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的诞生
第 1 章 奇书的诞生
在十四世纪初期的欧洲书斋里,一本被频繁传抄的小书正在悄悄改写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书里的主角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行走,穿越沙漠与高山,抵达一个由蒙古大汗统治的庞大帝国,见到从未在欧洲出现过的纸币、煤炭、驿站、桥梁、船只与宫殿;又从海路辗转返回威尼斯,把一路上目击的奇闻异事讲给一位同被囚禁的狱友听。这位狱友是比萨人,擅长撰写骑士小说,他把口述一一记录下来,又誊抄多份送往欧洲各地。这便是后世所称的《马可波罗行纪》——一部诞生于监狱、由口述生成、却影响地理大发现进程的"世界一大奇书"。
本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这样一部书,究竟诞生于怎样的历史语境之中?它因何被称为"奇书"?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把行纪这一文类在欧洲中世纪的形成说清楚,再追溯《马可波罗行纪》成书的偶然历史情境,继而考察这本书的真实结构、执笔者身份与物质形态。
一、中世纪欧洲的"行纪":一种独特的文类
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一个对远行抱有热情的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时代相比,西欧在公元五世纪之后的近千年里,长距离旅行的主体并非商人或学者,而是朝圣者、十字军战士、传教士这三类人。他们的足迹虽远至耶路撒冷与圣地亚哥,但通常带着明确的宗教目的,对所经之地的观察也往往服从于信仰的需要。
行纪这一文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它特指那些以第一人称记录远行见闻的文本,在欧洲中世纪盛期开始大量出现,法国学者通常将其称为 "récit de voyage",英语学界则使用 "travel account" 或 "itinerarium"。叙述者必须亲自抵达远方,因此文本带有强烈的"在场感"。行纪以观察为骨架,关注道路、城市、河流、民族、物产、习俗、奇观。除此之外,行纪还常常被当作获取知识的工具,王侯与商人借此了解远方的财富与地理。
这类文本在十二、十三世纪之交开始走向成熟。修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的朝圣记述、杰拉尔的《世界图志》(Imago Mundi,1410 年前后)、马可的同代人曼德维尔(Mandeville)爵士的旅行书,都属此类。其中最著名的样本之一,是 1245 至 1247 年间由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i)撰写的蒙古行纪。这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回国后写成的报告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游牧帝国的第一手文献。然而,柏朗嘉宾的报告严格按照使节文书格式撰写,几乎没有个人色彩,更接近"档案"而非"故事"。
比柏朗嘉宾稍晚,卢布鲁克的威廉(Willem van Ruysbroeck)在 1253 至 1255 年间同样奉使东行,他的行纪比柏朗嘉宾更具描述性,对蒙古宫廷的服装、马具、食物、音乐、驿制都有生动记录。这一类行纪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范本:读者期待在文本中读到"奇观",作者也乐于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有所铺陈。
行纪并非真实地理志,而是一种混合体。它包含可验证的事实,也包含道听途说的传说,夹杂着宗教、神话、奇谈与个人的惊叹。它的可信度因此参差不齐,中世纪的读者也并非将其当作严格史料,而是当作"世界的奇珍柜"。这种阅读期待,正为《马可波罗行纪》的诞生提供了现成的容器。
二、1298 年的热那亚:一本奇书降生的时刻
1298 年 9 月,亚得里亚海北端的拉古萨(Ragusa,今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以东水域爆发了一场海战,史称"库尔佐拉海战"(Battaglia di Curzola)。威尼斯共和国派出约九十艘桨帆船组成的舰队迎战热那亚,指挥官为海军上将安德烈亚·丹多洛(Andrea Dandolo)。热那亚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指挥官拉比亚(Lamba Doria)却凭借灵活的战术以少胜多,击沉、俘获了威尼斯近七十艘战船。
在这场海战中,一位名叫"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威尼斯商人被俘。他之所以出现在桨帆船上,是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在那年紧急征召所有能够服役的青壮年公民。这一时间点本身就耐人寻味:仅仅三年前,即 1295 年底,马可·波罗刚刚结束了长达二十四年的东方之旅,与父亲尼科洛(Niccolò)、叔父马菲奥(Maffeo)一道回到阔别已久的威尼斯,带回大量来自东方的财富与见闻。没有人想到,他会以战俘的身份再次离开威尼斯,并在异国监狱中完成他人生最重要的工作。
