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顿之夏

第一章　莱顿之夏

1747 年深秋，一本没有署作者姓名、只有一百三十余页的小册子从荷兰莱顿城伊利莎白·吕卡的印刷铺里悄然走出。它没有序言，没有献词，甚至连正式的章节划分都显得潦草。然而在短短四个月内，它点燃了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紧急会议，让莱比锡的书评人把它列为"年度最危险出版物"，更让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它放在枕边读完后，立刻向那位躲藏在莱顿大学医院里的流亡医生发出了邀请。这本名为《人是机器》的小册子，构成了 18 世纪欧洲思想史上一次罕见的"三重危机"现场：神学家看见了对灵魂不朽说的正面挑战，医生看见了对传统活力论的颠覆，而政治哲学家看见了一种全新的、不再需要上帝作为立法者的人的概念。这三场危机彼此缠绕，却并非来自同一源头——理解这一缠绕方式，是进入拉·梅特里思想世界的入口。

一、印刷铺里的匿名时刻

1747 年 10 月（或部分文献所记的年末初冬），莱顿城内 Rappenburg 运河畔的伊利莎白·吕卡印刷铺接到了一份手稿。手稿的主人据信是一位法国流亡者，他自称"前蒙彼利埃医学院学生、曾任法国皇家禁卫军上校侍从医师"——这个头衔本身就充满了悬念。手稿的标题用粗黑体印在扉页正中央：L'HOMME MACHINE。吕卡是一位出版过大量法国流亡者著作的印刷商，他对这类匿名作品的政治风险了然于胸，因此在扉页设计上做了极为精巧的处理。

第一版扉页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副标题。据原始版本影印件所示，副标题并非简单说明内容，而是嵌入了一行拉丁文格言与一行法语短句，前者取自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物性论》中的意象——以暗示而非明说的方式预告了文本的唯物主义立场；后者则是一句带刺的反讽，嘲讽那些"看见物质就发抖"的哲学家。整本小册子没有标注作者姓名，扉页底部只写有"à Leyde, chez Élie Luzac"字样。这种匿名策略在 18 世纪荷兰出版业中并非罕见，但它承担着远超"规避审查"的功能——它把"谁是作者"变成了一场哲学游戏，让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已经被迫思考：匿名本身，是不是一种关于作者身份之不稳定性的隐喻？

初版印量估计在 1200 至 1500 册之间。这一数字放在同时代法国启蒙著作中属于中上水平。吕卡的印刷铺位于莱顿大学城中心，与医学院、植物园、著名的布尔哈夫（Boerhaave）讲堂相距不过几百米。这一地理选址并非偶然——莱顿大学在 18 世纪初叶是欧洲临床医学与自然哲学交汇的重镇，而布尔哈夫本人虽已于 1738 年逝世，其门生网络仍在欧洲医学界占据支配地位。一本主张"人即机器"的著作在这样一个医学重镇出版，本身就构成了对布尔哈夫传统的潜在致敬与背叛。

1748 年，《人是机器》出了第二版，由吕卡在莱顿印行，第二版扉页发生了关键变化。原先隐晦的副标题被替换为更具挑衅性的表述，并首次在扉页上注明"par l'Auteur de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Âme"——即作者公开承认自己是两年前在巴黎被公开焚毁的《灵魂自然史》一书的作者。这一变化的政治意义远超文学：匿名让读者面对文本本身，而实名则让作者承担起公开的殉道者角色。两版扉页的差异，可以视为启蒙时代匿名写作策略从"逃避"转向"宣战"的转折标本。

下表以简明方式呈现两版扉页的核心差异：

| 项目 | 第一版（1747） | 第二版（1748） | |------|----------------|----------------| | 作者署名 | 无 | "par l'Auteur de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Âme" | | 副标题性质 | 拉丁格言+反讽短句 | 更直白的挑衅性陈述 | | 政治姿态 | 防御性匿名 | 公开的殉道者姿态 | | 风险归属 | 隐含于出版商 | 明确归于作者本人 |

这一扉页对照并非简单的版本学考据。当匿名哲学写作的传统在 18 世纪中叶开始走向"实名宣战"，拉·梅特里实际上扮演了引爆者的角色。后来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在署名策略上的种种权衡，都可以在《人是机器》的两版扉页上找到原型。

二、从莱顿到巴黎：一部小册子的越境动力学

一本在荷兰出版的小册子，如何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渗透到巴黎、伦敦、雷根斯堡等欧洲主要文化中心？这一传播链条由若干彼此咬合的环节构成。

