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的艺术

第1章：说书人的艺术

1749年，亨利·菲尔丁出版了《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这部小说以六卷十八章的篇幅展开了一个弃儿半生颠沛的故事。故事从汤姆出生写起，经历了他在乡绅家中的成长、被逐出家门、在各地流浪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最终以认祖归宗、娶得佳人收场。这条故事线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模式。但任何翻开这部作品的读者都会立刻注意到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菲尔丁并不满足于仅仅讲述这个故事。

在小说开篇的"致读者"中，菲尔丁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他将在叙述过程中不时停下来评论人物的行为和动机，而读者有权对他的评论表示赞同或反对。在正文的每一章中，叙述者频繁现身，以"我"自称，直接与读者对话。他时而自嘲，时而讽刺，时而借题发挥谈论文艺理论，时而冷不丁抛出一句格言警句。汤姆在酒馆里与人发生口角，叙述者突然插入评论，解释这场冲突如何暴露了人类的愚蠢；汤姆与苏菲亚互诉衷肠，叙述者又跳出来说，他现在要暂时打住，先给读者介绍另一位人物。读者刚刚被故事抓住，叙述者就把他们拽出来看戏；读者刚刚投入情感，叙述者就泼一盆冷水。

这种叙事方式对于习惯了现代小说的读者来说或许不陌生——我们从小说的"全知视角"中获得过无数评论和道德判断。但对于18世纪的读者来说，菲尔丁的做法仍然是一种冒险的实验。在此之前，笛福的叙述者（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本人）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叙事声音与故事主角基本重合；理查森的《帕梅拉》则通过书信体让叙述完全融入人物的主观视角，读者看到的都是人物眼中的世界。菲尔丁既不躲在人物背后，也不隐没于故事之中，而是以一个清醒的"说书人"姿态站在读者面前，时时提醒他们：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虚构作品，而这个虚构作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教导读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引出了本章的核心问题：菲尔丁为什么要打破第四面墙？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让现代学者称为"介入式叙事"的写法，而不是像他的前辈那样采用更为隐蔽的叙述方式？这种选择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学野心？

说书人传统的古典渊源

要理解菲尔丁的叙事策略，必须追溯西方叙事艺术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传统——说书人的传统。这一传统与荷马史诗中的"吟游诗人"角色有着深刻的渊源。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开篇，荷马并不直接进入故事，而是首先召唤缪斯女神，请求她讲述阿基琉斯的愤怒或奥德修斯的归途。"告诉我，缪斯，那位机智者的经历"——这一程式化的开场白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关系：吟游诗人并非故事的亲历者，而是故事的传递者。他站在听众面前，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他承载着神圣的记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表演者，在讲述过程中随时可以停下来评论、感慨、甚至调侃。

这种说书人的声音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得到了延续。薄伽丘的《十日谈》以框架故事闻名：十位青年在瘟疫期间躲到乡间别墅，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一百个故事。框架本身就内置了一个说书人——薄伽丘本人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开篇介绍瘟疫背景，结尾讨论故事的道德寓意，中间还穿插对故事人物的评论。但这种说书人声音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被压制，尤其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强调"客观"、"冷静"的叙述风格，有意贬低说书人评论为粗俗的"说教"。

菲尔丁正是要在这个被压抑的传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在《汤姆·琼斯》的"致读者"中明确表示，他的写作方法部分来自"古代作家"的启发，尤其是那些他称之为"史诗"的古典作品。菲尔丁认为，真正伟大的叙事作品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虚构性质，反而坦然承认"这只是故事"，然后在这个承认的基础上建立起与读者的亲密关系。

菲尔丁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阅读为他提供了理论支撑。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史诗时强调了"模仿"的概念，但从未要求叙述者必须消失。相反，古典史诗中的叙事者声音是作品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尔丁在《论悲剧》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形式，有权采用一切能够服务于其目的的手段，包括直接评论。

但菲尔丁并非简单地复古。他将古典的说书人传统与18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叙事声音。这种声音既具有古典史诗的庄严感，又带有咖啡馆里谈天说地的亲切感；它既俯视众生、品评人物，又与读者平起平坐、促膝长谈。菲尔丁的说书人不是舞台上的演员，不是教堂里的牧师，而是客厅里的主人——他邀请读者进入他的世界，分享他的观察，接受他的引导，同时也欢迎读者的质疑和反驳。

"反英雄"式的亲密

菲尔丁的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建立在一种"反英雄"式的自我定位上。汤姆·琼斯作为小说的主角，其行为举止与当时小说中常见的英雄形象截然不同。汤姆勇敢但冲动，善良但轻率，慷慨但缺乏判断力。他不像理查森笔下的帕梅拉那样是一个道德完人，甚至不像传统流浪汉小说中的主角那样狡黠世故。汤姆是一个有缺陷的、真实的人。