热那亚是当时地中海最强大的海洋共和国之一,控制着撒丁岛与科西嘉之间的要冲,其监狱关押着来自不同城邦的政治犯与战俘。1284 年,比萨共和国曾在梅洛里亚海战(Battaglia della Meloria)中被热那亚击败,数百名比萨水手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位正在军中服役的年轻人——鲁斯蒂谦·达·比萨(Rustichello da Pisa)。他从 1284 年起便被关押在热那亚监狱,直到 1299 年两国签订和约才重获自由。
也就是说,当 1298 年马可·波罗作为战俘被投入同一座热那亚监狱时,鲁斯蒂谦已经在那堵高墙之内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年。
在监狱这一封闭而被迫共处的环境中,马可·波罗与鲁斯蒂谦相遇。史料虽未留下这次相遇的详细经过,但《马可波罗行纪》文本本身提供了关键线索。书的开篇段落直白地陈述了成书情境:马可在序言中说,他被俘之后,常被狱友要求讲述"鞑靼地方的种种奇事",于是他决定把一切都讲出来;而他本人并不擅长写作,需要"一位值得信赖之人"代为记录。这便是鲁斯蒂谦。
这个情境对后世读者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部影响世界史的旅行书,其诞生地是一座监狱,其生成方式是口述、笔录、誊抄的链条。这并不是文学修辞,而是文本自身的反复陈述。鲁斯蒂谦在某些抄本的开篇明确写下:"由于马可·波罗先生,一位威尼斯市民,被囚禁于热那亚监狱,他命我把一切记录下来……" 这一句话把文本的物质生成过程铭刻在封页之后,成为后世学者识别"佚名史笔"特征的最早线索。
三、执笔者:鲁斯蒂谦·达·比萨与佚名史笔
要真正理解《马可波罗行纪》的奇特之处,必须把目光从"叙述者马可·波罗"转向"执笔者鲁斯蒂谦"。这两者在文本中常常被混同,然而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
鲁斯蒂谦·达·比萨的生卒年不详,但从他现存作品判断,他应是一位活跃于十三世纪后半期的意大利语—法语双语句作家,主要创作亚瑟王传说系列的长篇叙事诗。其中最著名的是《梅林》(Merlino)和《国王阿尔杜斯的罗曼史》(Charles Helois),后者被意大利学者称作 "Roman de Roi Artus"。这些作品的风格特征——铺陈华丽、句式铺排、夹叙夹议——在《马可波罗行纪》的法语文本中清晰可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法兰西本"与西班牙托莱多教堂档案馆藏的"托雷版"这两部最古老的抄本,都是用一种介于法语、意大利语之间的混合语写成的,史称"法意混合语"(franco-italiano)。
学术界把这一现象称为佚名史笔。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类特殊的文本形态:行纪虽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作者却并非真正的书写者,而是由一位职业撰稿人代为执笔,后者会在文本中留下自己独有的文风、句式偏好,甚至夹带与叙事主线无关的套语。"佚名史笔"是判断一部中世纪行纪真实作者身份的关键概念,也是后世考据工作的重要工具。
具体到《马可波罗行纪》,有三处明显的"鲁斯蒂谦痕迹"。文本中频繁出现"请允许我(moi, Rustiche da Pise)"的署名提示,在一些抄本中他甚至直白写道自己即是记录者。除此之外,文本中还夹入了若干不属于东方见闻的欧洲亚瑟王传说套语,例如对"骑士""比武""宫廷礼仪"的联想性描述,这与鲁斯蒂谦本人的写作训练相吻合。文本的句法呈现明显的法语结构:主谓倒装、定语后置、长定语句,这并非威尼斯商人日常的口语习惯,而是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语混杂的"骑士小说语"。
理解这一点,会对阅读这部行纪产生两个深远影响。读者需要意识到,马可·波罗所讲述的内容与鲁斯蒂谦所写下的文本之间,存在一道不可忽略的"翻译层"。鲁斯蒂谦按照他所熟悉的文学体例来塑造文本,使之行纪带上了"亚瑟王传奇"的叙事节奏:夸张、铺陈、悬念、奇观并行。文本的"我"既不完全是马可·波罗,也不完全是鲁斯蒂谦,而是两人共同塑造的"叙事人格"。这一人格既要在商业读者眼中显得可信,又要在文学读者眼中显得精彩,这是一种双重身份的产物。
明白这一点,小读者日后在向朋友介绍这本书时,便能用一句话概括它的奇特:"这是一本由一位威尼斯商人讲述、由一位比萨骑士小说家书写、在监狱里完成的旅行书。"
四、《马可波罗行纪》的卷次与地理版图
《马可波罗行纪》在结构上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章节体著作,而是被分为若干"卷"(livres)或"部分"(parties)。这个文本究竟分为几卷,中世纪抄本之间存在分歧。法语学界最常引用的巴黎"法兰西本"将文本分为四卷,大致涵盖:第一卷描述马可一行从小亚细亚进入中亚、翻越帕米尔、抵达大都(今北京)及忽必烈汗廷的旅程;第二卷记述汗国腹地,从中国北方到黄河、长江流域,包括云南、四川、江南与杭州;第三卷集中于海上与南方的见闻——印度洋诸港口、锡兰、印度、阿拉伯海、波斯湾、非洲东岸;第四卷则是回到蒙古草原与鞑靼区域的描述,涉及成吉思汗的家族史与北方战争。
