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读双城
第一章 为何重读双城
桌上摊着二十多本书,你盯着它们看了半个小时,最后选了一本。也许因为某位博主推荐过,也许因为封面看着顺眼,也许只是因为它的名字听起来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这种选择方式在今天太常见了,它的影响是另一种选择同样常见:打开一本经典,读了几页就放下,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这是1859年的英国小说,描绘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这本1859年的小说叫《双城记》,作者查尔斯·狄更斯。他为它写过一篇非常短的序言,里面有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觉得有几分自负,又有几分真实:「我满意极了。」 一个半世纪过去,《双城记》依然是英语世界里被翻译次数最多的十九世纪长篇小说之一,全球累计销量早已上亿。这本书值得读吗?读它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有什么用?该怎么读?这三个问题构成本章的全部任务。
一、1859年:那本书如何从印刷机里走出来
把时间拨回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伦敦。狄更斯写完《双城记》时四十七岁,正在创作生涯的成熟期。在此之前,《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这些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卖到脱销,他手里握着当时英语世界最庞大的读者群。这种地位决定了他在1859年出版《双城记》时,承担的风险不是「能不能卖出去」,而是「能不能再一次超出读者的期待」。
狄更斯在小说序言里写过一段话,寥寥数语却值得细看。他承认自己是在读了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之后产生写这部小说的念头的。他也承认,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对卡莱尔的史料做过大量的重新组织。这篇序言传递了两个信息:一是这部小说有严肃的非虚构依据,二是它不是新闻报道式的事件复述,而是作家在那份材料基础上的再创造。这种自觉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畅销小说里并不常见,当时大多数读者熟悉的,是情节曲折、人物夸张、靠幽默感维生的连载小说,而狄更斯这一次选择了不同的路数。
首版发行之后,《双城记》成了狄更斯作品里被议论最多的一部。它的销量在英国本土三个月内突破五万册,在美国同样迅速登上畅销榜。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评论反应:《泰晤士报》《Examiner》等报刊上出现了一种少见的现象,一边是一部分评论家盛赞小说的悲悯与结构,一边是另一部分评论家指责它煽情、失实、把法国大革命写得像一出感伤戏。同一部书同时被两端拉扯,这种张力本身就是它成为经典的预兆之一。
在狄更斯整个创作谱系里,《双城记》占据了一个难以替代的位置。在此之前,他的小说多以英国社会为背景,《雾都孤儿》写伦敦贫民,《荒凉山庄》写司法积弊,《我们的共同朋友》写金钱对人性的腐蚀。读者提到他,第一反应往往是「那位写伦敦的作家」。而《双城记》跨出了英国,把镜头对准了伦敦和巴黎两座城市,对准了一场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革命,对准了狄更斯自己从未亲历却反复思考的历史。这种「走出英国」的姿态,使它既是狄更斯个人写作的一次跳跃,也是英语小说史上较早认真处理跨国家、跨时代议题的作品之一。
到这里,可以暂时把目光从狄更斯个人身上挪开,把问题推得更远一些:一本书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在初版一个半世纪之后,依然被一代又一代的初学者反复开启?这是下一节要回答的问题。
二、经典与畅销:一道必须划清的界线
