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的必要
第 1 章 重读的必要
《呼啸山庄》在1847年出版以来所引发的接受史，是英美文学批评史上少有的反复震荡案例。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批评将其视为道德败坏的奇书，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学则将其奉为浪漫主义诗化小说的典范，进入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时期后，它又被放置在阶级、性别、种族、生态等议题之下重新审视。这种反复的评估并非简单的时尚更替，而是文本本身所具备的阐释弹性不断向不同代际的读者发出新质询的结果。重读《呼啸山庄》的必要性，正在于文本始终保持着拒绝单一诠释的能力，并将每一代读者的精神焦虑折射为可辨认的批评形态。
一、经典化进程中的"异类"
英美文学经典的形成从来不是纯粹审美判断的产物，意识形态、教育体制、出版经济与学术权力共同参与了这一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呼啸山庄》的位置始终是边缘的、争议的、最终又难以被排除的。它不像简·奥斯汀那样被弗吉尼亚·伍尔夫视为完美的英国性表达，也不像乔治·艾略特那样在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中占据不容置疑的席位。它处于经典之内，却在经典的等级序列中不断被重新排列。
这种不安定的位置与小说的体裁身份密切相关。维多利亚批评家在面对《呼啸山庄》时首先遭遇的是体裁归属的困难：是小说还是诗？是道德寓言还是浪漫传奇？是风俗画还是心理分析？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范式是巴尔扎克式的全知叙事者对社会生活的细致描摹，或者狄更斯式的城市全景与道德训诫，而《呼啸山庄》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与环境意象均偏离了这些范式。洛克乌德作为外来叙述者进入画眉山庄，凯瑟琳·恩肖的日记以碎片形式呈现，而大部分情节由奈莉·丁恩的回忆重构，层层套叠的叙述框架使小说的真实与虚构之间产生持续的张力。这种形式特征在当时的批评界并未得到充分理解，反而被视为体裁混杂的缺陷。
阐释弹性这一概念在此处具有特殊意义。一个文本的阐释弹性不仅指其允许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更指其在不同时代能够激活完全不同的核心议题的能力。《呼啸山庄》在维多利亚时代激活的是道德议题，在现代主义时期激活的是诗学议题，在当代则激活了身份政治议题。这种弹性并非文本的客观属性，而是文本、读者与历史语境三方互动的产物。重读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每一次重读都构成一次新的三方互动，每一次互动的结果都不可能完全重复前代读者的经验。
将这一观察与经典的经典化研究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呼啸山庄》的命运揭示了英美经典形成机制的两个深层特征：其一，经典并非被发现的客观存在，而是被不断协商的话语建构；其二，边缘文本具有重新进入中心的能力，其条件是其在某些历史时刻能够成为新议题的有效载体。《呼啸山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新发现"以及此后批评话语的持续扩张，均印证了这一规律。
二、维多利亚批评：道德焦虑与体裁困惑
《呼啸山庄》初版于1847年12月由伦敦的托马斯·诺顿·朗曼出版社印行，作者署名为"埃利斯·贝尔"。这一性别模糊的署名本身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性别政治的一个缩影。次年1月，即艾米莉·勃朗特去世前数月，小说开始引发评论界关注。从现有材料来看，初期的评论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两极分化：少数评论家为小说的力量所震撼，多数评论家则表现出明显的道德不适。
维多利亚主要刊物的评论基本延续了一种双重评价模式。1847年12月与1848年初，《雅典娜神殿》《旁观者》《文学报》等核心刊物发表了相关评论，多数在承认小说艺术力量的同时对其道德倾向表达保留。一些评论者甚至怀疑作者并非女性，因为小说中呈现的激情强度不符合当时对女性作家温柔气质的预期。这一性别质疑本身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批评的性别化预设。小说中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之间的激烈情感被理解为"粗野"（coarse）、"病态"（morbid），而非真诚情感的悲剧性表达。批评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小说的艺术力量，他们往往以"才气横溢但缺乏教养"（powerful but undisciplined）的双重评价来容纳这种不安。这种评价模式反映了维多利亚批评在审美判断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他们无法否认小说的力量，又无法将其纳入维多利亚中产阶级体面的道德秩序之中。
夏洛蒂·勃朗特1850年为新版《呼啸山庄》所撰写的著名序言，标志着另一种声音的出现。她将艾米莉描述为一个超越常规性别理解的神秘存在，将小说的力量归因于作者独特的灵魂状态。这一辩解本身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阐释传统，即将文本的异质性归因于作者的非常规人格。这种作者中心论的解释模式在之后的批评史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对文本自身诗学结构的独立考察。
1850年代以后，《呼啸山庄》在大众读者中并未消失，但学术批评视野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小说在图书馆借阅记录中持续流通，戏剧改编也不时出现，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前，它并未像简·奥斯汀的作品那样获得大学课程的系统讲授。勃朗特学会1893年的成立为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制度性基础，但其学术影响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才真正显现。这一历史事实提示我们：文学经典的稳固化是一个漫长的制度化过程，与大学课程设置、考试体系、学术专著的撰写均密切相关。
