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重绘宋代城市史的研究图景

第1章：导论：重绘宋代城市史的研究图景

问题导入：当历史城市遇见当代学术

当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时，我们究竟能发现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历史研究最深层的困境与魅力。宋代城市——无论是汴京城那繁华似锦的御街，还是临安城那烟柳画桥的风俗繁华，抑或是泉州港那千帆竞发的海丝遗韵——在史籍记载、文学描绘与考古发现中留下了丰富的印迹。然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如何能够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城市文明图景？当我们用现代城市研究的理论工具重新审视这些历史材料时，又能产生怎样的新认识？

This book embarks on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that traverses a millennium of urban histor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eking to reconstruct the three-dimensional civilization of these remarkable cities. The task is neither merely antiquarian nor simply comparative. Rather, it aim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economic dynamis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florescence of Song cities formed an integrated system—one that cannot be fully understood through any single disciplinary lens. By proposing and applying a "Three-Dimensional Symbiosis" (三维共生)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seeks to redraw the research landscape of Song urban history, offering both a new interpretive model and a pathway for deeper engagement with primary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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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Questions for This Chapter: 1. 为什么说宋代城市代表了中国城市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2. 20世纪以来宋代城市研究经历了哪些重要的范式转换？ 3. 「三维共生」框架与以往的研究范式有何本质区别？ 4. 本书的研究时空边界如何界定？

导论 · Introduction · 导论

一、从「城市革命」到「商业化论」：范式转换的学术史脉络

1.1 第一次范式转换：宫崎市立的「宋代都市革命」说

现代意义上的宋代城市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日本学界对中国近世社会的讨论。1910年代至1920年代，内藤湖南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主张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从门阀社会向平民社会的根本转变。这一宏观历史框架为后来的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唐宋变革论」的延长线上，宫崎市立（Miyazaki Hōitsu, 1893-1976）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系统论证了「宋代都市革命」说。宫崎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层面：

从政治性城市到经济性城市的转变 宫崎认为，唐代以前的都市主要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是权力机构的所在地而非经济活动的中心。长安城的坊市制度即是这种政治性城市的典型体现——城市空间被严格划分为居住区（坊）和商业区（市），商业活动被限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然而，从唐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宋代以后，城市逐渐转变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政治功能相对弱化。

坊市制度的解体与街市制的形成 宫崎指出，宋代城市的标志性变化是传统的坊市制度的解体。在宋代城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街市」的普遍出现——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封闭的「市」，而是沿着城市的街道自由分布。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开封城市场景，正是这种变化的生动写照：沿河的酒肆茶楼、街边的杂货铺、热闹的夜市，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网络。

城市性质的重新定义 基于上述观察，宫崎进一步提出，宋代城市代表了「都市革命」，这是中国城市史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他将宋代城市的特质概括为：突破了政治性城市的框架，获得了经济性城市的性格；城市居民的身份从「官僚市民」向「工商业市民」转变；城市经济开始具有独立的运行逻辑。

宫崎的「宋代都市革命」说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是理解宋代城市性质的重要参照。然而，这一理论也面临着若干批评。首先，它带有明显的「现代化论」倾向，将宋代城市的发展简单理解为向近代城市的过渡；其次，它过度强调商业化的一面，相对忽视了城市其他维度的复杂性；再次，对「革命」一词的使用过于绝对化，忽视了变化的渐进性和不均衡性。

史料研读 · Primary Source Analysis

宫崎市立在《宋代都市论》中引用了大量第一手史料，其中包括《宋史·地理志》、《东京梦华录》、孟元老的笔记等。他特别重视《宋会要辑稿》中关于城市坊市的记载，以及《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城市空间布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献本身都是经过选择和编辑的，我们在使用时应保持批判性意识。

例如，《东京梦华录》序中写道：「仆从先人在崇宁间（1102-1106），江湖京洛，游学所见，颇闻旧观。垂三十年后，仆复观之，则汴都已成丘墟矣。追思昔梦，写以示人，庶几开卷得仿佛。」这段文字明确表达了作者追忆往昔的心理状态，因此书中对汴京繁华的描写，不可避免地带有怀旧色彩和理想化倾向。我们在使用这一史料时，应当意识到其情感基调对内容的影响。