叙述者对此毫不讳言。在小说开篇，叙述者就告诉读者，汤姆虽然出身不明、行为有亏，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好人"。这个看似矛盾的评价贯穿全书：叙述者不断承认汤姆的错误、愚蠢和不幸选择，同时始终坚持认为汤姆的心地是善良的。这种复杂的评价方式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者，而是一个愿意理解人性复杂性的朋友。

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有一种独特的亲密感。让我们来看第三章中的一个典型段落。汤姆与乡绅韦斯顿的儿子布利非发生了冲突，布利非是一个表面恭敬、内心阴险的人物。叙述者在描述这场冲突时，突然转向读者：

> "我现在必须向读者坦白一件事。我恐怕在前面几页中，对布利非先生的描述过于严厉了。我承认，我对他有些成见，因为他是苏菲亚小姐的对头。但读者可以放心，我绝不会因为个人好恶而歪曲事实。布利非先生确实是一个......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

这段文字具有多重效果。首先，叙述者承认自己的"偏见"，这是一种自我暴露，显示他是一个有情感、有立场的人，而不是一个冷漠的记录者。其次，他对布利非的"称赞"显然是反讽，但这种反讽不是居高临下的嘲讽，而是与读者分享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叙述者仿佛在说：我知道你也看穿了这个人，让我们一起嘲笑他。最后，这种半真半假的措辞创造了一种"密谋"的氛围，叙述者和读者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审视故事中的人物。

这种亲密感还体现在叙述者对读者的"征询"上。在多个段落中，叙述者会停下来询问读者的意见，或者假设读者的反应。例如，在描述汤姆的一次冒险之前，叙述者说："读者诸君大概已经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错，确实如此。但请允许我先把情况解释清楚，这样你们才能更好地判断汤姆的处境。"这种方式将读者从被动接受故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邀请他们成为评判者、参与者。

与后来的小说家相比，菲尔丁的这种亲密感有其独特之处。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的开篇使用了与菲尔丁相似的反讽语调（"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但她的叙述者保持了一种更为克制的距离感——她分享观察，但不暴露内心。乔治·艾略特的叙述者则表现出更多的道德严肃性，她在《米德尔马契》中频繁使用哲学化的评论，但这些评论往往带有一种悲悯的庄严，与菲尔丁的轻松调侃有所不同。菲尔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说书人的声音变成了一种社交表演——他是在客厅里给朋友讲故事，而不是在讲堂上给学生授课。

这种"反英雄"式的亲密在《汤姆·琼斯》中有多种表现。叙述者经常自嘲，承认自己知识的局限或判断的困难。当他不确定某个人物的动机时，他会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也许读者比我更聪明，能够猜到他的心思"。当汤姆做出糟糕的决定时，叙述者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表现出一种"我早就料到会这样"的无奈，类似于一位老友看着自己不成器的小辈误入歧途时的复杂心情。

道德评判的介入

菲尔丁说书人声音最核心的功能是道德评判。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人物的褒贬态度，而且他的评判往往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但菲尔丁的道德评判有其精妙之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口，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赞美，什么时候该讽刺。

让我们先看一个赞美的例子。在描述汤姆的仆人巴特里奇时，叙述者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巴特里奇最初出现时是一个油嘴滑舌、贪图小利的人物，他跟随汤姆完全是出于利益考量。但在旅途的某个关键时刻，当汤姆陷入困境时，巴特里奇展现出了意外的忠诚。叙述者对此的反应是：

> "读者也许会感到惊讶，一个我们一直在嘲笑的人，竟然能够做出如此高尚的举动。但我必须指出，这恰恰说明了我一贯的观点：人不可貌相。那些我们平时嘲笑的对象，其内心深处也许埋藏着我们看不见的美德；那些我们平时敬仰的人物，其内心也许充满了我们看不见的卑劣。"

这段评论展示了一种微妙的道德复杂性。叙述者没有简单地赞美巴特里奇的行为然后继续前行，而是借这个机会重申他的道德哲学：人物的善恶不能仅凭表面来判断。这种"赞美中的教诲"是菲尔丁介入式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

讽刺是菲尔丁更为擅长的工具。在描述乡绅韦斯顿的女仆黑乔治的妻子时，叙述者的讽刺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示。这是一位贪婪、吝啬、毫无教养的妇人，她对待丈夫和子女的态度完全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计算。叙述者写道：