三、现代主义重估：从利维斯的拒斥到诗学推崇
二十世纪上半叶，《呼啸山庄》的批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20年代至1940年代间，一批受到现代主义诗学影响的批评家开始重新评价这部小说，将其视为维多利亚小说传统的对立面而非附属品。
戴维·塞西尔1934年出版的《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是这一重估运动的标志性著作。塞西尔将艾米莉·勃朗特定位为"诗人小说家"，认为她的小说摆脱了维多利亚小说的现实主义束缚，转向一种神话式的、象征性的叙事。在塞西尔看来，《呼啸山庄》不是一部关于约克郡荒原现实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人类激情原型（archetypal passions）的诗歌式寓言。这一评价模式的提出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它使得小说摆脱了道德判断的纠缠，进入诗学评价的领域。塞西尔对小说中荒原意象的分析，特别是他指出荒原代表着一种"未被驯服的精神领域"的论断，为后续的生态批评与象征分析奠定了基础。
与塞西尔几乎同一时代，另一位重要的批评家F.R.利维斯及其夫人Q.D.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1948）中则作出了相反的判断。这部被英美文学教育界视为经典定调之作的批评专著，将奥斯汀、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作为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代表，刻意将《呼啸山庄》排除在外。利维斯夫妇并非不欣赏艾米莉·勃朗特的诗歌才能，但他们认为小说的形式控制力（formal control）不足，情感的强度超越了艺术驾驭的能力。Q.D.利维斯更具体地指出，《呼啸山庄》的失败在于其未能在激情的强度与道德的复杂性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判断反映了利维斯学派的核心信念：伟大的小说必须同时是社会批评与道德探索，而《呼啸山庄》在他们看来过于内倾、过于暴烈，缺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充分呈现。
利维斯对《呼啸山庄》的拒斥与塞西尔对其的推崇，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小说批评内部的核心张力。前者坚持小说的现实主义道德承担，后者则强调小说的诗学解放。这一张力并未在后续的批评史中消失，而是以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出现。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对《呼啸山庄》作出了独立的评估。阿诺德·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导论》中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重新阅读小说，指出希斯克利夫与画眉山庄/呼啸山庄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社会阶级结构的重组。这一解读将小说从纯粹的心理或诗学层面拉回到历史语境之中，为后来的文化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开启了道路。
莱昂内尔·特里林1956年发表的关于《呼啸山庄》的长篇论文是另一里程碑式的批评文本。特里林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将希斯克利夫解读为"力比多"（libido）的化身，将凯瑟琳的悲剧理解为文明教化对原始激情的压抑。特里林敏锐地指出，小说中洛克乌德这一城市中产阶级的叙述视角，构成了对荒原原始激情的他者化呈现。这一判断超越了塞西尔的纯粹诗学立场，将文本与现代都市文化的中产阶级自我建构联系起来，具有某种文化批评的先兆意义。
四、当代批评的多维展开
1960年代以后，《呼啸山庄》的批评话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期。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生态批评等不同范式相继进入解读视野，使这部小说的阐释空间呈现出几何级数的扩展。
结构主义批评的方法是从小说内部的二元对立结构（如画眉山庄/呼啸山庄，文明/荒原，理智/激情，第一代/第二代）出发，揭示文本的深层结构逻辑。罗兰·巴特式的"可写性文本"（writerly text）概念在《呼啸山庄》的批评中具有特殊的相关性：这部小说拒绝将意义固定在一个稳定的阐释中心，鼓励读者不断重新组织文本元素。这种特性使得它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批评框架中均获得了重要位置。某些形式主义批评家通过对小说叙事时间结构的分析指出，《呼啸山庄》的时间架构并非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采用了循环与螺旋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在荒原上的封闭空间内不断折叠、压缩、重新展开。这一时间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小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获得了与现代主义作品相提并论的地位。