在进入《双城记》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先把一个日常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分开:畅销书与经典。这两个词在今天书店的封面上常常并列出现,似乎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说法。其实它们指向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一本书能不能畅销,取决于它在某个特定时间段里被多少人购买;一本书是不是经典,取决于它在多大范围内、跨越多远的距离,依然有人愿意反复回到它身边。前者是一个经济问题,后者是一个文化问题。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给出了一个常被引用、也常被误解的说法: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因为它迎合读者已有的趣味,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对读者构成一种「陌生性」。它的语言、它的人物、它的判断,常常让熟悉它的人在重读中感到不安。布鲁姆进一步提出一个更具争议的理论叫「误读」,大意是:真正的经典文本会在每个时代被误读,每个时代都按照自己的关切去重新组装作品的意义,而正是这种不断被重新组装的能力,使它没有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换句话说,经典不是「被准确理解了一次的作品」,而是「注定要被不断重新理解的作品」。
把这个标准用到《双城记》上,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痕迹。这部小说在1859年刚出版时,相当一部分评论都在讨论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再现是否准确,是否过于煽情,是否对革命者的形象做了浪漫化处理。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再次大规模地重读它,把注意力从「革命是否被准确再现」转向「革命中的个人如何被时代碾过」。再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殖民与后殖民研究兴起,这本书又被拿出来追问:狄更斯笔下的巴黎革命群众,与他笔下的伦敦底层,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权力关系中?同样一本小说,承载了三种几乎完全不同的解读重心,每一次都没有穷尽它的内容,每一次都反过来加深了它的复杂性。
这正是它和畅销书的根本区别。一本典型的畅销书在被读者消费完之后,往往只剩下一个记忆点:是那本结局出乎意料的,或者主角很励志的。这种「用完即弃」的特征不是缺点,它满足了读者某一刻的需要。但经典不一样,它的核心吸引力不在于情节的刺激,而在于它的问题一直没有被回答完。读者每次重新打开它,都是带着自己的时代问题去问它。
理解了这一点,再看《双城记》,它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答案就有了第一层轮廓。这本书讲述的是1789年到1793年间伦敦与巴黎的故事,但它反复询问的,是普通人在大时代的巨变里,如何保持作为人的尊严。革命、饥饿、断头台、秘密监禁、为了所爱之人做出的牺牲。这些主题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消失。把一本十九世纪的小说当成「过时的东西」放下,等于自己关上了自己那一组问题的入口。
不过,仅仅知道经典值得读还不够。真正让很多初学者半途而废的,是阅读过程中撞上的另一些具体障碍。把这些障碍拆开看清楚,是为后面的具体阅读方法做准备。
三、三道门槛:经典为何让人读不下去
经典之所以被很多初学者放下,不是因为它写得不好,也不是因为读者不够勤奋,而是因为阅读它的人在过程中撞上了三重看不见的障碍。这三道门槛不解决,读经典的体验几乎必然等同于苦读。这里把它们逐一拆开。
门槛一:历史距离。1859年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它离我们差不多一百六十多年,离书中描写的法国大革命又差不多七十年。这段距离带来的是一系列细微却顽固的陌生:当时伦敦普通市民的通勤方式、他们看的报纸、他们对死刑的态度、他们对医生这一职业的信任程度、他们对「家庭」这个词的理解,都和我们今天不一样。如果带着「这就是另一种现代生活」的心态去读,很多细节会显得不可理喻:为什么洛瑞先生要在英法之间骑着马反复奔波?为什么仆人普罗斯小姐会用针线在衣服上缝出小小的字迹?为什么一个银行家的仆人,必须保证自己「随叫随到」?这些细节在维多利亚时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了今天都需要被重新解释。
跨越这道门槛的方式,是接受一种阅读的姿态切换:读经典不是在读「另一种现实」,而是在读「另一种现实如何被当时的文字捕捉下来」。一旦把小说当成一份历史时段的切片,它的陌生就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为进入那个时代的入口。