> "如果读者认为我对这位女士的描写过于夸张，我只能请他们亲自去见识一下。在英格兰的乡村里，这样的人物并不罕见——事实上，她们的数量也许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多。"

这个评论的力量在于它的"去特殊化"。叙述者不是在批评某一个个别的坏人，而是在指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讽刺手法将具体的人物上升到类型的层面，让读者意识到：他们嘲笑的不仅是一个虚构的角色，更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痼疾。

但菲尔丁最见功力的，是他选择沉默的时刻。在描写汤姆与苏菲亚的感情时，叙述者有时会突然停止评论，让情感自然流淌。小说中最感人的段落之一是苏菲亚被迫离开家乡、流亡到伦敦的路上。叙述者在这一段几乎完全隐退，让苏菲亚的主观世界直接呈现给读者。这是一个刻意的策略：有时候，最有力的道德评判不是言说，而是不言说。叙述者用他的沉默告诉读者，有些情感是无法用言语评论的，有些痛苦是必须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技术：叙述者经常在道德评判中设置"陷阱"，引导读者得出结论。在描述汤姆的一些"不当"行为时，叙述者先给出事实，然后似乎准备批评，但话锋一转，指出行为的真正动机是善良的，或者行为的表面错误实际上源于环境的逼迫。这种"陷阱"训练读者的道德判断力——不是简单地告诉读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然后在叙述者的"确认"中获得道德判断的满足感。

叙事者声音的音乐性

如果说道德评判是菲尔丁说书人声音的内容，那么声音的"音乐性"就是其形式。菲尔丁的散文具有独特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叙述者的声音本身就像一种表演——读者不只是听到他的观点，更是在聆听他的语调、感受他的情绪。

这种音乐性首先体现在句式的变化上。菲尔丁擅长在短句和长句之间切换。短句用于强调和评论，比如"真是可悲"，"读者诸君请注意"，"这太荒唐了"。长句则用于描写和叙述，它们往往结构复杂、从句嵌套，但在复杂的内部结构中又保持着清晰的主干。让我们看一个典型例子：

> "那位乡绅站起身来，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什么——也许是寻找他失落的理智，也许是寻找一个能够理解他疯狂行为的听众，但最终他什么都没找到，除了我们自己这些旁观者，只好灰溜溜地重新坐下，继续他那毫无意义的抱怨。"

这个长句的核心结构是"乡绅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坐下，继续抱怨"，但中间插入的三个并列成分（"寻找什么"——"也许是寻找他失落的理智"——"也许是寻找一个能够理解他疯狂行为的听众"——"但最终他什么都没找到，除了我们自己这些旁观者"）创造了一种迂回、调侃的效果。叙述者的声音在句子的行进中起伏、停顿、转向，就像一位说书人在讲述故事时的手势和表情变化。

对话的处理也体现了这种音乐性。当叙述者模仿不同人物说话时，他会调整自己的声音以适应角色的性格。布利非的虚伪言辞用一种过分优雅、略带酸腐的句式呈现；黑乔治的粗俗言论则用短促、直接、甚至有些结巴的句子表达。叙述者在转述这些对话时，往往会加上自己的评语，形成一种"复调"效果：人物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同时存在，相互对照。

菲尔丁还经常使用"修辞性问句"来增强声音的戏剧性。这些问句并不期待回答，而是用来表达强烈的情感或引导读者的思考。比如："难道我们能够责怪他吗？"（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能责怪他"）；"你们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吗？"（实际上是在说"你们肯定没见过"）；"这难道不是人性的弱点吗？"（实际上是在说"这确实是人性的弱点"）。这种修辞手法让叙述者的声音带有一种戏剧性的张力，仿佛他正在与一个想象中的对手辩论。

重复和排比是菲尔丁声音音乐性的另一个重要元素。他经常使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的重复来加强语气，或者用排比句式列举人物的行为、性格特征、社会现象。比如："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绅士，一个纳税人，一个选民，一个......"这种排比在达到高潮前突然停顿或转折，产生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

最值得注意的是，菲尔丁的叙述声音具有一种"即兴感"。尽管他的作品经过了精心设计，但叙述者有时会表现得像是"即兴"发表评论或感慨。比如，他会说"哎呀，我又走题了，让我回到正题上来"，或者"读者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描述这些细节？我的回答是......"。这种即兴的表演感让读者觉得叙述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正在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影响的涟漪