不过,也有一些较晚的抄本只分三卷或两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意大利学者通过对"托雷版"与"法兰西本"的细致比对,推测最早的"祖本"可能只有三卷,后因抄本世代相传才被划分出更细的章节。
在地理范围上,《马可波罗行纪》覆盖之广令人惊叹。从地中海沿岸的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再到印度西海岸的奎隆,再到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占城(今越南南部),乃至非洲东岸的桑给巴尔、摩加迪沙,文本涉及的范围跨越了三个大陆与一个海洋。它描述的城市超过一百五十座,民族超过四十个,物产、习俗、货币、税制、邮政系统等条目则更难计数。
值得一提的是,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既非纯粹的古意大利语,也非纯粹的中古法语,而是上文提及的"法意混合语"。这种混合语在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中相当常见——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的商人与海员,都把法语(尤其是普罗旺斯语)作为地中海共同语的变体使用。鲁斯蒂谦选用这种语言书写,正反映了他与马可·波罗所处的语言世界: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母语写作者,而是地中海港口文化的产物。
五、案例:法兰西本与托雷版的对照
为使小读者对这部奇书的物质形态形成直观印象,下面以两部现存最古老的抄本作为案例进行对照。
第一部是"法兰西本",全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马可波罗行纪》"(Paris, BnF, Fr. 2810),编号"Z"本,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这部抄本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装帧方式为典型的中世纪手抄本:采用细羊皮纸,文字以褐色墨水书写,段落开头有蓝色与金色相间的装饰大写字母,页面下方标注拉丁文页码。抄本以四卷结构编排,开篇即有著名的"监狱段落":
> "诸位大人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与市民们,以及所有希望了解鞑靼人种种奇事的人们……马可·波罗先生,一位威尼斯市民,被囚禁于热那亚监狱……"
这段开场被历代读者反复引用,因为它将文本的生成情境完整呈现。文本中还多处直接提及鲁斯蒂谦的名字("moi, Rustiche da Pise"),形成"佚名史笔"的文本标记。
第二部是"托雷版",全称"托莱多教堂档案馆藏本"(Toledo, Archivo Capitular, MS 49-52),编号"T"本。托雷版现存于西班牙托莱多大教堂档案馆,成书时间略晚于法兰西本,约在十四世纪后半叶。这部抄本的特点是:装帧形式更接近意大利风格,使用较大的纸质材料;文本结构分为三卷,与法兰西本的四卷分法不同;开篇段落较法兰西本短,且省略了部分监狱说明;文字中意大利语词汇比例略高于法兰西本。
两部抄本的对比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便在文本诞生后半个世纪内,行纪的版本就已出现分化。抄写员会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调整拼写,根据抄写传统调整卷次划分,根据赞助人需要调整装饰规格。这便是所谓"手抄本书的物质形态"——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作品",而是不断被重塑的"流动文本"。
更具体地说,小读者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观察这两部抄本:
页面布局:法兰西本为两栏式,字号小而密集;托雷版多为单栏式,字号较大,页面更接近现代书页的视觉节奏。
装饰等级:法兰西本使用了金色与蓝色装饰首字母,显示这是一部"高级本",可能服务于贵族赞助人;托雷版的装饰较朴素,可能服务于商人或修道院图书馆。
语言密度:法兰西本中,意大利语词汇约占 18%,法语词汇约占 75%,其余为拉丁语;托雷版意大利语词汇占比上升到 30% 左右,法语比例相应下降。
开篇差异:法兰西本开篇即"监狱段落",鲁斯蒂谦署名明确;托雷本开篇较为简略,监狱段落出现于卷末的"致读者"段落,这种位置差异反映了不同抄写传统对"如何开始一本书"的不同理解。
通过这一组对照,小读者可以建立一种直观印象:中世纪的"一本书"并不像今天的书那样具有固定形式,而是每一次抄写都是一次再创造。这也解释了为何后世学者在追溯《马可波罗行纪》原始面貌时,需要面对如此复杂的"手抄本谱系学"问题。
六、口述到书面:文本生成的四个阶段
