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炮响：上海被迫开埠
1843年11月17日，一个阴冷的清晨，上海县城东北角外的黄浦江畔，人头攒动。数百名中国百姓聚集在河岸边，好奇地张望着江面上停泊的几艘英国军舰。军舰上飘扬着米字旗，在初冬的江风中猎猎作响。岸边，几名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官员神情复杂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这一天，上海正式开埠。
一声汽笛长鸣，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小艇缓缓靠岸。船上走下一位身材高挑、留着络腮胡子的英国人，他便是刚刚被任命为首任上海英国领事的外交官巴富尔（George Balfour）。在场的中国官员连忙迎上前去，用略显生涩的英语寒暄着。巴富尔环顾四周，看着这片即将成为他新驻地的土地——黄浦江对岸是大片低洼的沼泽地，芦苇丛生，人烟稀少；身后不远处是上海县城的城墙，青灰色的砖墙斑驳陆离，透着岁月的沧桑。
没有人能想到，十七年后，这片当时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滩涂之地，将矗立起一栋栋洋房、银行、百货公司；五十年后，这里将成为整个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一百年后，它将以“东方巴黎”的名号闻名于世。
而此刻，一切都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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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上海何以成为上海，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十九世纪初，看看开埠之前的上海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年号“道光”。道光皇帝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统治的这个庞然大物，已经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悄然松动，就像一座看似坚固的大厦，地基正在一寸寸地被侵蚀。
上海，在当时的帝国版图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它隶属于江苏省松江府，下辖一县，统称“上海县”。县城的规模小得可怜——城墙周长不过九里，城里住着大约二十万人口（也有学者估计约十万左右）。城中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最高的建筑大概就是城隍庙前的几座牌楼了。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开埠前的上海，最恰当的大概是“默默无闻”。
在当时的对外贸易版图上，上海几乎排不上号。清廷实行的是“一口通商”政策，广州十三行垄断着整个帝国的对外贸易，上海？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地名。江南地区出产的丝绸、茶叶，要千里迢迢运往广州，通过十三行销往海外。
那么，上海当时是做什么的呢？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上海是一个军事要塞。
这不是开玩笑。清廷在吴淞口设有吴淞炮台，驻扎着绿营水师，负责海防。在黄浦江与长江交汇处，还有一座著名的吴淞炮台，配置着数十门大炮，虎视眈眈地守卫着长江入海口。当然，以后来鸦片战争的表现来看，这些炮台更多地是一种心理安慰。
除了军事功能，上海还是一个沿海渔业和盐业的中心。上海所在的吴淞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盐场，“上海”之名中据说就暗含着“以上海口”（即长江入海口）命名的意思。当地的盐业生产，为清廷贡献着可观的财政收入。
此外，上海还是一个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它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东临大海，西接太湖流域，水网密布，交通便利。苏州、杭州的富商们喜欢在上海置办产业、采购货物。上海县城内已有一定的商业基础，银楼、布店、药材铺林立，还有几个热闹的集市。
但是，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出彩的优势。中国沿海有的是渔业中心，有的是盐场，有的是区域性商业城镇，上海凭什么脱颖而出？
答案藏在它的地理位置里。
让我们打开一张地图。长江，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发源，横贯中国中部，最终在上海以北不远处汇入东海。而黄浦江，则从太湖流域出发，在上海县城附近拐了一个弯，注入长江。无论是从内陆通往海岸，还是从海上进入长江腹地，上海都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枢纽位置。
更重要的是，上海拥有优良的深水航道。相比广州黄埔港的淤积、厦门港的狭窄，上海的航道条件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黄浦江航道最深可达十几米，足以停泊当时最大的远洋货船。这在蒸汽轮船时代，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当然，这些地理优势在1843年之前几乎毫无用处。道理很简单：清廷不让你做生意，你守着再好的港口也只能晒太阳。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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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一支由四十余艘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出现在广东海面。舰队上载着四千多名英国士兵和印度籍士兵，悬挂着米字旗，炮口对准了中国海岸。
鸦片战争爆发了。
这场战争的起因，表面上是因为英国商人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国人体质下降。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在虎门销毁了超过两万箱鸦片。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遣远征军入侵中国。
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碰撞。
