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丝绸之路：不只是商队走的路

你听说过“丝绸之路”吗？如果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联想到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骆驼队驮着成捆的丝绸缓缓前行的画面——这确实是很多人对丝绸之路的第一印象，但这个印象只捕捉到了这段历史最表层的片段。事实上，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专门运丝绸的路”，也不是只有商队走过的荒凉小道，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文明大动脉”，从公元前2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16世纪，流动的从来不只是商品，还有思想、宗教、技术、艺术，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审美与生活方式。

这个名字最早由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他用德语“Seidenstraße”（丝绸之路）指代从中国到中亚的贸易路线，因为他认为丝绸是这段贸易网络里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但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史料研究证明，丝绸只是丝路贸易的“明星商品”之一，从日常的粮食、布匹，到珍贵的香料、宝石，再到承载文化的书籍、佛像，几乎涵盖了古代社会的所有重要物资。更关键的是，李希霍芬最初定义的只是陆上丝路的核心段，而实际上丝路还包含了覆盖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航线，以及连接草原、高原的支线网络，它的内涵远比“运丝绸的路”丰富得多。

一、陆上与海上：两条交织的文明动脉

要理解丝绸之路的全貌，首先需要厘清它的两大主干体系：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者并非完全独立，而是通过沿途的枢纽城市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横跨亚欧非的贸易网络。

（一）陆上丝绸之路：穿越沙漠与高原的商道网络

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路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路线为核心主干：从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依次经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阳关进入今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鄯善（今若羌）、于阗（今和田）、莎车，越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北道沿天山南麓西行，经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同样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进入中亚后，路线继续向西延伸，经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布哈拉、木鹿城，到达西亚的巴格达、大马士革，最终抵达欧洲的罗马、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全程超过7000公里。除了这条主干外，还有两条重要的支线：一条是走蒙古高原的“草原丝绸之路”，从长安向北经山西、内蒙古，到西伯利亚南部，再向西连接到欧洲，是游牧民族往来贸易的主要通道；另一条是“西南丝绸之路”，从四川、云南出发，经缅甸、印度到达中亚，主要运输中国的茶叶、蜀锦。

陆上丝路的繁荣与中原王朝的国力和西域的稳定直接相关：西汉时期张骞凿空后，中原与西域的往来逐渐频繁，东汉时期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打通了南北两道，唐代时期国力强盛，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保障丝路的畅通，沿途设置了大量的驿站、烽燧，商队可以安全通行，这段时期也是陆上丝路最繁荣的阶段。但安史之乱后，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陆上丝路的中段被切断，加上中亚地区的战乱，陆上丝路的贸易量逐渐下降，到了宋代，陆上丝路已经不再是贸易主干。

（二）海上丝绸之路：更早、更持续的贸易通道

很多人不知道，海上丝路的开通时间其实早于陆上丝路：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就已经驾驶帆船，沿着海岸线航行到东南亚、南亚，运输中国的陶器、丝绸，换取当地的香料、宝石。汉代时期，海上丝路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航线：从广东的徐闻、合浦出发，经海南岛，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半岛的东海岸，再向西到达波斯湾、红海，甚至抵达东非的沿岸。唐代时期，海上丝路进入繁荣期，政府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阿拉伯、波斯、东南亚的商人云集广州，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宋代时期，由于陆上丝路被切断，加上造船技术的提升和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海上丝路彻底取代陆上丝路成为贸易主干，泉州的刺桐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元代时期海上丝路继续繁荣，明代郑和下西洋更是将海上丝路的航线延伸到了东非沿岸，直到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人的海上贸易路线取代了传统的海上丝路，这段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海上贸易网络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小知识：丝路贸易的商品清单> 陆上丝路运输的商品以高价值、便于携带的物资为主：中国输出的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造纸术、火药、指南针；西域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胡椒、丁香、肉桂）、宝石（玉石、珊瑚、珍珠）、玻璃器、金银器、马匹（汗血宝马、大宛马），还有农作物（葡萄、苜蓿、石榴、棉花、芝麻）。而海上丝路运输的商品则以大宗货物为主：中国输出的主要是瓷器、茶叶、丝绸、生丝；海外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象牙、珍珠、木材（沉香、檀香），还有海外的奇珍异宝。

二、长安-撒马尔罕段：丝路的核心十字路口

本书聚焦的“长安-撒马尔罕”陆上丝路核心段，全长约5000公里，是整条丝路最繁荣、文化交流最密集的部分，相当于整个丝路网络的“心脏地带”。为什么这段路线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两端的枢纽城市找到答案。