门槛二:文学传统。狄更斯写作时,并不是凭空造出一部新小说,他站在一个庞大的英国小说传统之上。十八世纪以来,从丹尼尔·笛福到塞缪尔·理查逊,从亨利·菲尔丁到范妮·伯尼,长篇小说的形式本身就在快速演化。狄更斯大量借鉴了哥特小说对氛围的处理、对巧合与对照的偏好,以及维多利亚连载小说对情节密度的要求。这些「他人在场」的痕迹,今天的读者往往察觉不到,于是错失了小说深处的许多乐趣。比如《双城记》中德法日太太反复编织并记下名字的情节,就与维多利亚晚期文学中「记忆物件」的母题直接相关;普罗斯小姐用针线在衣服上缝出字迹的细节,则呼应着十八世纪书信体小说对「文字如何跨越身体被传递」的反复讨论。看不出这些互文,读到的就是表面故事,看得见,读到的才是小说真正的密度。
跨越这道门槛,方法是接受「我可能读漏了」这件事,并在必要时借助一点注释和导读。这里的关键是不要把「读漏」当成失败,而是把它当成读经典的常态。读懂一个互文是一份额外的奖赏,不是义务。
门槛三:文化语境。《双城记》是一部深嵌在维多利亚文化价值观里的小说。「牺牲」「救赎」「替罪」「复活」这些词,在当时的英国读者耳中是有具体宗教含义的。今天的中国读者如果完全不知道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国教与新教在民间道德话语中的位置,很容易把卡顿那句「我现在所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更好」读成了一句励志格言,错过它背后更重的宗教重量。同样,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葡萄酒」「面包」「编织」「劳作」等意象,也不是随手的装饰,它们各自连接着欧洲宗教史上关于「圣餐」「劳作伦理」「怜悯」等更长的话语脉络。
跨越这道门槛,需要的不是去背欧洲宗教史,而是在阅读中保持一个习惯:遇到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或词组,先停下来问一句:它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么多次? 答案往往就指向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
把这三道门槛摆在一起,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不是「不读」的理由,而是「换一种方式去读」的理由。门槛一让你切换姿态,门槛二让你补一点背景,门槛三让你把关键词抠得更细。把这三件事做扎实之后,真正进入阅读才有可能。
四、三步阅读法:细读、对照与情境化
跨越门槛之后,阅读才刚刚真正开始。这一节给出一个可以直接套用、可在小说的每一章里反复练习的方法论——细读+对照+情境化三步法。它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而是一种具体的阅读动作。
为了让读者对这套动作有直观把握,先把它绘成一张流程图:
```mermaid flowchart TD A[选定阅读对象<br/>段落或场景] --> B[细读<br/>逐句解析字词<br/>句式 张力 重复] B --> C[对照<br/>与小说其他段落<br/>以及其他作品互文] C --> D[情境化<br/>查考历史背景<br/>作者处境 社会语境] D --> E[形成初步解读<br/>写成阅读笔记] E --> F{解读能否<br/>解释文本} F -->|不能| B F -->|能| G[作为下一步阅读的前提保留] ```
这张图的箭头看似单向,其实是一个循环。细读提出疑问,对照提供线索,情境化提供解释,三者互相支撑,最后落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解读。下面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把这套动作走一遍。
例子的对象是《双城记》开篇那段著名的开头:
>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大多数初读者的反应是:「这段话很好听,但到底什么意思?」 用三步法走一遍,答案会自己浮现出来。
细读这一步,看的是文字本身。这段话用了十多个对称结构,每对都是一组相互矛盾的判断:最好与最糟,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希望与绝望,全有与全无。它不是在对历史下定义,而是在描绘一种感知状态:同一段时间里,不同的人感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修辞上的「张力」在这里不是技巧炫耀,而是内容本身。读出这一点,就已经完成了三步法的第一步。
对照这一步,看的是这一段与小说其他地方的呼应。翻开全书,会发现整部《双城记》都建立在这种「对立并置」之上:伦敦与巴黎,贵族与革命党,梅尼特医生的回忆与洛瑞先生的回忆,卡顿的懒散与达奈的勤勉,普罗斯小姐的纤细与德法日太太的坚韧。开头那段并列的修辞不是偶发的装饰,它是一种预告:这部小说的整个结构,都将由相互对照的张力构成。读到这一步,对开篇的理解已经从句子层上升到结构层。
