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概念与问题的'丝绸之路'：学术史与方法论反思

第 1 章　作为概念与问题的"丝绸之路"：学术史与方法论反思

Chapter 1: The "Silk Road" as Concept and Problem: A History of the Field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严肃研究，都必须从一个不愉快的认知开始：我们用以命名研究对象的那两个汉字——"丝绸之路"——以及它们在西文中常见的对应物 *Silk Road*、*Seidenstraße* 或 *Route de la Soie*，本身都是一个晚至 19 世纪后半叶才被欧洲学者铸造出来、又在 20—21 世纪之交被反复重写的学术概念，而非一条自古代即以其名运行于亚欧大陆之上的实体通路。"丝绸之路"既是一个描述性范畴（a descriptive category），也是一个规范性框架（a normative framework）；它既被使用，也被滥用；它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历史学的研究工具。本章的目的，是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本身置于学术史的显微镜下，揭示其命名政治、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意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书全卷所采用的方法论立场。

本章的核心问题可以陈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第一，"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如何被建构、被传播、被商品化、被批判的？其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呈现出怎样的断裂与连续？第二，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批判性框架重新审视乃至取代这一概念？本章将依次考察四个关键节点：1877 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命名事件、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探险—考古"知识合流、1990—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项目、以及 2010 年代以来以 Peter Frankopan、Valerie Hansen、Tim Mackintosh-Smith 等人为代表的概念修正浪潮。在此基础上，本章将提出本书全卷的方法论整合方案，即以"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与"多语种史料互证"（multilingual source triangulation）为三角支柱，以"概念考古学"（conceptual archaeology）为元方法，为后续十四章关于跨大陆交流网络的具体研究奠定共同的批判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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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希霍芬的 *Seidenstraße*：命名政治与一个地理学概念的诞生

1.1.1 命名的具体语境：1877 年《中国》第一卷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学术专名（terminus technicus）的诞生，可以精确地定位到 1877 年。这一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其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第一卷中，首次使用了 *Seidenstraße*（复数形式 *Seidenstraßen*）一词，用以指称他根据自己在 1868—1872 年间七次赴华考察所掌握的材料，重新勾勒出的、自中国中原地区经中亚绿洲、西域，至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商路网络。李希霍芬在书中明确指出，这一商路网络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对象，故名之曰 *Seidenstraße*。

必须强调的是，李希霍芬的命名并非孤立事件，而是 19 世纪后半叶德国地理学—地质学综合考察传统（die deutsche geographisch-geologische Forschungstradition）与更广泛的欧洲东方学（Orientalistik）知识生产相结合的产物。彼时正值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 年建国）国力上升、对外学术考察勃兴的时代。李希霍芬本人在 1860 年代曾在加里西亚（Galicia）、喀尔巴阡山、阿尔卑斯山进行地质研究，并以《喀尔巴阡山的地质研究》（*Ge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s Karpathen*, 1862）获得普鲁士科学院大奖。他转赴东亚，并非单纯出于地理学兴趣，而是承载着为德意志资本主义寻找海外市场、为德意志学术在英法主导的东方学领域争取话语权的双重使命。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其《中国》三卷本的导言中读出明确的表述：他声称自己将填补"自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来地理学综合研究的空白"。

李希霍芬的命名在当时并非毫无争议。该术语出现之后，长期与 *Silk Road*（英语世界）、*Route de la Soie*（法语世界）并行使用，甚至在德国学界内部，*Seidenstraße* 一词直到 20 世纪初才被普遍接受。有趣的是，李希霍芬本人并未将这一术语视为核心范畴，他更关心的是中亚地区的地质构造、地貌演替与矿产资源；丝绸贸易只是他用以勾勒一条跨大陆走廊时最便捷、最具修辞效果的标签。这一"标签性使用"（labeling use）本身就预示了后来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Seidenstraße*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附属性的描述术语，而非一个本义明确的实体概念。

