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的范式与路径

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作为跨区域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其学术演进始终与全球学术潮流的变迁、丝路沿线考古发现的突破以及研究范式的革新紧密关联。自19世纪欧洲探险家在中亚的考古发现开启现代丝路研究先河以来，相关研究的视角、方法与核心议题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从最初的文献补史型考古，到中原中心导向的中外交流史研究，再到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视角下的跨区域网络研究，每一次范式的更迭都推动着学界对丝路城市功能与价值的认知深化。本章拟在梳理学术演进脉络的基础上，界定本书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阐释研究方法与章节架构，为后续个案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论指引。

一、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的学术演进脉络

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界定，“范式”是科学研究共同体共同认可的信念、方法、标准的集合，范式的转换往往意味着研究视角与核心议题的根本性变革[^1]。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的三次范式转换，本质上是学界对“丝路城市的本质属性”“丝路运行的动力机制”“丝路与全球文明的关系”等核心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19世纪探险家考古范式：文献补史与文物收藏的二元导向

19世纪是中亚考古的“发现时代”，以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德国考古学家勒考克为代表的欧洲探险队，沿着传统丝路路线展开了多次大规模考察，其核心目标是通过考古发掘填补东方文献的空白，同时为欧洲的博物馆与学术机构收集东方文物。1900年至1931年间，斯坦因先后三次进入中亚地区考察，其发掘范围覆盖了尼雅、楼兰、敦煌、高昌等数十处丝路遗址，其中1901年在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1907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近万件写本与幡画，直接改写了学界对汉代西域史与唐代敦煌史的认知，证明了《史记》《汉书》中关于丝路与西域都护府的记载并非虚言，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海量的一手实物史料[^2]。

这一范式的贡献首先在于打破了传统文献研究的局限，将丝绸之路从文献记载中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的实物空间。在此之前的欧洲学界对丝路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献以及阿拉伯人的旅行记，对于丝路沿线的城市形态、社会生活、文化交融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斯坦因等人的考古发现第一次为丝路研究提供了物质层面的证据。其次，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建立了丝路研究的基本器物谱系，从丝绸、毛织品、金属器到文书、壁画、雕塑，为后续的断代、分类研究打下了基础。最后，探险家们绘制的丝路路线图、遗址分布图，至今仍是丝路考古研究的重要参考。

但这一范式的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其一，考古发掘的“摘樱桃”式取向严重破坏了遗址的完整性，探险家们只选取具有收藏价值或学术价值的文物运回欧洲，对于遗址的整体背景、层位关系、出土位置往往记录简略甚至忽略，大量遗址信息在发掘过程中永久丢失。其二，研究立场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探险家们将丝路文物视为“西方发现东方的战利品”，将丝路沿线地区视为欧洲的“文化殖民地”，完全忽视了当地居民的文化主体性，斯坦因甚至将尼雅遗址的文物描述为“被沙漠掩埋的欧洲遗产”，而非当地居民的文化遗存[^3]。其三，研究视角停留在“文物证史”的层面，对城市作为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属性关注不足，对于丝路城市内部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民众生活几乎未涉及，其研究目标是为欧洲的东方学提供史料，而非理解丝路城市本身的发展逻辑。

（二）20世纪初期中外交流史范式：考据精深化与中原中心视角的确立

20世纪初期，随着敦煌文书的整理出版、中外交流史研究的兴起，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进入了以文献考据为核心的中外交流史范式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学者包括法国的沙畹、伯希和，中国的陈垣、向达、王重民等人，他们通过对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正史记载的整理与考据，系统梳理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政权更迭、使节往来、宗教传播、贸易往来等基本史实，建立了丝路研究的史料体系。

沙畹1909年出版的《北魏考》中首次系统梳理了西域诸国的历史地理，伯希和对敦煌文书中关于于阗、龟兹、粟特等地区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向达1930年代出版的《唐代俗讲考》《敦煌变文论文录》等著作，首次将敦煌文献与唐代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陈垣1930年代出版的《摩尼教入华考》《元也里可温教考》等著作，通过敦煌文书考证了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沿丝路传入中国的路线与时间，解决了此前学界长期争议的宗教传播问题[^4]。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丝路研究的基础史料，其考据的精密程度至今仍难以超越。

这一范式的贡献在于将丝路研究从考古发现的碎片化史料，转化为系统的历史叙事，明确了丝路的基本运行框架：以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朝贡体系为核心，以官方使节、僧侣往来为主要载体，以丝绸、香料等奢侈品贸易为主要内容。其局限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原中心视角遮蔽了丝路城市的主体性，研究者往往将丝路城市视为中原王朝的附属或边镇，如楼兰、鄯善、于阗等城市都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羁縻府州体系，忽视了这些城市本身的本地政权属性与自主发展脉络，比如高昌国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权，其城市形态、社会组织、贸易网络完全独立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但在这一范式的研究中往往被简化为“唐朝的属国”。其二，偏重政治史与精英史的研究取向，忽视了城市作为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的属性，研究议题集中于帝王将相、使节僧侣的活动，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城市的商业功能、社会结构几乎未涉及。其三，研究方法单一，过度依赖文献考据，对于考古资料、人类学资料、地理学资料的整合不足，导致研究结论往往局限于文献记载的范围，无法还原城市生活的全貌。