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急需海外市场。而彼时的中国，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英国工业品几乎没有任何需求。英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银流入中国——他们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却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卖给中国人。
唯一例外的是鸦片。
鸦片这东西，利润极高，而且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形成刚性需求。英国东印度公司看准了这个商机，在印度种植鸦片，然后走私到中国销售。鸦片贸易不仅逆转了白银流向，还让大量中国人染上了毒瘾。
道光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禁烟。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彻底激怒了英国人。对大英帝国来说，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问题，更关乎帝国的尊严——一个蕞尔小国，居然敢销毁大英帝国的货物！
战争的结局毫无悬念。
清朝的军队在英国人面前不堪一击。从广州到厦门，从定海到镇江，英军如入无人之境。清军使用的还是明朝时期的老式火器，而英军已经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线膛步枪和蒸汽战舰。清军的战船在英国军舰面前，就像纸糊的玩具。
1842年8月29日，清廷被迫在南京城外的英舰“康华丽号”上签署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割让香港。 香港岛被永久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国在远东的重要基地。
第二，开放五口通商。 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自由前往这些城市进行贸易。
第三，赔款。 中国赔偿英国两千一百万银元（约合当时的一千四百万两白银），其中六百万两是销毁鸦片的损失，一千两百万两是战争赔款，三百万两是偿还商人债务。
第四，协定关税。 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必须与英国协商确定。
第五，取消十三行。 英国人可以直接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再需要通过十三行这个中间商。
《南京条约》签订后，中英双方又在1843年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进一步细化了条约内容。其中包括：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的权利；英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行使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由英国领事审判，中国官员无权干涉）；片面最惠国待遇（如果中国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优惠待遇，英国自动享有同等待遇）。
就这样，上海的国门被强行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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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来了：在这五个被开放的通商口岸中，为什么偏偏是上海日后发展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
让我们来看看这五个城市的基本情况：
广州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十三行的商人们在此盘踞多年，势力根深蒂固。但广州有一个致命弱点——它的地理位置太偏了，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最南端，远离中国的经济腹地。货物从广州运往内地，要翻山越岭，运费高昂。而且，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太长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改革阻力巨大。
厦门位于福建沿海，是郑成功当年反清复明的基地。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一度占领厦门，但很快发现这里地方太小，缺乏发展潜力。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靠近武夷山茶区。但福州的港口条件不佳，闽江口淤积严重，大型船只难以进入。而且，福州远离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
宁波位于杭州湾南岸，是传统的对外通商口岸，早在唐代就有与日本、朝鲜的贸易往来。但宁波的港口条件不如上海，而且当地士绅势力强大，对外国人的排斥情绪激烈。
上海呢？
上海的优势是全方位的。
从地理位置看，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长江入海口南岸，背靠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平原。无论是从广州北上，还是从北方南下，上海都是必经之地。更重要的是，长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沟通东西部经济，而上海正好扼守长江口。从上海溯江而上，可以直达武汉、重庆，辐射整个长江流域。
从港口条件看，上海拥有优良的深水航道，黄浦江宽阔深邃，不易淤积。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广州黄埔港每年都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疏浚航道，而上海几乎不需要。
从经济基础看，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苏州、杭州、南京都是繁华的大都市，丝绸、茶叶、棉布的产量惊人。上海周边的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
从政治环境看，上海远离清廷的政治中心北京，也远离广州十三行势力的势力范围。在这里做生意，掣肘相对较少。
当然，这些优势在1843年还不够明显。真正让上海脱颖而出的，是它作为通商口岸后的制度创新——租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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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11月8日，巴富尔抵达上海。
这位三十四岁的英国外交官，此前曾在印度任职，参与过英国对阿富汗的殖民战争。他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首任上海英国领事，负责在通商口岸建立英国的势力范围。