19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为《呼啸山庄》的解读带来了新的议题。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1979年出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将伊莎贝拉·林顿与凯瑟琳·恩肖的对立解读为维多利亚女性自我分裂的两个面相，前者是被社会规训的"天使"，后者是拒绝规训的"恶魔"。这一解读模式影响了其后数十年的女性主义批评。海伦·莫格伦则从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悲剧命运。这些批评文本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批评内部关于《呼啸山庄》是否本质上是厌女文本还是女性主义文本的持续争论。
后殖民批评对《呼啸山庄》的介入尤为引人注目。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虽未对这部小说展开系统分析，但他关于希斯克利夫作为"种族化他者"的判断引发了广泛讨论。在这一解读视野中，希斯克利夫的"吉普赛人"（gipsy）身份、他的肤色、他的不可同化性，均被理解为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对种族他者焦虑的象征性投射。这一解读将小说从英国性的内部争议扩展到帝国主义的全球视野，为文本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定位提供了新的坐标。后殖民批评还指向小说中关于"被带回的陌生人"这一母题（motif）的关注：被恩肖先生从利物浦带回的希斯克利夫，其来源地恰好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这一细节在后殖民批评的视野中获得了超出文本表层的政治含义。
生态批评的视角则将分析重心转移到小说中的自然意象之上。荒原、风暴、自然生长与凋零的意象群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意义系统，与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形成对照。劳伦斯·布伊尔的生态批评理论框架被广泛运用于《呼啸山庄》的解读，特别是其"环境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概念为理解小说中自然环境的主动塑造力提供了理论工具。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中，荒原不再只是人物心理的外化，而是具有自身存在论意义的他者。这种解读将小说置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更大思想脉络之中，使其获得了与当代生态议题对话的能力。
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批评进一步将《呼啸山庄》放置在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之中。政治史学家们关注废除谷物法、济贫法修正案、济贫院运动等具体历史事件与小说文本的潜在关联，社会文化史学家则关注约克郡的区域经济、家庭结构、宗教生活与小说叙事的深层呼应。这些研究使小说的"区域性"（regional）面向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避免了早期诗学批评将小说抽象化的倾向。
将上述批评脉络并置考察可以发现，《呼啸山庄》之所以能够超越其表层的复仇叙事，成为关于爱、身份、自然与时间的永恒寓言，正因为其文本内部已经蕴含了多重相互交织的阐释通道。复仇叙事提供了叙事推进的动力机制，但这一机制本身又在不断被小说中其他主题的强度所稀释乃至解构。当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计划在小说后半段接近完成时，小说并未在复仇的"实现"中达到高潮，反而在复仇者自身的空虚与新世代的和解中走向尾声。这种叙事的"未完成性"（incompleteness）恰恰为每一代读者提供了重新介入的入口。
```mermaid flowchart LR A[1847初版] --> B[1847-1900<br>维多利亚批评] B --> C[1850<br>夏洛蒂辩护序言] B --> D[1934<br>塞西尔诗化寓言] B --> E[1948<br>利维斯传统排斥] D --> F[1956<br>特里林精神分析] E --> F F --> G[1960s<br>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 G --> H[1970s<br>女性主义批评] H --> I[1980s<br>后殖民批评] I --> J[1990s<br>生态批评] J --> K[21世纪<br>多维批评融合] H --> K I --> K F --> K G --> K ```
五、本研究的细读方法与跨学科框架
面对如此庞大而繁复的批评传统，本书所采取的方法论立场需要在方法论自觉的前提下加以说明。本研究的核心方法是细读（close reading），但这一细读并非新批评意义上的孤立文本分析，而是在跨学科框架内展开的多层次阅读。所谓细读，意味着对小说文本的语言、修辞、结构、意象系统进行精密的文本内部分析，特别关注那些容易被快速阅读所忽略的语言细节与叙事张力。所谓跨学科框架，则意味着将文本细读放置在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视角的交叉点之中，避免单一学科视角对文本复杂性的简化。
本书的细读方法在具体操作中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特征。
文本内部的结构差异构成本书细读的首要关注点。《呼啸山庄》并非一个统一的文本，其上半部（凯瑟琳·恩肖与希斯克利夫之间的故事）与下半部（哈里顿·恩肖与凯茜·林顿的故事）在叙事节奏、情感强度、象征系统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文学失败，而是文本意义生产机制的一部分。本书的细读将特别关注这种结构性差异如何与小说的主题诉求相互呼应。
叙述层次的复杂性是另一个重要维度。如前所述，《呼啸山庄》采用了多层叙述框架，小说的"声音"在洛克乌德、奈莉·丁恩、凯瑟琳的日记以及书信之间不断切换。这种叙述层次的复杂性意味着小说中的"真实"始终是被多层叙述过滤的真实。本书的细读将特别分析不同叙述者所代表的立场、利益与盲点，避免将某一叙述层次的话语等同于文本的最终立场。