首先是书信圈。1747 年法国驻海牙的外交官员让·巴蒂斯特·德尚（Jean-Baptiste de Chenay）在 11 月的一封信中向巴黎报告："莱顿刚刚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标题足以让所有神学家脸红。"类似的信札在 1748 年 1 月之前已经通过法国驻外使节、英国驻荷兰商人、雷根斯堡帝国议会的外交代表传遍了主要宫廷。书信圈传播的特点是快速但失真——由于原书尚未抵达，传播的往往是书名、副标题的转述，以及对内容的猜测。

其次是沙龙记录。巴黎的阿尔让松（d'Argenson）侯爵沙龙、霍尔巴赫男爵的"唯物主义者小组"、雷内维尔夫人（Mme de Renneville）的文学聚会，几乎在 1748 年初同时开始讨论这部作品。沙龙传播的特点是即兴诠释——读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预判文本内容。这造成了一个有趣现象：当原书尚未抵达时，巴黎的论战已经在围绕想象中的《人是机器》展开。

再次是书评界。莱比锡的《学界新报》（Neue Zeitungen von Gelehrten Sachen）在 1748 年 2 月发表了第一篇正式书评，语调严厉但克制。同期，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文库》（Bibliothèque hollandaise）则给出了远为正面的回应。书评界的介入使得讨论进入"半公开"阶段。

最后是教会与国家审查。巴黎索邦神学院在 1748 年 1 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记录现存于法国国家档案馆（MS français 11763）。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是否应当要求法国王室议会（Parlement de Paris）公开焚毁这部作品并追究作者。会议最终决定向王室议会提交一份"谴责请愿书"。这是索邦神学院在 18 世纪针对单一哲学著作采取的最快反应之一。