1.2 第二次范式转换：斯波义信的「商业化论」

如果说宫崎市立的研究奠定了宋代城市研究的基调和方向，那么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 1931-2022）的工作则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到更为精密化和系统化的阶段。斯波义信自1960年代起发表了一系列重量级论著，其代表作《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年日文初版，1979年英文版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系统阐述了「商业化论」的学术框架。

计量史学方法的引入 斯波义信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大量运用计量史学方法。他收集整理了大量宋代经济史数据，包括城市人口、商品流通量、商税记录等，试图通过量化分析来揭示宋代商业发展的实际规模。他的研究表明，仅以商税为例，北宋时期的商税收入已经从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的约400万贯增长到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的约800万贯，增长了一倍。这种量化的分析为理解宋代商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市场体系的层级结构 斯波义信提出了一个精密的市场体系层级模型，包括：

• **地方小市场**（墟市、集市）：定期交易，辐射周边村落
• **地方中心城市市场**：联结墟市与区域市场
• **区域市场**：覆盖较大地理范围，具有跨区域商品流通功能
• **全国性市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商品集散网络

斯波义信特别强调了宋代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他指出，宋代已经形成了以首都开封为中枢，联结各大城市的商品流通网络。北方的粮食、南方的茶叶、东部的丝绸、西部的山货，通过这个网络实现了大范围的商品流通。

城市功能的多元化 与宫崎强调「经济性城市」相比，斯波义信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更为复杂。他注意到宋代城市不仅仅是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中心、文化教育中心和政治行政中心。杭州（临安）即是典型的多功能城市：它是南宋的都城，汇聚了大量官僚机构；它是东南地区的商业枢纽，控制着茶、盐、丝等重要商品的流通；它也是手工业中心，临安城的丝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均十分发达。

海外贸易的视角 斯波义信还特别重视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他利用大量阿拉伯语文献、日语史料和中国文献，系统重建了宋代海上贸易的规模和网络。他的研究表明，宋代的海外贸易已经形成了以泉州、明州（宁波）、广州为核心的港口体系，贸易范围远及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半岛。这种视野将宋代城市置于更大的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中考察，开阔了研究的地理视野。

对「商业化论」的批判性反思 然而，斯波义信的「商业化论」也面临批评。首先，有学者指出他对商业化的强调可能过度，忽视了农业在宋代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次，他的分析主要基于精英文献和官方记录，对底层民众的经济生活着墨不多。再次，他对「市场」的理解偏重于商品流通，对货币、信用等金融因素的分析相对薄弱。尽管如此，斯波义信的工作仍然是宋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里程碑，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1.3 第三次范式转换：跨学科视角的整合

进入21世纪以来，宋代城市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整合趋势。这一趋势的驱动力来自多个方面：城市研究本身的多维性质呼吁跨学科方法；新史料的发掘（如考古资料、墓志铭、契约文书）提供了多元视角的可能；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化促进了不同学术传统的对话。

空间转向与城市形态研究 「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是近年来人文学科的重要理论趋势。在城市史研究中，这意味着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城市空间的建构、感知和使用，而不仅仅将城市视为经济活动的容器或容器。

包弼德（William Peterson）等学者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重建宋代城市的空间结构。以开封为例，通过GIS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区：御街贯穿南北，两侧分布着官署、寺庙和商业设施；城东南的相国寺一带是重要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城西的金明池是皇家园林，也是市民游憩的场所。这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得对城市空间的分析更加精确和系统。

身体史与感官史的视角 近十年来，受「身体史」（history of the body）和「感官史」（history of the senses）研究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宋代城市居民的身体体验和感官感知。这意味着研究的问题意识从「城市是什么」转向「城市如何被感知和体验」。