1.1.2 *Seidenstraße* 与殖民主义地理学的合谋

要理解李希霍芬命名的深层意涵，必须将其置于 19 世纪欧洲"东方主义"（Orientalismus）的话语场之中。Edward Said 在《东方学》（*Orientalism*, 1978）中所揭示的"东方"作为欧洲集体想象中"他者"的构造物，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具体的知识生产机制作为支撑。李希霍芬的 *Seidenstraße* 正是这种机制在中亚研究中的典型产物。

首先，*Seidenstraße* 是一个欧洲中心的概念。它以欧洲（具体来说是地中海东岸与罗马帝国）为终点，将中亚和中国界定为"中间的"（*middle*）、"过渡的"（*transitional*）区域。在李希霍芬所绘制的地图上，欧洲出现在终点位置，东方出现在起点位置，而中亚则以某种"通道"（corridor）的身份被客体化。这一空间安排并非地理学的客观需要，而是欧洲人对世界的"目的论叙事"（teleological narrative）—— 即视历史为从东方走向西方、从古代走向现代的线性发展—— 在地理学中的投射。中亚本身的生产性、地方性与文明层次，在这一框架中被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矮化、抹除。

其次，*Seidenstraße* 是一个"商品中心"的概念。它以丝绸这一种特定的商品来命名整条通路，这本身就预设了丝绸贸易在古代中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然而，现代研究表明，丝绸固然是早期跨大陆贸易的重要商品，但绝不是唯一的、甚至不一定是占主导地位的商品。更多的时候，沿着所谓"丝绸之路"流通的是马匹、玉器、玻璃、香料、金属制品（包括金、银、铜、铁）、地毯、毛皮、奴隶、宗教思想、艺术品以及病原体等。Frankopan 在 2015 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中所提出的"以丝绸取代一切其他商品的主张"，正是对这种商品中心叙事的修正性挑战。本书将在多处呼应这一修正。

再次，*Seidenstraße* 是一个"帝国—地理学"概念。李希霍芬进行考察的时代，正是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在中亚激烈争夺的时代。1860 年代，英国通过接管东印度公司（1874 年正式解散）、发动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78—1880）巩固在南亚的统治；俄国则在 1860—1880 年代完成了对浩罕汗国、布哈拉酋长国和土库曼地区的军事征服。两大帝国之间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语境，强烈地塑造了欧洲地理学对中亚的描述。李希霍芬的 *Seidenstraße*，尽管在表面上是中性的学术命名，实际上承担着为德意志帝国—资本主义寻找潜在商贸空间、为德国制衡英俄势力提供"科学知识"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李希霍芬对中亚地理的描述中读出大量"为德意志商业利益服务"的暗线。

1.1.3 命名事件的传播：从德国学术到英语学界

*Seidenstraße* 一词从德国走向英语学界，经历了一个约半个世纪的缓慢过程。1880 年代，英国学者如 H. B. George 与 Émile de Chavannes 在论及东方贸易时，仍倾向于使用 *the Great Trade Route*、*the Ancient Highway of Nations* 等更具诗意的表述。直到 20 世纪初，随着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在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的三次中亚考察陆续发表成果（其最重要的著作包括 *Ancient Khotan*, 1907；*Serindia*, 1921；*Innermost Asia*, 1928），*Silk Road* 一词才开始在英语文献中频繁出现。斯坦因本人在著作中频繁使用 "the Silk Route" 或 "Silk Road" 的说法，但其学术谱系究竟直接源自李希霍芬，还是经过法语—英语的中介，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问题。