菲尔丁的介入式叙事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要真正理解这种影响的范围和性质，需要将其放在一个更长的文学史脉络中考察。其中最值得深入分析的，是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这两位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女小说家对菲尔丁叙事策略的继承与发展。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的开篇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反讽句式："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一个单身的、有财产的男人，必定想要一个妻子。"这个句式与菲尔丁的叙述声音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两者都采用一种看似客观陈述、实则暗含反讽的语气；两者都将叙述者塑造为一个"知情者"，与读者分享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两者都通过这种叙述声音建立一种亲密的"共谋"关系。

但奥斯汀对菲尔丁的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也是有转化的。菲尔丁的叙述声音是男性化的、带有准贵族式的自信（尽管他自己生活拮据），而奥斯汀的叙述声音则带有中产阶级女性的克制和敏锐。菲尔丁的介入往往是"宏观"的——他对社会制度、道德风习、人性弱点发表长篇大论；奥斯汀的介入则往往是"微观"的——她对人物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每一次选择进行精妙的评论。菲尔丁的幽默是豪放派的，奥斯汀的幽默是婉约派的；前者像是在酒馆里讲笑话，后者像是在客厅里说俏皮话。

更重要的是，两人的道德立场有着微妙的差异。菲尔丁的道德评判带有一种"原则性"——他相信存在着客观的善恶标准，叙述者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标准灌输给读者。奥斯汀的道德评判则更加情境化和相对化——她关注的是人物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选择是否得体、是否符合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是是否符合某种普遍原则。这种差异部分源于两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部分则反映了他们对"道德"本身的不同理解。

乔治·艾略特对菲尔丁的继承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艾略特的叙述声音在19世纪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既具有哲学家的深邃，又具有女性的细腻；它既能对人物进行毫不留情的心理剖析，又能表达深切的人文关怀。在《米德尔马契》中，叙述者的声音频繁介入故事发表评论，这些评论有时是关于人物动机的分析，有时是对社会习俗的批评，有时则是纯粹的哲学思辨。

艾略特与菲尔丁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对"小说能够教导读者"这一信念的坚持。在《米德尔马契》的序言中，艾略特明确表示，她的小说旨在"展示人类生活的真实图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这种信念与菲尔丁在"致读者"中的宣言一脉相承。两人都相信，小说的价值不在于娱乐，而在于教育；叙述者的声音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实现这一教育功能的关键工具。

但艾略特对菲尔丁的叙事策略也有所超越。她将心理描写的细腻程度提升到了菲尔丁无法企及的高度。菲尔丁笔下的人物基本上是"类型"，他们的行为可以预测，他们的动机一目了然；艾略特笔下的人物则是"个体"，他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犹豫、自我欺骗。相应地，艾略特的叙述声音也更加复杂：它不仅评判人物的行为，更试图理解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它不仅告诉读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更帮助读者理解人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菲尔丁的介入式叙事为现代小说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洞见是：叙述者不是透明的窗口，不是可有可无的传声筒，而是小说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叙述者的声音——他的语调、他的立场、他的存在——本身就在对读者说话，与故事的内容形成复杂的互动。这种洞见在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叙事学这一学科。今天，当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注意到叙述者的"声音"，当我们讨论"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区别，当我们分析"元叙事"（关于叙事的叙事）时，我们其实都在沿着菲尔丁开辟的道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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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菲尔丁选择"介入式叙事"而非"隐藏式叙事"，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小说功能的独特理解。他相信小说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道德教育的载体。古典史诗中的说书人传统为他提供了历史依据；18世纪英国社会的现实需求为他提供了现实动力。他需要一个"声音"来承担教导读者的任务，而这个声音必须足够强大、足够清晰、足够有个性，才能在众多小说家中脱颖而出。

菲尔丁的文学野心是宏大的：他要在小说这一当时被视为"低俗"的文类中，建立起与古典史诗和悲剧相媲美的艺术地位；要证明虚构叙事不仅能够提供消遣，更能够塑造读者的道德品格；要创造一种新的叙事形式，让读者在享受故事乐趣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他的价值观念。说书人的声音，是实现这一切的媒介。

通过分析《汤姆·琼斯》中的具体段落，我们看到了这种叙事策略的多重效果：说书人与读者之间建立了独特的亲密关系；道德评判以赞美、讽刺、沉默等多种形式呈现；叙述者的声音具有独特的节奏感和音乐性。这些技术共同服务于菲尔丁的文学目的：创造一种既有娱乐性又有教育意义的小说形式。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离开菲尔丁的叙事声音，转而关注他笔下的人物创造。汤姆·琼斯作为一个"反英雄"式的主角，在18世纪小说中具有怎样的开创意义？他与传统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有何不同？菲尔丁如何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展现他的道德哲学？这些问题将引导我们进入第二章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