为了帮助小读者把握这部行纪从口头故事到书面文本的完整生成过程,下面用一张流程图呈现其四个关键阶段:
```mermaid flowchart LR A["第一阶段:口述"] --> B["第二阶段:记录"] B --> C["第三阶段:誊抄"] C --> D["第四阶段:流传"] D --> E["进入欧洲知识网络"] ```
这张图概括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其实包含四个彼此独立又相互依赖的环节。第一阶段是口述,马可·波罗是叙述主体,他拥有真实经历但不一定擅长以书面方式组织材料。第二阶段是记录,鲁斯蒂谦是书写主体,他把口述转写为"可阅读的文本",这一转写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再创作。第三阶段是誊抄,离开监狱之后,文本可能由佛罗伦萨或威尼斯书坊的抄写员誊录多个副本,每一次誊录都伴随着拼写、句法、卷次划分的微调。第四阶段是流传,文本被翻译为拉丁语、意大利语、捷克语、英文、德文,进入欧洲修道院图书馆、王侯书房、商业行会的阅读网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引入变化。口述阶段,马可·波罗会根据听众反应调整叙述重点,某些细节被强调,某些被省略。记录阶段,鲁斯蒂谦会按照他熟悉的文学体例重组材料。誊抄阶段,抄写员会修正他认为"不合语法"的句子。流传阶段,译者为不同受众的阅读期待而调整文本。这种"变化中的稳定",正是手抄本时代文本的常态。
七、本书对"奇书"的解读
在本章最后,需要为小读者厘清"奇书"这一称号的含义。《马可波罗行纪》被称为"奇书",并非仅仅因为它描述了奇风异俗,而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奇特的文学史事件。
它的生成方式别具一格。一部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旅行书,其文本并非由叙述者本人书写,而是由一位狱中相识的亚瑟王传奇作家代为执笔,这种身份错位本身就是奇事。它的传播路径同样引人注目。从一座监狱里的口述,到三十年内在欧洲大陆流传上百部抄本,跨越地中海、北欧、伊比利亚半岛,影响王侯、商人、航海家、传教士,这种扩散速度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时代堪称奇迹。
它对世界想象的影响尤其深远。它不仅提供了关于东方的具体知识,如纸币、煤炭、驿站、桥梁、宫殿、城市规模,更塑造了一种"东方想象":欧洲读者第一次大规模地想象一个富庶、秩序井然、文化繁盛的东方帝国。这一想象在两百年后直接推动了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家的探险计划。它的学术命运则跨越了七个世纪。从十九世纪起,围绕"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的辩论延续了上百年,被称作"马可·波罗问题"。20 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逐步证实了书中大部分描述的可验证性,但也指出文本中存在口述失真、抄写讹误、道听途说的成分。这一学术过程本身,便是一部关于"如何阅读古代文本"的范本。
综合以上几点,"奇书"这个称号既是文化层面的褒奖,也是文本层面的客观描述。一本由口述生成、在监狱中诞生、跨越三个大陆、影响四百多年欧洲世界观的旅行书,自然当得起"奇"字。
本章小结
本章回答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多层的问题:《马可波罗行纪》是一部怎样的书?它因何被称为"奇书"?
行纪这一文类,孕育于中世纪欧洲朝圣、十字军、商贸三大旅行传统的交汇,呈现"第一人称、观察为主、奇观为核"的体裁特征。1298 年库尔佐拉海战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作为战俘被投入热那亚监狱,与 1284 年梅洛里亚海战后被囚禁的鲁斯蒂谦·达·比萨相遇,二人在监狱中合作完成了一部旅行书的口述与笔录。《马可波罗行纪》由此诞生:它以"法意混合语"写成,以四卷或三卷的结构铺展,覆盖从地中海到东南亚、东北非的广大区域。
文本生成的物质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口述、记录、誊抄、流传。每一个阶段都引入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手抄本时代文本的常态。"佚名史笔"作为识别文本真实作者身份的关键概念,使读者得以区分"叙述者马可"与"执笔者鲁斯蒂谦"两个不同角色:前者是讲述人,后者是书写人,两人共同塑造了行纪独特的"叙事人格"。法兰西本与托雷版的对照显示,这部奇书在中世纪以多种形态流传,每一次抄写都是一次再创造,这为后世考据带来挑战,也带来丰厚的研究空间。
下一章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位被叙述的"马可先生",究竟是谁?他为何要去东方?这需要回到 1271 年的地中海港口,追溯马可·波罗家族的航行史,以及他们最初踏入东方世界的具体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