下图勾勒出 1747 年 10 月至 1748 年 6 月间《人是机器》在欧洲主要城市的传播路径、关键节点与对应反应类型：

```mermaid flowchart LR A[莱顿, 1747.10<br/>吕卡印刷铺] B[海牙, 1747.11<br/>法国使馆书信] C[阿姆斯特丹, 1747.12<br/>荷兰文库预定] D[巴黎, 1748.01<br/>索邦神学院会议] E[莱比锡, 1748.02<br/>学界新报书评] F[伦敦, 1748.03<br/>皇家学会私下传阅] G[雷根斯堡, 1748.04<br/>帝国议会外交圈] H[巴黎, 1748.06<br/>王室议会焚毁令]

A --> B B --> D A --> C C --> F D --> E D --> G D --> H E --> F G --> H ```

这一传播链条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在 18 世纪，"匿名"恰恰是哲学著作获得最大传播效力的修辞条件之一。当作者姓名缺席时，读者被迫通过文本本身确立作者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往往是匿名前的作者所无法控制、也无法承担责任的。这构成了启蒙时代匿名写作的悖论：匿名既保护了作者，也赋予了文本以超出作者意图的生命力。

三、从宫廷医生到欧洲流亡者：拉·梅特里的前史

理解《人是机器》在 1747 年何以成为一场危机，需要回到作者本人的流亡轨迹。让·奥弗雷·德·拉·梅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 1709–1751）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戏剧性的坠落与升腾。

1709 年 12 月 21 日，拉·梅特里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的圣马洛（Saint-Malo）一个商人家庭。青年时代他前往巴黎学习医学，后转入荷兰莱顿大学，受教于布尔哈夫的门生——这一段莱顿经历为他后来在 1746 年的再次流亡埋下了伏笔。回到法国后，他凭借一部关于天花预防的学位论文进入学术圈，并在 1742 年前后成为法国皇家禁卫军上校的私人医生。这一职位让他得以出入巴黎上层社交圈，也让他亲历了摄政时期宫廷医学的种种荒诞。

转折发生在 1745 年。那一年，拉·梅特里匿名出版了《灵魂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 l'âme），该书由著名的雅克·肖耶（Jacques Chovet）出版社在海牙印行。这部作品的核心主张是：灵魂并非精神实体，而是身体机能的总和，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属性。1745 年底，巴黎索邦神学院和巴黎高等法院先后决议谴责此书；1746 年 2 月，王室议会在巴黎正式焚毁《灵魂的自然史》，并通缉作者。

拉·梅特里在通缉令下达之前逃离巴黎，辗转至莱顿。在莱顿，他得到当地布尔哈夫学派成员的庇护，并在莱顿大学医院担任短期助理医生。这一时期他开始系统研读笛卡尔、伽桑狄、洛克，并写作《人是机器》。值得注意的是，他写作《人是机器》的物理空间，就是布尔哈夫曾经讲学的医学院所在的同一座城市。这种地理上的"传承与反叛"关系，使《人是机器》首先是一部关于莱顿医学传统的内部论战——而这一点在绝大多数二手研究中都被忽略了。

1748 年春，《人是机器》的传播引发巴黎当局向荷兰施加压力，要求引渡作者。莱顿大学出于自保与拉·梅特里保持距离。几乎在同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其驻海牙使节读到这本书，并立即向拉·梅特里发出赴柏林的邀请。1748 年夏末，拉·梅特里抵达柏林，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柏林科学院成员，并兼任国王的私人医生与御用哲学家。他此后在普鲁士度过余生，直至 1751 年因暴食致病而死。

从 1745 年巴黎通缉到 1748 年柏林受聘，这三年构成了拉·梅特里作为"欧洲流亡者"的完整轨迹。一个被法国驱逐的医生，被荷兰暂时收留，最终在普鲁士获得庇护——这一空间位移本身，就是 18 世纪欧洲思想地理学的浓缩写照。国家边界对思想流动的限制，在拉·梅特里的个案中第一次被彻底突破。

四、1740 年代唯物主义的暗流生态

把《人是机器》孤立处理会遮蔽其真实的历史位置。1747 年并非唯物主义的起点，而是 1740 年代以来一条长期暗流的爆发点。

这条暗流有若干彼此呼应但相互独立的源头。其一，是法国的医院与解剖学传统。1740 年代，巴黎的肖耶、解剖学家让·西纳（Jean Senac）、外科学家皮埃尔·迪奥尼斯（Pierre Dionis）的学生们，正以越来越精细的方式将生命现象还原为机械过程——心脏泵血、呼吸的力学模型、神经反射的初步设想。这些医学经验是《人是机器》的实证土壤。

其二，是英国洛克的遗产。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中提出的"第二性质"理论、心灵白板说，已经在 1740 年代的法国通过孔狄亚克的《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等转介著作产生深刻影响。拉·梅特里本人深受洛克影响，他在《人是机器》中明确引用洛克，并把洛克的"经验主义"推到比洛克本人更激进的位置——从"一切观念来自经验"走向"一切存在都是物质"。

其三，是流亡者群体内部的私密对话。在阿姆斯特丹、莱顿、海牙三地，1740 年代聚集了大量因宗教或政治原因离开法国的胡格诺派流亡者。他们的印刷铺和书店构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交流网络。吕卡的印刷铺正是这一网络的核心节点之一。拉·梅特里在 1746–1747 年间完成的并非一份孤立的文本，而是这一网络内部长期酝酿的一次集中表达。

其四，是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的潜在语境。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在 1740 年代后期开始构思后来发表于 1758 年的《论精神》（De l'Esprit），狄德罗的《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信》（Lettre sur les aveugles à l'usage de ceux qui voient）出版于 1749 年，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更晚至 1770 年。然而在 1747 年前后，这三位思想家与拉·梅特里之间已经存在私下交流。爱尔维修曾于 1748 年初在巴黎沙龙中公开为《人是机器》辩护，而狄德罗则在 1749 年的盲人信中明显借鉴了拉·梅特里关于感觉与物质关系的论述。