刘淑芬等学者研究了宋代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包括厕所、垃圾处理、疫病流行等。她们的研究表明，宋代城市已经发展出相当复杂的环境治理机制：政府设有专门的清洁队伍，定期清理街道和运河；城市中分布着公共厕所，部分寺庙还提供粪便收集服务；医者对疫病有一定的认识，并发展出相应的防治措施。这些研究揭示了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向——那些在精英文学中较少被提及的日常细节。

环境史与城市生态 环境史的兴起也为宋代城市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宋代城市面临的环境挑战——供水、排水、绿化、灾害应对等——成为研究的新领域。

程民生等人的研究详细考察了宋代城市的水利系统。以开封为例，这座城市依赖汴河、蔡河、五丈河等运河网络维持供水和运输。城市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水系，疏浚河道，维修堤岸。然而，这种依赖也带来了脆弱性——一旦水系出现问题，整个城市的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1127年的靖康之变中，金军正是通过切断水源和决堤放水，迫使开封投降。

日常生活史的微观视角 「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取向关注普通人的日常实践，揭示被宏观叙事遮蔽的历史面向。这一方法论在宋代城市研究中表现为对市井生活、节日庆典、民间信仰等议题的关注。

伊佩霞（Patricia Ebrey）等学者研究了宋代城市的节日文化。她们发现，宋代城市全年有众多节日，从元旦到除夕，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庆典。这些节日不仅是宗教或民俗活动，也是城市经济的重要节点——节日期间，商业活动格外活跃，消费大幅增长。例如，元宵节期间的开封城张灯结彩，夜市通宵达旦，「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正是这一盛况的写照。

比较城市史的视野 最后，比较城市史的取向将宋代城市置于世界城市史的框架中考察，寻找跨文化的共性与差异。这一研究路径既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城市的理解，也有助于将其纳入全球城市史的宏观叙事。

沟口雄三、斯波义信等学者曾将宋代城市与同时期的欧洲城市（如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进行比较。他们的研究发现，虽然两者都经历了商业化进程，但在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城市自治的程度、城市精英的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宋代城市是在强大中央集权国家框架内发展的，商业精英与官僚体系有着密切联系；而意大利城市则往往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甚至独立地位。这种比较揭示了城市发展的多元路径，挑战了「欧洲中心论」的城市演化模型。

深度讨论 · In-Depth Discussion

从三次范式转换看学术进步的机制 回顾宋代城市研究的三次范式转换，我们可以观察到学术进步的若干规律性特征：

第一，每一次范式转换都伴随着史料范围的扩大。宫崎市立主要依据传统文献，斯波义信开始系统运用经济史数据，当代的跨学科研究则纳入了考古资料、图像资料、计量数据等多元史料。史料的扩展是认识深化的基础。

第二，每一次范式转换都意味着分析视角的转换。从政治-经济的二元对立，到商业化的单线叙事，再到多维度的整合，学者们不断调整自己的分析框架以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

第三，每一次范式转换都反映了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1950年代的「革命」叙事、197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当代的后现代转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宋代城市研究的取向。

这提醒我们，任何研究都是特定学术传统的产物，都带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我们的任务不是寻找终极真理，而是不断推进认识的边界，在批判前人的同时保持自我批判的意识。

二、「三维共生」框架：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2.1 框架的提出与理论渊源

在系统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三维共生」分析框架，试图整合经济、技术、文化三个维度，揭示它们在宋代城市发展中的互动关系和共同演化。

为什么要提出新的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其分析维度的单一性。「革命论」聚焦于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变，「商业化论」强调经济维度的扩张，当代的跨学科研究虽然引入了多元视角，但往往是并列而非整合的研究。本书认为，要真正理解宋代城市的独特性，需要建立一个能将不同维度整合在一起的框架。

「三维共生」框架的核心假设是：经济、技术、文化不是彼此独立或简单因果关系的三个变量，而是一个复杂系统中的三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维度。它们共同演化，形成一种「共生」（symbiosis）关系——彼此需要，相互促进，共生共荣。