巴富尔到达上海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英国人住在哪里？
根据《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和房屋居住。但“租赁”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租多久？租多少？能不能长期租？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
巴富尔深知，英国人在中国的立足，必须有一个稳固的落脚点。他开始四处考察，为英国人寻找合适的居住地。
最初，巴富尔看中了上海县城内的一处房产——位于县城中心的一处旧宅院。但这个提议很快被上海道台（清代地方行政官员，负责一府或一道的政务）拒绝了。理由很简单：让外国人住进城内，万一发生冲突，不好管理。
县城不行，那就城外。巴富尔又把目光投向县城北部的一片区域，那里靠近黄浦江，地势较高，相对干燥。更重要的是，这片区域与县城保持一定距离，便于管理。
这片区域有一个名字——外滩。
外滩，在当时的上海地图上，还只是一片荒芜的滩涂地。它位于苏州河（今吴淞江）与黄浦江交汇处的南岸，地势低洼，每逢潮水上涨，常常被淹。当地渔民在这里搭建了一些简陋的棚屋，以捕鱼为生。除此之外，就是大片大片的芦苇荡。
但巴富尔看中的，正是这里的位置——濒临黄浦江，交通便利；紧邻县城，进退有据；而且远离闹市，相对清静。
巴富尔向上海道台宫慕久提出了在外滩划定一块区域供英国人居住的请求。
宫慕久是一个典型的清代官僚，深谙官场之道。他知道，《南京条约》赋予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的权利，这是无法拒绝的。但如果让英国人随意选址，又可能引发各种麻烦。
经过反复权衡，宫慕久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可以划定一块区域给英国人，但必须与中国人的居住区隔开，而且要由中方官员负责管理这块区域的土地买卖，防止英国人趁机扩张。
1844年年初，中英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租界的位置和范围。
谈判的过程漫长而艰难。巴富尔代表英方，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设想：他想要从苏州河口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之间的整片外滩地区，面积相当可观。
宫慕久当然不会答应。他坚持要限制英国人的活动范围，只愿意给出苏州河口附近的一小块区域。
双方你来我往，僵持不下。
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是：英国人在外滩北起苏州河口、南至洋泾浜的狭长地带内租地建房。这块区域最初面积不大，约有830亩（约合55万平方米）。后来，随着外国人的增多，这个数字不断膨胀。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以“上海道台”的名义，发布了《土地章程》（又称《上海英租界土地章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租界的正式法律文件。
《土地章程》规定：
> “兹依据条约，为居住贸易起见，在对外贸易最适宜之地区，划定一处作为英国居留地。此地位于上海之北，面积八百三十亩，四至为：北至苏州河（今吴淞江），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南侧），西至边路（今河南中路），东至黄浦江。”
这就是上海英租界的雏形。
《土地章程》还规定：英国领事馆负责管理租界内的英国臣民，处理他们的纠纷；租界内的土地只租不卖，英国人不得将土地转卖给中国人；租界内的中国人仍受中国法律管辖，中国官员可以在租界内逮捕中国罪犯。
从一开始，租界就不是殖民意义上的“割让”，而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让外国人暂时居住和经商。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个“暂住”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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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11月17日，这一天被正式确定为上海开埠的日子。
开埠当日，巴富尔在上海县城内贴出告示，宣布上海对英国人开放。同一天，他主持了第一次领事馆会议，讨论英国商人在上海开展贸易的具体事宜。
消息传开后，英国商人闻风而动。
第一个赶来的是一位名叫颠地（Lancelot Dent）的英国商人。颠地家族是英国在华的老牌贸易商，在广州经营多年，鸦片战争前就与上海有走私鸦片的往来。开埠的消息传来，颠地立即带着货物和资金赶到上海，试图抢占先机。
紧随其后的是更多英国商人。他们发现，上海的商业环境比预想的要好得多——这里靠近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商品来源丰富；港口条件优良，货运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上海远离清廷的严密监控，远没有广州那么多条条框框。
美国人和法国人也不甘落后。
1844年，美国派遣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来华，与清廷签订了《望厦条约》，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权利。法国也不甘示弱，在1844年与清廷签订《黄埔条约》。美法两国商人随即涌向上海，要求在通商口岸设立自己的居留地。
于是，在英租界建立后不久，美租界和法租界也相继出现。
美租界最初依托英租界发展起来。1848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William J. Boone）在苏州河北岸购买土地，建造教堂和住宅，逐渐形成了一片美国人的聚居区。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统称为“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法租界则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1847年，法国天主教主教罗伯济（Louis de Besi）来沪传教，在上海县城南门外获得一块土地，建造了洋房和教堂。法国领事在县城南侧划定了一块区域作为法租界。法国租界相对独立，与英美租界保持着一定距离。
到1860年代，上海已经形成了三个并列的租界格局：英租界（后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华人居住的县城区域。