至 1930—1940 年代，*Silk Road* 作为学术专名已基本稳固。Peter Hopkirk 在其广为流传的著作《丝绸之路的伏鬼》（*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1980）中回顾这段知识合流的历史时指出，西方探险家在中亚的活动不仅是考古行为，更是"概念建构"的一部分——他们一边挖掘，一边不断确证着"丝绸之路"这一术语的合理性。这种"自我证成的概念建构"，正是我们今日反思"丝绸之路"概念史时必须警惕的认识论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李希霍芬在命名 *Seidenstraße* 时所参照的"丝绸"，主要来自古典文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等，以及希腊—罗马史家如 Strabo、Pliny the Elder 的零星记载。这一情况本身即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中国史书中并无"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史书中描述这条通路使用的是"道"、"路"、"驿"、"行国"、"朝贡"、"互市"、"通使"等范畴，且从未将丝绸单一商品作为命名的核心。换言之，*Seidenstraße* 这一命名事件，本质上是欧洲学术传统借由汉语—汉语古籍为中介，再"出口转内销"到现代汉语中的一个词。一个看似中国本土根深蒂固的术语，其语言学源头却在 19 世纪的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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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探险到考古：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坦因的知识合流

1.2.1 三种知识传统的结构性叠加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所谓"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工作，并不是由单一学科完成的，而是由地理学、考古学、东方学三个传统结构性叠加而成。三种传统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李希霍芬（地理学）、斯文·赫定（Sven Hedin，瑞典探险家）与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英国—匈牙利—印度学者，习惯称为英国学者，因其在英属印度政府的资助下工作）。他们的合作—竞争关系，构成了早期"丝绸之路"研究的核心动力。

李希霍芬代表的是"地理学综合"传统。其方法是：(1) 大规模的实地考察，绘制地图，记录地貌、地质、水文、植被等；(2) 综合前人文献，包括古典欧洲文献、阿拉伯—波斯文献、汉文—藏文—蒙文文献，进行文献—地理学的整合研究；(3) 为商业与政治决策提供"科学的"建议。这一传统在中亚研究的奠基阶段奠定了后续研究的总体框架。

斯文·赫定（1865—1952）代表的是"探险传统"。他的方法更接近于浪漫主义的英雄叙事：穿越沙漠、攀登雪山、绘制河流走向、记录消失的湖泊与古城。赫丁最重要的贡献是重新"发现"了楼兰古城（1900 年）以及绘制了塔里木盆地多条内陆河流的完整走向。其代表性著作包括《穿越亚洲》（*Through Asia*, 1898）、《中亚与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 1903）、《南西藏的发现》（*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1938，与本书同名，但实为旅行记）等。赫丁本人曾在 1930 年代作为德国—瑞典—英属印度三方势力的代表之一，介入所谓"西藏问题"，其学术工作的政治色彩颇为浓厚。

斯坦因（1862—1943）代表的是"考古—语文学"传统。他的方法更为系统：每到一处遗址，先做地表踏查，然后开探沟，绘图、照相、登记每一件出土物；并将这些出土物与汉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藏文写本做语文学比对。斯坦因的"考察三部曲"——*Ancient Khotan*（1907）、*Serindia*（1921）、*Innermost Asia*（1928）——奠定了 20 世纪中亚考古学的文献基础。他的缺陷在于：其采集方法对遗址破坏较大，且大量文物被运至大英博物馆、印度政府博物馆等西方机构，这与当代文物保护伦理严重不符。

1.2.2 三人合作的"概念生产"机制

李希霍芬、赫丁、斯坦因三人的合作—竞争关系，是现代学术史的一个经典案例。李希霍芬在 1905 年去世前，曾积极推动德国学界对中亚的兴趣；赫丁在 1895—1935 年间多次深入中亚，与德国地理学界保持密切联系；斯坦因则受大英印度政府委托，与法国学者 Paul Pelliot、日本学者大谷光瑞等形成竞争。这种"多国竞争 + 中亚考古"的研究格局，直接导致了*Silk Road* 这一概念的全球化扩散。换言之，*Silk Road* 概念在 1880—1930 年间的传播，并非单纯的学术扩散，而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在中亚的"科学"竞赛与文物竞赛。

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1. 强烈的"实地"诉求。每一部"丝绸之路"著作都强调作者本人的实地经历，并配上大幅照片、素描、地图。这一修辞策略既服务于学术可信度，也服务于普通的"猎奇"读者。