理论渊源 「三维共生」框架吸收了多个理论传统的资源：

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长时段」概念，强调历史中缓慢演变的结构性因素。本框架借鉴这一思路，关注宋代城市经济、技术、文化三个维度如何在长时段中共同演化，而非仅仅聚焦于短期的政治事件或政策变动。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认为，技术革命总是与金融资本、制度变革、文化变迁相伴而生。这一理论启发了我们关注技术与经济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文化经济地理学 文化经济地理学强调经济活动的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反对将经济活动视为脱离社会语境的纯粹理性行为。这一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宋代商业实践中的文化逻辑，如商人的道德伦理、商业网络中的信任机制等。

2.2 经济维度：商业化与市场网络

经济维度是理解宋代城市的基础维度。从「革命论」到「商业化论」，经济视角一直是宋代城市研究的核心。然而，本框架对经济维度的理解比既有研究更为复杂和动态。

商品流通的深化 宋代城市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商品流通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幅扩展。以粮食为例，宋代形成了跨区域的粮食贸易网络：江浙地区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同时由于人口密集，也是粮食的主要输入区；湖广地区（湖南、湖北）成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大量粮食沿长江顺流而下，供应江浙城市；四川盆地虽然相对封闭，但内部也有粮食的跨区域流通。

茶叶贸易是另一个典型案例。宋代茶叶市场已经形成了从产地到消费地的完整链条。建州（福建）、江浙、蜀地是主要茶叶产区，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购茶叶，运输到区域市场，再分销到各地。北宋时期，茶叶实行榷茶制度（国家垄断），南宋逐渐放松，茶商获得了更大的经营空间。

城市经济的多元结构 宋代城市经济并非单一的「商业化」叙事可以概括。手工业生产在城市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许多城市是特定手工业的中心：

• **丝织业城市**：成都以蜀锦闻名，镇江、平江（苏州）的丝织业也很发达
• **陶瓷业城市**：景德镇虽然在元代才真正崛起，但宋代已有相当规模；汝窑、官窑、哥窑等官营窑场分布在各地
• **造纸印刷业城市**：杭州、成都、建阳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大量书籍从这里流向全国
• **制盐业城市**：解州（山西）、四川的井盐产区都是重要的盐业城市

城市经济的阶层分化 宋代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面向是社会阶层的分化。虽然城市商业繁荣，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从商业化中获益。城市中存在明显的贫富分化：大商人积累巨额财富，中小商人勉强度日，而城市贫民、失业者、流民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开封城的繁华，同时也透露了另一面的信息：城中设有救济机构（如福田院），收容贫民和孤儿；寺庙定期施粥，赈济穷人；每年冬天，官府还要发放棉衣给贫困居民。这些记录表明，商业化并没有自动消除贫困，城市贫困问题反而可能因为人口聚集而更加突出。

货币与信用经济的发展 宋代城市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货币和信用经济的成熟。除了铜钱，宋代还大量使用铁钱（四川地区尤其普遍）、纸币（交子、会子）。纸币的出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要创新，反映了商业发展对货币流通效率的更高要求。

信用关系也在宋代城市中普遍发展。商人之间流行「赊」的交易方式，即先取货后付款；「便换」业务类似于今天的汇票，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资金转移；「质库」（当铺）提供抵押贷款服务。这些信用工具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扩展。

2.3 技术维度：基础设施与知识体系

技术维度是「三维共生」框架中与传统研究最为不同的地方。既有研究往往将技术视为经济或文化发展的附属品，本框架则强调技术作为独立维度的重要性。

城市基础设施技术 宋代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以下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供水与排水系统：宋代城市普遍建立了复杂的供水和排水系统。以开封为例，城市主要依靠运河供水，同时有多处水源供应饮用水。城内设有大量水井，供居民取水。排水方面，主要依靠街道两侧的明沟和地下暗渠，将雨水和污水排入城墙外的城壕或护城河。

建筑工程技术：宋代建筑技术有诸多创新。官方颁布的《营造法式》是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工程规范之一，详细规定了各种建筑的设计、施工和材料标准。城市中的高层建筑（如酒楼、寺庙的塔楼）展示了木结构建筑的高超技艺。桥梁建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