（三）21世纪全球史范式：跨区域互动与网络分析的方法革新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史研究的兴起、社会网络分析等量化方法的引入，以及丝路沿线考古发现的不断突破，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进入了全球史范式阶段。这一范式的核心特征是将丝路城市视为跨区域互动网络中的节点，而非孤立的政治实体，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互动，关注贸易、宗教、技术、艺术等跨区域传播的机制与路径。

这一阶段的代表成果包括彼得·弗兰科潘2015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该书打破了欧洲中心的世界史叙事，将丝绸之路视为世界历史的“脊柱”，系统梳理了从公元前2世纪到21世纪丝路沿线的文明互动；荣新江团队自2000年以来对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的系统整理与研究，首次复原了唐代西域城市的商业网络与社会结构，其2015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提出了“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而非单一的路线”的核心观点；此外，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社会网络分析（SNA）、地理信息系统（GIS）等量化方法引入丝路研究，通过量化分析城市之间的关联强度，识别丝路网络的核心节点与边缘节点，比如有学者通过统计敦煌文书中提及的城市名称，计算出唐代丝路网络中撒马尔罕、敦煌、长安三个节点的中介中心性最高，是整个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5]。

这一范式的贡献在于彻底打破了此前的中原中心、欧洲中心的研究视角，将丝路城市置于跨区域互动的框架下研究，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同时引入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议题的范围。其局限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过度强调跨区域互动的“平等性”，忽视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权力差异，比如中原王朝与西域小国之间的朝贡体系本质上是等级性的，贸易往来中也存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部分研究将丝路网络过度理想化为“和平友好的交流网络”，忽视了战争、掠夺、文化霸权等负面因素。其二，“去国家化”的取向忽视了国家行为对丝路城市运行的重要影响，比如唐朝对西域的统治、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征服，都对丝路城市的形态、功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完全忽略国家行为的跨区域互动研究往往缺乏历史解释力。其三，对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关注不足，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宏观的网络分析层面，对于城市内部的阶层分化、社会矛盾、民众生活等微观议题涉及较少，导致丝路城市仍被简化为“贸易节点”的抽象符号，而非充满社会活力的生活空间。

| 研究范式 | 核心视角 | 核心史料 | 主要贡献 | 主要局限 | |----------|----------|----------|----------|----------| | 19世纪探险家考古范式 | 文物证史、西方中心 | 考古出土文物、遗址 | 发现一手实物史料，建立丝路器物谱系 | 摘樱桃式发掘，殖民主义立场，忽视城市社会属性 | | 20世纪初期中外交流史范式 | 中原中心、政治史导向 | 正史、出土文献 | 建立基本史料体系，考证丝路核心史实 | 中原中心视角，偏重精英史，忽视城市经济与社会功能 | | 21世纪全球史范式 | 跨区域互动、网络分析 | 多学科综合史料 | 打破中心主义视角，引入量化研究方法 | 过度理想化互动，去国家化，忽视城市内部社会结构 |

二、本书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丝绸之路城市”的范畴界定

本书所界定的“丝绸之路城市”，并非泛指所有沿丝绸之路分布的城市，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核心条件：其一，处于丝绸之路交通线的关键节点上，是人员、商品、文化跨区域流动的必经之地或中转枢纽；其二，具备支撑丝路运行的配套功能，能够为过往的商队、使节、僧侣提供补给、交易、宗教服务、行政管理的设施与服务。按照城市在丝路网络中的功能与规模，可将其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为核心都会，是丝路网络的枢纽节点，兼具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比如长安、洛阳、巴格达、撒马尔罕、巴颜喀拉等。这类城市是丝路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不同文明交流的核心场所，其影响力覆盖整个丝路网络甚至更广泛的区域。以长安为例，作为唐代中原王朝的都城，既是丝路的东方起点，也是丝绸、瓷器等商品的生产中心，同时也是佛教、景教、祆教等宗教传入中国的首站，其城市布局、社会生活、文化形态都深受丝路贸易的影响，据《旧唐书》记载，唐代长安的外来人口超过10万，主要来自中亚、西亚、朝鲜半岛、日本等地，是典型的丝路都会[^6]。

第二层级为区域枢纽，是丝路网络中承上启下的中转节点，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域绿洲、中亚河中地区等关键地段，比如敦煌、楼兰、龟兹、于阗、布哈拉、木鹿等。这类城市是商队长途旅行中的补给站，承担着商品中转、人员休整、文化交流的功能，其兴衰往往与丝路路线的变化直接相关。以敦煌为例，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枢纽，是中原通往西域的最后一个城市，过往商队需要在这里办理过所文书、购买补给物资、等待丝路沿线的安全通报，因此唐代敦煌的市场繁荣程度甚至超过部分中原城市，出土敦煌文书中记载的敦煌市场交易商品包括丝绸、粮食、马匹、香料、珠宝等上百种，交易对象包括汉人、粟特人、吐蕃人、回鹘人等数十个族群[^7]。

第三层级为边缘节点，包括丝路沿线的戍堡、驿站、小型绿洲聚落，主要功能是为过往人员提供住宿、补给、安全保卫等服务，其规模较小，往往只有数百到数千人口，但对丝路的正常运行同样不可或缺。比如新疆境内发现的 numerous 丝路戍堡，大多设置在交通要道的山口、水源地附近，是保障丝路安全的军事节点，其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粮食、武器、文书，证明了它们在丝路运行中的支撑作用。

此外，按照城市的形成动力，还可将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