2. 对"失落的文明"的浪漫化叙述。楼兰、敦煌、龟兹、于阗等西域—中亚绿洲城邦，常被以"失落的文明"（lost civilizations）的修辞加以呈现。这种修辞虽有助于吸引公众，但也潜藏着对中亚本身历史连续性的否定——仿佛这些文明一旦衰落、其居民被替换，文化就"断绝了"。

3. 对"古代贸易"的经济主义解释。这一时期的著作倾向于把丝路上的活动单纯解释为"贸易"，从而遮蔽了宗教传播、移民流动、军事扩张、外交使节、文化交流等多重维度。

4. 对"中国"的简化处理。李希霍芬—赫丁—斯坦因传统在处理中国时，常将"中国"等同于"中原帝国"，而将西藏、回部、蒙古等视为"边缘"。这一简化，恰是日后我们要批判的"中原中心主义"的早期形式。

1.2.3 探险—考古传统的遗产与债务

探险—考古传统为今日的丝路研究留下了双重遗产。一方面，斯坦因、伯希和（Paul Pelliot）、大谷光瑞考察团等所获得的文献与文物，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古代文化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楼兰、尼雅（精绝）、敦煌藏经洞等遗址的发掘，为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提供了物证。可以说，没有这一阶段的考察，今日的丝路研究几乎不可能展开。

另一方面，这一传统也留下了巨大的"债务"。首先是文物归属问题——大量文献与文物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被运至西方博物馆，引发持续至今的归还诉求。其次是研究伦理问题——早期的发掘方法对遗址破坏严重，且很少在原址留下完整的考古记录。再次是认识论遗产问题——早期探险—考古传统所建立的"地理学综合"、"语文学比对"、"田野考察"三结合的方法论，固然有重要价值，但其内嵌的欧洲中心主义、商品中心主义、古代—现代二元论等，仍在当代研究中以各种形式留有残余。

因此，本书对"丝绸之路"概念的反思，并非要否定探险—考古传统，而是要将这一传统本身视为研究对象，揭示其概念建构的具体机制与意识形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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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UNESCO 的"对话之路"：20 世纪后期的话语建构

1.3.1 1988—1995 年 UNESCO 综合考察的项目背景

20 世纪后期"丝绸之路"概念最重要的转折点，是 1988—1995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项目。这一项目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跨国跨学科考察，更因为它将"丝绸之路"从 19—20 世纪欧洲学术概念的"考古学—地理学"框架，转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框架。这一话语转换，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

项目的直接触发因素是 1988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计划"。其官方表述是："通过研究丝绸之路这一古代文明交流的典范，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UNESCO,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 1990）这一表述蕴含着三层意涵：其一，"丝绸之路"被界定为"古代文明交流的典范"，从而预设了"古代不同文明可以通过和平交流达成理解"的进步主义叙事；其二，UNESCO 强调"对话"（dialogue）而非"贸易"（trade），这一概念替换标志着从商品主义向文化主义的转向；其三，"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将这一学术项目明确地提升到了意识形态与全球治理的高度。

在 1988—1995 年间，UNESCO 组织了多次大型跨国考察，包括：

• **1990 年**：丝绸之路综合考察首发之旅，途经地中海东岸至中国西安。
• **1991 年**：中亚段考察，途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铁尔梅兹。
• **1992 年**：草原段考察，途经哈萨克草原、阿尔泰山脉。
• **1994 年**：海路段考察，包括印度洋与南中国海航路。
• **1995 年**：项目总结与"丝绸之路命名 100 周年"纪念活动。

每一次考察都汇集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艺术家、政府官员、媒体代表，沿途举办展览、演出、研讨会，发布了大量印刷品、纪录片、电子出版物。在 1990 年代，UNESCO 还在中国境内组织了"丝绸之路十年"纪念活动，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 1990 年代后期的"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概念在中文学界的扩散。

1.3.2 文明对话叙事的话语分析

UNESCO 项目的核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