情境化这一步,看的是历史与作者处境。狄更斯写作《双城记》时,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已经七十年,距离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则只有十一年。他自己就在《双城记》里借人物之口表达过一个判断:当时正在重演的,是「那种令人惊叹的重复」。把这一段置于这样的历史节奏里去看,开篇那段「最好与最糟同时存在」就不再是一句文学修辞,而是对革命年代人类处境的真实捕捉。
三步走完,得到的不是「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一句结论,而是一个清晰可操作的认识:这段开篇既是小说的修辞选择,也是整本书的结构图谱,还是狄更斯对人类历史处境的判断。它同时承担了三层功能。一份合格的阅读笔记,应该把这三层都记录下来,而不是只写下「这段话很有名」。
这三步可以套用在小说中的任何一段。一个对话、一个场景描写、一个看似平淡的过渡,都能用这套动作拆开。需要强调的是,三步法的目的不是让读者变成文学研究者,而是帮读者养成一种习惯,让每一次重读都比前一次多懂一层。
练习:写出你自己的阅读动机清单
在结束本章之前,建议做一个小练习:为自己写一份《双城记》阅读动机清单。这份清单不需要提交给谁,只给自己看。它的作用是在接下来的十五章里,当你某一天想放下书本的时候,提醒你最初为什么要开始。
写这份清单可以按下面几步操作:
第一,回想自己与这部小说的最初接触。可能是某位老师提到过它的名字,可能是某部电影里出现过卡顿临刑前的独白,可能只是在某张书单里见过它的标题。把这次接触的原貌记下来,写几句话,哪怕只有「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中学语文课外读物里」这种朴素的话也好。
第二,列出自己目前对它的三种印象或疑问。任何印象都可以,哪怕听起来幼稚,比如「我觉得它可能很难读」「我听说这是一本讲革命的书」「我以为它是狄更斯最悲的一本小说」。疑问也一样可以写:「它为什么要在两个城市之间反复跳?「为什么卡顿要替别人去死?」 把印象和疑问原原本本记下来,不要急着整理。
第三,从这份印象清单里挑出最打动你的一个,自己追问一句「为什么这个打动了我」。把答案写下来。这个步骤很重要,因为它把外部的书单变成了内部的提问。
第四,写下一句承诺——不是对他人的承诺,是对自己的。可以是「我要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也可以是更具体的「我至少要把开篇五章里我读不懂的地方全部做一次三步法练习」。
这份清单做完之后,把它和这本书放在一起。在接下来的阅读过程中,每完成一章,就回来翻一翻,看看当初的印象和疑问哪些已经被解决,哪些反而变得更深。这种来回翻动的过程,本身就是本书倡导的阅读方式: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文本,再把从文本里得到的东西放回自己的问题里,重新提问。
到此为止,本章回答了「为什么」和「怎么读」两个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展开:在那个时代,伦敦与巴黎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使得一部以两个城市为背景的小说成为可能?这是下一章要展开的内容。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篇那个常见的问题:在今天的阅读环境里,初学者为什么要花时间读一本写于1859年的英国小说? 本章给出的回应分为三层。
第一层从狄更斯本人的写作处境说起。一个已经站在创作巅峰的作家,向自己提出了一次新的挑战,结果是一部在他整个创作谱系里占据独特位置的作品。第二层从经典与畅销的差别说起,《双城记》之所以能穿越一百六十多年的阅读史被反复重读,不是因为它在被准确理解,而是因为它一直在被每个时代重新提问。第三层把阻挡初学者的三道门槛摆上桌面:历史距离、文学传统与文化语境,并各自给出了可操作的跨越方式。
方法论层面,本章提出了一套可以直接套用的三步阅读法——细读、对照与情境化,以《双城记》开篇为示范走了一遍完整流程。最后,留下一份个人阅读动机清单作为本章的实践产出。
章节以卡顿那句名言收束:「我现在所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更好;而我将要做的,远比我现在所做的更好。」 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书中的情节,也是对每一位认真重读经典的人的祝愿。下一步要做的,是回到那个被狄更斯反复思考的时代,看一看1789年之前和之后那些年里,伦敦与巴黎各自发生了什么。