有趣的是，最初选择在外滩建立居留地，似乎并非巴富尔的本意。这位英国领事最初想要的，是一揽子解决英国人在上海的所有需求——贸易、居留、宗教活动。但清廷官员坚持要把英国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一小块区域里，不愿意给太多地盘。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恰恰是这块“被限制”的外滩，日后发展成为整个上海最繁华的核心地带。而宫慕久当年想要隔离外国人的初衷，最终也落了空——租界的边界不断扩张，外国人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反客为主，成为上海的主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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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开埠之初，看看最初的上海外滩是什么样子。
1840年代的外滩，是一片不折不扣的荒凉之地。每逢涨潮，江水会漫上堤岸，将低洼处变成一片泽国。当地居民在稍高的地面上搭建了一些茅草棚屋，以捕鱼、晒盐为生。芦苇荡里蚊虫滋生，夏天散发着腐烂的臭味。
英国商人初来乍到，也被这里的恶劣环境吓了一跳。一位早期来沪的英国商人回忆说，他第一次看到外滩时，满眼都是“泥泞的滩涂和破败的茅屋”，几乎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
但是，商机不等人。英国商人迅速行动起来，开始在这片荒地上大兴土木。
最早建造的是仓库和码头。由于运输主要依靠水路，英国商人首先在黄浦江边修筑了简易的码头，方便货船停泊和货物装卸。沿着码头，仓库一栋接一栋地矗立起来，用来存放从英国运来的棉布、呢绒，以及从内地收购的茶叶、丝绸。
接着是商行办公楼。规模较大的英国洋行，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沙逊洋行（Sassoon）、旗昌洋行（Russell & Co.）等，都在外滩建造了气派的办公楼。这些建筑多采用英国维多利亚风格，红砖墙面，白色立柱，显示出主人的雄厚实力。
然后是领事馆。巴富尔在上海县城内租了一处房屋作为临时领事馆，但不久后就选址重建。1849年，英国领事馆在外滩北端、苏州河口附近落成。这是一座两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带有一个宽敞的花园，是当时外滩最体面的建筑之一。
教堂也出现了。1847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在苏州河北岸建造了第一座教堂——圣公会教堂（后称救主堂）。这座教堂虽然简陋，却是上海新教教堂的开端。
至于住宅区，最初的发展相对缓慢。大多数英国商人还是倾向于住在广州，把上海当作一个做生意的“据点”，每年只在贸易旺季来沪停留几个月。但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在上海安家长住，外滩的住宅区也逐渐成型。
1850年代初，外滩的面貌已经有了明显改变。一位来访的英国记者描述说：黄浦江边“矗立着一排漂亮的建筑，有银行、洋行、领事馆，街道宽阔整洁，种着树木，与广州拥挤嘈杂的通商街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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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人的“如火如荼”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官员和本地居民对开埠的反应要复杂得多。
对于清廷官员而言，上海开埠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他们在外交场合对外国人保持礼节性的客气，但内心深处充满了警惕和不安。《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弥漫着一种“丧权辱国”的悲愤情绪。许多官员认为，让外国人登陆上海，是“开门揖盗”，后患无穷。
为了防止“中外杂居”带来的冲突，清廷采取了“划界而治”的策略：外国人住在租界里，中国人住在县城和周边地区，两者井水不犯河水。租界内有外国巡捕维持秩序，租界外则由中国官员管理。
这种人为的隔离，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租界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国中之国”，外国人在里面怎么折腾，中国官员可以假装看不见。但从长远看，这种隔离反而加速了租界的独立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之外的管理制度。
对于上海的普通居民而言，开埠带来的冲击要实际得多。
首先感受到变化的是外滩附近的渔民和盐民。他们的土地被英国人“租用”，房屋被拆除，不得不搬迁到别处另谋生路。清廷支付的补偿金少得可怜，许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了世代居住的土地和赖以为生的职业。
其次是周边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埠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为外国商人提供食品、日用品、劳动力，从中赚取利润。一些头脑灵活的中国人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租界早期发展阶段的受益者。他们或在租界内开设店铺，或为外国人充当买办、翻译，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外国人持排斥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是“蛮夷”，是“不祥之物”。关于外国人的各种流言蜚语在民间流传——说外国人膝盖不会弯曲，说外国人的肠子与中国人的构造不同，说外国人死后的尸体不会腐烂……这些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说法，在当时却有相当的市场。
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1849年。这一年，法国天主教主教罗伯济在县城南门外强行购买了若干地块，准备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当地居民闻讯大哗，数千人聚集在工地附近，阻止施工。双方对峙了数天，局势一度十分紧张。
最后，清廷出动官员和军队弹压，才勉强平息了事态。但法租界的扩张计划也不得不暂时搁置，改为在县城内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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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镜头拉远，看看开埠初期的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版图中的位置。
1850年代初，上海的对外贸易额还远远落后于广州。广州凭借数百年的积累，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英国运来的棉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