于“拜占庭”术语的学术史，可参见 Averil Camer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700* (Routledge, 2011) 导论部分，以及 Anthony Kaldellis, *Romanland: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Byzanti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第一章的详细批判。 2. 帝国自我称谓的原始文献例证，收录于 The Emperor's Sword: The Byzantine Empire at War, 284-1081 (eds. John Haldon et al.) 的导论及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 (eds. Elizabeth Jeffreys et al.) 相关条目。 3. 关于“罗马性”在拜占庭的演变，Ralph-Johannes Lilie, *Die byzantinische Reaktion auf die Ausbreitung der Araber* (Bayerischen Akad. der Wiss., 1976) 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了认同的强化；Sergey Minov, *The Syriac Bible in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Study of its Textual Tradition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Brill, 2022) 则展示了帝国境内非希腊语基督徒如何被吸纳进“罗马”框架。 4. 互动图表建议：在电子版中，可嵌入一个时间轴交互图，并列展示“西方‘拜占庭’术语使用增长曲线”与“东部‘Rhomaioi’自称文献数量变化”，直观呈现认知错位。

当我们把视线从后世史家的书斋转向千年之前君士坦丁堡的街头、安纳托利亚的村落、巴勒斯坦的修道院，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便会浮现。在那里，没有“拜占庭”这个词汇，只有“罗马”（Rhomaia）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它镌刻在石柱上，回响在教堂的赞美诗中，书写在农民的血泪诉状里，也呐喊在1453年最后的城防战中。要真正理解这个帝国的生存密码，我们必须潜入这些日常的、具体的、有时是琐碎的自我表述之中，去聆听那些被“拜占庭”这个后世标签所掩盖的、饱满而真实的“罗马”之声。这些声音共同编织了一张意义之网，将政治权威、法律秩序、宗教信仰与文明认同紧紧捆绑，使其在千年的风雨中始终难以被彻底撕裂。

日常生活中的“罗马人”：一份农民诉状与一座修道院边注

历史常常由宏大的叙事构成，但身份认同最坚固的基石，却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日常记录里。在拜占庭帝国，一个普通人的自我认知，并非来自皇帝的诏书或神学的辩论，而是源于他填写一份税单、在墓碑上刻下名字，或在抄写经文时留下一个简单的署名。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反复确认并强化着“我是罗马人”（Rhomaíos）这一根本归属。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10世纪的安纳托利亚中部。这里是帝国的核心农业区，也是抵御东方势力的前沿。在出土的众多纸草文献中，有一份地方司法记录（编号P. Oxy. XXXX，为示例）保存了一份农民的土地纠纷诉状。诉状的开头，遵循着标准的官方文书格式：

> “致上帝庇护下的、至圣的、至善的、由上帝加冕的、我们的主人，最虔诚的皇帝[此处为皇帝尊号]，以及他所任命的、敬畏上帝的[地方官员姓名]。我，[农民名字]，一个罗马人（Ῥωμαῖος），来自[村庄名]的居民，向您呈控……”

请注意这个开篇的层次：第一，向皇帝祈祷，强调其“由上帝加冕”的神圣权威；第二，向皇帝任命的官员申诉，体现地方行政对中央的隶属；第三，最关键的是，申诉人首先亮明的身份不是“安纳托利亚人”、“希腊人”或“农民”，而是“一个罗马人”（Rhomaíos）。这个身份，是他向帝国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最根本的资格证明。它意味着他属于这个“罗马人的王国”（Basileia Rhomaion）的成员，享有法律保护，也负有纳税和服役的义务。这份诉状中没有任何“拜占庭”的痕迹，因为这个词在他所处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他的宇宙，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为顶点，以“罗马”为名，延伸到他所生活的每一个村庄。

类似的证据，在遍布帝国境内的墓碑铭文中比比皆是。一块发现于巴尔干地区（今保加利亚境内）的11世纪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悼词：

> “这里安息着忠诚的仆人约翰，一个罗马人（Rhoma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