把这些源头汇集在一起看，1747 年的《人是机器》并非唯物主义的"发明"，而是唯物主义暗流的一次集中喷发。拉·梅特里的特殊性在于：他是第一个把此前散见于医学、解剖学、经验哲学、宗教批判中的唯物主义元素，整合为一部具有统一论证结构的著作的人。这种整合能力，正是《人是机器》引发三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它把原本零散的颠覆性思想，浓缩成了一本任何受过教育的读者都能在几天内读完的小册子。

五、1747 年索邦神学院的紧急会议：启蒙运动内部第一次公开撕裂

1748 年 1 月底，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博士们在经过数周的私下讨论后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细节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多份手稿中，是研究启蒙运动早期冲突的第一手资料。

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是否应当把《人是机器》定性为"无神论著作"，并据此向王室议会提交正式谴责书。会议的争论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是作者身份的确认。当时《人是机器》尚未公开署名，但与会者已经通过书信网络得知作者极可能是两年前被通缉的《灵魂自然史》作者。会议记录中出现了"该作者据说就是被驱逐出巴黎的那位医生"的表述。这一表述意味着巴黎教会已经默认了作者的流亡身份，但同时把问题归入"个人异端"的范畴——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定性方式。

第二个问题是文本内容的实质判断。会议指定的审读者是巴黎大学神学院教授、神学家路易·埃利·迪潘（Louis-Élie Du Pin）。迪潘在审读报告中指出，《人是机器》包含至少三处直接否定灵魂不朽、否定上帝作为立法者地位、否定意志自由的命题。这些命题在他看来构成了对自然神学的根本挑战。

第三个问题是应对策略的选择。会议在"全面谴责"与"限制性谴责"之间出现分歧。全面谴责派主张参照 1624 年巴黎议会谴责伽桑狄著作的模式，由王室议会公开焚毁此书并禁止流通。限制性谴责派则主张仅在教会内部通报此书，不诉诸国家强制力。最终，全面谴责派占上风——这一决定与巴黎神学院内部保守派在 1740 年代的复兴有关，也与路易十五宫廷的宗教保守倾向有关。

会议结果最终于 1748 年 6 月由巴黎王室议会执行：公开焚毁《人是机器》，并重申对作者的通缉令。然而，由于作者已经离开荷兰抵达普鲁士，通缉令实际上不可能执行。这一悖论构成了 18 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典型场景：国家权力无法触及已经穿越国境的思想。

这次索邦神学院紧急会议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启蒙运动内部的第一次公开撕裂。在此之前，"自然神学"与"无神论"之间的界限尚可模糊；在此之后，这一界限被巴黎神学院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强行划定。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日后在《百科全书》编纂过程中的种种策略，都必须在这一被强行划定的边界之内进行。拉·梅特里的匿名小册子，由此成为启蒙运动内部"公开派"与"策略派"分裂的催化剂。

六、匿名作为哲学写作的政治策略

本章最后一节需要展开的实践性议题，是匿名在 18 世纪哲学写作中的功能。这个问题在《人是机器》案例中呈现出远超文学史意义的内涵。

匿名的第一种功能是法律层面的保护。在 18 世纪的欧洲，对无神论、唯物主义、自然神学的惩罚是真实的。笛卡尔在荷兰出版《哲学原理》时选择匿名，部分原因正是规避这种惩罚。拉·梅特里的匿名，同样具有这一功能。但匿名一旦成为常规策略，便超越了单纯的法律保护：它构成了对国家知识审查制度的系统性规避。

匿名的第二种功能是修辞层面的扩张。当作者姓名缺席时，文本必须自我承担说服力。这迫使作者更注重论证结构、文本自足性。匿名写作的修辞品质往往高于同时代的署名著作——《人是机器》的论证密度，确实超过了拉·梅特里后期署名发表的《伊壁鸠鲁体系》（1750）。

匿名的第三种功能是作者身份的解构。当作者姓名缺席时，"谁是作者"这个问题就从"传记事实"变成了"哲学议题"。这一转变在 1747 年具有特殊意义：它呼应了洛克的经验主义对"实体"概念的批判——既然我们无法通过感官直接把握"实体"，那么"作者"作为一种精神实体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这一关联在 1748 年第二版扉页上的实名出现时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作者选择了"成为殉道者"，而非继续解构作者性。

匿名的第四种功能是传播层面的加速。在 18 世纪的书信圈文化中，"一本匿名的禁书"比"一本署名的常书"更能激发传播动力。这并非仅出于猎奇心理，更源于一个深层机制：当作者姓名缺席时，读者社区可以通过猜测作者身份参与文本诠释——这种参与感是署名著作无法提供的。

把这四种功能综合起来，匿名不是拉·梅特里的软弱，而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精准把握。他准确地知道：一本署名的唯物主义著作将被立即查禁并迅速遗忘，而一本匿名的唯物主义著作将在传抄、猜测、辩论中获得超出作者预期的生命力。

本章小结

1747 年莱顿之夏，《人是机器》的诞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系列前史、地理网络、文化暗流的汇合点。本章的核心论点可以归纳为三层。

第一层，匿名小册子的传播机制：1747 年 10 月从莱顿吕卡印刷铺走出的小册子，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通过书信圈、沙龙、书评、教会审查四个环节渗透到欧洲主要城市。匿名不是缺陷，而是加速器。

第二层，作者的前史与地理位移：从巴黎宫廷医生到莱顿流亡者，再到普鲁士宫廷哲学家，拉·梅特里的空间轨迹本身就是 18 世纪欧洲思想地理学的浓缩。国家边界无法禁锢一本已经穿越国境的思想——这是 1747 年事件留下的最具前瞻性的洞见。

第三层，1740 年代唯物主义暗流的生态学：医学经验主义、洛克遗产、流亡者网络、爱尔维修与狄德罗的潜在语境共同构成了《人是机器》的孕育土壤。1747 年不是唯物主义的起点，而是它从暗流变成明流的转折点。

由此引出下一章的核心问题：当拉·梅特里把"人"变成"机器"之后，"灵魂"这个概念还能不能保留下来？它会以什么形式重新出现？这个问题将引导我们进入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最隐秘、也最具争议的内核——拉·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之后写作的《伊壁鸠鲁体系》（1750），以及他在普鲁士宫廷中关于灵魂与道德的最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