（一）长安：丝路的东方起点与国际都会

长安是西汉、隋、唐三个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904年，作为都城超过1100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唐代时期的长安城常住人口超过100万，加上流动的商人、使者、僧侣，峰值人口可能超过150万，是同时期欧洲最大城市罗马的5倍以上。长安城的布局完全按照丝路的贸易需求设计：城的北部是皇城和宫城，是政治中心；城的南部是外郭城，是居民和商业区，其中东市和西市是专门的商业区，西市紧邻长安城的西城墙，靠近丝路的入口，是专门的对外贸易区，被称为“金市”。

西市里聚集了大量的胡商，他们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经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波斯商人卖香料和宝石，罗马商人卖玻璃器和羊毛布，印度商人卖香料和佛像，粟特商人卖丝绸和马匹。西市里还有专门的胡姬酒肆，来自中亚的胡人女子在酒肆里跳舞、卖酒，李白、杜甫等唐代诗人都曾经在胡姬酒肆里饮酒作诗，李白的名句“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就是描写他在西市胡姬酒肆里的经历。除了商人，长安城里还有大量的胡僧、胡医、胡乐师，他们带来了西域的宗教、医学、音乐，唐代的宫廷乐舞里，有超过一半是来自西域的乐曲，比如《霓裳羽衣曲》里就融合了印度、波斯的音乐元素。

<考古证据：何家村窖藏> 1970年，西安南郊的何家村出土了一个唐代的窖藏，里面埋藏着超过1000件文物，包括270多件金银器、430多件货币、10多件玻璃器，还有大量的药材、香料。这些文物里，有中国本土制造的鎏金鹦鹉杯、舞马衔杯银壶，也有来自波斯的鎏金银瓶、罗马的玻璃碗，还有来自中亚的银币，这些文物就像“唐朝的快递包裹”，埋藏了一千多年，至今还能让我们看到长安作为丝路起点的繁华，以及丝路贸易的规模之大。

（二）撒马尔罕：中亚的十字路口与丝路枢纽

撒马尔罕位于中亚腹地的泽拉夫尚河流域，是连接波斯、印度、中亚、中国的天然枢纽，从中国出发的丝路商队，越过帕米尔高原后第一站就是撒马尔罕，而从西亚、欧洲出发的商队，进入中亚的第一站也是撒马尔罕，它相当于整个丝路网络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唐代时期，撒马尔罕是“昭武九姓”的核心城邦，被称为“康国”，是当时中亚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20万，城里有专门的丝绸市场、香料市场、奴隶市场，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在这里交易商品，交换信息。

1965年，考古学家在撒马尔罕的Afrasiab遗址（即古代的撒马尔罕城遗址）出土了一组7世纪的壁画，壁画上绘制了唐朝使者的形象：使者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唐朝的官服，带着丝绸和瓷器，旁边还有骆驼队和当地的商人，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幅描绘唐朝使者在撒马尔罕的壁画，直接证明了长安-撒马尔罕段丝路的繁荣。除了贸易，撒马尔罕还是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首先在撒马尔罕传播，然后才进入敦煌、长安；造纸术从中国传到西方，首先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中亚第一个造纸厂，然后才传到巴格达、欧洲；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也通过撒马尔罕传入中国，在唐代的长安城里有专门的摩尼教寺庙和景教寺庙。

三、贸易：文化交流最隐秘也最有力的载体

很多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是“商品贸易通道”，但实际上，贸易从来不是孤立的行为，每一次商品的流动，都伴随着文化、思想、技术的同步传播。古代丝路的流动群体里，除了商人，还有使者、僧侣、工匠、艺人，甚至逃犯和移民，他们的流动都是沿着丝路的贸易网络进行的，而贸易网络提供的安全路线、补给站点、语言服务（比如粟特人作为通用翻译），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

（一）张骞出使西域：一次“失败”的外交，一次成功的文明交流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这是一次明确的外交使命，但张骞的行程却意外开启了中原与西域的全面交流。张骞从长安出发，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俘虏，在匈奴被扣留了10年，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后来终于逃脱，继续西行，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撒马尔罕附近），终于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经在中亚定居，土地肥沃，不愿意再回去和匈奴打仗，张骞的外交使命没有完成，他在西域又待了一年多，才沿着南道返回，回到长安的时候，出发时的100多人的使团，只剩下他和一个匈奴仆人，一个堂邑父。