对关键词语的语义变迁保持敏感同样是细读的关键维度。《呼啸山庄》中的核心词汇如"moor"（荒原）、"heathcliff"（希斯克利夫）、"love"（爱）、"home"（家）等在文本内部具有复杂的语义演变轨迹，跨越了维多利亚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语义过渡。本书的细读将追溯这些关键词的语义谱系，揭示文本如何通过对日常词汇的特殊使用创造新的意义空间。
本书同时强调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反对将小说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中抽离出来进行孤立分析。具体而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乡村经济、宗教生活、家庭结构、性别秩序、阶级关系均构成理解文本的必要背景。但本书同时警惕一种过度语境化的解读倾向：历史语境是文本意义生产的条件，而非文本意义的等价物。文本的诗学价值并不在其历史还原性。
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洞见为理解小说中人物的无意识动机、家庭关系的内化结构、激情的压抑与释放提供了有价值的概念工具，本书不认同将小说简化为精神分析案例集的做法。与当代性别研究保持对话关系也是本书的方法论原则之一：女性主义批评对《呼啸山庄》的解读揭示了文本中被维多利亚主流文化所压抑的女性声音与女性主体性诉求，本书倾向于将性别议题与阶级、种族、生态等其他议题并置考察，而非将性别议题置于解释的绝对中心。
这一多维框架的采用，目的在于使文本的阐释弹性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非对其进行单一维度的归约。每一维度的解读都揭示文本的一个层面，而非文本本身。文本的最终意义在多个维度的交汇处持续显现，又始终保持着超越任一维度的剩余部分。
六、案例分析：特里林对希斯克利夫的解读
为了具体展示本书的细读方法与多维框架的运作方式，此处选择莱昂内尔·特里林1956年关于希斯克利夫的经典解读作为案例进行延伸分析。
特里林的核心论点是：希斯克利夫代表了力比多的原始冲动，而小说的悲剧本质上是这种原始冲动被维多利亚文明秩序所压抑的结果。特里林特别分析了希斯克利夫第一次返回画眉山庄时的描写：他已经"文明化"了外表，但内里的暴力并未减少。特里林指出，正是这种外在文明与内在野蛮的脱节，构成了小说最深刻的心理真实性。
本书的细读将在特里林解读的基础上进行几个方向的延伸。
特里林的解读过度集中于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的情感轴线，相对忽视了希斯克利夫与哈里顿·恩肖之间关系的演化。特里林将希斯克利夫对哈里顿的虐待解读为纯粹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作用，这一解读错失了小说结尾处希斯克利夫态度转变的复杂性。通过对相关段落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希斯克利夫对哈里顿的复杂情感包含着对逝去自我的追寻、对男性继承人身份的执念、对约克郡荒原归属权的焦虑等多重维度，并非单一精神分析概念所能涵盖。小说临近尾声时希斯克利夫面对哈里顿时的反复无常，正是这种多重维度相互拉扯的表征，而非精神分析范畴所能完全解释。
特里林对小说中叙述层次的关注同样不够充分。希斯克利夫的形象在不同叙述者口中呈现显著差异：在奈莉·丁恩的回忆中，他是"魔鬼般的"（devil-like）存在；在洛克乌德眼中，他是"粗野的"（ungentlemanly）他者；在凯瑟琳的自我叙述中，他又是"比我自己更是我自己"（more myself than I am）的镜像。特里林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抹平了这种叙述差异，将希斯克利夫固化为一个独立于叙述语境的精神分析客体。这种固化操作在精神分析框架内是必要的，但在本书的多维框架中需要被悬置。如果承认希斯克利夫的形象本质上是叙述建构的产物，那么心理分析的阐释就不再具有最终裁决权，而成为众多叙述视角之一。
特里林的解读几乎没有触及后殖民批评所关注的希斯克利夫的种族身份问题。"吉普赛人"的标签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化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这一维度是1950年代的特里林无法充分预见的。本书的多维框架将这一维度纳入考察范围，但不将其视为凌驾于其他维度之上的终极解释。文本的阐释弹性恰恰在于：不同维度之间并非互斥关系，而是相互叠加、相互折射的复杂关系。
通过这一案例分析可以清晰看到，细读并非对批评传统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已有解读基础上的再次介入。每一个新的解读视角都不是对前一视角的简单否定，而是对文本意义空间的进一步开掘。重读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文本始终保持着未被穷尽的解读潜能。
本章小结
《呼啸山庄》在1847年以来的接受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得以观察一部文学作品如何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焦虑中被反复重新评估。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谴责，到现代主义时期的诗学推崇，再到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时期的多维阐释，这部小说的命运与英美文学批评史的主要范式变迁高度同步。
这一同步性并非偶然。《呼啸山庄》的文本特征使其在每一个新的批评范式出现时都能够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分析素材。它对维多利亚道德秩序的挑战使其成为道德批评的反面教材；它的诗化叙事与象征系统使其成为现代主义诗学的最佳例证；它的多层叙述框架、性别政治的复杂性、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