虽然外交使命失败了，但张骞带回来的信息却价值连城：他第一次让中原王朝知道了西域的存在，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风俗，更重要的是，他带回来了大量的西域物产：葡萄、苜蓿、汗血宝马、石榴、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还有西域的乐舞、绘画、雕刻技术。回到长安后，汉武帝非常高兴，封张骞为博望侯，后来还多次派使者出使西域，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逐渐频繁，张骞的行程实际上为陆上丝路的正式开通奠定了基础。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张骞在大宛的时候，曾经看到大宛的商人用骆驼驮着中国的丝绸，他问这些商人是从哪里来的，商人说是从身毒（今印度）来的，张骞这才知道，早在官方出使之前，民间商人已经通过西南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卖到了中亚甚至印度。这说明，贸易的流动从来都是先于官方的使者存在的，张骞的出使只是把已经存在的民间贸易网络纳入了官方视野，正式打通了官方往来的通道。

（二）玄奘西行：沿着丝路商队轨迹的文化之旅

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他的行程是古代丝路文化交流的另一个典型案例。玄奘西行的时候，并没有官方通关文牒，他一路西行，经过河西走廊的时候，曾经被唐朝的守将拦截，后来他巧妙地躲过了检查，继续西行，到达高昌国（今吐鲁番）的时候，已经耗尽了盘缠，也没有通关文牒。但高昌王麴文泰是玄奘的忠实信徒，他听说玄奘到来，亲自出城迎接，不仅给他提供了大量的随从、物资、马匹，还给他写了24封通关文牒，给沿途的国家打招呼，要求他们保障玄奘的通行。

高昌王麴文泰为什么会对玄奘如此支持？除了信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原因：高昌国是丝路的核心枢纽，控制着南北两道的重要通道，玄奘的西行，实际上也是沿着丝路的贸易网络进行的，高昌国支持玄奘，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在丝路各国中的文化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玄奘与南亚、西亚的各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促进贸易往来。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他沿途看到的丝路商队“相望于道，商胡客旅，岁岁不绝”，说明当时丝路的贸易非常繁荣，商队是沿途最稳定的流动群体，僧侣、使者都是沿着商队的路线和补给站点行进的。

玄奘在印度取经17年，回国的时候带了657部佛经，还有大量的佛像、舍利，以及印度的医药知识、天文历法、制糖技术。其中制糖技术的传播非常有代表性：印度的制糖术是用甘蔗熬煮，然后冷却成糖，质量比较粗糙，玄奘回国后，唐代的工匠参考了印度的制糖术，结合中国的压榨技术，改进了制糖工艺，造出了“西极石蜜”，质量比印度的糖好很多，后来这种制糖术又传到了阿拉伯地区，再传到欧洲，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制糖业。

（三）双向流动：丝路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

很多人对丝路的印象是“中国输出丝绸、瓷器到西方”，但实际上丝路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仅有中国的东西传到西方，也有西方的东西传到中国，而且很多传入中国的物品和技术，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比如农作物：葡萄、苜蓿、石榴、棉花、胡椒、胡萝卜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其中苜蓿是养马的重要饲料，帮助汉朝解决了骑兵的马匹问题；棉花在宋代传入中国，后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改变了中国人的穿衣结构。再比如宗教：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后来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宗教之一，影响了中国人的哲学、艺术、建筑；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现在中国的回族、维吾尔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祆教也在唐代传入中国，虽然现在已经消失，但它们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宗教文化。

反过来，中国的技术、文化也深刻影响了西方：造纸术在公元8世纪的怛罗斯之战中被阿拉伯人俘虏的中国工匠传到撒马尔罕，然后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个造纸厂，后来又传到欧洲，结束了欧洲用羊皮纸写书的历史，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火药在宋代传到阿拉伯，后来传到欧洲，改变了欧洲的战争方式；指南针传到欧洲后，帮助欧洲人完成了大航海，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这些例子都说明，丝绸之路不是中国单向输出的通道，而是亚欧大陆文明双向交流的桥梁。

<双语史料：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载> 这里选取《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载，以及对应的英文翻译，帮助读者对比中西方史料对同一事件的描述： > 【中文原文】张骞为人强力，宽

> 【中文原文】张骞为人强力，宽宏守信，蛮夷之人多爱之。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后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留骞十余岁，予妻有之，然骞持汉节不失。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乃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 > 【英文翻译】Zhang Qian was a man of great strength and magnanimity, trustworthy and honest, and many of the barbarian tribes loved him. He followed the Grand General as a colonel to attack the Xiongnu, and knew where the water and grass were, so the army did not lack supplies,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